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委員會

黃夢潔

摘要 1929年8月，國立北平圖書館與北平北海圖書館合組，成立新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同時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委員會制度。國立北平圖書館委員會是該館的最高決策機構，其職權范圍包括制定館務方針、人事管理、財務管理等所有重要方面。該委員會順暢而有力地運作了8年，為該館在20世紀30年代的事業大發展提供了堅強保證。直到抗戰期間，該委員會仍對該館重大事務起著決定作用。國立北平圖書館委員會在制度和人事兩個方面，對我國當前建立圖書館法人治理結構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 國立北平圖書館 委員會制度 法人治理結構

分類號 G259.2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6.04.017

1 引言

本世紀初，我國圖書館學界開始進行公共圖書館法人治理的理論研究。2007年之后，深圳圖書館等開展了試點工作。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其重點任務之一便是文化事業單位建立法人治理結構，即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科技館等機構組建理事會，吸納有關方面代表、專業人士、各界群眾參與管理。隨后，中央文化體制改革和發展領導小組也把穩妥推進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科技館等組建理事會試點作為2014年文化體制改革的重點任務。這一系列舉措標志著以建立法人治理結構為核心的文化體制改革進入了實施階段。

對于主管機構和廣大文化事業單位的職工來說，法人治理結構是一個新事物，其理論依據、運作方式都與既有管理體制有明顯差異。如何設定理事會的職能與權限、如何確定理事會的人選、如何界定理事會與政府主管機關的關系、如何協調理事會與館長的權責，諸多問題擺在決策層的面前。近年來，圖書館學界從多角度探討了公共圖書館法人治理結構的理論問題，介紹了國外圖書館理事會（董事會）的成功范例，也總結了國內各圖書館建立法人治理結構試點的實踐經驗，為進一步推進這項工作打下了基礎。

返觀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史，民國時期中國圖書館界曾有過非常成功的法人治理實踐，1930年代的國立北平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委員會便是其中最為典型的案例?？偨Y這一本土案例的歷史經驗，對于當前探索并健全圖書館理事會制度，無疑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2009年出版的《中國國家圖書館館史》對國立北平圖書館委員會有比較概要的介紹，但限于史書的體例，未能進行深入剖析。本文擬對該委員會的成立、章程、人員、運作情況，作較為全面系統的梳理，以期為當前的實踐提供參考。

2 運作機制

早在1925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以下簡稱中基會）便與教育部訂有合辦京師圖書館的協議，但因教育部無法如約撥付經常費，協議暫緩實行；中基會轉而自辦北京圖書館，后更名為北平北海圖書館。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以后，此事被再次提上議事日程。1929年7月，國民政府教育部與中基會董事會議定《合組國立北平圖書館辦法》（以下簡稱《合組辦法》）、《國立北平圖書館委員會組織大綱》（以下簡稱《組織大綱》）。同年8月，國立北平圖書館委員會成立，當月31日接收國立北平圖書館與北平北海圖書館，將二者合并重組為新的國立北平圖書館。

2.1 職權與組織

《合組辦法》第二條規定：“國立北平圖書館一切進行事宜，由教育部及董事會合組國立北平圖書館委員會主持之?！薄督M織大綱》則規定，委員會“每年應將會務經過報告于教育部及董事會”。也就是說，北平圖書館委員會是該館的最高決策機構，有關該館的一切事務均由委員會決定。作為該館主管機構的教育部，與提供該館事業發展經費的中基會，都沒有直接干預具體館務的權力，但委員會應向教育部及中基會匯報館務。

《組織大綱》第三條規定了委員會的職權，共計9項：審議辦館方針及進行計劃；向教育部與中基會推薦館長、副館長人選；審核預算決算；保管館產；籌劃經費；審定館章；審查館長推薦的職員；審定合同與契約；審議或提議其他重要事項。這九項囊括了發展規劃、人事、財務等所有重要館務。

《組織大綱》第四條規定了委員會的組織辦法：設委員長、副委員長各一人，代表該會處理一切事務；設書記一人，掌管一切文件；會計一人，掌管經費收支。以上四位職員，都從委員中選舉產生，任期各為一年。

