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的青年”婚姻中女性受虐現象及其階級愧疚感探析

劉玉環

摘要：“憤怒的青年”婚姻模式多為“富家女愛窮小子”，這類婚姻往往成為階級斗爭的戰場。斗爭的一方是出身低微的男青年，他們希望憑借婚姻進入中上層社會，但又對妻子所代表的中上層社會滿懷敵意。斗爭的另一方是受虐的女青年，她們成為“憤怒的男青年”階級提升的工具、階級斗爭的替罪羊。這些女性之所以選擇這種婚姻，承受其帶來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其階級愧疚感。

關鍵詞：憤怒的青年 婚姻 女性受虐 階級愧疚感

中圖分類號：I1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6）11-0088-02

所謂“憤怒的青年”，“指20世紀50年代英國出現的一些小說、戲劇的作者和主人公”[1]10。他們多出身于下層社會，在二戰后福利政策支持下完成高等教育，卻無法進入中上層社會。他們在作品中批判英國社會的丑陋與不公，表達憤世嫉俗的情感，因此被稱作“憤怒的青年”?！皯嵟那嗄辍绷髋烧疆a生是以1957年出版的散文集《宣言》作為標志，其中收錄了約翰·奧斯本（John Osborne，1929—1994年）、約翰·韋恩（John Wain，1925—1994年）、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1919—2013年）等八位青年作家的作品，表達了青年一代的憤怒不安，因此被當做“憤怒的青年的宣言書”。

在“憤怒的青年”作品中，常見的婚姻模式是“富家女愛窮小子”。在這類婚姻中，階級斗爭往往成為主旋律，婚姻成為階級斗爭的戰場。斗爭的一方是“憤怒的男青年”，這些出身低微的“男性灰姑娘”希望憑借婚姻進入夢寐以求的中上層社會，同時又對妻子所代表的中上層社會滿懷敵意。與之相對，斗爭的另一方則是“受虐的女青年”，她們往往出身于中上層社會，她們的“下嫁”并沒換來幸福，卻使她們淪為階級斗爭的靶子，淪為階級斗爭的犧牲品。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這些中產階級女性多是主動選擇這類婚姻，甘愿承受其帶來的痛苦，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其階級愧疚感。

一、階級斗爭的戰場：“憤怒的青年”婚姻中的女性受虐現象

首先，在“憤怒的青年”婚姻模式中，中產階級女性往往被出身低微的“憤怒的男青年”當做階級提升的工具，這在小說《幸運的吉姆》（Lucky Jim， 1954）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在小說中，吉姆出身于下層社會，在英國戰后福利政策支持下完成大學教育，成為大學歷史教師。由于出身卑微，吉姆在工作、生活等各個方面屢遭排斥。對于此時的吉姆來說，締結一門良好的姻緣對于實現階級地位提升具有關鍵作用。關于選擇和什么樣的女孩結婚，吉姆有兩個選擇：一是吉姆的同事兼女友，出身平平的瑪格麗特，二是克莉斯廷，中產階級子弟伯特蘭德的女友、百萬富翁戈爾阿夸特的外甥女。吉姆在心中將兩位女孩做了比較，孰輕孰重自不待言。在吉姆看來，克莉斯廷素樸天成，舉手投足間流露出天生的高貴?？吹娇死蛩雇?，吉姆感到“自己的生活習慣、標準和抱負受到了一次無法抗衡的襲擊，這種襲擊似乎將注定他的命運，使他永遠不得翻身”[2]46。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對吉姆來說，克莉斯廷這樣的姑娘“除了被當做伯特蘭德之類的私人財產而露露面以外，平時是哪里也看不到的”[2]46。相比之下，吉姆對瑪格麗特充滿鄙夷，為自己只能找到“成千上萬個像瑪格麗特那樣的人”[2]46而自怨自艾。在吉姆看來，瑪格麗特這類姑娘“經常裙子穿得過緊、口紅擦錯了顏色或是笑得不是時候”[2]46，這些足以讓人對她們產生的幻想即刻幻滅。其實，不管是克莉斯廷，還是瑪格麗特，對吉姆來說都不過是實現階級提升的砝碼。只不過前者“含金量更高”，更具階級象征意義，所以是吉姆“需要的東西”[2]337而已。

其次，在“憤怒的青年”婚姻模式中，下嫁的女性往往成為男性階級憤怒的靶子，成為階級斗爭的犧牲品。在戲劇《憤怒的回顧》（Look Back in Anger， 1956）中，女主人公艾麗遜原是高級軍官的女兒，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她違背家人意愿嫁給一文不名的吉米?；楹?，由于吉米無力養家，二人居無定所，飽嘗艱辛。在租住的狹小閣樓上，“大部分家具都很簡陋，而且相當破舊”[3]1，他們總是穿著極舊的衣服。更為可悲的是，艾麗遜不但要忍受貧窮，還要承受精神折磨。為了和吉米結婚，艾麗遜破釜沉舟，丟開了家人、朋友以及過去的一切，來到吉米所生活的下層人中間。由于生活突變，她惶恐不安，“覺得自己仿佛是忽然掉在一片大森林里了”[3]57。然而，不管她對吉米付出多少，都無法得到吉米的愛。由于階級隔閡，吉米把她看做“中產階級冷酷的心的紀念碑”，和她在一起總是“覺得自己受了欺騙”[3]57，覺得艾麗遜“是在用一種最惡毒的辦法要想送掉他的性命”[3]57。在吉米及其周圍人看來，艾麗遜不過是送上門來的“中產階級人質”[3]57，所以，在艾麗遜面前，他們對自己“想進入而不能”的中上層社會極盡抨擊之能事，并將滿腔階級怒火都噴射到艾麗遜這一便捷、安全的靶子上。正如文章所說，愛麗遜“不過是這個罪惡的社會制度下一個可憐的犧牲品”[4]106，是“憤怒的青年”婚姻中階級斗爭的替罪羊。

