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俗紀聞》中的清代漢語與清代民俗*

李 寧

《清俗紀聞》中的清代漢語與清代民俗*

李 寧

中川忠英編著的《清俗紀聞》成書于1799年，是對當時我國東南沿海一帶民間風俗、傳統習慣、社會情況等的一本調查記錄，是了解我國清代民俗的珍貴文獻。該書記錄的主要是哪些地方的民俗？書中的漢語詞句反映了什么地方的方言？編者在書末所列的“清國”八人是接受調查的清朝商人還是繪制插圖的畫工？在這些問題上學界的認識并不清楚。本文從語言學的角度切入對《清俗紀聞》進行研究，通過梳理該書漢語詞句在語音、詞匯和語法(主要是語音)上的特點，指出該書所記錄的清代漢語是一種具有濃厚吳語色彩的南方官話，而絕少閩語的特征。在此基礎上，結合該書關于民俗的地域性特征的記錄，認為該書記載的主要是江浙一帶的民俗，而不是福建的民俗。本文還指出書末“清國”八人即是實際接受調查的清朝商人，而非畫工。

《清俗紀聞》 清代漢語 唐音 清代民俗

一、引言

日本江戶時代寬政十一年(1799)，東都書肆出版了《清俗紀聞》一書。該書是對清朝中期中國東南沿海一帶民間風俗、傳統習慣、社會情況等的一本調查記錄。調查的主持者(同時也是該書編者)是曾擔任長崎“奉行”(即地方長官)的中川忠英。據記載，該調查是由其幕下的官吏指揮長崎當地的“唐通事”(即漢語翻譯官)，向那些到長崎進行貿易的清朝商人詢問而展開的。詢問調查長達一年之久，內容十分廣泛，記錄頗為詳盡，除文字敘述之外還命畫工在清朝商人的指導、確認之下繪制了各種事物的圖像，圖像部分與文字敘述部分幾乎各占一半的篇幅。全書按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依次編為六冊，共由年中行事、居家、冠服、飲食、閭學等十三卷組成。由于它是直接從清朝商人口中得知情報，又圖文并茂地展現了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其記錄是鮮活的、原生態的，所以具有很高的史學和民俗學價值，歷來受到海內外學者們的重視。

同其他江戶時代的很多出版物一樣，《清俗紀聞》是用變體假名寫成，對現代日本人來說識讀起來十分不便。直到1966年村松一彌和孫伯醇兩位先生將其轉寫為規范的現代日語假名*中川忠英著，村松一彌、孫伯醇編：《清俗紀聞》，東京：平凡社1966年版。，并對書中所涉事物詳加考察與解說，才使得人們對它的閱讀和利用更為方便。日本學者在他們的研究論著當中也開始對此書屢有提及和參考。該書引入我國的情況也頗值得一提。著名民俗學家鐘敬文先生很早就注意到這本書。他在1936年就說：“日籍《清俗紀聞》……敘述中土歲時及一般禮俗，各附以圖。(中略)其中所記，雖多限于江浙民俗，然頗有足供吾人考證之處。中國人士其有愿以國文譯之者耶？”*鐘敬文：《蕓香樓文藝論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3頁。呼吁將其譯成漢語。1983年5月臺北大立出版社出版了此書的影印本，卻未做出翻譯。沒幾年，現代文學史上頗具爭議的作家兼評論家舒蕪看到了這個影印本，隨即向中華書局推薦他的表兄方克(方威廉)翻譯此書。然而由于種種原因，此書譯畢后竟拖了十多年，才于2006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問世，使更多的中國讀者了解到這本書的內容。譯者除了方克先生之外，還多了一位孫玄齡，據舒蕪說就是他的表侄、方克先生的兒子。*此處關于《清俗紀聞》中譯本的成書過程的敘述，參考舒蕪《清俗紀聞》，《萬象》2007年第4期。2007年5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節目介紹了這本書，書中所展現的日本江戶幕府官方的華夷觀念及其對華情報搜集的精細程度，一度引發熱議，進一步擴大了這本書的知名度。與此書在國內的日漸流行形成反差的是，國內學界對它的專門研究還不多見。筆者目力所及，僅有王凌的一篇書評及曲彥斌、徐曉光、高薇三位學者的研究論文。*王凌：《〈清俗紀聞〉日人眼中的清代民俗》，《中國新聞出版報》2006年11月23日。曲彥斌：《〈清俗紀聞〉說略》，《辭書研究》2004年第6期。徐曉光：清俗紀聞探賾，《滄?！?013年第4期。高薇：《論18世紀日本的中國觀——以〈清朝探事〉〈清俗紀聞〉為中心》，《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綜觀前輩時賢的論述，可以看出，在與本書相關的一些關鍵性問題上，還存在認識不清、甚至不一致的情況。茲舉幾例如下。

