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論基礎及其困境

鞠昌華

[內容提要]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環保原則的提出有其歷史背景，計劃經濟理論、跨越發展理論和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都為其提供了理論基礎。然而，這些理論基礎有其一定的歷史局限性，導致實際發展過程中實踐與理論原則脫節，未能真正起到約束作用。在實踐中，20世紀70年代中國的環境已經被嚴重污染，近30年也同樣邊污染邊發展，并未能夠發展出一條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在此基礎上，本文建議正確面對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困境，直面先污染后治理。

[關鍵詞]污染治理；環境保護；環境管理

在總結西方發達國家發展的教訓之后，依據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要求，中國環保工作的早期創建者提出了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環保原則。根據國家環保局首任局長曲格平先生的回憶，盡管當時也有人認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在現代化建設中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不可能超越西方國家。然而在曲格平看來，西方國家因“先污染，后治理”付出了慘痛代價；在人口眾多、經濟基礎薄弱的中國，“先污染，后治理”將更加冒險①。因此，在反復論證之后，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轉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起草的《環境保護工作匯報要點》明確提出：“絕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彎路?！笔聦嵣?，在此后的發展中，中國并未能真正擺脫這一宿命。40年后，曲格平先生在接受媒體記者采訪時也不得不承認，我們沒能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②?；厥鬃哌^的道路，我們需要思考：除了應然的環境需求之外，我們何以在當初提出這一理論，又何以導致實踐與指導方針脫節？以下筆者將通過探討這一原則的理論基礎及其問題的分析，嘗試對此作出解答。

一、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論基礎

中國在環境保護工作初期提出避免先污染后治理，有以下幾個理論基礎，即經濟的計劃經濟理論、社會的跨越發展理論和環保的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

（一）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是1978年還處在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環保工作者，面對“四個現代化”的發展壓力時，提出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原則的基本依據。

恩格斯指出，當無產階級取得社會權力并實現生產資料公共制之后，“從此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③。傳統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化大生產，不僅能夠而且必須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國民經濟只有有計劃地、按比例地發展，使人力、物力、財力得到最合理的利用，才能保證經濟高速度的發展，更好地實現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因此計劃經濟是社會化生產發展的客觀要求①。列寧認為，要“對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實現全民的計算和監督”，并聲稱：“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會犯不可饒恕的經錯誤”②。

傳統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優越性在于，可以通過制定科學的國民經濟計劃，合理安排國民經濟中各種基本的比例關系，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和比例失調所造成的社會勞動的浪費，提高宏觀經濟效益，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正是按照在全社會范圍內科學地、有計劃地分配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制定統一計劃調節社會生產，才能實現國民經濟有計劃地發展，可以保障經濟系統運行的最優化，從而避免經濟運行過程中產生的先污染問題。

（二）社會主義跨越發展的論斷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可以率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和后發優勢理論，為避免先污染后治理提供了社會發展理論的支持。馬克思于1881年2月底在給俄國民粹派革命家查蘇里奇的復信中指出：“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來”，從而提出經濟文化比較落后國家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命題。在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馬克思主義者亦認為存在著后發國家在工業化進程方面趕上乃至超過先發國家的可能性。前蘇聯領導人通過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等獲得國力的快速提升，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領導人亦務實地提出通過技術的模仿、引進或創新，借鑒后發優勢理論，為實現中國經濟社會的趕超提供了理論和實踐的支持。

（三）馬克思主義生態理論

馬克思主義生態理論為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原則的提出提供了哲學支持。馬克思明確指出，資本主義這種生產方式經營的工業和農業給人和自然都帶來了嚴重的災難：“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有優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田?！雹圻@表明，資本主義工業技術的進步是以破壞自然條件，特別是土地的自然條件為代價的。恩格斯認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他們的環境中并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雹荞R克思主義唯物論生態思想認為，人與自然界同性共體，始終把大自然當成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把自己當成是自然界的組成部分。因此，人類在謀求發展的過程中，要尊重自然和自然規律，樹立起平等、和諧、共存的新型自然觀。馬克思反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自然的異化，要求在愛護自然的過程中改造自然；充分發揮人的能動作用，自覺地肩負起保護和改善自然生態環境的重任，不斷優化和改善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⑤。

