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要素體系、內在邏輯及反思

牛文濤

[摘要]文章對經濟增長的相對性、要素體系及其內在邏輯進行了討論，并對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政府干預越位和缺位行為進行了反思。結果表明：人力資本與實物資本一樣均具備增值屬性；人口要素包含了數量和質量兩個層次；資本、人口、技術進步、開放、競爭機制和適度政府干預構成了經濟增長的要素體系。經濟增長的可持續能力與其要素體系結構的合理化程度相關。

[關鍵詞]經濟增長；要素體系；內在邏輯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2.017

1 經濟增長的相對性

“經濟增長”是一個相對概念，對經濟增長的測度即可說明這種相對性：對同一經濟體經濟增長情形的跨時期比較，同一時期的跨區域比較；對不同經濟體的同時期比較。因此，孤立的談論經濟增長缺乏意義。國家間的收入差距，既包括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包括收入增長率的差距。收入增長率可以理解為改變初始收入水平的強度。這里的收入包括國家收入（總量GDP）和國家內部個體的收入兩個層面，同樣也存在兩種類型的不平等：國家間收入的不平等和國家內部收入的不平等。近百年來，上述兩種不平等性趨于強化。長期依賴基礎資源出口的國家，深受所謂“比較優勢陷阱”所累，與發達國家差距日益擴大，而從經濟體制改革中獲得新生的經濟體，包括印度、中國等國家內部的收入差距則瀕臨警戒線，基尼系數已偏離國際公認的安全范疇。

盲目追求經濟增長，在某種意義上可能走向“負增長”。這里的“負”并不是經濟數據的走低，而是經濟增長路徑對未來發展的負面約束，也包括其對發展初衷的違背。實際上，“國富民弱”的增長模式以傷害普通個體利益為代價，其所實現的國家繁榮不可持續。占據較大人口份額且消費傾向顯著的低收入群體消費能力缺失，其對于依賴擴大內需來實現經濟復蘇的政策效果而言將產生極大的負面激勵。經濟增長本質上構成了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經濟增長的歸屬是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經濟增長帶來的兩種差距，在現實中存在，在邏輯上成立，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必要歷程，這種不平等性是對偽經濟增長的譏諷。

2 經濟增長的要素體系及其內在邏輯

2.1 實物資本

資本是經濟增長的首要推動力，在許多關于經濟增長動因分析的實證研究中，資本都被賦予較為顯著的份額，包括Solow模型、Ramesy 模型等。這些模型的構建為理解和認知經濟增長問題提供了便利。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在經濟學家的主觀認知中存在如下演變過程：大衛·李嘉圖以及托馬斯·馬爾薩斯時代的古典經濟學家在生產的要素中，比之于資本，其實更為青睞于土地這種要素。而伴隨工業革命在歐洲的興起，資本在經濟發展中起到了更為重要的作用，現實世界中資本作用的擴張在經濟學家的主觀印象中開始日益強大。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關鍵因素的認知開始深入人心，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W.阿瑟·劉易斯于1954年曾經說過：“經濟發展事實上就是資本的快速積累?！背窒嗨朴^點的學者還包括著名經濟學家羅斯特。

“資本對于經濟增長具有關鍵作用”這樣的認知從發達地區開始擴散到發展中國家，許多期待實現繁榮的地區開始采用資本取向的政策。盡管現實世界中，通過盲目實現資本擴張達到經濟增長的企圖最終證明都是低效的，但資本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其實并無法否定，只是今天的經濟學家，或者政策制定者都更為強調資本與其他要素的結合。

2.2 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和實物資本同屬于要素積累，擁有資本屬性，即實現資本增值的能力。對于經濟增長動力分析模型中存在較多的未知因素時，將人力資本變量引入模型都使得原本模糊或者困惑的問題得到清晰的說明。人力資本不同于實物資本的一個顯著方面是其具有外部性，而且是一種正的外部性。關于創新激勵的文獻中，將這種外部性稱為溢出效應。通過進行更為高端的教育行為，個體素質的提高推動了自我能力的提升，人力資本在個體層面的積累開始增加。人力資本通過向鄰近個體傳遞所掌握的基本能力，包括對技術、技巧以及認知世界途徑的更好理解等。這種正的外部性，提升了經濟運行的效率，也提升了整個經濟的產出水平。因此，人力資本增長率的下降將在邏輯上引致經濟增長率的下降。

