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融合的大學生社會責任感養成路徑

李睿++丁雪松++李柳醒

摘要：

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的培養，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課題，更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在高等教育中，更應不斷強化社會責任感養成教育，積極倡導“服務國家和人民的社會責任感”的培養，造就“與時代同步伐、與祖國共命運、與人民齊奮斗”的卓越人才。本文從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概念入手，著重從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分離、不同側重甚至畸變異化三個方面剖析了大學生社會責任意識缺失的成因，并結合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相融合的理念進一步探索大學生社會責任感養成的路徑，以期提供一定的借鑒和參考。

關鍵詞：工具理性；價值理性；社會責任感

DOI：10.15938/j.cnki.iper.2016.05.019

中圖分類號： 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9749（2016）05-0089-04

一、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概念闡釋

理性，是指人運用知識概念，判斷、推理問題的能力，是人全面認識事物本質與內在聯系的能力。理性的最大特征是分析批判而不輕信。[1]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社會中，分析批判能力顯得尤為重要，高等教育領域更要注重培養學生的理性精神，教育其明辨是非。

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概念最早來源于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韋伯將合理性分為兩種，即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2]工具理性即“技術理性”，強調活動的最終價值與利益，并為此制定有效的手段加以實現，更關注實現方法與手段的有效性及其效率，而不是最終目的或效益的合理性。價值理性也叫做實質理性，即“規范理性”、“倫理理性”，它并不注重實現目的的手段或方法，而是人類對基于某些大眾價值觀或特定的價值信條產生的價值目標的主動追求。簡而言之，韋伯認為，工具理性是指純粹以個人自身利益來行動的活動，強調效率、效益，重視目的而忽視正當性、合理性；價值理性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計算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關系，而是基于某些價值信條之上，以某種特定的終極立場為依歸。

目前對工具理性及價值理性的概念研究基本一致，認為工具理性強調功利性、有效性，關心的是實現目的的手段，本質上重視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工作效率，而忽略精神價值。不可否認，這一思想推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但一味追求個人欲求和功利，漠視精神價值和感情，容易造成物化。因此，工具理性最顯著特征是最佳問題解決途徑，并追求最高效率，逐漸由解放的工具退化為統治自然和人的工具。

對價值理性的認識，是人們根據主體需要和意志進行價值活動的自我控制能力，包括主體對價值活動的調控、平衡和組織能力。價值理性的產生是人們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受其價值觀的指導，不斷積淀自我意識、完善自我認知、升華自我價值，增強對人自身本質屬性的認識、把握而逐漸形成與發展的。價值理性強調事物發展的終極目的，這是對所有社會成員都具有意義，意味著對主體價值需求的現實批判和取舍，在觀念形態上對現存客體的變革和對未來價值客體的追求及在實踐活動中的自覺調控?？偠灾?，它不是滿足單個個體的零散需要，而是要滿足人類生存發展的整體需求。

社會責任感是隨著社會化的進程產生的一種情感體驗，是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個人的內在精神價值和外部社會行為規范下產生的一種主動承擔一定責任、履行相應義務的高尚價值觀與人生情懷。對于大學生而言，社會責任感有兩層含義。首先，社會責任感是大學生對除自身以外的他人及社會群體的責任感；另一方面，由于大學生作為社會群體的一部分，對自身負責的意識也就成為了社會責任感的一部分。

高等教育的過程中，若是過于注重工具理性的培養思維，則容易培養出一群社會責任感缺失的利己主義者。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對于人才的要求越來越高，競爭也越來越激烈，2008年的金融危機后，擇業危機、通貨膨脹是每一位高校畢業生將要面臨的生存問題，在這樣的環境和背景下，高校學生不得不傾向于工具理性的選擇。2005年，錢學森提出的“為什么我們的學?？偸桥囵B不出杰出的人才”一問，引發了我們對中國高校人才培養模式的反思，關乎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2007年，美國哈佛大學原哈佛學院院長哈瑞·劉易斯在《失去靈魂的卓越 哈佛是如何忘記教育宗旨的》中強調“責任感和公民意識的培養，是大學教育的核心問題”，而哈佛在社會發展的洪流中，卻忽視這個核心問題，追求的是“失去靈魂的卓越”。[3]2012年，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在武漢大學召集的“《理想大學》專題研討會”關于“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更是語驚四座，喚起人們對今天大學人才培養的深刻研討。

而價值理性的培養理念是高校教育可持續發展的需求，也是國家和社會真正需要的方向。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提出，教育改革發展的戰略主題的核心包括“著力提高學生服務國家服務人民的社會責任感”。2011年，胡錦濤在紀念清華大學建校一百周年講話中強調“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能力為重、全面發展，著力增強學生服務國家服務人民的社會責任感”，2012年，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著力提高教育質量，培養學生社會責任感、創新精神、實踐能力”，引導大學生樹立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是高等教育面臨的重要課題。