《組織大綱》第四條規定，該委員會因事務需要，可設置分委員會；并可酌情聘用雇員，協助處理相關事務。

2.2 委員當選與更新機制

委員的選任與更新機制，是關系到該委員會能否有效行使職權的重要因素?！逗辖M辦法》第三條規定：委員會設委員九人，館長、副館長為當然委員?！督M織大綱》明確規定了當然委員以外的其他七位委員的選任辦法：第一任由教育部聘任，并分別指定其任期，其中任期一年者二人，二年者二人，三年者三人；此后委員缺額“即由委員會自行推補”；自第二任開始，委員任期均為三年。

該委員會的成員更新機制有著鮮明的特征：首先，缺額自行推補，意味著包括教育部、中基會在內的其他機構，都無法干預其成員組成，不能向委員會安插人手，這使得該委員會自成立之日起便成為一個獨立的、自足的機構實體。其次，每年改選二至三人（約三分之一）的制度設計，使得該委員會的成員在不斷更新的同時，保持相對穩定，這對于辦館方針的延續與穩定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組織大綱》明文規定“委員皆屬名譽職”。換言之，委員們并不在北平圖書館領取薪酬，與館方沒有利益糾葛，出任委員完全是出于推動學術文化事業的熱忱。

2.3 議事程序

《組織大綱》規定，委員會至少每三個月開常會一次，由館長報告館務；可不定期召開臨時會，由委員長召集；開會以五人出席為法定人數，未出席者可用通信方式投票。

3 運行實踐

國立北平圖書館委員會自1929年8月組建，平穩順暢地工作到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箲鹌陂g，館務播遷，委員星散，無法正常開會，但事關該館存續與發展的重要事務仍由委員會決定?？箲饎倮麖蛦T之后，委員會的活動不見于記載，館內則建立了由各組主任參加的館務會議制度。從目前所見資料看，國立北平圖書館委員會的運行時間長達十四年（1929-1943），其中比較穩定的為全面抗戰爆發前的八年。

3.1 委員人選及其更替

1929年兩館合組時，教育部聘任的9位委員是：陳垣（委員長）、任鴻雋（副委員長）、馬敘倫、傅斯年、劉復、周詒春、孫洪芬（兼會計）、蔡元培、袁同禮（兼書記）。正副館長之外的7位委員中，由教育部提名者4人，中基會董事會提名者3人。

此后至1937年，委員會成員及其職務屢有變更，綜述如下：1930年秋，馬敘倫擔任副委員長；1931年10月，委員會職員改選，周詒春任委員長，劉復任副委員長；1932年9月，馬敘倫任滿，委員會選舉胡適繼任；同年10月，以通信方式改選委員會職員，胡適任委員長，傅斯年任副委員長；1934年7月劉復病逝，同年9月推舉蔣夢麟繼任；1935年10月，委員會職員改選，蔣夢麟任委員長，傅斯年連任副委員長；1936年春，任鴻雋轉任國立四川大學校長，不能兼顧館務，辭去委員職務，委員會公推秦德純繼任；1937年11月，公推任鴻雋接替秦德純。

目前所見抗戰期間的委員會會議記錄僅有3次，其中1938年3月11日、1940年4月16日會議出席人均為抗戰前擔任委員的人士，1943年6月2日的會議則另有葉企孫、翁文灝2人出席，表明抗戰中期委員會曾經改選。

十四年間，擔任過國立北平圖書館委員會委員的人士共14人，對于一個員額9人的委員會來說，因改選、逝世、辭職而離任的委員人數所占比例非常小，委員組成保持相對穩定。這使得委員們能充分熟悉館務，且能關注北平圖書館事業的長遠發展，頗具積極意義。

3.2 委員會的運作

根據《組織大綱》，委員會應每3個月開會一次。委員會成立之初的1929年8月至1930年6月，共開會5次，平均2個月一次。又據1931年6至1937年3月（共70個月）的會議記錄，委員會共開會25次，平均2.8個月開會一次，完全符合《組織大綱》的要求。

從目前刊布的文獻資料看，《組織大綱》規定的委員會職權在運作實踐中都得到了良好貫徹。下面逐項各舉數例，以略見委員會實際運作方式的概況。

3.2.1 審議辦館方針及進行計劃

這方面比較突出的事例是抗戰初期國立北平圖書館何去何從的抉擇問題。盧溝橋事變之后，袁同禮感到在敵占區難以繼續開展工作，遂率部分同仁南下長沙設立辦事處，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合組的長沙臨時大學合作，創辦長沙臨時大學圖書館。后來長沙臨時大學西遷昆明并改名為西南聯合大學，國立北平圖書館亦隨同西遷，在昆明設立辦事處，1939年起遂以之為館本部。