2.3 人口

人口規模決定了消費需求以及生產能力的基數，人口增長率則決定了人口規模的未來特征。特定社會群體中的人口結構則決定了經濟增長的模式特征。實際上，人口規模一方面構成了經濟增長的基礎，另一方面又使得經濟增長成效在面對個體時被弱化，這種悖論說明經濟增長過程中存在一個最優的人口規模和人口結構。人口的負面作用，諸如人口的資本稀釋作用，將使得我們在面對人口問題時需持極為審慎的態度。如今許多西方國家特別是加拿大這樣的寒冷國度，人口開始負增長。我國在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之后，人口規模在可以控制的速度范圍內變動。在較為落后的印度，人口增長依舊可用“泛濫”二字形容。人口規模在為經濟增長貢獻基礎要素的同時，創造了這個印度長期的貧窮。因此，人口數量及質量決定了有效勞動的供給水平，人口規模則是需求市場的決定因素。如同創新的擴散一樣，人口在特定社會中的變遷，我們同樣可以將其理解為一種擴散過程，人口的增長同樣遵循一個S形的過程，人口增長的速率在達到峰值之前，將會有一個加速的過程，在峰值之后，開始有一個緩慢的過程，并最終走向零增長的過程，以趨于穩定的狀態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作用。

2.4 技術進步與生產率

技術的本質來源于技術可以改變生產要素的結合方式，既定的實物資本以及人力資本量可以實現更多的產出。通過研發活動，改變舊有的技術模式，即所謂的技術創造。有計劃地投入必要的資源實現技術創造的成功。作為一種創新，新技術同樣會遵循一個典型的擴散過程：自一種新的技術被研發出來開始，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經由特定的渠道，從某個企業、某種產業開始向更多的企業以及其他產業擴散、滲透，從技術研發地區向其他國家和地區擴散。這個過程即是技術轉移，然而技術轉移的障礙沒有弱化的趨勢。技術進步之于經濟增長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要明確的是需要采用的是適用技術而不是技術殘留物。技術進步更為有效的方法是培養完整的科研隊伍，尊重科學和人才，并為各種研發活動提供便利，后發國家完全有可能實現所謂的“技術跨越”。

生產率是生產要素轉化為產出的有效性，并由要素積累及其轉化效率兩個方面共同決定。要素積累決定了生產過程中要素投入的數量，而生產率則描述了要素轉化為產出的情形。強化要素的積累過程，并提升生產率有利于實現更多的產出。這兩種選擇的側重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增長模式選擇的差異。盲目依賴要素積累的發展方式并不符合經濟持續增長的要求，最優積累規模的解決或許對經濟增長模式的選擇可以給出一個說明。

2.5 開放與競爭機制

19世紀中國的貧窮和落后，從某種意義上就是由當時清政府所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所致。在我國古代歷史中，與友邦進行絲綢、瓷器等貿易的記載非常之多，這是發揮比較優勢進行國際貿易，實現國家繁榮的例子。實行開放政策，走出封閉經濟的困惑，實現要素的國際流動，發揮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兩個市場的作用，為經濟發展提供一個更有效以及更穩定的環境。自1979年改革開放開始，歷經32年，我國經濟實現了飛躍式增長。貿易順差持續擴大，我國作為世界工廠的角色日益深入人心。

