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讀”理論對解構主義的繼承與利用

徐靚+陳聰+尚菲菲

摘要：近年來，學界對于布魯姆的解構主義學家的身份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討論，然而分析他身份的意義不該是簡單的為了證偽，更有價值的當是研究德里達思想對他的影響。受益于他與解構主義學派的復雜關系，布魯姆創造性地建構了自己的詩學“誤讀”理論，并從三個主要方面繼承和發展了解構主義。

關鍵詞：哈羅德·布魯姆；“誤讀”；德里達；解構主義

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1930-）為了緩解前輩作家給后輩作家造成的“影響到焦慮”，顛覆性地提出了“誤讀”（Misreading）理論?！罢`讀”既不是對文本作出了錯誤的理解，也不是文學接受領域的“可能導致背離作品原意，甚至把作品誤解成一部面目全非的 ‘新作品”[1] 中的“誤解”，而是后輩詩人主觀上富有創造力地對前輩作品有意識的制造“誤讀”即“差異、歪曲、偏離、逆接和修正”[2]。經過四十余年研究，學界普遍認同“誤讀”理論的建構是受惠于法國解構主義創立者雅克·德里達 （Jacques Derrida，1930-2004）。然而，近年來有部分學者把布魯姆解構主義學家的身份證偽問題作為了研究的焦點，進行深度考據。我認為對其身份研究的意義應該是論證布魯姆如何對德里達理念進行傳承和利用的。通過探究，可以發現他在建構“誤讀”理論體系時對解構學派要義至少有三點大膽的繼承與發展。

一、分析布魯姆身份的真正意義

之所以布魯姆被部分學者譽為解構主義批評家是由于其著作與理論中確實存在德里達的影子，如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解構主義浪潮席卷美國學界之時，他連續出版了四部帶有解構思想的詩論；特別是他與德里達及耶魯大學的同仁合編了被譽為“將解構主義介紹給西方的堪稱具有開拓性意義的作品”[3]的《解構與批評》（Deconstruction & Criticism，1979）。然而，值得玩味的是該書序言中哈特曼又特別將這幾位編輯劃成兩個陣營：與德里達、德·曼、及米勒這三位“大解構主義者（boa-deconstructionists）”不同，布魯姆和哈特曼是“勉強的解構主義者（barely deconstructionists）”[4]。我贊同王寧的論斷“布魯姆恰恰是對德里達及其解構理論批評得最為激烈的人……只是解構主義批評的同路人”[5]。布魯姆是受到解構主義影響且在某些方面認同其理論的學者而已，絕非百分之百的解構主義學者。這里對他身份的考據并非為了替布魯姆正名，而是要分析他復雜的身份為其首創的理論產生的影響。

一方面，解構主義批評家的身份為其創建“誤讀”理論奠定了堅實基礎。從理論產生的角度來看，他正是將解構主義運用到了新理論的建構之中才擺脫傳統結構主義思想的束縛；并且可以從“誤讀”體系中找到與解構主義體系的至少三個明確交叉點。從“誤讀”被接受的角度來看，解構主義在美國學界備受推崇為新理論準備了生長環境。一個不容忽視的細節是其四部詩論正是在解構主義空降到美國又受到學界歡迎和推崇的時期，“誤讀”理論正好迎合這一時期的思想熱潮。另一方面，正是出于對解構主義的認可和欣賞，他自然不會將風行美國學界的德里達主義奉為不可動搖的“經典”而對其全盤接納、奉為圣諭。他不是在照搬照抄理論而是在繼承理論的精髓，使之發展成為獨立的、全新的學術理論。解構主義反傳統，非固化的思想沒有去規約他的思想軌跡，強迫“誤讀”理論完全符合解構的路線，而是促進了他與傳統思維的決裂，從而催化了“誤讀”的產生。綜合兩方結論可見布魯姆的解構主義批評家的身份疑云從正反兩個方面促進了“誤讀”的產生與被接受，從而使解構主義被繼承和發展。

二、“誤讀”理論對解構主義的三點繼承

解構主義這一哲學原理而并未在創造伊始就瞄準文本的分析。在文學和詩歌領域的應用其實是更為穩妥和有洞察力的；文學批評界對解構的方法明顯更感興趣[6]。布魯姆繼承和發展了德里達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三點原理，并將這種哲學思想轉化為了詩學理論。