這一過程經歷了諸多波折，各方對辦館方針的意見存在較大分歧。中基會董事會最初堅持袁同禮必須回北平主持館務，不同意館務南遷、西遷；而以袁同禮為代表的館方則堅持南下、西遷，堅決反對返回北平，教育部對此持支持態度。在盧溝橋事變突起之際，委員會成員大多數隨國立機關南撤，倉促間無法正常召開會議，作出決策，袁同禮率領部分館員南遷，最初并沒有得到委員會的授權，這是此后發生爭執的重要原因之一。雙方爭執過程中，北平圖書館委員會作了大量工作。

盧溝橋事變之后不久，館方即向各委員發函，征詢對善后辦法的意見；委員們則積極回應，如傅斯年在當年10月4日向委員長蔣夢麟、副館長袁同禮回函，闡述他的看法。1937年11月至次年1月，委員孫洪芬與袁同禮有多次通信往來，主題均為館務。1938年1月，委員會作出決議六條，接受中基會關于授權司徒雷登負責維持在平館務的決定，并建議中基會同意館方與臨時大學的合作。1938年3月11日，委員會在香港召開談話會，決定在平館務維持辦法、與臨時大學合作辦法、北平以外書籍存置辦法等館務方針。

委員會的這些決議陸續獲得教育部和中基會董事會的認可，此后國立北平圖書館立足西南拓展業務，在搜集西南文獻、搜集抗戰文獻、爭取海外援助、出版圖書期刊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就。委員會對辦館方針的把握，對抗戰時期北平圖書館事業的延續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3.2.2 向教育部與中基會推薦館長、副館長人選

1940年3月，蔡元培館長去世之后一個月，北平圖書館委員會在香港九龍召開會議，議決在館內為蔡館長立碑紀念，并建議教育部與中基會將袁同禮副館長升任館長，同時取消副館長職務。這一決議終獲教育部采納，1943年任命袁同禮為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

3.2.3 審核預算決算

抗戰前，北平圖書館的預算決算都由委員會審核。比如1931年6月6日第一次會議，第一項議程便是“審核下年度預算”，即1931年7月至1932年6月的年度預算；議決事項的前三項，分別為下年度經常設備費、出版費、購書費預算。同年9月21日的第五次會議，其第一項議程即為“審核圖書館上年度經常費及建設費決算”。此后直至1937年夏，無不如此。

3.2.4 保管館產

1929年8月，國立北平圖書館與北平北海圖書館合組，當月27日教育部根據《合組辦法》連下兩道訓令：其一致北平圖書館，指令該館將“所有圖書及設備”移交國立北平圖書館委員會；其二下達給該委員會，令其“于本月內前往接收”。9月2日，該委員會致函教育部，呈報8月31日接收情形：“按照圖書目錄將各種圖書分別點收，并將收支簿記、銀行往來存款折據及各項設備一一檢查，接收清楚?！笨梢妵⒈逼綀D書館的館產，從合組之日起，便處于該委員會的監護之下。

1933年，日軍步步進逼，華北局勢日益緊張，國民政府決定將北平文物精品南運避禍。當年1月12日，館委員會第八次會議決定館藏善本“應暫寄存于安全地點”，需寄存者為善本罕傳本、唐人寫經、方志稀見本、四庫罕傳本、內閣大庫輿圖等五類，并議定了裝箱手續：“各箱一律貼本館專條，并由裝箱人負責簽名，開列裝箱清單，以備存查。存放時應將存放人（公推胡適、任鴻雋、袁同禮為存放人）簽名印鑒送交保管之銀行，憑簽名信件提取書籍?！比淮娣湃司鶠槲瘑T會委員，而以委員長胡適居首。這種安排，明確體現了委員會保管館產的職責。

3.2.5 籌劃經費

委員會多次為北平圖書館籌劃經費。比如第十一次會議討論了“請教育部撥給購書費案”，決議第二年“由本委員會示請教部將購書費列入中央教育文化預算”。又如1937年3月29日第二十五次會議，決議“由委員會函請教育部自下年度起在國家文化事業費預算項下每年撥付購書費兩萬元”。