問題1：《清俗紀聞》記錄的是我國什么地方的風俗？

這個問題似乎不應該成為一個問題，因為編者中川忠英在卷首的“附言”中說的已經很清楚，“今來長崎之清人，多來自江南浙江，故此處所記，亦多為江南浙江之風俗?！比欢?，事情不是那么簡單?！肚逅住肪硎走€有三篇編者友人為他所作的“序”，其中，林衡認為是“閩浙”，黑澤惟直認為是“三吳”，中井曾弘認為是“閩浙”。中井曾弘甚至提到，“清客”(即接受調查的清朝商人)曾經私下里告訴“舌人”(即實際進行調查的翻譯官，唐通事)：“臣等小人，生長閩浙，其所能誦特閩浙之俗耳，名物象數亦唯閩浙矣?！比绱丝磥?，他們之間的分歧主要在，書中所記的風俗是“江浙”還是“閩浙”。

或許是因為一開始就認識分歧，后世學者在介紹此書時也往往游離于“江浙”和“閩浙”之間。村松一彌和孫伯醇合編的東洋文庫本《清俗紀聞》(1966)在第1卷“解說”部分開宗明義，指出本書記載的是“中國乾隆時代福建、浙江、江蘇地方的風俗慣行文物”，將“福建”置于浙江、江蘇之前。日文版維基百科“《清俗紀聞》”詞條、方克和孫玄齡的中譯本以及高薇的論文，都沿用了這樣的介紹。曲彥斌論文稱“閩浙”，而徐曉光文則主要稱“江浙”。那么，該書記載的到底主要是哪些地方的風俗呢？到底包不包括福建？如果包括，又占了多大的分量？是主要還是次要？

問題2：《清俗紀聞》卷末列出的“清國”八人是畫工還是接受調查的清朝商人？

《清俗紀聞》卷末載有編者中川忠英的“跋”，他感慨“雖編輯之名在余，彼官署等力實為多矣，豈可虛其功哉？因備記與此役者姓名于卷末云”。

大通事(略)

小通事(略)

畫工 石崎融思 安田素教

清國蘇州 孟世濤 蔣恒 顧鎮

湖州 費肇陽

杭州 王恩溥 周恒祥

嘉興 任瑞*原書為豎排，這里改為橫排。

這些參與本書調查工作的人員當中，有八人明確記載為“清國”，甚至交代了他們的籍貫，都是清一色的江浙人。但這些人到底是畫工，還是接受調查的清商？學者們的認識并不一致。村松、曲彥斌認為是清商，而王凌、徐曉光則認為是清國畫工。這也難怪，原書將“清國”列于“畫工”之后，這種排列方式本身就令人無所適從。這八人中可以查考到的只有孟世濤和費肇陽兩人。這兩人既是商人又是畫家。孟世濤，字涵九，號蓀田，多稱“孟涵九”，蘇州府吳縣人，天明、寬政年間渡日，能詩文，擅書畫，他還精通日語，會做日本和歌，《長崎名勝圖繪》中載有他用日語平假名寫在扇子上的和歌。費肇陽，字得天，號晴湖，又號耕霞使者等，以“費晴湖”之名行于世，湖州府苕溪人，畫家，為日本江戶“來舶四大家”之一，是對當時及后世的日本繪畫界深有影響的人物。

問題3：《清俗紀聞》記錄的漢語是什么地方的漢語？

《清俗》一書的一大特色在于，它在涉及中國事物的時候，在其詞語的右側用日語片假名標注了“唐音”，即接受調查的清商們的實際漢語發音。這些詞語用片假名標注，一方面記錄了它們的實際讀音，另一方面也將這些詞與其他用平假名標注的詞語相區別，突顯出它們當時實際漢語的性質，而非日語中的漢字詞。那么，這些標注片假名的清代漢語詞匯和句子是什么性質？或者說是反映了哪個地方的方言呢？在這個問題上，學者們的意見也不盡相同。

