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西方城市比較

暢童娜

[提要] 古代的中國與歐洲雖然都是商品經濟繁榮、交通運輸發達的區域，但是中世紀的歐洲城市沖破了封建制度的束縛，而古代中國的城市卻加強了封建統治的地位。本文試圖從城市的起源、城市的制度和城市的主體等三個方面對中世紀歐洲的城市和唐宋之前的中國城市進行對比，嘗試運用制度變遷相關理論進行分析，從而得出前者是封建體制外的產物，而后者是封建體制內的產物，并且會導向不同的社會形態。

關鍵詞：古代城市；制度變遷；體制內；體制外

本文受上海高校青年教師培養資助計劃（項目編號：ZZGCD15023）；上海工程技術大學科研啟動項目（2015-37）資助

中圖分類號：F29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古代中西方城市的比較——基于制度層面的分析

收錄日期：2016年11月16日

中國與西歐的古代城市雖然都是經濟繁榮的區域，但是其成因、內部制度以及人口規模和主體都有著本質的不同，反映出中國與西歐在封建社會發展過程中各自的制度特征。與此相關的研究也很多，復旦大學的趙建民教授曾經從中國與西歐封建城市的區別中尋找中西封建社會解體緩速的主要原因，并分別從中西城市建立的目的、與封建統治的關系、在封建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進行了論述。劉景華比較了封建時代中西城市產生的過程，二者在“城市”的概念內涵方面的差異，以及在城市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行會等民眾組織，從而得出西歐中世紀城市能蓄積起沖擊封建政治體系的力量，而中國封建城市更多意義上是在封建政治體系中起著堡壘作用。李培、習亞哲從城市人口特征與地域分布、農業和商品經濟對城市發展的影響以及城市內部規則演變等角度對西歐封建型城市與中國封建型城市進行比較研究，并概括兩者的類別特征。張南、周伊將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城市和古典希臘城市作比較，從城市的興起，城市的功能以及城市的歷史地位方面討論了二者的不同。

近年來，關于古代中西方城市的研究比較多，運用豐富的史料從不同的方面進行了分析，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史料學的分析方法占絕大多數，通過對史實的描述總結，從而得出結論；但是經濟學的理論利用較少，沒能將理論經濟學與經濟史學有機地結合起來。自從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興起之后，不斷的有人將制度變遷理論運用到經濟史的研究中，其中以諾斯為代表，本文通過描述古代中西方城市的特征，嘗試運用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的相關理論進行分析，得出古代中西方城市在制度變遷方面沿著不同的道路。城市作為這一過程中的產物，它不僅體現了制度變遷的不同結果——體制內和體制外的產物，而且體現了不同的制度變遷路徑導向不同的社會形態——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

一、城市的起源

中古中期的歐洲，隨著封建制經濟的發展，以及長子繼承制等制度因素，一部分人開始從事手工業及商業活動，起初他們在領主的土地上進行交易，由領主對其提供一定的保護，并收取相應的稅收等管理費用，隨著貿易活動的頻繁與貿易規模的擴大，自由的商品交易與領主的管理約束相互沖突，為了脫離封建領主的管制，11世紀之后，意大利、法國的一些“城市”為了爭取獨立的權利，開始進行反抗領主的斗爭。經過長期的斗爭，他們獲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權，最終掙脫了封建束縛。關于我國古代城市的起源，學界有很多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城市是防御外部侵略，保護內部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目的而建立的；另一種觀點認為城市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人們為了交易的目的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城市的雛形“集市”；再一種觀點則從地理因素出發，認為在交通要道，水利樞紐或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自然發展形成了城市。第一種觀點可概括為政治上的原因，例如建立城墻，組織軍隊等硬件設施，從而使得一個地區貌似一個“城市”，但是這種早期的城市與歐洲中世紀的城市有著本質的區別，它并沒有相對發達的手工業和繁榮的商業，而是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經濟活動，與真正意義上的城市還有一定的距離；第二種觀點與歐洲的城市興起原因有相似之處，但突出的區別在于，古代中國的城市服從于封建政權的統治，而歐洲的城市則是獨立于封建政權的統治。因此，個人權利在古代的歐洲城市遠遠大于其在中國；第三種觀點認為的起源，更加體現了城市是一個自然的制度變遷的結果，不像歐洲的城市，需要制度上的徹底變革，擺脫舊制度，建立新制度。

