論農村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的制度適用與完善

摘 要：針對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問題，我國刑法等法律已有所規定。然而，相較于城市精神病人強制醫療權益保障狀況，農村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制度適用仍存在公眾認識缺乏、援助支撐不足等困境。針對這些困境，應進一步強化對農村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的觀念引導，增強相應的援助支撐制度體系，明確農村精神病人強制醫療執行、監督與解除的制度規范，從而保障農村精神病人合法權益，維護農村社會秩序和諧穩定。

關鍵詞：農村精神病人；強制醫療；正當程序

中圖分類號：D922.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379-（2016）35-0042-02

作者簡介：劉雅玲（1994-），女，福建泉州人，江蘇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近年來，隨著我國農村社會發展，農村精神疾病問題日漸凸顯，“一人患病、一家遭殃、一村受害”的精神病防治困境，更是成為當前農村社會治理中頗為引人注目的重要問題之一。[1]針對這一問題，國家與地方政府雖有政策應對，但仍缺乏對農村精神病人權益的全方位保護。本文立足于我國“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程序”的法律規范，探討農村精神病人強制治療的制度適用與完善問題，以期助益于農村精神病人的權益保護，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秩序和諧發展。

一、農村精神病人強制醫療制度適用的必要

（一）農村精神衛生的嚴峻狀況需要借助法律制度加以應對

農村精神衛生一向是我國精神衛生防治的薄弱環節。近些年來，隨著快節奏的城市工商業生產生活模式朝向農村的擴展，農村精神衛生狀況日漸呈現更為嚴峻趨勢，其主要表現為：一是農村精神病患者數量上升。據統計，上世紀70年代，我國農村精神病發病率約為0.54%，而現在已經達到1.35%，上升了2.5倍之多。[2]與此相應，農村精神病人的數量也呈現增長趨勢。二是農村精神疾患醫療支持缺乏。以鎮江丹陽市為例，該市常住人口96萬人，2008年農村居民年重性精神疾病的檢出率為0.078%，在冊患者748人。但與此數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該市僅有3名精神科執業醫師，專業人員與機構相對缺乏。[3]如果考慮到城鄉和地區差異，農村精神衛生機構和人員配置的狀況將更不樂觀。三是對農村社會秩序影響較大。通常而言，精神病人由于精神障礙，行為極易失去控制，尤其是重癥精神患者，發生傷人、毀物、縱火等行為的幾率更高，對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形成威脅。而具體到農村，由于觀念認識落后以及經濟能力有限，普通農村家庭更是疏于對精神病人的管理，農村精神病人病情一旦發作，其所造成的社會危害往往更為嚴重。

深層次分析，當前農村精神衛生的嚴峻情況固然與農村居民個人情況有關，但農村社會環境變化對于居民心理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側面。當大量農村青壯人口外出謀生，農村只剩下孤獨老人和羽翼未豐的孩童以及留守婦女時，這些群體精神需求的滿足也就此成為問題。而農村社會空間的開放、市場經濟的滲透、血緣地緣關系的淡化，更容易增加農村居民的孤獨感和精神家園的虛空感。不難看出，當前我國農村精神病人的患病原因已并非完全是個人自然因素，而是同時夾雜著復雜的社會成因。而這也決定了，單純的農村精神衛生防治的醫療技術及社會政策支撐，尚不足以實現對該問題的有效化解，而是需要包括強制醫療等法律制度在內的綜合性措施的引入。

（二）農村精神病人權益需要通過強制醫療程序加以保障

在農村，由于精神衛生尚未普及，人們對于精神病人往往缺乏同情和憐憫之心，精神病人不僅要忍受疾病困擾，而且還面對社會性的歧視。與此同時，受農村維穩等因素的影響，農村也有著諸多類似于徐某某案那樣的、針對上訪信訪人員的“被精神病”案例。[4]如此一來，農村“不應該收治而作假收治與該收治不收治”也就成為我國農村精神衛生領域存在的兩大問題。這兩大問題對于農村需要治療的精神病人的權益以及“被精神病”的農村居民權益都構成極大的損害，影響到強制醫療制度的對象甄別、程序保障等系列問題。而就強制醫療制度的適用機構而言，相較于城市強制醫療機構，農村社會中的強制醫療機構也極為缺乏。若將農村精神病人強制醫療送至大城市醫療機構，醫療費用的承擔以及醫院臨床治療名額限制等問題仍有待于解決。在這種情況下，借助強制醫療程序來保障農村精神病人的的權益，也就顯得極為必要了。

二、農村精神病人強制醫療制度適用的困境

（一）農村對強制醫療的認識缺乏

精神病人是醫學上五類殘疾人當中最為弱勢、最困難的群體，其權利是為人們日益重視的人權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但在我國農村，人們文化水平仍普遍較低，對于強制醫療制度規范了解不足。對于農村強制醫療機構，農村居民們更是難以獲知其所在。即使部分農村精神病患者家屬有“強制醫療”的意愿，在這種情況下也難以展開行動。法律規定的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程序，在農村也就不免被虛置。而精神病人及其家屬和監護人對于精神病認識的不足，也導致其不愿意配合精神鑒定，認為被外界知曉會被恥笑，或者認為一旦鑒定將嚴重影響家庭日后的社會生活和人際關系交往，因而不愿選擇強制醫療。對此，學者的研究也證實，農村居民對常見精神疾病的知曉程度不如城市居民，且歧視程度重于城市居民。農村居民大眾對精神病的定義也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對于精神病患者往往不能伸出援手，反而避而遠之或者落井下石。[5]這使得農村精神病人強制醫療在觀念層面即遭遇重大障礙。

