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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書治要》論用人:戰略定位與導向

2017-01-16 11:50劉紅利劉余莉
貴州省黨校學報 2016年6期
關鍵詞:用人

劉紅利+劉余莉

摘 要:《群書治要》的用人思想集中體現在:一是用人的重要性,提出治亂安危根在用人、君主成治自任賢始的主張;二是用人應遵循五個基本原則,強調領導者應任用孝廉之人、賢德之人、直諫之人、進賢之人與揚善之人,才能達到國治民安的為政目的。這些思想可為當今具體落實“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提供借鑒。

關鍵詞:《群書治要》;用人;任賢使能;納諫遠佞

中圖分類號:D6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81(2016)06-0123-06

用人問題,對于任何一個社會組織、國家機構來講,都是不容回避的關鍵性問題。用人得當與否,直接關系到該組織機構的發展前途,也攸關國家的興衰成敗和社會民心的和諧安定。唐貞觀五年(631年)由魏徵等編撰的《群書治要》,從治國理念的高度,輯錄前代經、史、子中豐富的用人思想,總結歷史實踐中的經驗教訓,論述信實精要,至今仍可為落實“以德為先,德才兼備”的用人原則提供寶貴借鑒。

一、用人攸關國家興衰

《群書治要·毛詩》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1],《漢書》云,“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2],《典語·清治》亦云,“夫世之治亂,國之安危,非由他也??V在官,則治道清;奸佞干政,則禍亂作”[3]203。任賢遠佞,不僅是周宣王使周朝王化復行的重要原因,也是總結歷史發展得出的必然規律,一國或盛或衰,或治或亂,關鍵在于用人?!皣源嬲?,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我灾獓畬y?以其不嗜賢也”(《潛夫論·思賢》)[4]145-146。

然而現實中,正如墨子所指出的,王公貴族們雖然皆希望國富民安、政事修明,但常常出現的現象卻是:“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不能制,必索良工。有一疲馬不能治,必索良醫?!m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誠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两ㄆ鋰覄t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疲馬、衣裳、牛羊之財歟?”(《群書治要·墨子》)[5]221墨子批評當時的王公貴族對于身邊的微小財物尚且知道愛護,懂得修理補繕要“尚賢而使能”,但當真正治理起國家政務時,卻不假思索地任人唯親,舉薦徒有其表、而無真才實德之人,由此知道,那些領導者是“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

領導者不任用賢才,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其貪愛財貨。君主貪愛財貨,群下則喜歡謀取私利,而賢德之人由于不被重用,便會隱居起來。如此一來,國家由于沒有興起好的風尚,尤其是缺乏倫理道德的教育,以致國之上下私欲膨脹,交相爭利,國家的禍亂也就不遠了?!尔}鐵論·崇禮》指出,隋侯之珠與和氏之璧,雖為世間名寶,卻無益于國家的安危存亡?!坝鞯率就?,唯賢臣良相,不在戎馬珍怪也。是以圣王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寶”。[6]115

任用賢臣,是國家安定昌盛的前提,所以《說苑·尊賢》中說:“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盵4]40《新序·雜事》中記載魏文侯重用賢才,每次路經段干木居住的閭巷,都會從車上起身伏軾致敬,并授以百萬俸祿,時常向其請教治國之方。在魏文侯看來,段干木,“賢者也”,且“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6]184,因而理應對他禮敬有加并予以重用。魏文侯此舉得到了國人的交口稱嘆,以致秦君雖欲興兵攻魏,卻因心存畏懼而不敢對它有所企圖。

《孟子》云:“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后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盵7]一個國家能夠選賢與能,使上下都有公心而不自私自利,則其國的力量就會非常強大,不僅對外可以抵御強敵入侵,對內也可起到化民成俗的作用。誠如《后漢書》中所言,“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8]。在我國歷史上,許多有道德學問的皇帝都是把儒釋道三家的圣人奉為國師,隨時咨詢請益,并對國師備加尊崇?;实蹜B度的懇切恭敬,會感召整個社會普遍興起追求道德、愛好仁義之風。而且,由于任用了德才兼備之人,通過他們的言傳身教,使民眾得以培養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美德,樹立起是非善惡的正確觀念,從而達到了揚善抑惡、一正壓百邪的效果。

