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越南共產黨的黨內問責

于秀秀

[摘 要]

古巴、越南共產黨在黨內問責上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以問責推進反腐，對腐敗分子進行嚴肅問責；抓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對其權責進行明確規定；建立和完善專門的黨內問責機構來保證問責開展的公正性；嚴肅問責違反黨紀的行為以及完善黨內問責的配套制度建設等。古巴、越南共產黨在完善黨內問責上的一些做法值得學習借鑒。

古巴共產黨；越南共產黨；黨內問責

[關鍵詞]

[中圖分類號] D33/3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928X（2017）01-0061-03

根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第四條規定，黨內問責是指“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1]其本質是對黨組織和領導干部行使權力、落實責任和履職情況進行監督和責任追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世界上許多國家通過黨內問責來加強執政黨建設，完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以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為例，古巴、越南共產黨在黨內問責上進行了一些有益嘗試。

在和平年代，執政黨最大的危險就是腐敗。美國學者博瑞斯·馬尼科夫就曾深刻地指出：“缺乏透明度和問責制是腐敗泛濫的另一個原因——在缺乏這些制度的情況下，腐敗行為更容易維系。如果人民沒有問責政府官員的機制，他們就等于開了一張空白支票。腐敗官員能安然無恙地待在辦公室是因為無透明度使他們掩蓋了腐?。ň芙^提供任何信息或索性提供錯誤信息），缺乏問責制又使他們有機會濫用職權而不擔心有嚴重結果?！盵2]

古巴共產黨（以下簡稱古共）和越南共產黨（以下簡稱越共）歷來十分重視反腐斗爭，將反腐作為問責工作的重中之重。古共通過設立全國反腐敗委員會來發現腐敗問題，遏制腐敗現象。反腐敗委員會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會副主席、中央組織部長擔任委員會主席，成員由總檢察長、部長會議代表、監察審計部部長、內務部長等組成。委員會領導和指導全國的反腐敗工作，每月定期開會研究反腐敗形勢，負責查處有關貪腐的大案要案。中央要求各級黨組織包括省市黨委和各基層支部，每月討論一次防止和反對腐敗問題，檢查本地本單位是否存在問題，出現問題及時糾正。古共前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曾言明：“我們必須將腐敗控制在踝關節以下，決不能讓它達到我們的脖子位置?！盵3]越共在2012年十一屆五中、六中全會加大反腐力度，五中全會成立由總書記任主任的中央反腐委員會。2013年，其七中、八中全會提出了黨建的任務，包括落實黨員干部的財產收入申報制度，繼續總結和落實四中全會決議，成立7個監督檢查組，加強對腐敗問題的查處力度，繼續貫徹落實官員信任投票制度等。在力度不斷加強的反腐進程中，越共黨內一大批貪腐分子被追究黨內責任。

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廣大人民群眾往往既從大多數領導干部身上看執政黨的優點，又從少數領導干部身上看執政黨的缺點。若執政黨的領導干部清正廉潔、嚴格自律，便能使民眾信服，在群眾中贏得民心，樹立權威。古共深諳這點，對黨內領導干部及其身邊人向來要求嚴格，嚴禁以權謀私、貪污腐敗等行為。古巴共產黨要求其黨的領導干部要把權力視為光榮和責任而絕不能作為謀取個人私利的資本，強調黨政領導干部的職責是運用好手中掌握的權力為群眾做實事、謀福利，而不是把它作為以權謀私的資本。

越南共產黨實行領導干部責任制度，對所出現嚴重問題負有責任的單位主要領導人追究黨紀、政紀或法律責任，并在九大上規定了各級黨委的領導人不僅要保證自己的清廉，而且還要對本單位和本地區出現的腐敗問題承擔不可推脫的責任，為黨內問責工作的開展奠定了制度基礎。領導干部是問責的主要對象，明確領導干部的權責歸屬，符合問責的權責一致原則，也是制定問責條例的基本要求。越共九屆三中全會討論通過了新的政治局、書記處和中央檢查委員會的工作制度?！靶碌墓ぷ髦贫葘φ尉?、書記處、中檢委和中央委員的職責、權限、分工都做出了非常明確的規定，規定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和各位中央委員對自己分管的事務必須負責到底，如該事務需要在政治局會議或中央全會討論和處理，負責人必須牽頭撰寫相關的報告和決議，并負責監督落實?！盵4]2006年越共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對包括總書記及其他承擔黨和國家領導工作的個人職責、權限做出更加具體的規定。[5]這些規定為黨內問責的開展提供了前提條件，對于明確確定黨內問責對象及黨內問責內容具有重要意義。