村松一彌、孫伯醇在《清俗紀聞1》中認為，“作為18世紀末寬政年間長崎唐通事和唐商之間的共通語，在語法和詞匯層面，盡量使用官話；而在發音層面則是一種夾雜了廈門方言、福州方言和蘇州方言的混合語言?！睍械拇罅拷庹f和論證都強調了福建音系的重要性。然而，在《清俗紀聞2》中，他們又引用了音韻學家藤堂明保的觀點。藤堂先生認為，《清俗》的標音是一種略帶人工性的語言，這種語言結合了“南京杭州式官話”和“上海蘇州式吳語”的特點，其聲母帶有吳語色彩，而韻母則酷似南京式官話，是在一定范圍之內有限度的“江南地區共通語”。這幾乎是推翻了他們在《清俗紀聞1》中的觀點。與上述兩種觀點都不同，在2004年出版的《辭書游步》一書中，若木太一認為《清俗》的發音屬于漳州語系。而方克、孫玄齡在中譯本“譯者前言”中指出，“此書中的對話與絕大部分的名詞用語，均為清代當時南方江、浙、閩一帶所用的日常官話”。

那么，《清俗》所記載的漢語詞句，其在語音、詞匯和語法方面到底是什么性質？是官話、吳語還是閩語？無疑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上述三個問題都牽扯到《清俗》的地域性特征。本文擬從語言學角度切入，詳細考察它的語音、詞匯和語法上的特點，并結合書中有關民俗的記載，判斷它的地域屬性，回答上述問題，并提出自己的觀點和建議。

二、《清俗紀聞》所記清代漢語的語音特點

1.唐音片假名標音的整理*本文所使用的《清俗紀聞》版本為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東都書肆翫月堂發兌，寬政11年(1799)。

書中的漢語詞句數量十分龐大，每個字在其右側都用片假名標有“唐音”，未標注聲調。我們將這些字連同其片假名標音一起輸入Excel表格，制成“《清俗紀聞》片假名標音數據庫”，便于檢索和分析。全書共13卷，其中卷三沒有帶標音的詞句。根據統計，12卷中帶有片假名注音的漢字共5388個。合并重復項，并排除一些異體字后，共約1300個不同的漢字。

這些漢字的片假名標音是十分復雜的。首先表現在很多漢字有多個標音。其次，記音并不十分規范，比如行文中相鄰的兩個詞“泥墻、板墻”，兩個“墻”字，前者標為濁音，后者卻未加濁音符號。另外，標音有明顯的錯漏之處，如“花娘”一詞中的“花”標作濁音バア；“火牌”標為ホーイ，“牌”字明顯漏標了一部分讀音。

這樣繁雜的語音情況討論起來自然十分不便，尤其是很多字多次出現，且很多字不止有一種標音。但需要指出的是，某字有多種“標音”，并不等于它有多種“讀音”。不同的“標音”可能顯示的是相同的“讀音”。結合日語語音發展史及日漢語語音對應規律，下列幾種情況中的不同“標音”應視為同一“讀音”。

(1)日語長音表記方式不同，有的使用“ー”，有的使用“、”，有的則使用同一段的ア行音。但其所代表的實際讀音相同。如：呂リー/リイ，武ウ、/ウー。

(2)效、流攝字有的使用隔音符號，有的未用，但其所代表的讀音無別。如：教キヤウ/キヤ°ウ，走ツヱウ/ツエ°ウ。

(3)エヱ、イヰ、オヲ三對假名在江戶時代讀音各自相同。如：也ヱー/エー，歸クヰ/クイ，溫オン/ヲン。

(4)ハ行假名出現在其他假名之后時與ワ行音發音相同，即日語所謂“ハ行轉呼音”現象。如：句キヒ/キイ，問ウヘン/ウエン，帶タヒ/タイ。

(5)ザ和ヅア，ヅ和ズ，ツア和サ°，スア和サ所代表的讀音各自相同，依次為a、u、tsa、sa。

另外，江戶時代日語的濁音與半濁音的表記還不成熟，表現在部分古濁音聲母字絕大多數標有濁音符號，少數沒有標注濁音符號；部分古清唇音聲母字絕大多數標有半濁音符號，少數沒有標注半濁音符號。

這樣，如果排除上述“標音”不同而“讀音”相同的各種情況，1300字中就有1100多字其實只有一種讀音。如果再排除一些由于明顯的錯漏導致的“標音”不同的情況，以及由于日語吳音、漢音混入導致的“標音”不同的情況，就僅有100字左右的異讀字，占全體字數的比例不到10%。而這100字左右的異讀字絕大多數是由于聲母清濁的不同導致的。