領導者因多欲多求而不能用賢,結果“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如果不能從源頭上加以治理,就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停留在末梢上處理問題,這種情景,“無以異于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文子》)[9]6,不僅于事無補還會雪上加霜。而要賢德之人得到重用,首先需要君主自身的德行作為保障?!段淖印分薪又岬?,“圣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措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9]82。有賢明的君主出現,并能夠重用賢德之人,興起倫理教化之風,社會風氣的改善并不難以達到。

二、能否任賢事關執政地位

(一)能否任賢關系到君主的正邪

《蔣子萬機論·政略》講道,“夫君王之治,必須賢佐,然后為泰。故君稱元首,臣為股肱,譬之一體相須而行也”。[3]33指出領導者所用何人,也直接關涉到他自身的德行?!笆且詾檎弑厣鲹衿渥笥?,左右正則人主正矣?!保ā扼w論》)[3]166

古代圣王所使用的侍御仆從,正如《尚書》中所記載,“罔匪正人”,沒有一個不是正直高尚的人。這些人伴隨在君主身邊,君主才能受到正人的監督從而端正自己的行為。不僅對于侍御仆從嚴格選用,還專門設立有被稱作“大仆正”的官員,以專心教導這些侍從,使其不敢奸佞詐偽,而是都要勉勵君主修德,幫助其指正過失?!捌统颊?,厥后克正;仆臣諛,厥后自圣”[10],仆從近臣都是中正之士,他們的君主也會保持中正;仆從近臣是阿諛逢迎之人,君主就會自以為圣明。為此古人特別強調,不能讓邪曲之人留在身邊充當自己的耳目之官。

管仲在齊桓公向他請教治國之患時說“患夫社鼠”,以“社鼠”即寄身于土地神像中的老鼠,比喻人主之左右,“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說苑·政理》)。[4]33-34清朝時,有用人“莫用三爺”的說法,就是這個道理?!叭隣敗敝傅氖巧贍?、姑爺、舅爺,都是為政者身邊關系親近的人,任用這些人需要格外地小心謹慎。

《時務論·斷忠臣國》中說,“故準圣主明君,莫不皆有獻可退否納忠之臣也”[3]187。之所以能夠成為圣主明君,正是因為身邊有這些可以犯顏直諫、忠誠不二的臣子不斷給他提醒,矯正他的過失。如《吳子·勵士》中記載楚莊王與群臣謀事,因“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9]118,以得不到賢才輔佐、群臣不如自己而憂慮,相反,那些好大喜功、追名逐利之人,卻以群臣才能不如自己為好事,這就是莊王何以成為圣主,而后者卻如“武大郎開店”愈趨愈下的區別所在。

(二)能否任賢關系到君主的安逸

《尸子·治天下》言,“夫用賢,身樂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國治而能逸”[9]181。善于任用賢才的人,不僅能身享安樂,而且聲名也會隨之而來,事務雖少卻功績可觀,可以達到國治身逸、一舉多得的效果?!墩f苑·政理》上講道,孔子弟子宓子賤治理單父時,“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4]30-31;而孔子的另一弟子巫馬期治理單父,雖然“亦治”,卻“以星出以星入”,事必躬親,日夜不得安居。原因就在于,宓子賤善于用人,所以能四體安逸,耳目不勞,平心靜氣,而百官自治。而巫馬期卻由于只知用力,故所付出者多,“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然也使單父得到了治理,但還沒有達到最高的境界。

治理的最高境界是無為而治。無為而治的根本即在于領導者自身有厚德,并能依托賢德之人,對他們委以重任?!痘茨献印ぬ┳濉分刑岬?,“古者法設而不犯,刑措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得也”[6]84。當其時,對官員的選拔,是將天下、一國、一縣、一鄉之中最為賢德的人舉薦出來,分別任為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和八十一元士,“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6]84。如此來教化民眾,自然會如風吹草木,而草木沒有不隨風倒伏的。所以,正如《袁子正書·致賢》中所言,君主以一人之才智統理政務,日理萬機,難免會有疏忽遺漏,這就需要“假人之目以視”,“假人之耳以聽”,“假人之智以慮”?!肮史蛱幪煜轮蟮蓝遣桓F,興天下之大業而慮不竭,統齊群言之類而口不勞,兼聽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賢乎?”[11]163

