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五臺山進香道之普通院研究

楊 凡

(南開大學 歷史學院， 天津 300350)

唐代五臺山進香道之普通院研究

楊 凡

(南開大學 歷史學院， 天津 300350)

普通院是唐代五臺山進香道上的一種佛教建制， 其設置地點及規模功用因記載較少而往往被忽視。 五臺山的進香道路線分為東、 南兩線， 兩條進香道上的普通院規模并無定制， 分類與歸屬各不相同， 有的屬于某一寺院， 有的是專門在交通樞紐上單獨設立的。 普通院在唐代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從四方朝山巡禮而來的僧俗旅客提供了食宿地點使山上僧人進出運送日常生活必需品和商旋運輸的中繼站， 通過施齋濟貧宣傳了佛教。 透過普通院這一建制折射出唐代佛教在民間的傳播與發展情況。 關鍵詞: 普通院；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五臺山； 進香道

入唐以來， 普通院作為一種最普通的佛教建制， 在日本名僧圓仁所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多有提及， 該行記是日本“請益僧”圓仁在唐朝求法巡禮期間記錄行程及求法經過的日記。 本文以其為原始資料， 管中窺豹， 試圖通過零星的記載梳理出普通院的整體形象， 勾勒出被學界忽視的普通院全貌。 除考察探究各普通院的地理位置以外， 力圖對其功能作用以及在唐代的佛教地位作進一步的解讀， 有助于人們了解普通院， 并對晚唐時期五臺山進香道上的佛教研究作一補充。

一、 普通院位置之所在——東、 南兩線進香道

《大宋僧史略》記錄的六種伽藍中最后一種“普通”， 即為圓仁所記的普通院， 普通院的含義從圓仁記載的文字中可略窺一二：“長有飯粥。 不論僧俗， 來集便僧宿， 有飯即與， 無飯不與。 不妨僧俗赴宿， 故曰普通院?！盵1]103顧名思義， 普通院作為朝山路線上的接待站， 無論是為朝山的人提供宿地， 還是為運輸糧食商品的僧侶及商人提供歇腳的地點， 在唐代它都是五臺山進香道上的重要建制。

五臺山位于汾渭地塹北部典型的斷塊山地上， 境域內主要為斷陷盆地， 因此地貌各異， 地形極為復雜， 山路崎嶇難行。 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 以五臺山為中心向東和南延伸， 筆者按照地理方位將其分為東、 南兩線， 東線有12處普通院， 南線有9處普通院。 普通院的名稱與相隔距離為：

東線：上房普通院—(20里)劉使普通院—(25里)嶺—兩嶺普通院—(30里)果苑普通院—(30里)解普通院—(20里)凈水普通院—兩重嶺—(30里)塘城普通院—(15里)龍泉普通院—(20里)張花普通院—(10里)茶鋪普通院—(10里)大復嶺， 茶鋪—(30里)角詩普通院—(30里)停點普通院。

南線：上米普通院—上房普通院—(25里)大賢嶺普通院—胡村普通院—(30里)宋村普通院—(35里)石嶺關頭普通院—清源縣普通院—晉州普通院—景云普通院。

普通院的具體地理位置請參見圖1和圖2。

圖1 東線普通院分布圖

圖2 南線普通院分布圖

東線上山路程主要經由唐代河北道的恒州行唐縣和定州恒陽縣。 行唐縣位于今河北省西南部， 東隔大沙河與今曲陽縣相望， 南與今新樂市、 今正定縣相鄰， 西與今靈壽縣接壤， 北與今阜平縣毗鄰。 該縣地形極為復雜， 《行唐交通志》記載其“西北部為高山， 東南部為平原， 中部為丘陵， 四河縱貫境內”[2]1， 所描寫的正是由當時唐代河北道的行唐縣沿西北方向到今山西省五臺山的沿途地理風貌。 雖然行唐地勢復雜， 但是在朝山路上仍然可以發現類似“五臺山金閣寺僧義深等往深州求油歸山——五十頭驢馱油麻油去”[1]103“從山谷西北行廿五里， 見過一羊客驅五百許羊”[1]103等場景。 說明盡管當時山路崎嶇， 但是由于唐代佛教圣地五臺山香火旺盛， 參拜朝圣的人數多， 貿易往來需求大， 再加上五臺山地區以山地為主， 不宜大面積種植莊稼作物， 山上寺院所需糧食需要從臨近的地方采購并運送， 該路線上仍有一定的民間經濟往來及交通運輸。

