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行賄犯罪的刑法規制

劉菁菁

摘要：2005年10月，我國正式簽署《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但是我國《刑法》對賄賂犯罪的規定無論是在罪名上，還是在賄賂犯罪的構成要件上，都與其存在一定的出入。作為承諾的一項國際義務，我國應當適時修訂和調整我國刑法現行法律條款，跟隨國際反腐的大趨勢，以期在懲治和預防腐敗犯罪的斗爭中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由于賄賂犯罪是一種對向犯，沒有行賄也就無所謂受賄，從某種意義上講，行賄是賄賂犯罪的始作俑者，刑法修正案（九）對行賄犯罪也做了相應的修改與完善。本文正是在我國簽署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背景下，對我國行賄犯罪的刑法規制進行探索與研究。

關鍵詞：行賄犯罪：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反腐?。盒谭ㄒ幹?/p>

2003年10月31日，第58屆聯合國大會審議通過《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以下簡稱《公約》）?！豆s》是國際社會在防控腐敗方面的第一個全球性國際公約，是聯合國歷史上第一部全面指導國際反腐敗斗爭的法律文件，對各國加強國內的反腐敗行動、提高反腐敗成效、促進反腐敗國際合作具有重要意義。2005年10月27日，我國批準加入《公約》。法學界普遍認為，《公約》提出的預防與打擊并重的主旨與我國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反腐敗工作方針基本一致，同時尋求國際合作，預防和懲治腐敗，也符合我國政府的立場和人民的利益。然而《公約》雖然清楚地界定了腐敗犯罪及其相關犯罪的種類、范圍、性質和特征，我國刑法對此亦有相關規定，但是無論在犯罪種類還是犯罪的具體構成要件上，都有需要協調之處。

《公約》對包括行賄犯罪在內的各種賄賂犯罪做出了嚴密的規定。有學者總結出它的特點之一就是反行賄與反受賄并重。隨著我國反腐敗工作的不斷深入推進，人們對受賄問題關注度很高，卻對行賄問題沒有足夠的重視，打擊程度不夠。由于行賄犯罪本身具有數額較大，方式隱蔽，花樣繁多的特征，行賄人又往往實施主動行賄、多次行賄、連續行賄等行為，導致打擊行賄犯罪行為難度較大。這種“重受賄輕行賄”的處罰模式是賄賂犯罪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

一、立法層面對行賄犯罪的法律規定

（1）《公約》關于行賄犯罪的有關規定

《公約》第15條將直接或間接向公職人員許諾給予、提議給予或者實際給予該公職人員本人或者其他人員或實體不正當好處，以使該公職人員在執行公務時作為或者不作為：公職人員為其本人或者其他人員或實體直接或間接索取或者收受不正當好處，以作為其在執行公務時作為或者不作為的條件，作為賄賂本國公職人員罪。

《公約》第16條將直接或間接向外國公職人員或者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許諾給予、提議給予或者實際給予該公職人員本人或者其他人員不正當好處，以使該公職人員或者該官員在執行公務時作為或者不作為，以便獲得或者保留與進行國際商務有關的商業或者其他不正當好處：外國公職人員或者國際公關組織直接或間接獲取或者收受不正當好處，以作為其在執行公務時作為或者不作為的條件，作為賄賂外國公職人員或者國際公共組織官員罪。

《公約》第18條將直接或間接向公職人員或者其他任何人員許諾給予、提議給予或者實際給予任何不正當好處，以使其濫用本人的實際影響力或者被認為具有的影響力，為該行為的造意人或者其他任何人從締約國的行政部門或者公共機關獲得不正當好處；公職人員或者其他任何人員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間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當好處的行為，作為影響力交易。

《公約》第21條將直接或間接向以任何身份領導私營部門實體或者為該實體工作的任何人許諾給予、提議給予或者實際給予該人本人或者他人不正當好處，以使該人違背職責作為或者不作為：以任何身份領導私營部門實體或者為該實體工作的任何人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間接索取或者收受不正當好處，作為私營部門內的賄賂。

根據以上具體條文的規定，凸顯了公約對行賄犯罪處罰的必要性和嚴厲性。除此以外，《公約》第26條還規定了“各締約國均應當采取符合其法律原則的必要措施，確定法人參與本公約確立的犯罪應當承擔的責任……”等內容，表明《公約》認同那些承認法人犯罪的國家可以規定單位行賄犯罪和對單位行賄犯罪?！豆s》對行賄犯罪的立法規定，其在構成要件上有以下特點。主觀上僅要求行為人“明知”是在實施賄賂行為，即故意為之，而不要求具有“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目的。

（2）我國刑法關于行賄犯罪的有關規定

《刑法》第164條規定了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其構成要件客體是公司、企業、其他單位的正常管理制度和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廉潔性?？陀^方面表現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數額較大的行為。行為人主觀具備直接故意的狀態。

