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迎華 朋友、舞伴、對話者和共犯

王薇

作為研究項目的組成部分，盧迎華的策展實踐始終圍繞著學術性思考展開。其近年的策展工作涉及對歷史的重新認識與評估、亞洲的自我觀看與自我認知，以及對藝術家個案的深入挖掘等方面。通過展覽的表達內容與表達方式，盧迎華試圖建立一種策展與修辭之間彼此描摹的關系，并在不同環節中將創作性因素滲入到策展實踐當中，從而與藝術家的作品形成一種互為語境的關系。

藝術匯：你所策劃的展覽通常是作為研究項目中的實踐展開，可以看到學術性思考在你的展覽策劃工作中占有相當高的比重，你是如何看待學術性工作在策展中所占據的位置的？

盧迎華：策展實踐就是一種學術性的工作，離不開提出問題、展開研究、思考問題、創作和表達。而缺乏了這些要素的“策展”充其量只能被稱為“組織展覽”。這兩者不應該被混淆。在現實中，人們往往過度輕易地使用了“策展人”這一稱呼。但這么說并不是在夸大“策展人”的重要性，說到底“策展人”是一個“做展覽的人”（maker of exh_bition）。在這個意義上，它又有“匠人”的職業特點，需要具備專業的技能，同時這種專業技藝也需要長時間的打磨。

對于我而言，策展與我所思索的問題密切相關，策展的過程既是探索問題也是試圖回答問題的經過。這個過程涉及了解、發現、內化和表述，而每個環節都與創造性和想象力分不開。從根本上而言，策展與自我認識、個體的價值觀和立場有關，它涉及一個人認識自己、了解世界和社會的欲望，認知的程度，以及表達的迫切欲望和表達的技巧。但這并不是說我會將策展的過程局限于某種方程式，它的靈活性與想象力密不可分。它既可以從一件作品開始，也可以由一首詩歌所喚起。

藝術匯：近年來。你策劃的展覽涉及了有關個體藝術實踐、藝術創作語境及話語機制等問題，能否結合具體案例談談你的策展線索及與之相關的思考？

盧迎華：最近幾年，我在策展方面的工作主要在三個方面展開。第一個方面是對于并不遙遠的過去和歷史的重新認識與評估。這個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和藝術家劉鼎一起開展的。英國歷史學家柯林伍德在考古學和歷史研究中倡導一種問題意識，他提出帶著明確的問題去歷史中探索可能的答案的重要性，沒有問題意識的考古發現可以說對于歷史學是“無用的”，我認為沒有“問題”意識的策展和創作也是同理的。我們對于過去的重訪也是由一種希望更清晰地認識和解答我們在現在的語境中所遭遇到的困惑和問題的訴求所推動的，歸根到底是希望認知我們的思想來源，和我們的行為模式、話語修辭與價值觀背后的意識形態結構，也希望更貼切和透徹地描述自身。我們一方面對于20世紀初以來不同時期和不同情境下作家、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們的所思所為，以及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中國文藝創作者們的思想軌跡進行考古式的探究：一方面通過寫作和展覽來表述我們在研究過程中的發現和思考。這是一項持續進行的工作，除了劉鼎自己在這個主題下所創作的作品和展覽以外，“從藝術的問題到立場的問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回響”和“新刻度與錢喂康：中國早期觀念藝術的兩個案例”是在這個研究計劃中的兩個展覽。目前，我們正在準備這個研究展覽計劃中的第三個章節。

第二個工作方向是由我在2011年參與策劃了光州雙年展（2012年開展）的契機所開啟的。在為光州雙年展工作的兩年中，我一方面深切體會到亞洲所缺乏的自我觀看和自我描述的意識：一方面與在亞洲的一些活躍的策展人對于我們在亞洲所需要開展的工作形成了共識。這些基礎促使我從2014年初以來與韓國、日本和臺灣的三位策展人共同合作，策劃了一個題目為“嘈雜的諧音：對于亞洲想象的批判性反思”的展覽項目，這個展覽從首爾巡回到廣島，今年7月將在臺北展出。這個計劃將一群不滿足于現狀的亞洲策展人和藝術家不定期地聚集在一起，討論、思考、寫作和展覽。這是一個有機體，展覽每巡回到一個新的場所，展覽的內容和策展方向都在不斷地變化，我們每次都撰寫新的策展文章，部分藝術家也會創作新的作品，我們形成了一個共同創作的良好機制，在臺北的展覽文章中，我把這種狀態形容為“眾聲喧嘩”。這是蘇聯語言學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于1934年提出的一個概念，他的概念形容小說作為一種表達方式，可以讓不同的角色、立場和聲音在這個框架中彼此遭遇和碰撞。我們所共享的框架與其說是亞洲這樣一個地域或是一種地理政治概念，還不如說是我們所共同意識到的自我認識和自我描述的匱乏和迫切性，以及共同建立一個自我敘述的思想基礎的欲望。2015年初，我們在光州的亞洲文化中心實現了一個關于亞洲1940年代以來展覽歷史的文獻展，與更多的亞洲策展人一起以各自的角度梳理各國自冷戰結束以后的展覽歷史，從展覽的角度描述自己。劉鼎和我將我們對于195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修辭的形成過程的發現呈現在這個文獻展中。這些工作構成了目前在亞洲當代藝術領域里的一種關照歷史和彼此開放的話語。