二、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缺失成因的理性分析

對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現狀的分析，學術界研究者達成基本一致，認為當前部分大學生社會責任意識模糊，表現出對社會責任感淡漠的趨勢。主要表現為：對社會責任感內涵的理解層次不高，重個人本位輕社會本位，實用性和功利性傾向明顯，奉獻、誠信、感恩等有所缺失等等。高等教育尤其是理工科專業，往往注重工科知識與科技原理的自然屬性，注重對工程技術內在科學依據的講授，而少于對社會價值及其實現的社會條件和倫理道德等方面的論述與討論，這使得大學生社會責任意識逐漸淡化?；诠ぞ呃硇院蛢r值理性對當前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缺失成因的分析可總結為：

1.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分離

在古代和中世紀，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是互相滲透、相互統一、未曾分化的。啟蒙運動以來，隨著科學技術與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逐漸分離開來。尤其是休謨從理論上將“是”與“應是”分離開以后，工具理性，作為一種陳述自然事實的理性，與用來尋找價值的依據或給價值提供基礎的價值理性，進入了更加快速地分離階段。以目的為指導的工具理性強調的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價值理性則強調倫理道德等深層次的要求，對長期績效保持有著深遠的意義。

科學與人文的分離常伴隨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分離。[4]工具理性注重效益為先，以利潤最大化為價值追求，價值理性則強調道德義務。工具理性由于其實用性，備受推崇，由此所帶來的道德義務和精神價值缺失，導致人際關系的異化，不斷引發巨大的危機。[5]

2.重工具理性，輕價值理性

近代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分離的結果即人們偏重工具理性，輕視價值理性。這是由社會歷史條件決定的?？茖W技術與工業化的迅猛發展，及西方社會物欲極度膨脹，都導致了工具理性地位不斷提高。工具理性的日益膨脹，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和工業文明，但不可避免的導致了人與自然、人與人甚至是人與自身關系的惡化，最終將直接關系到人自身的全面發展。

現代高等教育大多重“才”，重智力開發，重專業知識傳授，輕素質培養。試圖通過專業知識的傳授把學生培養成各行業的專家，把人看作是可以帶來價值的隱性資本，衡量高等教育成功與否的主要依據是專業知識掌握得牢固與否。這種教學理念只會造成學生個性發展的異化。

當今中國的高等教育中，也多以科學理性為導向的價值體系，定量化的、技術化的研究特性和技術手段，直接導致了工具理性占了主導，價值理性日益邊緣化。工具理性把“效率”作為判定價值的唯一標準。當前越來越多的高等教育將目標窄化為大學生的學業成績，學業成績可以測量便于比較，符合盛行的潮流，但也容易導致利益至上現象。

高等教育是育人的搖籃，最高目標在與陶冶青年學子的情操和品行，完善人的個性。大學課堂應是青年學子“精神成人”和“靈魂發育”的搖籃，它的最高目的應該在于完善個性，施行成人之教，陶冶學生的品性。一旦高等教育服務于學生謀生或提升學歷的需要，傳授講解側重于職業所需要的知識、技能和方法，使得大學生的個性、興趣、情操被壓抑，極易造成當前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的缺失。

3.價值理性的畸變與異化[6]

價值理性作為一種尋找價值依據的理性，是思想教育、社會倫理的重要影響因素。然而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不斷分離的過程中，價值理性有不斷淪落的可能，甚至還產生畸變、異化。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本末倒置以及工具理性的越位、價值理性的淪落，不僅影響社會發展進步，而且將深刻影響大眾的價值觀和社會風氣、教育理念。

在家庭教育及社會影響中，一旦教育理念和社會風氣有所偏頗，則會導致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互對立，對個人利益的追逐占據上風，社會群體利益則被忽視。

在學校教育中，如果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僅偏重教化，將學生視為被動的客體；或者教育目標偏高，忽視了教育目標的層次性與循序漸進，都會導致思想政治教育脫離實際。

從大學生成長過程中受到的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來看，存在著過分功利化的傾向，彌漫著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緒，教育過程中重工具理性，輕價值理性。 [7]一方面，重“制器”、輕“育人”的教育理念和重效率輕倫理的社會家庭氛圍都不利于培養出具有高素質、有責任感的大學生；另一方面，也使得大學生有著重工具理性、輕價值理性的思想觀念，不利于大學生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制約了人才培養質量的提高和大學正確的辦學方向。

三、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融合下的大學生社會責任感養成路徑探析

大學生社會責任感養成教育，一方面高校需要注重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融合，注重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的融合，在提升科學技能和科學素養的同時，著力提高大學生的人文素養；另一方面，需要糾正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失衡，引導大學生以工具理性為基礎，以價值理性為指導，知識、能力、人格并重，培養崇高的思想道德品質。

