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場合下聯絡口譯譯員主體性意識的發揮及其必要性

徐潔鳳

摘 要： 作為口譯大類中運用范圍更廣的聯絡口譯，其在人類交際過程中有著不容小覷的地位，而關于聯絡口譯領域的研究愈加趨向于對譯員角色的定位。這是毋庸置疑的，脫離譯員的雙語活動完全無進行的可能性。學者的研究將翻譯界對譯員原先的偏淺錯誤認知逐漸轉向為正確方向，即譯員絕不僅僅是語言傳輸的工具，更是活動交流的參與調節者。本文將通過對不同場合案例下源語和譯語的對比分析闡述口譯譯員的相關主體性意識及必要性。

關鍵詞： 聯絡口譯 譯員 主體性意識

一、引言

口譯，作為一項以口語為交流媒介的社會活動，擁有著幾乎和人類相等的悠久歷史，其在推進人類交際、推動社會發展等方面的應用價值與意義是人們有目共睹的。而聯絡口譯更偏向日常交流化，所能運用場合更加廣泛。

口譯界對聯絡口譯的研究相對滯后，聯絡口譯是最早出現、目前應用最為廣泛的口譯形式，但是針對聯絡口譯的研究卻遠遠落后于會議口譯研究，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視（陸美燕，2013）。從近些年相關調查及文獻的顯示來看，口譯學術界對聯絡口譯的認識不斷改善。其背景基于近年來國際交流日益頻繁及市場需求逐漸多樣化，使得口譯呈現多元化局面，因此對于口譯的研究逐漸得到了拓展。聯絡口譯譯員的主體性意識隨之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以往對他們的定義，諸如“傳聲筒”、“隱形人”、“傳送帶”等被打破，這些不合理的觀點已過時，譯員地位的重要性愈加明顯，通過譯員自身主體性意識的發揮，他們充當著談話參與者、信息傳遞者、交際促成者、文化中介者的角色，控制著整個交流進程的走向及最終成效，“所謂譯員的主體性意識，簡單地講就是指譯員對自己作為翻譯行為主體在翻譯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的體悟和認識，受動性則可能以譯員受到兩種不同語言文化規范、當事人不同的交際方法與目的、其他制約性環境、翻譯規范和翻譯倫理意識的約束等方式得以體現”（任文，2010）。因此，分析在不同場合下譯者主體性意識的不同表現顯得尤為必要。

二、不同場合下譯員主體性意識的分析

（一）患病看醫

在這個場合中，一位譯員陪同一位來自瑞士的女士病患去看中醫，該外國女士長期飽受月經問題的折磨，也在很多國家看過很多醫生，但問題仍然沒解決。當她在國內生活了一年之后，聽說了中醫治療月經的方法，便委托譯員陪同其去看醫。在整個過程中，包括就診咨詢前相關醫院及醫生資料的整理，去醫院和最重要的就診看醫過程，均幾乎完全依靠譯員進行。下面摘取的是該女士和醫生對話過程中的相關源語內容及譯者的實際翻譯操作。

源語：Thank God for let me be a woman.But there are times I feel I dont want be.I have painful periods for my whole life.That really killed me thousands times.Im always worried and agitated when my period is coming.I consulted hundreds of doctors，in Sweden，Germany，Spain，the UK...I was told to take this medicine（showing it to the doctor）to stop the period.I did it and my period stopped.I was overjoyed at the first several years for I was spared of the tortures.But now I doubt whether its good for my health.You see，Im 45.My doctor told me must stop the medicine now and waiting for menopause.I stopped this month.Im horrified when I think of my period is coming.

譯語：我月經疼痛已經有很長時間了，簡直不堪折磨。以前也看過很多西醫，開了這種停經的藥（譯員把藥拿給醫生看），我吃了之后就沒有月經了，也就不疼了。但是現在醫生又讓我停藥，因為我45歲了，按常理應該要到絕經期了，再吃這個藥對身體不好。我這個月就沒吃了，就擔心月經來了又痛。（蔣暉，第四卷，225）

在上面這個案例中，譯員需要根據該瑞士女士的描述，將其有關月經的問題表述給醫生，其實該女士這段話的開始表達了一些自身有關月經的個人感想，包括中間部分，她去各個國家看醫和當之前有醫生給她開了停經的藥之后她內心的欣喜，這些細節譯員都省略了翻譯，因為對于醫生而言，對病患進行診治的最好數據便是她的身體情況和具體服藥經歷，譯員對這些重要內容都有譯出，患者內心的感受第一可以從她們的面部表情得知，第二其對治療過程其實影響不大，可見該譯員在翻譯過程中充分調動了自身主體性意識，篩選了重要描述，省略了非重要內容，這能更準確且清晰地傳達患者的病況，且是醫生能更好接受病患信息的前提。

（二）警方命令

在這個情境中，譯員伊莎貝拉（Isabella）陪同當地一名說瑞典語的警官到一位來自拉美某國、說西班牙語的男子家中，告知那名男子警署即將把他遣返回原籍的決定。該警官說的是瑞典語，直譯過來就是：We have decided not to give you permission to stay in Sweden.（任文，2011：40）對于這句的翻譯，伊莎貝拉采用的是完全一樣的用譯語翻譯，且人稱使用的是第一人稱“我們”，而非第三人稱“他”，可以預料到西班牙男子在聽到這句命令警告后的過激反應，事實也是如此，“Rushing up to Isabella and shouting in anger and despair”，因為同為移民，西班牙男子認為伊莎貝拉不該同警官一樣以一種命令的口氣對他做出這種警告。

在這個情況下，譯員并未因擔心交流的一方可能產生過激反應而堅持直譯，是因為該問題涉及相關法律條例，直觀清楚地傳達才是譯員在此類場合下的負責任的職業表現，當然，交流雙方在這種情況下對于譯員所持的也就并非都是樂觀態度了。

三、結語

以上不同場合下的案例分析都顯示了譯者主體意識的能動性及其重要性，不同的相關認知意識的表現也是基于不同聯絡譯員對自身在不同場合下角色的定位產生的。在法律、醫療、法庭等相對正式的場合下，譯員主體意識的發揮程度并不大，需要見機行事，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時候并不多，譯員的主要角色是將相關條例消息內容準確無誤地傳達給交流合作的雙方；而在商務等一些較日?；膱鼍跋?，譯員在交流進程中扮演的角色就不再簡單，對于促進雙方友好交流的責任更加重大，面對一些特殊的點，需要通過特殊的巧妙處理才能最終達到整體交流的合理有效性，為更深層次的交流合作奠定基礎。但是，同時要注意到譯員發揮主觀能動性是有限度的，應該做到“能動而不僭越”并保持中立。本文通過對譯員在實際翻譯操作中的主體性意識及其必要性的分析，希望加深對譯員重要角色定位的認識，以期譯員能據此調整自身的翻譯策略，提高職業翻譯綜合水平。

參考文獻：

[1]蔣暉.基于醫患聯絡口譯實例的聯絡口譯譯員的主體性探討[J].外語教育與翻譯發展創新研究（第四卷），225.

[2]陸美燕.“權力”觀下聯絡譯員主體性意識的建構[J].紹興：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13，33（1）：85-86.

[3]任文.聯絡口譯中譯員的主體性意識研究[J].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

[4]任文.試論口譯過程中譯員的“中立性”問題[J].中國翻譯，201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