我的第三個工作方式要屬與藝術家的密切合作，通過策劃藝術家的個人展覽，有機會對藝術家個體的實踐進行深入的了解和認識，比如去年策劃的香港藝術家梁志和的回顧展，借助那個展覽，我了解了他自1980年代以來的幾乎每件作品，洞悉他的工作方法和系統，以及他所經歷和參與塑造的香港藝術史。我們也通過不斷地交談和碰撞形成了最后的展覽和出版物。

如果說還有另外一條線索始終貫穿著我所有的展覽實踐的話，那么應該是對于展覽自身作為一個創作媒介的一種強烈意識和反復觀照。展覽怎么做？為什么這么做？對話的是什么樣的策展模式和方法？這些是我不斷詢問自己的問題。

藝術匯：不難發現。你的策展工作幾乎始終是在美術館基礎上展開的。你是否認為相對于畫廊而言美術館能夠為策展工作提供更多獨立思考與實踐的空間？

盧迎華：和任何嚴肅的工作一樣，我的策展實踐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一個恰當的語境來作為發表平臺。在這一點上，我的確更傾向于與在精神上志趣相投的藝術機構進行合作。但我并不會因此就得出結論說美術館一定比畫廊提供更多的思考和實踐空間。我認為這還是要落實到具體藝術機構的藝術立場和價值取向上來談。

藝術匯：你認為在一個展覽中，策展人是否應當通過自身思考的介入使藝術作品在固有意義或表達上實現更多的可能性？在你看來，策展人的工作與藝術家的作品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系？

盧迎華：策展人有機會通過展覽來對于一些創作的理解提供新的視角，也可以在創作與創作之間建立新的關聯，講述新的故事。策展人進入藝術家作品的路徑和角度是多樣的，但始終應該是圍繞和貼近著藝術家的作品而開展。

我自己的工作受藝術家的啟發很多，不只是通過看作品，還有與藝術家的對話和交流。而且，藝術家自己所做的一些展覽是非常精彩的展覽策劃案例，藝術家作為策展人的實踐在藝術歷史上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視的，他們自己就是富有創造性的策展人，而且他們經常改變展覽策劃的游戲規則，比如想象新的關聯性，比如對于展覽方式的創新，這種從內部改變游戲規則的工作始終讓我著迷。

展覽的創作與藝術家的作品不是互相競爭的關系，而是互為語境的，是朋友、舞伴、對話者和共犯。但最終，藝術家的作品是可以不需要展覽而單獨成立的，而對于展覽而言，藝術家的創作是不能缺席的。策展人應該和藝術家一樣能夠形成自己的方法論和問題，但絕不是教條。

藝術匯：你曾表示，策劃展覽也是一種“創作”。那么能否談談策展工作中所包含的這種創作性因素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盧迎華：策展策劃的“創作”可以通過許多種途徑來達到，比如展覽的形式、展覽的地點的選擇、展覽概念、展覽的設計、展覽的展簽、展覽的導覽服務、展覽的公共教育和演講項目、展覽的出版物，展覽中各個相關的要素都可以是創作的平臺和方式。展覽同時還需要具體和準確。

文藝復興時期，音樂與修辭之間形成一種彼此鏡像，彼此相互模仿、彼此激發的關系。我想我們是否也可以嘗試在策展與修辭之間建立一種彼此描摹的關系，一種語言學式的實踐方式。借此比擬我們可以考量展覽表達的技巧和效果。在這一點上，策展同時涉及表達什么和如何表達的問題，表達的內容與表達的方式兩者之間的重要性是同等的。我們也可以說展覽與寫作很相似，寫什么，怎么寫，在展覽中選擇什么作品，放在什么地方，講述什么故事，如何講述。我們也可以說展覽里的每一面墻、每寸空間、展覽里的每個要素都可能是有表情的，是可以在展覽的表達中起作用的。

藝術匯：從國際范圍來看，策展實踐的關注點在近些年是否存在某種整體上的趨勢或轉向？

盧迎華：人們對于策展作為一個學科的感知越來越多，雖然人們往往說策展是沒有辦法被教授的，就跟藝術家的創作一樣，但同時還是有越來越多的策展課程和有關策展的論述涌現出來。這些書籍、論壇和課程從不同角度談論策展的實踐，對于策展到底是什么樣的實踐有許多爭論，對于策展歷史的梳理也在進行，它們都推動了策展實踐內部的自我觀看、審視和拓展。人們對于策展模式的理解變得更豐富，對于策展所涉及的工作也有更細致的認識。

藝術匯：中國策展實踐又呈現出怎樣的一種狀況？在你看來，我們是否面臨著一些有待反思及調整的問題？

盧迎華：最近幾年，中國的藝術機構紛紛推出年輕策展人項目，為策展實踐的開展提供平臺，這是很好的事情。但同時，策展人這個稱呼往往被庸俗化和簡單化地理解為一種身份和位置感。很多人成為了策展人，但我們卻發現真正的策展實踐并不多，有所建樹的更少?？傮w而言，策展人擁有的權力太大，而承擔的責任太少，自我審視和自我負責的精神不夠，自我的危機感更加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