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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態下我國城鄉居民代際收入流動性分析

2017-02-28 18:48曹皎皎
商業經濟研究 2017年2期
關鍵詞:分位數回歸城鄉一體化

曹皎皎

內容摘要:本文基于CHARLS 2011數據,運用雙對數模型和分位數回歸方法測算了我國城鄉居民代際收入流動性。實證結果表明,我國城鎮居民代際收入流動性高于農村。其中教育和社會關系是代際收入流動的主要途徑,教育和社會關系是影響城鄉居民代際收入流動的主要因素。文章指出,為了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實現機會的均等,政府在教育支出、勞動力市場建設和增加農村居民收入等方面應加大政策力度,均衡城鄉發展。

關鍵詞:代際收入流動 代際收入彈性 分位數回歸 城鄉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F063.4 文獻標識碼:A

國內外相關文獻概述

隨著“窮二代”和“富二代”等名詞的出現,代際間的機會公平廣受關注。一項調查數據表明,中國的“拼爹指數”達到了0.6,排名世界第二?!捌吹笖怠边@一戲稱指的是“代際收入彈性系數”(IgE),用來表明父母和子女(成年后)收入的相關程度。如果該系數為0,則說明兩代人的收入流動性大,個人收入多寡完全取決于他們自身。反之若為1,則說明該國家個人收入水平完全由他們家庭背景所決定。方鳴測算出我國的代際收入流動彈性為0.473,較高的流動彈性系數反映出我國代際收入流動性較低,子代的機會不均等現象嚴重,貧富階層固化現象十分嚴峻(方鳴等,2010)。周興認為代際流動性逐漸減弱是造成貧富固化現象的主要原因(周興等,2014)。

代際收入流動的研究最早為1979年Becker提出的代際收入彈性。代際收入彈性越大,則代際流動性越低,子代初期的機會不平等程度也就越大(Becker,N.Tomes,1988)。由于單年數據存在測算偏差問題,Solon,Zimmerman(1992)運用多年平均值數據測算出美國的代際收入彈性為0.4(Lee.C等,2009)。我國代際收入彈性的測算最早為王海港(2005)利用兩年的數據建立回歸方程,得到我國的城鄉代際收入彈性分別為0.384和0.424。王美今、李仲達(2012)運用CHIPS數據測算出我國的代際流動彈性為0.830,得到我國是一個極度不流動的國家,但收入代際彈性總體上呈現下降趨勢。周興、張鵬(2015)將1991-2011年劃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測算出每個階段的收入彈性且收入彈性都不一樣 。王洪亮(2009)通過測算1989-2009年的城鄉居民代際收入彈性,發現城鎮收入彈性要大于農村收入彈性,而且在不同時間農村和城市的流動性也是不同的 。之后學者研究影響代際流動的原因,例如周興、張鵬(2015)認為職業是影響城鄉代際收入流動的重要因素,并且測算出了城市父代職業對子代的收入彈性是0.02,農村家庭為0.19。Behrman Jere(1985)研究發現,社會資本對居民收入水平具有一定的強化效應,并且進一步研究發現父母的社會資本會影響其子代的收入水平。袁志剛、陳琳(2012)的財富資本機制主要是分析家庭的房產、金融資產和土地財產對子代收入影響。黃林峰(2013)從家庭金融資產的角度分析了城鄉代際收入流動的差異,結果表明城鄉間的代際差距趨于階層固化狀態。梁運文、霍震、劉凱(2010)運用奧爾多中心的調查數據發現,金融資產和房產資產是我國城鄉居民財產不平衡的主要來源。郭叢斌、閡維方(2007)研究結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對代際收入流動具有重要的作用。魏穎(2009),方鳴、應瑞瑤(2010)也認為教育是影響代際收入流動的重要因素。權衡(2008)認為除了教育,政府的公共權力、政府宏觀政策等對收入流動都有重要影響作用 。李實(2013)則認為先天性的遺傳也是流動性的一個影響因素 。鄒薇、鄭浩(2012 )將人口遷移與區域特性納入代際收入彈性估計方程中,并運用遷移概率作為工具變量進行估計,發現人口遷移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

經過國內外文獻的梳理發現,關于代際收入流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樣本或者農村樣本的單一樣本上,缺乏實證分析城鄉代際收入流動性差異的原因?;诖?,本文在分析城鄉代際收入流動差異的基礎上,還分析了城鄉代際收入流動的傳導途徑。