轉型期的中國經濟如何才能從低附加值產品的輸出國轉變為技術轉讓國，擴大國內需求，提升13億人口尤其是7億農村人口的消費能力，或許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不應繼續沿襲一條低端的開放道路。開放經濟比之于封閉經濟有許多顯而易見的好處，無論對于國家改善國際形象或者對于追求國家收入，都是一種較為理想的發展模式。開放經濟并不一定適合所有國家，特別是發展水平較為落后的國家或地區，在國際貿易中經常處于不利地位。除此之外，開放過程中會出現環境問題、國家主權問題。當然，開放將是相對的，而且開放經濟對國家內部個體收入的改善可能較為微弱。

3 政府角色：適度干預

經濟學研究的許多問題都可以歸結為對“看得見的手”以及“看不見的手”這兩者作用的表達以及爭論。由于存在市場失靈，需要政府進行干預，克服這些市場失靈的低效對經濟的傷害。政府通過實施各種經濟發展政策、貿易政策、教育政策、薪酬政策、產業政策等構筑了經濟發展的基礎環境，并靈活地對因市場失靈造成的外部性、公共品、壟斷等低效形態進行干預，實現最優的市場績效。與此同時，政府對因市場或其他因素造成的收入不平等進行干預，縮小國際內部區域以及不同個體間的收入差異，緩和社會矛盾，營造經濟發展的穩定氛圍。因而，政府盡管沒有直接參與到經濟之中，卻通過提高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不斷干預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的因素。因而，經濟增長的不同軌跡是對政府作用的極好證明。

盡管如此，并不能盲目地相信政府。如同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M.布坎南在《憲政經濟學》中所揭示的那樣，政府由于競選、尋租或者其他原因會出現無效的狀態，即所謂的政府失靈。因此，政府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不能忽視，更不能盲目依賴。最好的發展模式應當是“大市場，小政府”。如果經濟增長是由政府推動而不是由市場自發實現，這對于經濟增長而言或許是一種悲劇，至少對未來的經濟增長是這樣。改革的陣痛其實是政府最不愿看到的，這是因為這種痛苦的過程如果持續的時間太久，可能會對經濟發展的環境產生負面的影響，原本向好的經濟增長趨勢可能會被逆轉。這其實是政府在短期抑制和長期增長之間的決策問題，考慮到并不是所有的政策都會起到應有的作用，以及時滯性等問題，我們在思考或許政府采取這些政策的初衷可能無法在其有效任期之內完成，因而這種存在負面作用的政策，盡管將會預示著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但其被采用、被實施以及真正的發揮作用，可以料想都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4 結論及反思

經濟增長在為經濟發展提供基礎的同時，也有可能為改良經濟增長中個體收入差異以及提高個體的福利水平或者稱之為幸福感等問題的解決制造麻煩。換句話說，經濟增長只是經濟發展的準備階段，而真正的目標應當是實現經濟發展。盲目追求“數字快感”或者“增長率式”的增長訴求應當被拒絕。轉型期的中國面臨許多問題，其中最為棘手的一個問題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特別是美國次貸危機之后，世界經濟陷入低增長周期，各國失業率居高不下，貿易保護主義重新占領國際貿易市場。，這些不利因素均使得我國貿易條件惡化，出口需求顯著縮水。在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出口”面臨悲觀預期的情形之下，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擴大國內需求，調整經濟結構成為必然趨勢。

我國的經濟結構至少在三個方面存在問題：產業結構、地區結構、需求結構。產業結構以“二三一”格局為主，產業高度化不夠，致使我國經濟的知識化和服務化特征不明顯。地區結構以“東中西”收入差距擴大為典型特征，甚至有“東部崛起，西部發展，中部塌陷”之說，三個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無法發揮聯動效應，增加我國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需求結構是指我國過于依賴出口，國內需求不足的問題，在美國次貸危機之后這個問題更趨嚴峻。

因而擴大內需，實現需求結構的優化非常必要。

悲觀地講，經濟增長具有負效應，收入差異、資源浪費、環境惡化、經濟結構低效，甚至“幸福指數下降”都是由其所致。樂觀地講，經濟增長本身提供了解決這些問題的基礎，這些問題由經濟增長而來，通過對其的解決即超越了經濟增長自身，而實現“經濟發展”這一更有效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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