經過這樣的整理之后，《清俗》的唐音片假名作為一個整體就顯現出相當程度的內部整齊性和一致性，可以作為一個音韻系統加以討論了。下面列舉這一系統的一些顯著特色。

2.唐音聲母的特點

(1)古濁塞音、塞擦音聲母絕大多數仍讀濁音(約70%)，少部分讀為清音(約30%)。如果考慮到江戶時代日語濁點標記的非積極性(見上文)，那么讀濁音的比例會更高。但有些並母字標有“半濁音”(日語術語，實為清音)符號，則不應解釋為濁點標記的非積極性，應理解為清音。如：“傍”字出現六次，其中四次標為バンbaN，一次標為パンpaN，一次標為ハンhaN；“箔”字出現一次，標為ポpo；“簿”字出現一次，標為プウpu-。就“傍”字而言，標為ハン的一次沒有加濁點或半濁點，顯然是由于標音者濁點標記的非積極性使然，因為“傍”讀haN在漢語各方言中都是難以想象的。而“箔”“簿”兩字讀為p聲母，應該理解為清音，而非濁音。

(2)有尖團之別。精組讀ts系，見、溪、群、曉母字讀k、h系，不論洪細。

(3)古微母讀為零聲母。例外只有一個“無”字，該字出現四次，其中三次讀為u，一次讀為mo。而讀mo的這一次出現在“南無阿彌陀佛”中，屬于佛教特殊讀音。

(4)古匣母讀為h或零聲母，比例大約各占一半，另有“項狹環鬟宦”五個字讀為k聲母。

(5)除止攝字及少數例外，知組二等和莊組字讀為ts、s等舌尖音，知組三等和章組字讀為、?等舌葉音。

(6)古疑母字有約一半讀為零聲母，少數讀為n，個別字讀為g或k。如“儀”字出現20次，其中十二次讀i，八次讀ni；“銀”字出現十二次，其中十一次讀in，一次讀gin。

3.唐音韻母的特點

(1)有入聲韻，但無p、t、k韻尾。日語是節拍式語言，區別長短音。此書的標音，古陰聲韻字均標為兩個音節，而古入聲字則均只標一個音節，可見其入聲字仍為短促的發音(喉塞音)，與陰聲韻字相區別。例外只有兩個字，“八”字出現五次，其中四次標為短音パ，一次標為長音パア；“切”字出現一次，標為長音ツイーtsi。個別字有k韻尾，如“域”イキiki、“樂”ガクgaku，這顯然是日語吳音、漢音的混入，應該排除。

(4)古山、臻攝合口三等字讀為eN(或ieN)、iN韻母，沒有u、y介音。如：元eN、川ieN、君kiN、雪si、出i。

(5)古蟹攝一二等字、流攝字和效攝字讀為復合元音韻母。以下幾個字有單元音韻母的讀法，屬于例外情況。如，灶tsa、愛o、代da、酒tsi、周tsu。

(6)古精知莊章組的止攝開口字，聲母均為舌尖音，韻母均為u類韻母，對應漢語的韻母。例外只有一個“至”字，“至”出現三次，其中兩次標為ツウtsu，一次標為ツイtsi。

三、《清俗紀聞》所記清代漢語的性質

將上述聲、韻母系統與現代江、浙、閩沿海地區各漢語方言相對照，可以看出，《清俗》唐音主要體現了江淮官話(以南京官話為代表)和吳語的音韻特點。古濁塞音、塞擦音絕大多數標為濁音、匣母字標為零聲母、疑母字讀n等主要是吳語的特征。而部分古濁塞音、塞擦音標為清音、部分匣母字標為h聲母、疑母字讀零聲母以及古咸深山臻攝帶有鼻音韻尾、蟹攝一二等和效攝字讀為復合元音等，則主要是官話的特征。古入聲字讀為短促的喉塞音而無p、t、k之別，微母讀零聲母等特點則為現代江淮官話和吳語(吳語微母白讀m，文讀v)所共有。而《清俗》唐音的有趣之處在于，往往一個字之內既有吳語的成分，又有官話的成分，即聲母有更多的吳語成分，韻母有更多的官話成分。