理論模型選取

綜合國內外研究發現,代際收入流動途徑主要分為人力資本投資和社會資本投資。代際貧困轉移的過程如圖1所示。

從圖1的傳導路徑可以看出,若城鄉父代在兩種路徑上的投資不同,且兩種路徑對子代收入的回報率不同,則導致城鄉子代收入的不同,城鄉子代收入的不同與父代收入有很大關系進而會影響城鄉的貧困代際傳遞問題,城鄉的貧困代際傳遞也會影響城鄉收入差距問題。因此城鄉間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對子代收入的回報率非常重要,根據Becker測算代際流動彈性的模型:

在(1)式中lny1t表示子代收入的對數,lny0i表示父代收入的對數,β就是代際收入彈性也就是系數,1-β就是代際收入流動性,所以根據兩者間的關系得到,代際收入彈性越大,則代際收入流動性越低,初期的機會不平等程度越大。

因此為了測算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對子代收入的回報率,在Becker方程的基礎上對模型進行變換為:

(2)式中edu1表示子代的受教育年限,social0表示父代的社會資本,則對應的β2和β3分別表示教育投資和社會資本的回報率,Xj表示影響子代收入的其他因素,例如性別、年齡等因素。通過(2)式可以測算出代際流動彈性,還可以測算出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回報率。

由于實際運用均值模型的假設條件可能不滿足,因此估計的系數存在穩健性問題。因此Koenkel和Pxassett于1978年提出了分位數回歸方法。根據因變量不同的條件分位數對自變量X進行回歸,這樣得到了不同分位數下的回歸模型。因此本文可以選用的分位數回歸模型為:

其中βzτ(z=1,2,3,4,...)表示被解釋變量的第τ分位數的各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反映了解釋變量在不同水平下的影響大小。

數據來源與變量選擇

(一)數據來源

本文中的數據來源根據2012年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數據整理得到。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是旨在收集一套代表中國45歲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個人的高質量微觀數據,用以分析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推動老齡化問題的跨學科研究。本文選出了城鄉父代與子代配對數據1846組,其中城市數據364組,農村數據1482組。

為了使數據具有經濟意義和研究價值,在數據處理上剔除了缺失、遺漏的調查數據和異常數據,并且在選取父代時刪除了年齡大于65歲的樣本數據,子代樣本是刪除了年齡小于18歲、仍在上學和未上學的子代樣本,這樣可以將父代數據與子代數據相匹配,以保證數據的完整性,并且刪除了收入為負或者為零的子代異常值。

(二)變量選擇

表1中的變量統計描述可以指導本文的變量選取,收入選取了可支配收入來衡量,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和收入年份之間的可比性,對各年收入進行了2012年的CPI平減指數變化;人力資本用最高學歷的受教育年限表示;社會資本選用了父代職業衡量父代的社會資本(袁志剛,2012)。除此之外,還選取了子代年齡,子代性別等控制變量。

(三)計量模型

根據模型(1)和模型(2)并且加入控制變量則得到具體計量模型為:

其中βjτ(j=1,2,3,4,5,6)表示被解釋變量的第τ分位數的各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方程(4)和方程(5)分別運用最小二乘法和分位數回歸方法,測算教育和職業的回報率和影響大小。

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OLS估計結果

從表2結果可以發現,子代受教育年限和父代的職業類型對子代收入具有顯著影響,反映了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是代際收入流動的兩條重要途徑。從城鄉樣本來看,城鎮的子代教育回報率為0.244,農村的教育回報率為0.145,城鎮的教育回報率明顯大于農村的教育回報率。從父代職業類型來看,城鎮父代的職業能接觸到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網絡越寬闊,其對其子代收入的影響越大,而且其職業類型的回報率要大于農村的回報率。

父代收入通過教育和社會關系實現代際收入的轉移,父代收入越高對子代的教育和職業發展投資就越多,子代收入的預期也就越高;相反父代收入越低,其對子代教育的投資就會越少。而由于我國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城市整體收入水平高于農村的整體收入水平,而且城市地區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投資和就業機會明顯優于農村地區,城市的教育回報率和社會關系回報率都高于農村地區,導致城鄉間的貧富代際傳遞現象依然存在并且循環往復。