3.2.6 審定規章

比如1930年11月25日委員會向教育部報告會務，羅列的十項議決議案之三，便是“通過《圖書館組織大綱》及各項暫行規則”。又如1933年5月26日委員會第十次會議，討論了北平圖書館提出的出版品流通辦法，決議“原則上贊成通過”。1933年12月6日第十一次會議，又通過“借印館藏圖書規則八條”，并增加“凡借印本館圖書者須于卷端聲明底本為本館藏書”一條。

3.2.7 審查館長推薦的職員

北平圖書館新聘員工，均由館長提出推薦，提交委員會審核。如1931年6月6日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議決事項第四項即為“審查館長推薦之職員，編纂委員劉節、王庸，館員陳貫吾、張秀民、徐俊”。館內部門主管的任免也由館長提案，委員會審核。如嚴文郁回國后擔任編纂部兼閱覽部主任，即由1933年12月6日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參與對外交流、業務培訓的館員人選，也經由同樣的程序確定。如委派汪長炳前往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任交換館員，便經過1932年2月16日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討論并作出決定。

3.2.8 審定合同與契約

比如第十一次會議議決事項的第一項，便是“審定北平圕與商務印書館影印善本合同”，通過了該合同，同時要求對第六條進行修改。又如1934年袁同禮赴海外考察期間，“擬與俄德兩國訂立交換書報合同”，提交委員會審核，1934年11月27日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議決該案暫予保留，俟袁副館長回國報告詳細經過，再行討論”。到1935年2月8日第十七次會議，此項交換書籍合同方才審核通過。

3.2.9 審議或提議其他重要事項

比如善本南運。1933年1月12日，館委員會第八次會議決定館藏善本“應暫寄存于安全地點”，需寄存者為善本罕傳本、唐人寫經、方志稀見本、四庫罕傳之本、內閣大庫輿圖等五類，還議定了裝箱手續E34]。同年4月27日，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決定，再裝箱善本一百箱寄存。5月26日第十次會議，又決定將四庫罕傳本、全部方志、西文整部專門雜志裝箱寄存。當年5月，233箱善本分別寄存在平津兩地的安全地點。這些善本最終南運的決定，則是1935年11月23日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作出的。

北平圖書館與教育部之間關于善本南運事務的交涉，也大多由館委員會承擔。如1933年5月2日，教育部向蔡元培、袁同禮兩位館長發出密電，指令精選館藏珍本南遷避寇。次日，委員長胡適致函教育部次長段錫朋、國防設計委員會副秘書長錢昌照，說明珍本寄存北方、暫不南運的理由。1935年11月23日教育部指令善本南運的密電，抬頭為“蔣校長親譯教密並轉傅孟真先生、袁守和先生鑒”，其時清華大學校長蔣夢麟為館委員會委員長、傅斯年為副委員長。兩天后，館委員會即致函教育部，報告運書情形，并請撥裝運經費。

又如暫代主持館務。1934年2月至12月，袁同禮奉命赴歐美考察圖書館事業。出訪期間，委員會推舉委員孫洪芬擔任代理副館長，代替袁同禮主持館務。1941年12月香港淪陷，當時袁同禮正好在港辦理運書事宜，不幸數月間音訊全無，館務工作主持乏人。北平圖書館遂經中基會董事會商議后，于1942年3月5日呈文教育部，“在袁館長未有消息以前，公舉本館委員會蔣委員長夢麟暫行主持館務”。

3.2.10 設置分委員會

北平圖書館委員會先后設置過兩個分委員會：建筑委員會與購書委員會。這兩個委員會都承襲自北平北海圖書館。建筑委員會成立于1927年9月，主管文津街館區新館建設事宜。合組之后，該委員會進行改選，周詒春任委員長，丁文江、袁同禮、劉復、戴志騫、任鴻雋、孫洪芬任委員。1931年新館舍建成之后，建筑委員會隨即解散。

購書委員會的職責為：制定購書方針及計劃，審核購書費概算，介紹及審核圖書。1931年10月，北平圖書館委員會決定購書委員會分為中文、西文二組。先后擔任購書委員會中文組委員的有陳垣、陳寅恪、傅斯年、胡適、顧頡剛、徐鴻寶、孟森、趙萬里（兼書記）等，西文組則有丁文江、胡先騙、陳寅恪、傅斯年、任鴻雋、孫洪芬、王守競、張子高、葉企孫、陳受頤、江澤涵、嚴文郁、梁思永、顧毓琇、謝家聲、張印堂、姚士鰲、葉公超、顧子剛（兼書記）等，均為各學科最優秀的學者。他們在北平圖書館的購書事務中，發揮了咨詢與決策的重要作用。