（二）農村強制醫療法律援助不足

我國強制醫療場所數量有限，農村的強制醫療機構更屈指可數，農村精神病患能接受救治已實屬不易，而精神疾病醫治所需的巨額花費更讓讓農村精神病患家屬負擔不起。在農村精神病人及其家庭經濟已經相當困難的情況下，其強制醫療程序中權利保障的實現無疑也會遭遇重重障礙。例如，在農村精神病人強制醫療過程中，曾出現過接受強制醫療的患者每天都被嚴加看管甚至以鐵鏈捆綁的情形，精神病人不能被人性化對待，其權利保障問題得不到社會關注和援助。即使個別精神病人家屬嘗試尋求法律上的幫助，也或面臨農村法律援助機會缺乏、援助經費短缺等問題，特別是我國農村偏遠區的居民，其強制醫療法律援助的情形幾乎處于空白狀態。

（三）農村強制醫療執行、監督和解除體系不完善

強制醫療制度對于農村精神病人的適用需要體系化的法律規范的支撐。目前我國法律雖有強制醫療的原則規定，但對于強制醫療的執行和監督仍未有完備的法律規范。而地域歧視與監督缺位，則使得農村精神病人強制醫療執行與監督的實際操作更是難上加難。特別是農村地區受經濟條件限制較大，實踐中強制醫療往往名不副實，有的病人直接被家屬領回家自行監管，有的強制醫療結束后重新流散到社會，實際效果并不明顯，危害社會秩序的不穩定因素卻可能增加。另外，由于農村地區相關醫療機構與心理咨詢機構較少，導致強制醫療后有關部門對患者的恢復狀況難以有效把握，公安機關等在處理此類案件時也面臨較大困難，影響到農村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管理活動的順利展開。

三、農村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的制度完善對策

（一）加強對農村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的觀念引導

針對當前農村精神病人強制醫療問題，應進一步加強觀念引導，消除農村居民對精神病人強制醫療制度的認識誤區。一方面，應開展精神衛生的知識宣傳，提高村民對精神衛生服務的接受程度，以便減少或消除農村居民及其家屬對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的誤解與偏見，引導農村居民以關愛之心對待精神病人，減輕農村精神病人監護人的心理壓力。另一方面，考慮到社會發展中農村居民因社會不公和精神空虛而產生焦慮心理的社會成因，“解決農村居民心理健康問題必須引導農民互助，推動不同農民群體的交互關系?；ブ献骷仁枪餐M步的基石，也是建立良性關系的重要措施?！盵6]在農村精神病人強制醫療問題上，開展以村為單位的精神病人幫扶活動，鼓勵患者參加勞動生產和社會活動，幫助患者融入社會生活，也是農村精神病人強制醫療制度得以適用的重要社會基礎。

（二）增大對農村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的援助支持力度

農村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其中固然需要患者家屬的支持，但更需要政府相關部門的合作與協調。具體而言，針對農村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監管，應以綜合治理機構為首，積極整合方面力量共同協作。具體而言，基層公安機關應將農村肇事肇禍精神病人列為重點進行管控，并負責強制收治；衛生部門負責農村肇事肇禍精神病人的監測，督促精神病醫院做好鑒定、收治和管控工作；民政部門負責流落社會的精神病人的救助及送返原籍，對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以及無法查清原籍和監護人的肇事肇禍精神病患者，由當地精神衛生機構接收治療；殘聯對治療出院后生活貧困的農村精神病人，應免費發放維持治療的基本治療藥品；財政部門負責核撥收治管控經費，加強資金監管；司法部門應加強對農村精神病人的法律援助服務，為農村精神病人的權益保障提供支撐；村委會負責協助開展精神病患者的危險性評估、隨訪管理、應急處置。通過上述多部門的協同，為農村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制度適用提供支撐。

（三）完善農村精神病人強制醫療執行、監督和解除體系

建立完善的強制醫療制度對于我國農村強制醫療的落實具有重大的意義。從域外經驗看，完善的制度規定對精神病人強制醫療是極為關鍵的。例如俄羅斯刑法典中規定，根據精神病患者病程及類型的不同，適用強制力度不同的醫療措施，其主要分四個層次，即在精神科門診接受強制性監管；在普通的設有精神科的醫院或精神類疾病?？漆t療機構接受強制醫療；在精神類疾病?？漆t療機構進行強制治療；在加強監管的專門機關進行強制治療。[7]這種分類管理的規定，無疑更有利于精神病人的人權保障。在我國農村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方面，也可參考其相關規定來進一步完善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的執行、監督與解除體系。農村地區基層司法機關應嚴格執行強制醫療程序的啟動和解除的法律規定，保證強制醫療的效力，防止出現上訪農民被“強制醫療”的現象發生，[8]增強對農村精神病人權益的保障力度。

[ 參 考 文 獻 ]

[1]方敏.農村精神病患者誰來管[N].人民日報，2014-7-4.

[2]趙禮江.不該被遺忘的群落[J].鄉鎮論壇，2009（32）：31-32.

[3]唐愛玲，宗俊，陸慧，陳連生.丹陽市發展社區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的啟示[J].江蘇衛生事業管理，2014（4）：12-14.

[4]辛紅.“被精神病”六年半，徐林東獲賠30萬[N].法制日報，2011-11-23.

[5]孫霞李獻云，費立鵬.中國北方兩地城鄉居民常見精神衛生知識知曉情況現況調查[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09，（10）：729-733.

[6]楊華，歐陽靜.階層分化、代際剝削與農村老年人自殺——對近年中部地區農村老年人自殺現象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3（5）：47-63.

[7]田圣斌.強制醫療程序初論[J].政法論壇，2014（1）：62-72.

[8]劉娣.我國刑事強制醫療制度的構建[J].法制博覽，2016（15）：8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