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限規范的發展歷史

摘 要：本文也將從這兩條主線出發，對各時代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和制度進行闡述。從總的發展歷程來看，這種限權理論和制度設計呈現出逐漸完善的趨勢，尤其近現代權限規范體系理論的提出，對現代的制度設計更具有指導意義，因此在該部分對權限規范理論將進行較為詳細的闡述，包括對哈特和阿爾夫·羅斯等規范理論提出者的比較分析。

關鍵詞：權力；權限；權限規范；權限規范體系

中圖分類號：D92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379-（2016）35-0239-01

作者簡介：畢再成（1989-），漢族，河北唐山人，學士學位，浙江工商大學法學院，研究方向：法學理論。

“權力”（power）一詞來源于拉丁文的“potesas”或“potenia”，意指能力，在羅馬人看來“potenia”是指一個人或動物影響他人或他物的能力。從這種角度理解，權力將會是一個非常大的概念，而在這里我僅采用通常所指的“公權力”的用法，即《現代漢語詞典》中所解釋的“政治上的強制力”或“職責范圍內的支配力量”。為了下文的介紹和分析，在這里首先明確“權限”和“權限規范”的含義，阿爾夫·羅斯認為“權限”是一種法律所確立的、通過和依據表示來創設法律規范的（或法律效果）的能力。從這一角度來理解，“權限”只能是一種“法律權限”，這一點和齊佩利烏斯的觀點相似，即“特定的國家機關的權力或職權的總和”“是一種支配力和限度的總稱”。

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主要是在政體上來論證限權思想，認為單一的政體難以避免執政者以權謀私，因此柏拉圖在晚年提出“政體的第七種形式”——君主立憲體。而到了古羅馬時期，波利比阿和西塞羅雖也從混合政體的角度來論證限權，但較之前古希臘的限權思想更加具體，并強調出要形成制衡之勢。西塞羅大體上繼承了亞里士多德，特別是波利比阿的混合政體理論，他認為混合政體是通過“法權的適當分配手段來實現國家政體的穩定和公平的”，他還總結說“一個國家中必須存在一種權利、義務和職能之間的平衡，因此行政官員擁有足夠的權力，顯赫公民的顧問們有足夠的影響力，以及人民有足夠的自由，否則的話，這樣的政府就不可能免于革命”[1]。

伯利克里改革也與之相似，但制度設計更為具體，“議事會為民眾大會準備議案，執行民眾大會的決議，監督國家行政部門的日常事務…”。從這些制度設計來看，主權者發揮著中心作用，權力的分配并非基于某個規范，也沒有形成某個非人格化的指令，因此與我們所說的權限規范還相去甚遠，從制權的角度來理解，此時只能算是權限規范的萌芽階段。

到了近代以后，中世紀所形成的非人格化力量即宗教和道德被削弱，已經不能有效地滿足社會的現實需要，法律日益被提上日程，最先開始論證的是英國的哈林頓（1611-1677），他在《大洋國》中提出“共和國是法律的王國而不是人的王國”的命題，設計了一個人民享有最高治權和設有兩院并根據法律來統治的共和國方案。哈林頓想以土地法和選舉法為中心構建基本法，一切權力從基本法中延伸，一切權力設計從基本法中尋找出路，這種理論設計已經與權限規范的設計非常相似，其唯一的不同點就在于對那個“基本法”的選取，從歷史上看，英國完成“光榮革命”的第二年也即1689年頒布《權利法案》，這才真正開辟了一個憲法的時代，所有權力被非人格化的法律吸收，權限規范的設計從這一時刻才真正開始。無疑，哈林頓為這一時代帷幕的拉開做了最響的伴奏。

隨著時代的演進，權限規范理論的對現實的指導意義與日俱增，到了現代涌現出一大批權限規范理論的“建設者”，如凱爾森、哈特、齊佩利烏斯、阿爾夫·羅斯、拉茲等，這些法學家對權限規范理論的研究更加的系統化，在制度設計上也更加的精細。如果對其分類的話，羅斯和凱爾森的權限規范理論相似，以動態授權關系作為法律規范之間聯系的方式，如羅斯所主張的“司法規律不是外部的、慣常的和靜態的，而毋寧是內部的、意識的形態的和動態的”[2]。而哈特與拉茲的研究相似，采用的是靜態分析方法，注重分析法律體系的基本構成單位在類型和功能上的差異，以它們之間的功能聯系作為結構分析的切入點。如哈特把規則分為第一性規則（primary rules）和第二性規則（secondary rules），認為第一性規則是基本規范，他要求人們做某種行為或者禁止人們做某種行為，也就是說它規定著社會成員的實體性的權利和義務，而第二性規則是輔助規則，是關于第一性規則的產生、廢除、修改和適用的程序的規則。

其實無論從動態還是靜態的角度研究權限規范理論，都是在為這一體系的合理劃分做努力，如今處在一個越來越追求精確化和科學化的時代，權限規范體系的構建對實際政治制度的設計更具有指導意義。

[ 參 考 文 獻 ]

[1][丹麥]阿爾夫·羅斯.指令與規范[M].雷磊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3：112.

[2]嚴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