二、階級愧疚感：“憤怒的青年”婚姻模式中女性選擇承受痛苦的原因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英國，“憤怒的青年”作品中所描寫的“‘富家女愛窮小子的現象已經屢見不鮮”[4]104。那么中產階級女性為什么要選擇這種婚姻、承受這種痛苦呢？其實，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其階級愧疚感。有學者認為，中產階級的“人格構成中充滿了對立成分，常常使它處于自卑、內疚以及莫名其妙的不安之中”[5]8。正因中產階級的強大是建立在對下層階級的剝削這一基礎之上，所以他們對下層階級的痛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英國二戰后工黨執政、階級意識鮮明的五六十年代，中產階級子女逐漸滋生了對下層階級的愧疚感，所以紛紛“站在中產階級父親的對立面”，“真誠地反叛自己的父輩及其建立的制度”[5]9，“憤怒的青年”婚姻中主動承受痛苦的女性正是這些中產階級子女中的一部分。

在《憤怒的回顧》中，艾麗遜不惜放棄錦衣玉食的生活，毅然選擇與吉米結婚，正是出于對吉米的同情，出于對中產階級價值觀的反叛。他們是在一次舞會上相識的。當時，吉米身無分文，“他是騎著自行車來參加舞會的，一件晚禮服上到處都是油漬”[3]59。所以，“男人們全好像很信不過他，女人哩，個個都在想對這個多少有些古怪的家伙表示幾分厭惡的情緒，可又誰也不知道該怎么辦才好”[3]59?？吹郊住澳敲茨贻p，又那么嬌弱”，卻遭到中產階級紳士淑女的集體排斥，艾麗遜深感不平。所以，她不顧家人的驚愕和憤怒，堅決要與吉米結婚?；楹?，吉米對艾麗遜一家滿懷敵意，這看似無理取鬧，但實際上也并不完全是吉米的錯。正因吉米飽受艾麗遜一家所代表的中產階級勢力的排斥，正因吉米在中產階級主導的社會中永無出頭之日，所以才會滋生對中產階級的敵意。正因認識到這一點，艾麗遜選擇了默默忍受吉米的惡語相加。在戲劇結尾，兩人決定忘掉人間的階級恩怨，“彼此以動物的關系相處”，“你對我，我對你都充滿了無言的、不摻任何雜念的熱愛”[3]63。這體現了艾麗遜對中產階級價值觀的背離，對階級偏見的超越。

無獨有偶。多麗絲·萊辛的小說《好人恐怖分子》（The Good Terrorist， 1985）也講述了“富家女愛上窮小子”的故事。小說主人公也叫愛麗絲（在英文為Alice， 與《憤怒的回顧》中的女主人公同名），也出生在“她所鄙夷的‘虛偽的中產階級家庭”[6]1。為反抗父母所代表的中產階級，愛麗絲加入了一個激進組織，每天除了粘貼標語、組織游行，還負責“與官員周旋、通水布電、除臟去污”[6]1，以及買菜做飯等所有瑣事。為籌備經費，她屢次回家偷竊，甚至把家里的窗簾都賣掉了。即便如此，她仍因中產階級出身遭到其他成員排斥，其中就包括她的男友雅斯培。實際上，雅斯培僅僅將愛麗絲當做來自上層社會的可供利用的工具、當做“腐化墮落的”改造對象，對她冷漠無情。對此，愛麗絲毫無怨言，因為她同樣痛恨自己的階級出身，所以將破壞父母的家、支持“組織的家”當做一種贖罪方式。當時，愛麗絲這種階級愧疚并不是特例。實際上，在20世紀60年代，正是中產階級子女的階級愧疚感推動了轟轟烈烈的反文化運動的開展。

總之，在“憤怒的青年”婚姻模式中，婚姻成為階級斗爭的戰場，女性成為“憤怒的男青年”階級提升的工具、階級斗爭的替罪羊。那些中產階級女性選擇這種婚姻，主要是階級愧疚感使然。然而，正如這類婚姻中的女性受虐形象所表明的：將婚姻縛于階級斗爭的戰車，注定永無寧日，這并不是解決階級問題的理想途徑。

參考文獻：

[1]Chris Baldick.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2]金斯萊·艾米斯.幸運的吉姆[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3]約翰·奧斯本.憤怒的回顧[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62.

[4]朱葉.失卻了事業的人——《憤怒的回顧》中的“憤怒的青年”[J].外國文學研究，1982，02.

[5]程巍.中產階級的孩子們——60年代與文化領導權[M].北京：三聯書店，2006.

[6]多麗絲·萊辛.好人恐怖分子[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責任編輯：孫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