如上所述，國立北平圖書館的重要館務均由委員會作出決定，其執行過程受委員會監督，與教育部的相關磋商也多由委員會承擔。委員會在一系列事關國立北平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大事上，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4 對國立北平圖書館事業發展的貢獻

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百年發展史上，20世紀30年代是第一個事業大發展時期，不僅在館藏建設、目錄索引編纂、學術服務、人才培養及學術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豐碩成果，而且奠定了該館此后的業務格局，為后來的事業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這些成就的取得，固然與館長選任得人、經費來源較有保障等因素有密切關系，然而更重要的是，這與國立北平圖書館委員會這一管理機制的建立有非常密切的關系。我們注意到，北平圖書館快速穩健發展的20世紀30年代，正好是委員會運作順暢而有力的時期，二者的重合不是偶然的，它提醒我們注意委員會制度對該館發展的重要意義，并從中總結歷史經驗。

4.1 確保國立北平圖書館的專業機構地位

北洋政府時期，京師圖書館作為教育部的直屬機構，館長照例由教育部次長兼任。當時政局動蕩，政府更迭頻繁，館長也隨之頻繁更換。1912年至1929年的18年間，京師圖書館共經歷了17任館長，平均在任時間僅1年；更換最頻繁的，要數1922、1925兩年，分別更換了4任館長；而任館長次數最多的馬敘倫，3個任期加起來僅有11個月。領導層如此頻繁地變動，使得京師圖書館館務無法走上正軌，屢屢陷入困境。

教育部與中基會訂定的《合組辦法》，明確規定“國立北平圖書館一切進行事宜”由館委員會主持。在至關重要的人事制度方面，《合組辦法》第五條明確規定，館長、副館長“由委員會推薦，經董事會同意，由教育部聘任之”，將館長人選的選擇推薦權賦予委員會，中基會僅保留審核權，教育部則保留聘任權。種種制度設計，其目的都是使“圖書館行政避免政潮”。

根據該委員會《組織大綱》，委員會初次聘任時的人選由教育部與中基會推舉，而此后委員出缺即由委員會自行推補。這就是說，委員會一旦成立，便成為一個獨立機構，其成員任免不受其他機構支配。作為主管機關的教育部與中基會，都無法干預委員會成員的更替。它們的主管權主要體現在委員會初次聘任時的人選決定權，而沒有直接干預館務的權力，對館務的指令須通過委員會方能下達館長執行。這一運作模式在善本南遷等一系列重大事務上，都得到了很好的貫徹。

這些制度設計最重要的意義，便是從法理上確立了該館作為專業機構的地位，使之獨立于政治波瀾，降低政府變動與官員更替對北平圖書館的影響，從而避免政局動蕩干擾館務發展。這在國家政令尚未統一的當時，是頗有針對性的。對政局穩定的時期來說，這種制度設計也不無參考價值，因為它能夠限制行政力量對專業事務的干預，為專業機構依照事業發展規律、秉持專業精神開展業務工作提供制度上的支持。

4.2 確保國立北平圖書館的正確辦館方針

如上文所述，十余年間擔任過國立北平圖書館委員會委員職務的，計有陳垣、任鴻雋、馬敘倫、傅斯年、劉復、周詒春、孫洪芬、蔡元培、袁同禮、胡適、蔣夢麟、秦德純、葉企孫、翁文灝等14人。他們中，陳垣、傅斯年為歷史學家，馬敘倫、胡適是文史研究名家，劉復是語言學家、文學家，任鴻雋、孫洪芬為化學家，葉企孫為物理學家，翁文灝為地質學家，袁同禮則為圖書館學家，都是當時的知名學者。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便有葉企孫、翁文灝、胡適、陳垣、傅斯年等5人，委員們的學術水準可見一斑。不僅如此，他們中還有多位教育界、學術界的領袖人物，如陳垣曾任教育部次長，又長期擔任輔仁大學校長；任鴻雋曾任東南大學副校長、四川大學校長，還是中國科學社的創辦人之一；馬敘倫曾任教育部部長；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創辦人，后來擔任過北京大學代校長、臺灣大學校長；周詒春曾任清華學校校長；蔡元培歷任教育部總長、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加入委員會時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蔣夢麟曾任教育部部長、北京大學校長；葉企孫抗戰期間任西南聯合大學理學院院長。多位委員曾出任政府要職，除幾位任教育部部長、次長之外，抗戰期間翁文灝任經濟部部長、周詒春任實業部部長、胡適任駐美大使，他們在政界也頗有影響力，具備為北平圖書館尋求外部支持的條件。