因此，從中西方城市的起源來看，古代中國的城市是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是封建體制內的產物；而中世紀歐洲的城市，通過贖買或與封建領主的斗爭，創建了新的制度，游離于主流體制之外，成為封建體制中的一種異己的力量。產生這兩種結果的原因之一是，不同的意識形態對制度變遷的過程產生了不同的影響。根據林毅夫的觀點，一個社會不同階級之間的意識形態差別如果足夠大，那么有可能會引起革命。在古代的中國，等級觀念強于西方，對于自身利益的訴求更多的寄希望于有一個“清官”，能夠為老百姓帶來福祉。由于這種強烈的等級觀念，即意識形態的資本比較大，剝奪的時間也相對較長，也就是說，即使沒有這樣的“父母官”，人民對嚴苛的稅賦，殘酷的統治的承受能力也遠遠高于西方。西方歷來強調平等，私人產權不容侵犯。因而，如果一項制度安排侵犯了這種權利，就可能引起制度變遷，有些學者稱之為制度“剛性”（相對于制度的“彈性”）。

二、城市的制度

中世紀的歐洲城市是自由的象征，農奴為了擺脫被奴役的地位一般會逃往城市，居住一年零一天以上，便成為自由人，因此有“城市里流動著自由的空氣”的諺語。同時，城市還擁有租稅權、司法審判權、行政和軍事等獨立的自治權利。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在城市中擁有話語權，通過選舉和市民大會參與城市的管理和監督。在具體的商業領域，有第三方組織——行會協調和規范經濟行為?？v觀歷史，只有在集權或專政的程度較弱的社會發展階段，經濟活動相對自由的情況下，第三方組織才能發揮積極的作用。因此，與領主的莊園形成鮮明對比的歐洲城市，完全獨立于周圍的“封建農村”，充分體現了自由民主。而古代中國的城市，雖然大多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經濟中心，但是其商業功能是依附于政治功能的。與自下而上建立起來的歐洲城市不同，中國的城市往往是因為統治當局的因素，自上而下建立的。北宋的城市也是由于政府取消了坊和市的區分而變得更加繁榮。城市的空間結構，建筑布局，功能定位無不體現當權者的意志。城市中的人民完全處于被統治地位，沒有任何表達自身意愿，獲取相關權利的途徑，即使遇到涉及個人利益的情況，也只能訴諸于官府。封建當局的權力是絕對的，不受挑戰的。既然城市的居民無所謂自由與權利，也就沒有類似于西歐的農民逃往城市的現象，人們走到哪里都是一樣的。中國古代社會結構是一元的，沒有獨立發展的工商業，城市與鄉村一體化，城市統治著農村。官府運用行政手段對城市商業經濟進行直接的管理監督，調節市場的價格水平，供求狀況甚至規定交易商品的種類，同時收取一定的稅賦。另外，中國在唐宋時期，雖然也出現了行會，但與西歐的行會有所不同，中國的行會向官府繳納稅收，并借助官府的權威管理行會，體現了政府對經濟的間接干預，可被視為政治權力在經濟領域的延伸。