(三)能否任賢關系到君主的成敗

《昌言·議難》中說,若“王者所官者,非親屬則寵幸也;所愛者,非美色則巧佞也。以同異為善惡,以喜怒為賞罰。取乎麗女,怠乎萬機,黎民冤枉類殘賊”[11]92-93,那么,即使各方祭壇四季按時敬祭,判案的政事嚴格限定在冬季執行,用于占卜的蓍草龜甲堆于廟門之中,祭祀用的純色牲畜成對地系在豎石之上,占星之人在觀星臺上久坐不下,執掌祭祀的祝史在祭壇前長跪不離,都無益于挽救國家的敗亡。

扭轉殘局,惟有從根本上尋找國家治亂的成因,而非依賴占卜或為求福所舉行的形式上的祭祀,所謂“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歸根結底還是要從為政者自身做起以積德尚賢?!墩f苑·尊賢》中云,“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瞧淙硕泄?,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4]38不能任人唯賢,卻期望成就功業,即便像大舜、夏禹那樣的帝王也會陷入困境,更何況是一般的君主呢?

齊景公曾問晏子:“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后乎?”[5]60晏子回答說,桓公所以能一匡天下者,并不在于兵力的多寡,而是由于他左有鮑叔牙、右有仲父的輔佐,有任人唯賢的智慧和識見?!敖窬鬄槌?,右為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后”[5]60,縱然有兵車千輛,又焉能趕上先君桓公而成就霸業呢?由此可見,能否任人唯賢關系到君主的成敗。

(四)能否任賢關系到君主的存亡

《體論·君體》中說道,“夫人生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莫不欲榮樂而惡勞辱也。終恒不得其所欲,而不免乎所惡者何?誠失道也?!盵3]142君主不能安存的原因,是在于沒有順道而行,任用真正的賢德之人。

《韓詩外傳》中認為,輔佐之才有四個等級:“智如原泉,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礪,行可以為輔檠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人吏也。當前快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為佐,中主以友為佐,下主以吏為佐,危亡之主以隸為佐?!盵12]100而要看一個君主是否會敗亡,必先觀其下屬,因為“同明者相見,同聽者相聞,同志者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所以,君主對于左右臣子的委用,“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12]100

《賈子·先醒》篇中,賈誼稱知“道”者為“先醒”,他指出,一般的君主由于未學治國大道,茫然不明得失,不知治亂存亡的根源,因此每日匆匆忙忙就像喝醉了酒一樣。而賢明的君主,“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慧然先達于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譬猶俱醉而獨先發也”。[13]220-222先醒者如楚莊王,居安思危,很早就清醒認識到了求賢的重要;后醒者如宋昭公,待有了沉痛的教訓才發現用人的失誤;而不醒者則如虢君,自欺欺人,國家已經滅亡了還不聽諫言、不知悔悟。因此說,只有賢君方能任人唯賢,而君主的用人態度,也直接關系到自身的存亡。

三、用人的五種導向

《說苑·修文》中記載,周成王將行冠禮時,周公命祝雍為成王致祝辭,祝雍致曰:“使王近于仁,遠于佞,嗇于時,惠于財,任賢使能?!盵4]66親仁遠佞,任賢使能,不僅是對周成王的告誡,也是為政者用人所需遵從的總原則?!犊鬃蛹艺Z·五儀》中說,“士必愨而后求智能焉。不愨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也”。[14]36-37當今社會上也有“有德有才是正品,有德無才是次品,有才無德是毒品,無才無德是廢品”的說法,強調的都是用人要堅持“以德為先、德才兼備”。

據《韓詩外傳》所記,孔子將士人分為五類:“勢尊貴者”“家富厚者”“資勇悍者”“心智慧者”和“貌美好者”??鬃诱J為,“勢尊貴,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傲;家富厚,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凌私斗;心智慧,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不以統朝蒞民,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也”[12]96。如果士人沒有將各自獨具的優勢運用到利他的事業上,發揮出他應有的價值,這樣的士人就喪失了其美好的稟賦。

要具體落實“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原則,則要求領導者應選用孝廉之人、賢德之人、直諫之人、進賢之人與揚善之人。

(一)孝廉之人

自古我國就把“孝廉”作為人才選拔的根本標準,將“孝”置于首位?!缎⒔洝吩?,“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15]30。一個人不知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沒有愛敬之心,他出外對領導的忠心便無從談起,因為對父母的態度會直接影響到一個人以后對領導、同事和工作的態度?!吧俪扇籼煨?,習慣成自然”,一旦在家中養成了以自我為中心、隨心所欲、對父母輕慢無禮的習慣,這種心理慣勢表現到工作上,勢必也會出現同樣的問題。所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工作、社交上流露出的教養,其實都是來自于對父母的孝敬之心。