江戶時代有不少唐通事編寫的唐音、唐話文獻存世，成書年代主要集中在十八世紀。將這些文獻中的音韻特點與《清俗》唐音相比較，也可以看出《清俗》唐音的一些特點。朝岡春睡編寫的《四書唐音辨》成書于1722年，從《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中抽取2400余字，每字用片假名標注唐音，左注“浙江音”，右注“南京音”，是唐音文獻中少有的注明了語音性質的文獻之一。觀察此書的標音，可以發現《清俗》唐音與其“浙江音”十分相似，前文所列聲韻母各六個特點(除韻母特點3和4之外)二書基本一致，尤其是古精知莊章組的止攝開口字都讀dz、ts、tsh、s這一特點，與“南京音”迥異?！肚逅住诽埔襞c《四書唐音辨》“浙江音”的最大不同在于，古遇攝合口三等字(除非組和莊組外)《清俗》讀i韻母，而“浙江音”讀iu韻母；古山、臻攝合口三等字《清俗》讀為eN(或ieN)、iN韻母，而“浙江音”讀iuN韻母。另外，古濁塞音、塞擦音聲母標為濁音的比例，《清俗》比“浙江音”少一些；古匣母標為零聲母的比例，《清俗》比“浙江音”少一些。

《磨光韻鏡》(1744)和《三音正訛》(1752)是江戶時代著名僧人學者文雄的音韻學著作。他在《磨光韻鏡》中給每個字都標注了日語漢音、日語吳音和“唐音”，并宣稱其中的唐音是依據當時杭州話的讀音，且是他心目中的“正音”。但他標注的唐音有很多是他個人根據古代的韻書人為“制造”出來的，比如還保留有古代的m韻尾等，受到有坂秀世的批評。謝育新(2010)*謝育新：《日本近世唐音：與十八世紀杭州話和南京官話對比研究》，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將這兩本著作中的人為加工成分剔除后，認為文雄的杭州音系統與《四書唐音辨》的“浙江音”十分類似。這樣，《清俗》唐音與《四書唐音辨》的“浙江音”和文雄的杭州音，除韻母特點3和4之外就十分相似了，可以認為它們都反映了杭州話的讀音。張昇余和楊春宇*張昇余：《日本唐音與明清官話研究》，西安：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8版。楊春宇：《社會語言學視點下的清代漢語與其他言語的對音研究——以日本近世唐音資料、滿語資料、羅馬字資料為中心》，大連：遼寧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版。則持不同觀點，他們還是把這樣的系統看作是是帶有吳語色彩的南方官話?，F在看來，這一爭議還有待進一步解決。我們認為，不管將《清俗》唐音的主流表現(不含韻母特點3和4)看作是杭州音還是帶有吳語色彩的南方官話，其聲、韻系統中的官話因素都是顯而易見的。由于歷史的原因，今天的杭州話在吳語中獨樹一幟，有很多官話的特點，被稱為吳語中的官話方言島，這在學界也是公認的。為表述的謹慎起見，我們還是將《清俗》唐音看作是帶有吳語色彩的官話。

韻母特點3和4，即古遇攝合口三等(除非組和莊組外)“魚、句”等字和古山、臻攝合口三等“元、君”等字，《清俗》與“浙江音”“杭州音”不同?！罢憬簟薄昂贾菀簟狈从车氖怯写榭诤舻那闆r，《清俗》反映的是沒有撮口呼。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清俗》混入了閩語的成分。眾所周知，閩語的一大音韻特色是缺少撮口呼。閩語區的人在說普通話時往往將普通話中的y讀成同部位不圓唇的i?！肚逅住分腥笔Т榭诤?，也有可能是閩人在說官話時受其閩語影響而產生的現象。但我們不要忘了，吳語當中也存在缺少撮口呼的方言，如湖州話。而《清俗》卷末所列幾位清人中的費肇陽正好就是湖州人?，F代湖州話在古遇攝合口三等和古山、臻攝合口三等字上的表現與《清俗》基本一致，最大的不同是湖州話古遇攝合口三等在與知章組搭配時讀為舌尖元音，而《清俗》讀i。而這很可能是湖州話兩百年來語音演變的結果。i元音與ts系塞擦音、擦音搭配時變為，在漢語史上是很常見的演變模式。更為重要的是，《清俗》古遇攝合口三等和古山、臻攝合口三等字中與古濁音聲母搭配時仍讀濁音，如“廚、拳、船、傳”等字，這也是閩語不可能出現的現象。

另外，江戶時代的唐音、唐話材料中有幾種記錄了當時的通事們所說的福州音和漳州音。如《粗幼略記》(寫本，作者、年代未詳，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唐話辭書類集》)記錄了福州音，西川如見《增補華夷通商考》(1708年)和篠崎東?！冻半s記》(1716年)記錄了漳州音。這些材料中，知組聲母有標為t的，陽聲韻有標為m尾的，入聲韻有標為p、t、k尾的，與現代閩語一致。而這些特點在《清俗》中均未得到體現。