為保證黨內問責工作的有效有序開展，建立專門的黨內問責機構就十分有必要。

古共十分注重問責工作的制度化建設，通過設立三級申訴委員會把對黨員、領導干部、黨組織的監督問責納入制度體系中，以推動黨內問責的常態化、制度化。三級申訴委員會由同級黨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職責包括：受理對黨員和干部違紀行為的舉報；審理對違紀黨員和黨員干部有關問責處分的申訴。該委員會做出的決定同級黨委無權否定或修改。古共三級申訴委員會與同級黨委平行不受其制約，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和權威性，保障了監督問責的獨立性和公正性。古共還設立了全國群眾舉報委員會，直屬古巴共產黨主管黨務工作的政治局委員領導。這一組織的設立為普通群眾有效監督黨員干部開辟了途徑，有助于為黨內問責提供來自普通群眾及時、廣泛的信息。

與古共的三級申訴委員會和群眾舉報委員會不同，越共實行質詢制度來對黨員及黨內領導干部進行質詢，一旦發現問題便進行嚴肅問責。質詢制度要求每位中央委員，包括總書記、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書記，都有提出質詢的權力和接受質詢的義務。同時，政治局、書記處和中央檢查委員會作為集體也有接受質詢的義務。越南國會辦公室副主任阮士勇認為，“說明責任是質詢的根本目的”。[6]被質詢者中還包括國家領導人，例如前總理潘文凱曾就交通部腐敗案件專門接受質詢，2016年4月份剛被免去總理職務的阮晉勇曾因國企丑聞遭國會質詢。質詢活動面向全國進行電視現場直播，接受全國選民監督。中央全會留出專門的時間進行質詢活動，被質詢人必須回答質詢人提出的問題，直到質詢人滿意為止。同時，越共還在全國各個地區成立監察委員會，以加強對黨員和黨組織的監督。

越共所設立的質詢制度不僅僅要求是中央委員回答代表們所提出的問題，更是對自己階段性工作成績的拷問，它不僅僅局限于有錯問責，也囊括了無為問責。越共還將國會代表質詢政府官員的做法引入越共中央全會。越共中央全會的這種質詢制度屬于一種橫向的黨內問責制度。每一位中央委員既是問責主體，又是問責對象，提出質詢的權利與接受質詢的義務相當。這樣的制度設計既有利于質詢活動公正地開展，也有利于保證問責工作的即時性和有效性。

黨規黨紀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生命線。古共和越共對嚴明黨紀有著深切的共識，通過會議要求和制度規定提高廣大黨員、黨員領導干部及各級黨組織對嚴明黨紀的認識，從思想上為黨員、黨員領導干部及各級黨組織嚴格遵守黨紀、違紀必問責打了一劑預防針。

越南共產黨在2013年5月十一屆七中全會指出，“部分干部、黨員思想腐化、政治墮落、道德作風飄浮等情況較為嚴峻”，要“弄清黨內政治思想、道德、生活作風衰退狀況，加強紀律并嚴格處理在社會輿論中引起不滿的復雜事務”，“中央委員會確定，從中央到基層各級黨委、黨組織以及機關黨委領導集體和各級領導、管理者應嚴格、自覺并有合理計劃和措施地立即克服和修正通過檢討、自我批評和批評總結出的缺點和薄弱之處。繼續領導、指導、檢查并監督檢討后急需著手的工作開展落實，尤其是有效、嚴明處理和解決現存的緊迫問題”。[7]古共對黨的工作紀律規定：“凡是違反黨綱、黨章和黨紀國法，違反共產主義道德的黨員和預備黨員，或黨、團組織及群眾團體的領導人和工作人員，濫用職權，用公共財產為個人謀取利益；未經許可用公共財產舉辦晚會或饋贈禮品；謊報計劃執行情況或歪曲有關資料；縱容官僚主義、裙帶風、地方主義或宗派主義；阻止或壓制批評和自我批評；玩忽職守、漠不關心、不盡力完成計劃和指派任務等行為都要受到責任追究?！盵8]20世紀90年代以來，古共黨內由于腐敗、瀆職、懶政不作為等原因，先后有4位政治局委員被撤職。古共對黨內高官、重要領導干部的嚴懲是其嚴明黨紀、違紀必問責的現實體現，可以說是預防和嚴懲并重，強化違紀問責的警示力量。