二、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論困境

然而，上述理論基礎有其局限性，這些問題導致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論失去基礎。

（一）計劃經濟的最優化問題

列寧說：“要把千百萬人生存所必需的產品進行有計劃的生產和分配這一極其復雜和精密的新的組織系統建立起來?！雹賴窠洕杏媱澋陌l展規律“使我們的計劃機關有可能去正確地計劃社會生產。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現實混為一談。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要把這種可能變為現實，就必須研究這個經濟規律，必須掌握它，必須學會熟悉地應用它，必須制定出能完全反映這個規律的要求的計劃”②。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列昂惕夫引進投入產出法優化經濟計劃。蘇聯學者康特洛維奇也運用數學工具，建立了線性規劃來研究資源的最佳分配問題。但是由于計算工具的限制，線性規劃也只能限制于不多的幾個變數，除線性規劃以外，當時并沒有其他有效的數學理論及工具，因此考慮大范圍的規劃問題只能是極粗略的。中國著名數學家華羅庚教授曾在《科學通報》連載發表《計劃經濟大范圍最優化的數學理論》，試圖解決計劃經濟最優化的數學問題③。恩格斯也曾設想說：“社會也必須知道，每一種消費品的生產需要多少勞動。它必須按照生產資料，其中特別是勞動力，來安排生產計劃。各種消費品的效用（它們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相比較）最后決定這一計劃?！雹?

但是，實際的計劃制定者卻永遠無法掌握全面的信息，無法掌握完整的經濟學規律，以最后形成完美的計劃。因此，不管怎樣努力地改進計劃的編制方法，努力地提高計劃的科學性和群眾性，都無法避免計劃經濟的弊病。正如馬克思引用比·特雷莫的名言指出的：“不以偉大的自然規律為依據的人類計劃，只會帶來災難?！雹菰谏鐣a力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跨越發展的要求下，在制訂計劃時，往往更多片面地追求產值、產量的增長速度，而忽視產品質量的提高、成本的降低和適銷對路等，造成更多的粗放式發展問題。在東西方冷戰的激烈對抗下，前蘇聯即采取以軍事工業為先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而輕工業發展不足，這樣的畸形產業結構具有明顯的資源依賴型特征，而且環境保護難以進入國家戰略的核心序列，蘇聯“超常規開采和使用自然資源，忽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治理”⑥。這樣的發展模式是導致蘇聯生態問題不斷積累和惡化的最根本原因。此外，蘇聯傳統社會主義模式還悖逆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規律，導致“公地悲劇”，計劃經濟體制下公共性資源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的結構失衡，導致企業以完成甚至超額完成計劃，實現獎金最大化為最高任務，而不關心資源節約，導致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大量資源被揮霍⑦。據前蘇聯學者庫馬洛夫的分析，到1980年，由于空氣和水的污染，造成前蘇聯1980年的總損失大約為500億—600億盧布，而1990年達到1200億盧布⑧。世界觀察研究所的研究表明，1987年蘇聯僅污染造成的醫療衛生花費就高達1900億盧布，約為國民生產總值的11%⑨。1980年，蘇聯每生產1盧布的國民收入消耗的電比美國多20%，鋼多90%，石油多100%，水泥多80%⑩。資料還顯示，前蘇聯單位產品的原材料消耗比西方國家高出1.5倍，燃料及能源消耗高出50%①。

（二）跨越發展理論問題

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論斷，為當初的俄國和后來的中國等落后國家直接發展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提供了理論支持，但是，這一跨越僅指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跨越，而無法涵蓋生產力的內容。因為，生產力的發展具有客觀性，“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②?！耙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③。事實上，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領導人就曾經錯誤地提出“趕英超美”的口號，“大躍進”的發展甚至造成一段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的嚴重倒退。