2015年11月底，《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農墾改革發展的意見》中要求，用3年左右時間，將國有農場承擔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納入地方政府統一管理，基本完成農墾國有土地使用權確權登記發證任務。

再來看《清俗》漢語的詞匯和語法?！肚逅住肥侨毡竟倮艉屯ㄊ孪騺砗介L崎的清朝商人詢問清朝民俗的紀實性文獻，詢問者關心的是與中國民俗相關的各類事物，所以書中記錄的帶有唐音注音的詞匯主要是詢問所得的相關事物的專有名詞。如：上元燈、冰廠、扁豆湯、藕粉糕、龍井茶、拜匣、穩婆、內廳、火牌、金銀紙、涼傘、天后圣母、關帝等等。從這些詞語中，我們很難找到吳語或閩語的特征詞。居家、閭學、婚禮、賓客等卷出現了較多的句子，但大多很短，都是待人接物時的寒暄語和客套話。

“東人不在，有什么貴干說把我?！?卷二居家)

“可以隨時來館上學?！?卷五閭學)

“拜望，謝謝，但不必費心?！?卷五閭學)

“請坐?！?卷八婚禮)

“各位先生少陪?！?卷八婚禮)

“好熱啊?！?卷九賓客)

“主人不在家，是哪位？”(卷九賓客)

很明顯，這些句子都沒有什么方言色彩，而最后一句則是典型的官話表達。

綜上，《清俗》漢語在詞匯和語法方面是官話的，在語音上除了官話成分又帶有濃厚的江浙吳語特征。就像現在很多方言區的人說普通話一樣，它實質上是一種江浙腔或吳語腔的官話。因此，整體上看，我們可以說，《清俗》漢語主要反映了官話和吳語的特點，是一種帶有強烈吳語色彩的官話，而沒有多少閩語的成分。

四、《清俗紀聞》所記風俗的地域屬性

《清俗》由文字敘述部分和繪圖部分組成，大約各占一半的篇幅。兩部分都記錄了一些地名，從這些地名可以觀察它的地域屬性。根據我們的初步統計，在文字部分，“江南浙江”或“江浙”并稱出現8次，“杭州”“福建”各出現4次，“江南”“山東”各3次，“蘇州”“山西”各2次，“浙江”“江蘇”“湖州”“常州”“紹興”“松江”“徽州”“湖廣”“臺灣”“興化府”等各出現1次。在繪圖部分，除一幅“福建競渡船”的插圖跟福建有關外，其余均為浙江，如卷十“羈旅行李”的繪圖“平湖縣印照”和“浙海關商照”中錄有嘉興府、平湖縣、乍浦等浙江地名。

《清俗》的體例是通事向清商詢問，清商回答。書中行文顯示出清商回答提問的口氣，在涉及相關風俗的地域性時往往“江浙”并稱或“江南浙江”并稱，或先提江浙再言他處。

卷一年中行事提到過年時“某些地方亦制屠蘇酒于家中飲用并以待客”，*本節引用《清俗紀聞》相關文句均出自方克、孫玄齡的中譯本《清俗紀聞》，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用小字注明“江南浙江一帶此風已絕跡，故其制法已不詳?！憋@然，接受調查的人是江浙人，因為當時江浙一帶已然沒有制作屠蘇酒自飲或待客的風俗，所以他們不知道屠蘇酒的制法，只說某些地方還存有這種風俗，以應付日本通事的詢問。

卷一年中行事講到“人日”說：“據傳正月初七是人類始生之日，故稱人日。浙江一帶于此日用秤稱量體重，謂之稱人。江南一帶在立夏之日亦有此風俗，是謂防止夏瘦?！蔽刺岣＝ǖ绕渌胤?。

卷二居家講到“米價、運米”時說：“米分高下不等。江浙之米為上谷。目前運到長崎之米為湖廣等地所產，稱之秈米，系下谷，即早稻。與江浙之上谷價格相比，行情約低一成二分?！贝颂幇岛瑢⒑V等地與江浙相比之意，顯示出被調查者的江浙身份。又下文提到小麥價格時說：“麥每升價錢十三四文。江浙福建山東一帶均相同?！毕忍峤?，然后才提到福建和山東。再如“鹽價”：“鹽每斤約五十文錢，亦以江南浙江之產品為上等?！苯Y合前文“江浙之米為上谷”的說法，甚至可以窺察出被調查者作為江浙人的一絲優越感。