問責制的建立和發展還需要相關配套制度的補充，形成制度體系才能更好地完成從問責啟動到申訴再到救濟等一系列問責程序。

為了確保黨內問責不發生偏差，保障黨員的主體權利，古共還設立了與監察委員會相對應的申訴委員會，保證了被問責黨員的申訴權利。黨員不服從組織的問責可以到申訴委員會進行申訴，不同的問責處罰向不同的申訴委員會申訴。這兩個機構互相合作，把加強黨內問責與發揚黨內民主有機結合起來，提高了黨內問責的有效性和公正性。申訴委員會有權獨立行使職權、開展工作，不受同級黨委的領導，只對其上級領導負責，其職責是專門受理黨員的申述，它的組成人員是有一定年份的黨齡，從未受過紀律處分，并且擁有大學以上文化程度的黨員。該委員會的最終決定是經過不記名投票的方式做出的，對于黨內處分不滿的可以上訴到省級，而對于開除出黨的則可以上訴到全國申訴委員會。例如，“2002年古巴處分了43000多名黨員，其中2058人對處分不服提起了上訴，占受處分的4.7%，這些人中有23%的黨員的處分被改變了，347名受到開除黨籍處分的黨員由于申訴而保住了黨籍”。[9]這就盡可能地保證了黨內民主和公正，使每個黨員在受到不公正或錯誤問責后獲得了維護自己權利的機會，并得到制度的保障。

除完善問責的申訴制度之外，古共還頒布黨內問責相關條例，明確問責事由、形式及程序等?！豆虐凸伯a黨處罰適用條例》對違反黨章黨紀、黨的政策的黨員，違背黨的原則或路線的黨的機關和基層組織，規定了相應的問責處罰措施以及各處罰措施適用的程序。從條例的各項規定來看，古共對黨員和黨的各級組織要求極為嚴格，就連“沒有正確地保存黨證”“無正當理由，不參加黨支部會議、學習會議和其他活動”“違反遷移規定”等行為，都要受到黨內問責。對違反黨紀國法的黨員，除要受到黨內紀律處分之外，還承擔司法責任或行政責任。[10]對于犯錯誤的黨員視錯誤大小和性質給予警告、撤銷黨內職務、暫停黨員權利、與黨分離、開除出黨等五種黨內問責形式。在問責程序啟動上，依次是：指定一個專業干部同被問責黨員談話、聯合委員會調查、提出報告和建議、把處罰建議提交黨委全委會、黨委全委會做出處罰決議、將處罰決議通知給被問責黨員及其所在的支部。明確的問責事由、多樣的問責形式以及規范的問責程序使得古共的黨內問責有章可循，不斷趨于完善。

中國共產黨與越南、古巴共產黨都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同屬于強規范型政黨，通過梳理分析越共和古共有關黨內問責的一些做法和經驗，我們得到啟示和借鑒。黨內問責的建設和完善是一個精益求精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我們要在借鑒當前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有關黨內問責探索的經驗基礎之上，結合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特點及我國國情，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黨內問責之路。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EB/OL].新華網，2016-07-17.

[2][美]博瑞斯·馬尼科夫.打擊腐?。核綘I部門的觀點和解決方案[J].楊晶黃旭江編譯，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9（3）：75.

[3]陳久長.“硬漢”卡斯特羅：中國駐古巴大使手記[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274.

[4]周敬青.中外執政黨制度建設論綱[M].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2005：138.

[5]康帥.越共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的主要做法[J].當代世界，2008（2）.

[6]李湫杰.政治革新下的越南國會建設[D].鄭州大學，2015.

[7]鄒煥梅.當代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自身建設比較研究[D].山東大學，2014.

[8]周敬青.他山之石：國外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六大紀律”[J].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6（01）.

[9]肖楓，王先志著.古巴社會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1.

[10]王承就.古巴共產黨建設研究[D].南開大學，2010.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研究生

指導老師：周敬青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