“廉”首先意味著不貪?!洞髮W》講,修身要從格物開始?!案裎铩?,根本上指的是格除物欲,正確看待財色名利等誘惑的實質,不為干擾,保持心目的清明?!墩撜Z·顏淵》記載,顏回問仁于孔子,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盵15]99按照禮的精神勤于檢省,克除私欲,方可達于仁。而一日克己復禮,對于人君,則可使天下之民歸于仁政。如文王為西伯時,虞芮爭田,歸周者四十余國。對于個人,克己不貪也是無往而不能感化人群。如楊震不受“四知財”,其清廉作風影響后代,他的子孫特以“四知堂”為其房屋取名,以為警勵。

“廉”更有廉正之意?!稘摲蛘摗搰@》中說,賢能之人作為臣子,不以諂佞損害君主威德,不為迎合眾人而茍且偷安,不損害公家利益任憑私意行事,不歪曲法律而畏懼權貴。其賢明能明察奸邪,其道義使他不結黨營私?!秾O卿子·臣道》中也說,“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茍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謂之國賊”[16]193。因此,對于人君而言,應重用那些忠順廉正之士,而罷黜那些諂佞篡賊之人。

(二)賢德之人

《呂氏春秋·勸學》中指出,忠孝顯榮四者,皆為人所欲求,然而不得其所愿,推究根源,在于其“不知理義”。不知理義則源于不學;理義不學,則為君不仁、為父不慈、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師也。尊師則不論貧富貴賤矣”[13]12。

《韓詩外傳》中提到,鴻鵠所以能一舉千里,所依靠的是它羽翼上的六條強勁有力的莖羽罷了,而背上的粗毛、腹下的細毛,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也不會使之飛得更低。對君主來說,賢德之人就好比鴻鵠之六翮,而庸碌之人則如鴻鵠“背上之毛、腹下之毳”[12]110,縱然有上千之人,于興舉大業也并無太大助益。

《說苑·復恩》云:“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使不得為非者,吾以為次賞。勇壯強御,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后則居后,免我于患難中者,吾復以為次賞?!廊苏卟蝗绱嫒酥?,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后,而勞苦之士次之?!盵4]20對于晉文公來說,能夠昭人以道、教人以德、普利群氓的圣賢之人,應受到國家最高的重視和封賞,因為他既能全君之德,又能成君之業,真正使國家得到善治?!妒印べF言》云,“圣人治于神”,圣人是從治理人心入手,于潤物無聲中使天下得到治理。而賢德之士,“教之以仁義慈悌”[9]150,雖然不能如救人于水火那樣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立足長遠,小可使個人趨吉避兇,終身無患,大可使天下歸寧,免于兵亂,所以應當奉之為珍寶。

《孫卿子·大略》在談及用人時也說道,“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诓荒苎?,身能行之,國器也??谀苎灾?,身不能行,國用也??谘陨?,身行惡,國妖也。故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16]219?!皣辈⒉粌H指國家的臣子,但凡言善行惡、巧于詭辯、善于惑眾之人都會對社會風氣造成不良影響,使人對倫理道德喪失信心,所以為害甚大。而“除去國妖”也并非僅指戕其身命,根本上還是要從任用賢德、凈化人心、扭轉人心治起。

(三)直諫之人

《呂氏春秋·貴直論》中說,“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原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13]105指出君主貴士,是因為他們能犯顏直諫。言語正直,君主方能認識到自己的過錯。然而君主的通病,在于既想聽到自己的不足,卻又厭惡賢士的直言,這就如同將水源阻塞卻想得到水一樣,水從哪里來呢?為政之人,往往越是位高權重,越不易聽到直言,久而久之便易滋長驕滿情緒,危及前途事業。所以,要達到“長善救失”的目的,就要敢于任用直諫之士。