14位委員中，只有秦德純一人不是知名學者或文教界領袖。秦德純出身西北軍，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北京陸軍大學，受過完整的軍事教育。1935年11月任北平市長兼二十九軍副軍長，期間對胡適主持的《獨立評論》刊載批評言論持寬容態度，得到文教界人士欣賞。1936年任鴻雋辭去委員職位時，北平已經三面被日軍包圍，成為一座危城，北平圖書館的善本書業已裝箱寄存穩妥地點。在這樣的背景下，推選地方當局的最高長官兼任委員，實有借重其在軍政界的地位為北平圖書館謀求安全生存環境的意味。秦德純的當選，實為特殊情況下的權宜之計。

委員人選以知名學者、文教界領袖為范圍，與北平圖書館作為學術服務機構的性質是非常切合的。他們因自身從事學術研究或長期領導學術機構的緣故，對學術服務的需求頗為熟悉，因而在主導北平圖書館發展方針時，必然會從便利學術研究的角度開展規劃、制定計劃。不符合學界期待的提議，很難在學者主導的北平圖書館委員會中獲得支持。這一機制保證了學者辦館的正確方向。

委員們在這方面的作用與貢獻，可以1934年否決采購出土楚國銅器提議一事為代表。當時，北平圖書館有意購買安徽壽縣朱家集李三孤堆楚墓被盜掘而流落市肆的部分銅器精品。9月7日，館委員會委員兼購書委員會委員陳垣致函北平圖書館，反對館方挪用中文購書經費購買這批銅器：“此項古物應否保存是一事，本館應否購買又是一事。如果此項古物值得保存，中央博物館及安徽博物館應先購置。區區貳千四百元，中央及省府何至無辦法，而必欲售歸本館。本館經費并不充裕，且系圖書館，非兼辦古物館。古物日有出土，此端一開，本館恐無此力量。在中文購書費內挪購，理由亦似不充足?！疽娙绱?，仍請公決?！标愒鞔_地闡述了他對圖書館性質與功能的觀點：圖書館以書籍為主要收藏范圍，銅器等文物的保存保護則為博物館的職責，兩者有著清晰的職責分工。這一坦率而深刻的論述，對于北平圖書館作出符合自身事業發展需要的決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肮珱Q”的結果，否決了館方挪用中文購書經費購買這批楚銅器的提議。后來，中基會出資購得這批銅器，連同該會舊藏明清陶器佛像，一并寄存北平圖書館。

5 結語

國立北平圖書館委員會是以美國制度為藍本建立的法人治理結構，吸收了歐美發達國家圖書館董事會制度的成功經驗。西方世界的圖書館理事會制度起源于美國波士頓公共圖書館，創立時間是1848年，到20世紀20年代已經實施了八十年左右。理事會制度被視為比較合理的圖書館管理體制，當時已廣泛應用于美國。

國立北平圖書館委員會的主要制度設計承襲自北平北海圖書館。該館由管理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建立，其管理制度與運作方式比較多地借鑒了美國的成功模式。北平北海圖書館開辦三年有余（1926-1929），在擴充館藏、延攬人才、建筑新館、學術服務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證明其管理方式是非常成功的。合組后的國立北平圖書館沿用并發揚了這一制度，獲得了更大的成功。

創立與執行國立北平圖書館委員會制度的人士，大多有海外留學背景，中基會董事會自不待言；委員會成立時的教育部部長蔣夢麟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與教育學博士；曾任委員的14人中，任鴻雋、傅斯年、劉復、周詒春、孫洪芬、蔡元培、袁同禮、蔣夢麟、胡適、翁文灝、葉企孫等11位委員曾留學歐美，馬敘倫則有留日經歷，僅陳垣、秦德純沒有留學經歷?？傮w上看，與委員會相關的大多數人士都對西方先進的管理方式有一定了解，這對委員會制度的順利運行無疑具有積極作用。

綜上，國立北平圖書館委員會能在十余年的時間里順暢運行，為該館的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得益于良好的制度設計、合適的執行人選。對于當前正在探索過程中的圖書館法人治理結構建設而言，制度與人選正是國立北平圖書館委員會最富借鑒意義的兩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