卷二居家“來客之應對”講到家里來客人時奴仆“到里面稟報主人某相公來到”，用小字注明“江南浙江等地稱‘相公’，對用錢米買到官職之人則稱某爺。福建等地稱某之一官、二官。山東或徽州等地則稱某朝奉?！笨梢姳徽{查者是說“相公”的江浙人，但也了解福建、山東、徽州等地的一些情況。

卷五閭學講到小孩“入學之禮法”。其中提到小孩初次與先生見面時，先生要與新生和其他同門學生共飲“和氣湯”的習俗。但特別指出，“此非任何地方學館均采用之方法，而是江南地方之習俗?！憋@然，此處的被調查者是江南一帶的人。

另外，書中記錄了的一些風俗顯示出江浙色彩。如卷二居家：“概言之，燈油、炸食均用菜籽油，稱為菜油，乃菜籽榨出之油?！本硭娘嬍持品ǎ骸芭胝{食物，均是酒多，醬油少。各種菜之味道均稍淡。均以小碟盛醬油。依個人口味，喜好咸者，可蘸醬油食用。一般不采用過分咸的做法，從而配方亦無固定份量，多以淡為佳?！毕彩巢俗延?、口味清淡，與今天江浙人的口味是吻合的。

卷四還記錄了兩種食品，頗具江浙特色。一為雞豆湯，一為眉公餅。雞豆，即芡實。乾隆年間的蘇州《元和縣志》(1761)載“芡，葉似荷而大，俗稱雞豆，出江田何家蕩車坊及葑門外楊枝蕩?！?豆、頭二字在吳語中除聲調外，聲母、韻母皆同，發音相似；在閩語和官話則只有韻母相同。)清初的沈朝初在《憶江南·姑蘇四時食品詞》中說：“蘇州好，葑水種雞頭，瑩潤每凝珠十斛，柔香偏愛乳盈甌，細剝小庭幽?！睂﹄u頭大加稱賞。今天的蘇州人依舊愛吃雞頭米，且仍以葑門所產為佳，每年中秋前后上市，人們趨之若鶩，一物難求。雞頭米現在有兩種吃法，當菜吃和作羹吃?！肚逅住贰半u豆湯”的吃法應屬作羹吃。從制法上來看，《清俗》的制法與現代也相同，都要加糖煮沸。*此處關于蘇州雞頭米的敘述，參照“無意花香的博客”。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d50e43a00101c2x8.html。眉公餅的得名源自明末松江人陳繼儒。陳繼儒(1558-1639)，文學家、書畫家，號眉公?！遏摭S雜說》載，松江陳繼儒(眉公)每事好制新樣，人輒效法。其所坐椅稱眉公椅，他所喜歡吃的餅被人稱為眉公餅。沈朝初在《憶江南·姑蘇四時食品詞》中說：“蘇州好，茶社最青幽。陽羨時壺烹綠雪，松江眉餅炙雞油，花草滿街頭?！?此處關于眉公餅的論說，參照百度百科“沈朝初”詞條。

事實上，《清俗》文字敘述部分只有4次提到福建。其中，兩次列舉在“江浙”之后，一次是“福建競渡船”，另一次則是在講到“天后圣母”的誕生地時提到，卷十二祭禮：天后圣母“誕生于福建興化府湄洲”。

近年來學者們對于江戶時代中日長崎貿易的歷史研究也指出，18世紀中后期來往長崎的商船主要是江浙一帶的商船。如孫文通過考察明末清初我國東部及東南沿海地區不同省份在對日貿易中的地位，認為一開始鄭氏家族控制閩海時期，與鄭氏家族相關的商船幾乎獨占了對日貿易；而隨著清朝統治的穩固，擁有資源優勢的江浙一帶迅速崛起，對日貿易重心向北移動*孫文：《唐船風說：文獻與歷史——〈華夷變態〉初探》,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張照旭統計了1780、1789、1800、1815、1826年五艘前往長崎進行貿易的清朝商船乘員的籍貫和職務，認為“船主”“財副”等與貿易相關的人(即商人)幾乎全為吳語區的江浙人，而“總官”“舵工”等與航海、運輸有關的人(即水手等)幾乎全為閩語區的福建人*張照旭：《明治期中國語教科書における中國語カナ表記についての研究》，岡山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