從控制變量結果看,年齡對子代收入有先增加后減小的影響,呈現倒U型曲線,隨著年齡的增加其收入也會增加,這與生命周期理論相一致。性別結果顯示,男性對收入有正向的影響,反映了勞動力市場上存在男女性別歧視問題。

(二)分位數回歸結果

為了進一步分析貧富代際傳遞現象,筆者運用分位數回歸方法分析子代收入在不分位數上,受到父代人力資本投資和職業類型的影響大小,選取20%、40%、60%和80%的分位數對模型(4)進行回歸驗證,得到結果如表3。

從表3的結果可以看出,城鎮的代際流動性要高于農村的代際流動性,處在子代收入水平的兩個極端受到的父代收入影響要大于中間收入水平。對于教育投資來說,教育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影響越來越大。即使在相同收入水平下,城市子代收入受教育的影響要大于農村,也就是說城市的教育回報率要大于農村的教育回報率。這可能由于城鄉二元結構和戶籍制度限制,使得城鄉教育資源不均,造成城鄉間教育回報率存在差距。收入越高則對子代的教育投資就越多,教育投資越多,則教育回報率就越高,對子代收入的影響就越大。

父代的職業類型對子代收入具有促進作用,城市父代職業類別越高,對子代收入的影響越大,但是在農村這種影響不明顯,而且農村父代職業對子代的影響程度明顯要小于城市。這可能與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有關,農村的發展落后于城市,而且農村就業渠道、就業機會和勞動力市場都處于劣勢。在城市中父代的社會資本可以為子代就業提供向上流動機會,但是農村父代的社會資本對子代影響受到農村自身劣勢的限制,使得相同條件下農村子代與城市子代競爭時,其處于劣勢地位。這種路徑導致城鄉機會不均等,進而造成城鄉間的貧富代際傳遞。

分位數回歸中,父代年齡對收入的影響呈現凹性,即隨著年齡的增長收入先增長,其后隨著年齡的增長收入則在不斷減少,符合生命周期理論。從性別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男性對收入有正向影響,在同等情況下男性收入要高于女性的收入,其原因可能與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不完善,存在歧視問題有關。

農村人力資本和社會職業的回報率都要低于城鎮的回報率,農村子代通過教育和就業機會渠道,提高自身收入明顯弱于城鎮子代。城鎮子代占有資源和機會優勢,更容易參與高收入職業,而農村子代在資源和機會優勢不均等情況下,提高自身收入的難度系數更大,城鄉貧富在代際間依然傳遞。而且從實證的結果還可以看到,農村子代收入受父代影響程度要大于城鎮。由于農村的整體收入水平低于城鎮,而且農村子代通過人力資本和社會職業途徑,提高收入的可能性低于城市,因此農村居民的貧困代際間繼續傳遞。而城鎮因收入水平高于農村,且各項回報率高于農村,使得城市的富裕代際間繼續傳遞。

結論與政策建議

代際流動通常反映了社會初期的公平性,代際流動彈性越高,流動性越差,初期社會機會越不均等。文章通過人力資本和社會職業兩種途徑,分析了城鄉居民代際收入流動的差別,得到如下結論:

無論是OLS估計還是分位回歸估計,城鎮代際收入流動性都要大于農村代際收入流動性。相較于城鎮子代,農村子代收入受到父代的“先天”影響很大,本身“后天”因素影響較小。

父代人力資本和社會職業投資對子代收入都有積極影響,但是就城鄉樣本來看,城鎮人力資本和社會職業的回報率要大于農村的回報率。

城鄉間的代際收入流動和傳導途徑的回報率不同,使得城鄉居民貧困傳遞,導致城鄉貧富的“馬太效應”。

為了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保證機會公平,縮小城鄉間差距,促進城鄉一體化,因此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完善農村地區的教育基礎設施建設,增加公共財政對農村教育的投資,尤其是加大對教育的補貼力度,使農村擁有平等的教育資源,以提高農村地區的教育回報率。

完善勞動力市場建設,增加就業的渠道,加強信息共享,保證農村和城市居民就業平等,并避免性別歧視等問題。

加強思想教育和宣傳,改變農村居民的傳統觀念,使農村居民重視對子代自身能力的投資,重視授之以漁的重要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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