在環境發展領域，美國環境經濟學家格羅斯曼（Saford J. Grossman）和克魯格（A. Krueger）在1991年基于42個國家橫截面數據的分析，提出著名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假說④。該假說指出，在某一地區，在經濟起飛階段，隨著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第二產業比例走高，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污染物排放總量的增加；當經濟發展，環境惡化到一定程度時，達到拐點，主要經濟活動從高能耗高污染的工業轉向低污染高產出的服務業、信息業，管制的趨嚴和技術的進步進一步降低了工業對資源的依賴和污染物的排放，污染物排放總量會逐步下降。此后，大量基于各類不同國家、不同污染物及不同環境要素質量與經濟發展數據的實證研究驗證了這一假說。因此，環境污染和經濟發展之間表現出的倒U形曲線關系反映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在總結發展的教訓之后，西方發達國家逐步發展起以環境污染治理技術、產業清潔生產技術和環境影響評價為代表的環境管理制度，使得人類進入污染預防與控制的時代，也一定程度上為此后避免先污染后治理提供了可能。對于后發國家而言，發達國家的公害事件給他們提供了一面鏡子，使他們認識到環境保護的意義和必要性。發達國家環境污染治理技術、清潔生產技術和環境管理的進步，也給后發國家提供了緩解先污染后治理壓力的條件。在工業發展中，后發國家的確可以吸取發達國家的歷史教訓，依據自然環境條件，進行合理的主體功能布局，在一定的經濟發展條件下，控制污染物的產生和排放，將污染控制在生態環境的自凈能力范圍之內，盡力降低環境危機的危害。但是，工業化必然帶來污染物的排放，污染治理技術更需要資金、人才等的投入，不能絕對回避所謂先污染后治理。這種無法跨越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環境治理需要以一定的技術、資金支撐，缺乏技術、資金支撐的所謂綠色發展只能是空中樓閣。以中國為例，由于技術、資金、管理制度的落后，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就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依賴資源優勢，發揮環境容量優勢，建立起“世界工廠”。尤其是在發展的初期，更是由大量缺乏環保設施的鄉鎮企業支撐起中國經濟發展的半邊天。實際上，大量的中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實證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的環境污染物排放和環境質量大多體現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實際，證實了全國及各地的發展也基本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理論相符⑤。二是環境治理需要一定的社會需求支持。所謂“不到黃河心不死，不撞南墻不回頭”，作為一個公共政策，尤其是必須付出代價的公共政策，必須在社會整體權衡下實現，在社會整體并未感受到損害威脅時，政策制定者并不能輕易說服整個去接受。就環境治理而言，一般只有在公眾身受其害后方知必要，認識到其從環境損害中獲得的社會經濟福利增長已不可接受，甚至危及其健康安全，才能夠被社會所接受。

（三）馬克思主義生態理論問題

由于自然環境既是滿足人類生存和生理需要的“生存資源”，又是為人類經濟活動提供空間、生產原輔材料的“生產資源”，因此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存在天生的價值沖突。同時，只有經濟發展了才會提升公眾對環境質量的需求，才能提供生態環境建設和污染治理資金，才有條件發展綠色產業和技術，進而改善環境。而隨著環境的改善，又可進一步發揮生態環境優勢，助推綠色產業，在這個意義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又是相互支持的。盡管按照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蘇東長期以來一直認為“社會主義是最好的生態學”；但是隨著斯大林時代的來臨，一批俄國優秀生態學家被清洗，環保受到了與日俱增的攻擊，被說成是屬于“資產階級”的東西①。據前蘇聯官方調查結果，20世紀60年代在前蘇聯1763個城市中，具有廢水生物凈化設施的僅有30個左右，即不足前蘇聯城市的2%，70%以上的工業廢水未經過任何凈化直接排入水庫②，給國民經濟帶來巨大損失的同時，也損害了居民健康，破壞了環境。馬克思主義生態理論更關注從階級出發的環境公平，而對具體的環境問題缺乏理論研究，導致在實際社會發展中，當階級矛盾在社會主義國家不再成為主要問題時，理論無法在現實中發揮指導作用。