古之賢主因為深明此理,常會主動引導屬下犯顏直諫。如《呂氏春秋·驕恣》中記載,趙簡子“能以理督責于其臣”?!耙岳矶截熡谄涑?,則人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盵13]101尹鐸“恐君之不變”,所以才“質君于人中”而不顧其丑,此正“簡子之賢也”?!叭酥髻t,則人臣之言刻”(《呂氏春秋·達郁》)[13]96,君主賢明,臣子對他的要求才會非常嚴格。另如太保申冒死鞭刑楚文王使其痛改前非、勵精圖治(《呂氏春秋·直諫》)[13]107,樂師經持琴身撞魏文侯使之聞錯即改(《說苑·君道》)[4]8-9,等等,都是犯言直諫的典范?!兑捉洝ゅ控浴费?,“王臣蹇蹇,匪躬之故”[17]。人臣所以忠直,并非為了自身之安危,而是為了匡正君主的過失。而好直不阿之士,“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呂氏春秋·貴直論》)[13]105。

(四)進賢之人

《韓詩外傳》中記載,楚莊王以沈令尹為忠賢之士,聽其言而“不知饑倦”,但在夫人樊姬看來,“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于是,“莊王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樊姬之力也?!狈П救艘彩巧朴谶M賢之人,雖多年侍奉于莊王,但未嘗不各處尋求德才兼備的女子來幫助莊王治理內政。如樊姬所言,今“與妾同列者十人,賢于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專王之寵哉?不敢以私愿蔽眾美也”[12]91??梢?,觀一個人是否賢德,還要看他是否具有進賢讓賢的品質。

在《孔子家語·賢君》中也有一章子貢問賢臣的典故??鬃右札R國鮑叔牙與鄭國子皮為賢,而子貢以為齊國管仲和鄭國子產似乎更為賢能,因為二人協助國君都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鬃訁s說:“我聽說鮑叔牙力薦管仲,子皮舉薦子產,卻沒有聽說過管仲和子產推薦過比自己更為賢能的人才?!痹诜蜃友壑?,能夠舉薦賢才的人,比自己是賢才更應受到敬重。

古人正是深刻地認識到了薦賢不易,因此特別在制度上規定,“進賢者必有賞,進不肖者必有罪,無敢進也者為無能之人”(《尸子·發蒙》)[9]174,把能否為國家推薦德才兼備的人才作為評價官員政績的一個重要標準,從而使臣子進賢退不肖的良好政治風氣得到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五)揚善之人

“君子掩人之過以長善,小人毀人之善以為功?!保ā扼w論·行體》)[3]157君子是把別人的過惡加以掩飾,以此來長養自己的厚道善良;而小人卻是以毀謗別人的善行為能事,以此夸耀自己的功勞。區別君子與小人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看他的言語是經常欣賞贊嘆他人,還是經常毀謗挑剔他人。

《格言聯璧》中說,“德盛者其心和平,見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許可者多”。[18]331德行深厚的人,心平氣和,見每一人都有可取之處,所以口中所贊許的人很多。相反,“德薄者其心刻傲,見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棄者眾”[18]331。而德行淺薄的人,心地刻薄傲慢,見到每一人都有可憎惡之處,所以眼中鄙視的人就很多。

能經??吹絼e人的優點,分享別人的善舉,是一種真實的修養?!兜茏右帯飞险f,“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思勉?!碑斎说弥约旱狞c滴善行在背后受到了稱贊,他就會受到鼓勵,更加勤勉地多做善事?!皳P人惡,即是惡;疾之甚,禍且作?!倍教幮麚P別人的過惡,本身就是一種惡。不僅于對方改過無益,反而會受招致怨恨,無形中為自己埋下禍根。

有德之士,必然慈心于物,憫人之惡、樂人之善,不彰人短、不炫己長。因此,對于為政者而言,還應善于辨言,任用能隱惡揚善之人,以作為自己的忠良輔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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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魏征,褚亮,虞世南,等.群書治要譯注:第6冊[M].北京:中國書店,2012.

[13]魏征,褚亮,虞世南,等.群書治要譯注:第23冊[M].北京:中國書店,2012.

[14]魏征,褚亮,虞世南,等.群書治要譯注:第8冊[M].北京:中國書店,2012.

[15]魏征,褚亮,虞世南,等.群書治要譯注:第7冊[M].北京:中國書店,2012.

[16]魏征,褚亮,虞世南,等.群書治要譯注:第22冊[M].北京:中國書店,2012.

[17]魏征,褚亮,虞世南,等.群書治要譯注:第1冊[M].北京:中國書店,2012:110.

[18]金纓.格言聯璧[M]//袁朝.格言四種.武漢:崇文書局,2004.

責任編輯:王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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