《刑法》第389條規定了行賄罪。行賄罪的構成特征在我國刑法理論中一直存在爭議，通說觀點認為：①本罪的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廉潔性。犯罪對象僅限于國家工作人員。②本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行為。根據法律的規定，行賄罪的構成沒有財物數額方面的要求，但是，如果行為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給予國家工作人員少量財物，又不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則不能按行賄罪處理。③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凡是年滿16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成為本罪的主體。④本罪的主觀方面是直接故意，即具有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目的。所謂不正當利益，既包括非法利益，也包括違背政策、規章、制度而得到的利益。行為人主觀方面是否具有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目的，是區分罪與非罪界限的重要標志。如果行為人出于獲取正當利益的目的，而向國家工作人員給予財物的，則不能構成本罪。

《刑法》第391條規定了對單位行賄罪。該罪的客體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國有單位的正?；顒?。主觀狀態要求是故意且具有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目的。

《刑法》第393條規定了單位行賄罪。本罪主觀上要求是故意且具有為單位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目的。

二、行賄犯罪規定之比較

（1）我國刑法對《公約》的繼承發展

首先，在立法意圖上，我國刑法與《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精神與主旨是高度一致的。都是為了有效預防和懲治貪污腐敗行為，禁止權錢交易，努力構建行賄犯罪預防的法律機制。

其次，在罪名種類上，兩者也大體保持一致?！豆s》中部分行賄犯罪可以直接在我國刑法中找到大致的對應，主要體現在：《公約》第15條中對本國公職人員行賄罪近似于我國刑法中行賄罪：《公約》第21條中對私營部門工作人員行賄罪近似于我國刑法中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公約》第26條所認同的法人犯罪情況可用我國刑法中單位行賄罪和對單位行賄罪與之對應。除此之外，有的行賄犯罪由于主體、主觀方面、客體及客觀方面在《公約》和我國刑法中的規定有所差異，在我國刑法中無法找到直接對應的完全相同的罪種，但內在的相似性決定了其在我國刑法條文的具體規定及司法實踐中也都予以不同程度的貫徹執行。

（2）我國刑法與《公約》的矛盾沖突

首先，行賄罪的對象范圍不同。根據《公約》第15、16條規定，向本國公職人員和外國公職人員或者國際公共組織官員提供不正當好處的行為，都屬于行賄犯罪的范疇，并要求各締約國均應當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和其他措施，將這種行為規定為犯罪行為。但是根據我國刑法第389條的規定，行賄罪是指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這里的國家工作人員只限于我國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其他國家工作人員，并不包括國外政府的公職人員和國際公共組織官員。因此，我國刑法中行賄罪的對象是對《公約》規定的限制與縮小，為了有效打擊、遏制賄賂犯罪，有必要根據《公約》的要求，將我國刑法中規定的行賄罪的犯罪對象擴大至外國公職人員或國際公共組織官員，可以采用單行刑法或是刑法修正案的方式進行補充規定。根據我國刑法修正案的修改，刑法第164條第二款規定了對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行賄罪。

其次，對于“賄賂”范疇的定義不同?！豆s》所指賄賂是指作為公職人員“在執行公務時作為或不作為的條件”的“不應有的好處”。我國刑法規定的賄賂的范圍是指財物，包括金錢與物品，不包括財物以外的財產性利益，更不能包括其它非物質性的利益。側重其經濟性，屬于“計贓定罪”的立法模式。我國理論與實踐中對賄賂的范圍一致存在爭議。司法實踐中，對賄賂的范圍的界定已有所突破。例如在商業領域，根據商業賄賂犯罪的司法解釋，賄賂的范圍已經擴大至包括財產性利益?！柏敭a性利益”屬于“不應得的好處”在理論和實務界已經基本達成共識。兩者比較可知，“不應有的好處”范圍遠遠大于“財物”，包括性賄賂、財產性利益等內容。

最后，兩者關于行賄罪的構成要件上也存在差異?！豆s》并不以行為人是否“為了謀取不正當利益”為行賄犯罪的構成要件，我國刑法要求行為人實施行賄行為時，必須同時具備為謀取不正當利益這一主觀要件。何謂“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呢？1999年3月4日“兩高”頒發的《關于在辦理受賄犯罪大要案的同時要嚴肅查處嚴重行賄犯罪分子的通知》第2條中規定：“謀取不正當利益是指謀取違反法律、法規、國家政策和國務院各部門規章規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國家工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提供違反法律、法規、國家政策和國務院各部門規章規定的幫助或者方便條件?！?/p>

三、結語

當今的中國社會正處在激烈的變革與發展時期，各種矛盾層出不窮，新的社會問題也不斷涌現，其中最為嚴峻的挑戰之一就是如何懲治腐敗犯罪行為。我國刑事立法應當廣泛吸收各國先進立法經驗和立法模式，結合《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中的新型行賄行為，及時進行立法完善。在打擊腐敗犯罪的過程中應該糾正重貪污輕行賄的現狀，調整我國行賄犯罪立法，通過加大對行賄犯罪的打擊程度，達到有效預防、控制賄賂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