三、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現實困境

上述理論基礎明顯具有歷史局限性，這些問題導致實際發展過程中實踐與理論原則脫節，無法真正起到約束作用。

（一）20世紀70年代的歷史困境

提出避免先污染后治理時的中國正在階級斗爭中掙扎，然而同樣沒有能夠避免因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當時的中國，甚至尚無環保的概念。雖然當時沒人敢給社會主義抹黑，說中國有污染，然而事實上，其時北京西郊、官廳水庫已發生大面積污染事件，上海的蘇州河、黃浦江也已黑臭。黃河在1972年已開始斷流，長江也在大躍進及其之后的大面積無序砍伐下漸成黃河，草原大面積沙化更使其時的北京時?；\罩在沙塵暴之中。到1981年，全國排放工業廢水237.9億噸，達標排放量僅70億噸；所排廢氣中含有害物4000萬噸，大部分城市都超標。截至1979年，累計已用“六六六”400萬噸。1980年廢渣排放4.3億噸，利用的只有0.8億噸，回收率僅19.3%。中國環保事業奠基者曲格平在向周恩來匯報時如此判斷：城市環境的污染問題，中國不比國外輕；自然環境的破壞程度，中國遠在外國之上③。只是在思想被禁錮的時代，國人不愿也不敢承認社會主義的中國有環境公害，認為那只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不治之癥，而社會主義的中國應該也必然可以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以河北省為例，其時相當部分的工礦區地表水已污染相當嚴重。1973年對張家口、保定、石家莊、邯鄲、唐山等5個地區的主要水系及近200個企業的調查發現，“每天排出含酚、氰、硫化物、砷、汞、鉛、鉻、石油等工業廢水約200萬噸”④，大多未經處理排入河道。如唐山焦化廠廢水中酚含量高達72毫克/升，氰化物23.4毫克/升，分別超過國家規定標準的35倍和23倍。陡河、湯河、府河、綿河因受該地工業“三廢”污染，水質已變黑、變臭，魚類已經絕跡。陡河受唐山焦化、造紙、印染、化工、皮革等工業廢水污染，酚含量為3.8毫克/升，已成死河；滏陽河是邯鄲市工業用水和生活用水的重要水源，因受邯鄲鋼廠、增塑劑廠、農藥廠、樹脂廠、石油化工廠等工業廢水的污染，水質逐年變壞，據有關部門1973—1975年監測化驗，滏陽河水中“有害物質最高含量為：酚0.073毫克/升，砷0.1毫克/升，細菌總數52.8萬個/升，其中大腸菌群2.38萬個/升，均大大超過了飲用水的標準”①，直接影響了工業正常生產和威脅人民的用水安全。20世紀70年代初，河北的大氣污染同樣已經比較嚴重，全省9個中等城市中“有3000多臺鍋爐沒有煙道除塵設備”②，造成城市上空濃煙滾滾，粉塵飄揚。石家莊市的空氣污染也比較嚴重，全市有鍋爐1283臺，煙囪 869個，80%以上的煙囪在市區和郊區，大部分沒有消煙除塵裝置，每年排放的煙塵“即達6萬多噸，二氧化硫氣體4600多萬立方米，加上各種工業有害廢氣，全市每年排入大氣的含有各種毒物的氣體達470多億立方米”③。該市燒堿廠每年熏壞莊稼100多畝，排放的氯氣“曾一次使500余名社員中毒”④。