（一）認同解構主義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否定

“誤讀”理論認同德里達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否定。解構主義強烈的反邏格斯中心主義讓布魯姆看到了顛覆由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結構主義為中心這種批評方法的可能性。索緒爾將語言作為“能指”代替的語音與“所指”代替的概念設為二元對立體，并將語音認定為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基礎和核心[7]。然而德里達駁斥語言的“二元對立”，撕裂“能指”與“所指”的共時性，批駁其要害“是認定意義不在語言之內，而在語言之先，語言本身無足輕重，不過是表達意義的一種工具。這樣，竟是人的思想出口便渺無蹤影的語言（活的‘聲音），便成為直傳邏各斯的本‘原；而力不從心地記錄語言的文字，這只是后到的‘補充”[8]。他認定“對語言的解讀是永無止境的，是由無數個替換意義的差異構成的”[9]，這開啟了布魯姆對語言“誤讀”的大膽探索“文學文本的意義是在閱讀過程中通過能指之間無止境意義轉換、播撒、延異而不斷產生和消失的，所以，尋找文本原始意義的閱讀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閱讀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寫作，就是創造意義”。由于文學文本語言“能指”與“所指”的非二元對立性，閱讀這個行為是在理解“能指”與“所指”的基礎上可以進行“能指”的不斷分析與大膽聯想、創造。由于“能指”的原始意義和與其依存的“所指”根本就不存在，于是在閱讀和創作中產生對文學文本的“誤讀”是完全有可能的。正是由于對語言的認識發生了極大的轉向，人們逐漸擺脫了索緒爾語言學經典結構主義的桎梏，發覺到以往傳統的“二元對立”為表征之意識形態的認識方法其實并非絕對。德里達的哲學理論就這樣自然而合理地被布魯姆應用到了詩學領域。他闡明文本的解讀不一定必須分割為互相對立的二元，在二元之外還有多種甚至是無數種選擇，因而對于文本，哪怕是被奉為經典的文本，讀者也可以有不同的多元的理解，那么后輩作家當然可以對前輩詩作進行故意的偏離“正確答案”的“誤讀”再創作了。

（二）利用“延異”Différance 過程

布魯姆吸納并利用了“延異”過程。Différance的意義不是已經被規約下來定型的而是在延異的過程中被擱置，被延誤，被懸置，最后又依靠其它詞匯的解析推導出來的。Différance 給出了空間——差異和時間——延緩相融合的意義。他認為“語言不過是‘差異與延緩的無止境的游戲，最后的結論是永遠得不出的”。 顯而易見，“延異”的哲學思維方法將語言拆解為空間上的差異和時間上的延緩，使傳統結構主義在這一領域又進一步離席，使原本看似相依共存的“能指”和“所指”之間生發出嫌隙和不確定性“所指總是缺席或不在場，使得意義無法確定。換句話說，一個詞在指向的過程中不可能只有一個穩定的意思，可能言此及彼。同理，在一個文本指向的過程中也不可能只有一個穩定的意思，也可能言此及彼”。正是因為客觀存在必須承認的是后輩作家在時間和空間上與詩作的產生和作家存在距離，所以后輩詩人在閱讀時就會自動地進入“延異”的運動之中，最后對詩作的解讀必須經過文本意義在被擱置、延誤、懸置后，最終依靠后輩詩人個人的背景和知識儲備被解析和推導得出。他將德里達的哲學理論作為自己理論中攻擊前輩經典的有力武器，從而將思想理論幻化為具體的詩學構思方法，這是對抽象理論的機智應用。在解決了時間這個現實障礙物之后，在“延異”這個過程中如果后輩作家在理解的基礎上能夠主動地將下意識的解析和推導活動積極地、創造性地、尤其是特意地進行有意識加工，即對原理解加以偏離和創作就能夠達到布魯姆所謂的“誤讀”。

（三）發展了德里達的“互文”理論

布魯姆將“互文”理論發展成了一套實用方法。解構主義認為“文本與文本之間始終是一種互文的關系，因而對文本的闡釋就形成一種‘闡釋的循環”。解構主義對文本與其它文本之間關系的認識與傳統的體系也是存在極大差異的，“解構主義認為任何文本不存在派生的原文，一切文本都處在互相影響、交叉、重疊、轉換之中，因此，不存在文本性，只存在互文性；文本不論在時間上出現早晚，都存在互相影響的互文性”。這其實是又一次割裂開了文本的時間存在和空間存在。先期存在的文本沒有對后期出現的文本產生影響，即便后期文本中出現了與先期文本中相一致的信息，都可被認定為只不過是與先期文本之間巧合罷了；而且影響不再是時間上在先的對在后的產生的效果，而是相互影響。從“互文”出發，布魯姆闡明“影響意味著，壓根兒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間的關系，這些關系則取決于一種批評行為，即取決于誤讀或誤解——一位詩人對另一位詩人作所的批評、誤讀和誤解”。

三、結論

布魯姆“疑似”解構主義批評家的身份從正反兩方面都成就了他對“誤讀”理論的建構和推廣。他認可解構主義，并將德里達的哲學理論創造性地應用到了文學理論的建構之中，且該應用是“誤讀”式的，是對其精髓的繼承與發展。他利用解構主義中的三點要義來發展自己的詩學“誤讀”理論，既繼承了解構主義的思想又擁有詩學理論的實用性。

參考文獻：

[1]童慶炳，趙勇.文學理論新編[M].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288.

[2] 胡寶平. 論布魯姆“詩學誤讀”[J].國外文學，1999（4）.

[3] Harold Bloom， Paul de Man， Jacques Derrida， Geoffrey Hartman， J. Hillis Miller. Deconstruction & Criticism[M]. New York： Continuum， 1979： ix. Geoffrey Hartman的序言

[4] 王寧. 德里達與解構批評的啟示： 重新思考[J]. 清華大學學報， 2005（2）.

[5] 費爾迪南·德·索緒爾. 普通語言學教程[M]. 高明凱譯， 北京： 商務印書局， 1999：120.

[6]朱立元. 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7： 301-302，316，316.

[7] 王寧. 雅克·德里達和他的解構理論[J]. 南方文壇， 2001（2）.

[8]王寧. 德里達與解構批評的啟示： 重新思考[J]. 清華大學學報， 2005（2）.

[9]張龍海.哈羅德·布魯姆論“誤讀”[J]. 當代外國文學， 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