《清俗》中能與通事們進行對話，描述清朝風俗的只可能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商人階層，而非身份卑微、不通文墨的下級水手等勞動階層。這樣，《清俗》中接受調查的商人是江浙人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因此，筆者認為，《清俗》卷末所列清國八人即是實際接受調查的清朝商人，而非畫工。他們的江浙籍貫與書中帶有唐音標記的漢語詞句所體現的漢語方言特點是完全吻合的。孟世濤和費肇陽二人(包括但不限于)是兼具繪畫才能的江浙商人，除了接受調查外，也參與了插圖的繪制工作，但此二人絕非畫工。正如編者中川忠英在卷首“附言”中所說，“本書繪圖，系遣崎陽畫師往清人旅館據所聞而繪。繪時稍有差錯，立即由清人糾正，且由清人圖示者亦頗多?！笨梢?，畫工(畫師)不是清朝人，而是崎陽(即長崎)人石崎融思和安田素教，他二人奉命前往清商住所根據對方的描述和通事的翻譯當場繪制。而幸運的是，這些清商中竟也不乏善畫之人，正好可以幫他們繪制部分圖像。

五、余論

綜上所述，我們從語言學的角度切入對《清俗紀聞》的研究，通過分析整理書中漢語詞句在語音、詞匯和語法(主要是語音)上的特點，指出該書所記錄的清代漢語是一種具有強烈吳語色彩的南方官話，而無閩語的語言特征。在此基礎上結合書中關于民俗的地域性特征的記錄，認為《清俗紀聞》一書記載的主要是江浙一帶的風俗習慣，且卷末清國八人即是實際接受調查的清朝商人，而非畫工。

因此，筆者建議，今后在介紹《清俗》時，應該說它記載的“主要是清朝中期江浙一帶的風俗習慣”。至于福建，強烈建議不要加入。如果非要加入，也應該置于江浙之后，稱“江、浙、閩”。而“福建、江蘇、浙江”和“閩浙”之類的提法并不準確和嚴謹，有誤導之嫌，應該摒棄。

前面提到，《清俗》的編者在卷首“附言”中明確指出書中記載的“多為江南浙江之風俗”，未提福建。那么，后世學者為什么又加了一個福建，且將福建置于江浙之前，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呢？

筆者認為，這一錯誤認識的產生，一來可能是由于做序者“閩浙”說的干擾，二來其責任主要應在1966年村松一彌和孫伯醇編著的東洋文庫本《清俗紀聞》一書。該書分1、2兩卷，在卷1中，編者極力論證《清俗》唐音、風俗與福建的關系，并在“解說”部分將福建提到最重要的位置。由于不熟悉漢語方言音韻的情況，他們的“論證”雖然十分“細致”，但顯然是失敗的。在卷2末尾，他們介紹了日本音韻學家藤堂明保先生的觀點(藤堂先生對唐音的觀點與本文的結論比較接近，但未進行全面詳細的考察)，做出了補正，但卻只用了不到兩頁的篇幅，顯然沒有引起讀者的足夠重視，甚至可能被完全忽略掉了。

《清俗》原文用日本江戶時代的變體假名書寫，除非受過這方面專門的學術訓練，一般讀者甚至學者根本難以讀懂，只能參看村松二位先生轉寫的現代日語版本。事實上，在現代日語版東洋文庫本《清俗紀聞》兩冊問世之前，已有學者提到《清俗》這本書，比如有坂秀世*有坂秀世：《國語音韻史の研究》増補新版，東京：三省堂1957年版。和鐘敬文。他們都稱“江浙”，不提福建。而在我國，方克、孫玄齡的中譯本《清俗紀聞》照搬了日本東洋文庫本的“解說”，中文世界的讀者以訛傳訛，出現認識偏差，也就不足為奇了。

[責任編輯]莊初升

李寧(1985-)，男，山東東平人，中山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字學專業2014級博士研究生、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助教。(廣東 廣州510275)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明末以來西方人創制的漢語羅馬字拼音方案研究”(項目編號：13BYY103)、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海外珍藏漢語文獻與南方明清漢語研究”(項目編號：12&ZD178)的階段性成果，其主要內容曾先后在第四屆海外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六屆世界漢語教育史年會(2014年11月，深圳)和201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海外珍藏漢語文獻與南方明清漢語研究”專題研討會(2014年11月)上宣讀，得到內田慶市、奧村佳代子、汪維輝和莊初升等前輩學者的指正，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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