（二）近30年的實踐困境

改革開放之后，由于技術、資金、管理制度的落后，我們不得不依賴資源優勢，發揮環境容量優勢，建立起“世界工廠”。盡管發達國家的公害事件給中國提供了一面鏡子，使我們認識到環境保護的意義和必要性；發達國家環境污染治理技術、清潔生產技術和環境管理的進步也給我們提供了緩解先污染再治理的條件。但是，工業化必然帶來污染物的排放，污染治理技術更需要資金、人才等的投入，不能絕對回避所謂先污染后治理。事實上，在提出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后的30年間，伴隨著中國GDP的一路狂飆，污染物也大幅激增，一段時期內中國二氧化硫超標嚴重，酸雨頻頻。一邊不斷重申避免先污染后治理，一邊又優先提拔重發展輕治理的官員。有分析顯示，中國地級市的黨政一把手升職的概率會隨任內GDP增速而顯著提高，而環境治理投資則會影響他們的升遷⑤。面對先污染，地方環保官員要么因堅持而倒下，要么選擇隱忍甚至棄守。在二氧化硫及酸雨污染壓力下，中國將二氧化硫納入總量減排之后，通過關閉小鍋爐、提升燃煤標準、推動脫硫工程等一系列措施的實施，全國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在短短十多年時間里顯著下降⑥，質量指標也漸趨好轉。然而，近年來霧霾污染仍然愈演愈烈，并未能在污染之前得到有效控制。事實證明，最近30年的發展，我們仍走了一條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三）現實的治理困境

中國在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一面在公民環境意識調查中表現出“多快好省”的想象，過高估計為環保放棄經濟發展的意志。2007年全國公眾環保意識調查結果顯示，39.2%的公眾不贊同“要發展經濟總是要在環境方面付出一點代價”，46%的公眾不贊同“我們不能為了環保而降低大眾生活水平”①。這在客觀上助推了近年來環境群體性事件的爆發。近年來，環境群體性事件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在四川什邡、江蘇啟東、浙江寧波、云南昆明、浙江杭州等地陸續爆發破壞性環境群體性事件。這些破壞性環境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既與中國當前環境決策不透明、群眾環境意識覺醒以及錯誤的維穩機制有關，也與一直以來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宣傳有關。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宣傳，對公眾形成“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多快好省式”的誤導，使公眾無法充分了解發展與環保的辯證關系，無法客觀面對環境和建設問題。部分公眾缺乏對經濟增長中污染的容忍度，不能夠理解環境問題的妥協，一定程度上導致因認識差異造成目前環境沖突難以和解的局面。

四、結論及建議

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提出有其歷史背景，經濟的計劃經濟理論，社會的跨越發展理論和環保的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都為其提供了理論基礎。然而，這些理論基礎或有其一定的歷史局限性，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一步步深入，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到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已經不再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特征?；蛴欣碚撋系哪撤N限制，社會發展形態可以跨越，而生產力卻無法跨越。這些問題導致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實踐與原則脫節，未能真正起到約束作用。因此，本文建議應正確面對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原則的困境，直面先污染后治理。

政府應客觀面對污染治理，及時、全面掌握污染狀況，安排環境治理措施。同時，應基于預防優先原則，加強主體功能布局，留好空間，使污染產生和排放對環境和人群的影響最小化；加強循環經濟建設，減少產業壓力和經濟系統內污染物的總產生量；加強清潔生產技術研發推廣，源頭減輕各產業的污染物產生。要減少虛無口號對環保工作的干擾，切實加強環保具體工作的力度，優化環保政策工具，真正提高環保工作成效。應借著著后發優勢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前期污染的破壞程度，縮短污染治理的時間。對人均GDP已達到或接近1萬美元，基本到達拐點的東部地區要加強總量削減強度；對尚未達到拐點，仍有一定環境容量的西部地區，則要承認其發展的必要，基于環境容量的計算，合理調控其污染物排放限制，同時給予技術、資金等的支持，借著后發制度優勢，努力減輕污染的破壞，更早進入環境拐點。必須通過科學的普及、平等的溝通，使公眾了解發展與環保的辯證關系。不應因發展綁架環境，亦應不因環境拒絕發展，以利益補償和日常監管參與機制避免剛性發展和剛性環保要求之間的激烈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