1.目標設置層面，注重層次性和互補性

工程技術的進步所帶來的生產生活方式的變化，往往也會對整個社會的傳統文化、民族心理、社會心理等產生深遠的影響。正是基于對社會發展現狀的把握，現有的高等教育深化改革進程，通識教育愈來愈受到重視，部分省市的高中生培養和高考招生政策日益淡化文理分科等觀念，大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也日益受到重視。

工程教育中對學生人文素養的教育，不應只局限于傳統的人文教育，更應當使學生在正確了解現代科技知識的基礎上，正確理解工程技術與社會的關系，樹立正確的科學技術的價值取向。[8]

社會責任感的培養，作為工程倫理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隨著20世紀60、70年代美國工程倫理教育在工程院校的興起而發展。麻省理工大學、斯坦福大學等高校開設工程倫理教育課程，制定完備的倫理課程體系，在教學方法、教學模式上探索出了相關經驗，同時在教育認證、工程認證等方面提供制度上的支持和保障。[9]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工程和技術認證委員會（ABET）一直要求，凡欲通過認證的工程教育計劃都必須包括倫理教育內容。[10]

以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的專業教學為例，注重科學精神和人文情懷并重，注重理論、設計、技術并重，在建筑學、歷史建筑保護工程、城鄉規劃學、風景園林等專業的培養中，結合整個教育階段的層次性，相繼融入了建筑師職業道德、城市政策分析等理論課程，引導學生既注重設計技術層面，也注重公共利益等層面的考量，旨在培養具有“扎實基礎、實踐能力、創新思維、國際視野、社會責任”五方面綜合特質，引領可持續發展的專業精英與社會棟梁。

2.思政政治教育層面，注重針對性和實效性

立德樹人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核心所在，是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本質要求。因而，對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價值理性是必須堅持的指導思想和方向目標，工具理性是必須具備的技術手段和現實條件；價值理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質內容，工具理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實現形式。[11]

高等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大學生理解人自身存在的意義，理解社會存在發展的過程，培養擔當精神和責任意識[12]；有助于大學生樹立遠大理想，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中，明辨是非，志向高遠。

隨著人才培養模式改革不斷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施路徑應更加注重針對性和實效性，尊重學生的主體性、多元化、個性化，積極推動啟發、討論、參與的教學方式以及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重視學生的情感體驗和判斷、選擇能力的培養；積極推動以學生全面發展為根本、科學多元的綜合評價制度，注重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融合；積極推動黨團建設、主題思政、網絡思政等線上線下互動結合的長效機制的建設。同時，也注重推動文化育人方面的創新實踐，如上海交大汪雨申主創的話劇《錢學森》，武漢大學徐冶瓊編撰的《珞珈風云》等。

3.教育實踐層面，注重多元性和長期性

在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的教育實踐層面，要注重志愿服務、社會調查、科技創新、公益活動、就業指導等平臺建設的多元化和長期性。[13]

以輔導員引領大學生社會責任感培養為例，有帶領大學生參與義務支教、重大賽事和災后重建等志愿服務。如華僑大學蔡立強每年堅持組織帶領港澳臺僑及留學生深層次地了解祖國發展。還有圍繞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事件或者社會熱點問題展開的科技創新，以及在傳統愛心捐贈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愛心傳遞網絡平臺建設等公益活動。

在職業生涯規劃教育以及就業指導環節，通過系統教育和具體指導進一步培養社會責任感，鼓勵學生選擇到祖國需要的地方奉獻智慧與青春。

4.榜樣示范層面，注重典型性和引領性

以西方高校對人才培養目標的凝練為例，哈佛大學的“入則增長智慧和才干，出則服務國家和人類”，耶魯大學學生內森·黑爾的“我唯一的遺憾，是我只有一次生命獻給我的祖國”，西點軍校的“忠誠、光榮、責任”，也是對社會責任感和愛國情懷的一種闡釋與引領。

在我國，以清華大學為例，在國家表彰的23位‘兩彈一星勛章獲得者中有14位是清華校友。又如同濟大學，在汶川地震后快速反應，派出土木防災減災、結構、交通、道路等12個專業領域的專家教授組成“抗震救災專業技術志愿服務隊”支援災區，完成上百項安置點、重建規劃與文物保護等工作。同濟大學輔導員也親身垂范，面向甘肅定西20余年的定向幫扶，20多批百余名輔導員接力定西支教，引領和帶動大學生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實現青春夢想。這些案例兼具典型性和引領性，可以作為各高校結合自身特色和校史校情，開展大學生社會責任感養成教育的校本教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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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俊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