綜上，從古代中西方城市的制度特征來看，歐洲中世紀存在著領主莊園的封建專制制度和城市的自由民主制度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類型，而在古代的中國，國家對城市和農村擁有絕對的統治權力。從制度變遷的角度來看，古代歐洲城市的制度是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結果，而古代中國的城市制度帶有強制性制度變遷的色彩。在古代歐洲，受其意識形態的影響以及政府有限理性的制約，政府實施強制性制度安排的成本遠遠大于其收益，因此沒有設置新的制度安排的動機，相反城市的市民階層有充分的自由以較低的成本創造適合城市經濟運行的制度。這種由市場自發形成的制度是由于封建體制中的制度不均衡才產生的，所以是與封建制度格格不入的。而在古代的中國，影響國家設置制度安排成本的一個重要因素——統治的合法性遠高于歐洲，國家有強烈的動機，通過低成本的制度安排，獲得更高的稅賦收入、提高自身的威望等制度的收益，強制性的制度變遷首先是符合國家利益的。因此，西歐的城市是摧毀封建統治的力量，而古代中國的城市是鞏固封建統治的堡壘。

三、城市的主體

城市的主體指的是城市的政治經濟活動以某一個群體為核心，他們能夠控制城市的發展方向，并不是指城市中何種人口數量最多。中世紀的西歐城市是國內外貿易的中心，城市的主體是從事工商業的自由市民。由分工和專業化發展而產生的商品交換支撐起城市的經濟。并且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交易規模的擴大，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因此對農產品的需求也相應增加，于是吸引了周圍農村居民帶著剩余農產品來到城市進行商品交換，降低了農奴對封建領主的依附；另一方面，封建領主對工業產品和奢侈品的需求也對實物地租向貨幣地租的轉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農奴與領主與城市經濟發展的聯系越來越大，封建的生產關系受到嚴重的威脅。

而中國的城市，不僅有手工業者和商人，更重要的是封建的官僚、貴族和高利貸者，他們的消費活動是城市經濟發展的動力。南宋的臨安城隨著首都的遷入，人口由40萬增加到124萬，超過了當時的開封。同時，隨著官僚貴族的加入，城市的服務業也得到發展，酒樓、茶坊、瓦子等休閑娛樂行業迎合了統治階級的需要，有時甚至通宵營業，被稱為“鬼市”；另一方面，封建官僚、地主和高利貸者在農村擁有大量的田產，他們通過封建的地租和稅賦對周圍的農村進行剝削，更重要的是他們掌握著國家機器，通過封建政治制度進行權利尋租，因此他們有加強和鞏固封建政權和生產關系的強烈動機。

從制度變遷的角度來看，歐洲城市的制度安排最初是市民根據市場發展的需要而設置的，隨后的發展也由市場起主導作用，其結果也是交易成本最低，最適合市場經濟發展的制度被創造出來，原來的封建體制也會受其影響，被不自覺地納入市場經濟的發展進程中，無形之中促進了封建體制的瓦解。而古代中國的城市制度由統治階級根據自身的需要而設置，之后由市場規律加以實現，那么資源配置會傾向于統治階級的利益，其結果必然是鞏固了統治階級的地位，進而對封建體制的依賴性越來越強。由此可見，古代中西方城市的主體，一個是封建統治階級本身，一個是其對立階級，封建體制外的這一階級主體就注定了二者的制度變遷道路將走向不同的方向。

主要參考文獻：

[1]亨利·皮朗著.樂文譯.中世紀歐洲經濟社會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亨利·皮雷納著.陳國樑譯.中世紀的城市[M].商務印書館，1985.

[3]林毅夫.關于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M].上海三聯書店，1996.

[4]趙建民.試論中國與西歐的封建城市問題——剖析中西封建社會解體緩速的主要原因[J].社會科學，1983.4.

[5]李培，習亞哲.中國和西歐封建社會城市比較研究[J].學術論壇，2006.5.

[6]劉景華.封建時代中西城市比較的幾個問題[J].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

[7]張南，周伊.春秋戰國城市與古典希臘城市比較論[J].學術界，1993.6.

[8]趙玉馨.試論中國古代城市的興起與發展[J].城市問題，1983.1.

[9]陳昌福.試論西歐城市的興起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影響[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4.

[10]黃洋，付昱.歐洲中世紀城市的興起與市民社會的形成[J].探索與爭鳴，1998.2.

[11]李勤，章村.中古西歐城市的歷史作用[J].云南師范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學報，19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