明代統治者完善了驛遞制度， 在“偏僻小縣行唐縣的兩嶺口亦設驛站， 使昔日從行唐經兩嶺口往北通阜平的偏僻小路， 成了行唐北通阜平等地的交通大道”[2]38， 該路線從此日趨繁榮， 成為由河北朝圣五臺山的主要通道， 亦成為商旅往來的交通要道。

馬德根據敦煌莫高窟61窟西壁上所繪的《五臺山圖》， 認為圖中所示道路因途經河北道鎮州、 行唐縣等城鎮村落， 并翻越太行山大復嶺到五臺山， 故圓仁的朝山道路應與此路線一致， 正是河北至山西的古代交通路線中的重要道路之一， 是“河北朝山之主要路線”以及“商旅行人之重要交通線”[3]1508。

圓仁在南線沿途分別經過了唐代的五臺縣、 祁縣、 定襄縣、 清源縣、 文水縣、 孝義縣、 靈石縣、 汾西縣、 霍邑縣、 趙城縣、 洪洞縣、 襄陵縣以及太平縣， 最終行至太原府， 共250余里。[3]128值得注意的是， 從清源縣的清源普通院到太平縣的景云普通院這一段行程中， 他所走的正是唐代的長安太原道。 長安太原道“沿渭水北岸東行， 渡黃河， 又略循涑水接汾水河谷而上”[3]91。 又據《唐代五臺山交通述略》記載， 從五臺山達京師長安的長安太原道， 從太原“由西折南， 經清徐、 交城、 文水、 汾陽、 孝義至靈石雀鼠谷， 出峽谷再往南至霍邑縣”[4]39， 這條路與圓仁所經路線相當吻合， 而且與《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進行比對， 沿途地名重合度相當高， 可認為圓仁當時就是經此路線進入長安的。

東南兩線普通院的分布狀況明顯不同。 在圓仁所提及的21處普通院中， 普通院在東線的分布比南線更為密集。 具體體現在進香的東線路途中， 他幾乎每天都在普通院休息； 但是在離開五臺山的南線路線中， 除了在普通院停歇， 他還在三交驛停歇， 在供養院或農家住宅中投宿。 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 應該與南線剛好為唐代長安太原驛道有關聯。 唐代的郵驛規定， 在水陸交通要道上大致30里便設置一處驛站， 全國有陸驛1297所， 且陸驛備有馬匹等交通工具。 在重要的驛道上除國家設置的驛站外， 還有私人開設的接待客商的店鋪為旅人提供酒飯。 而相比于南線進香道， 東線則更顯得道路崎嶇， 旅途曲折， 供朝山者歇腳的小店與驛站自然不多， 因此普通院自然需要設置得更加密集一些。

二、 普通院距離間隔及其規模建制

觀察普通院的距離間隔， 我們可以發現大致行走不到半天路程， 便可到達一處。 唐代以“里”來計算各地間的距離， 以唐太宗李世民的雙步(左右腳各邁一步)為尺寸標準稱作“步”， 并規定三百步為一里。 一步的五分之一為一尺。 唐代一尺合現在0.303米， 一里合454.5米。 2012年在西安市航天大道建設過程中， 發現了一座唐代名將郭子儀之孫郭锜及其夫人盧士絢的合葬墓， 其中墓志以“步”與“里”為單位對墓葬位置作了詳細記錄， 這為唐代“步”與“里”的換算提供了參考。 經過換算， 唐代一里約等于280步。 這說明當時民間計算距離所用的單位并不嚴格按照官方標準， 但是出入不大， 況且腳步有大有小， 不應一概而論。 我們將李世民規定的尺寸標準與考古發掘得出的實際數值加以平均， 取其平均數290步暫定為一里， 則一里合今約439米。 圓仁所經行的普通院間距為二十里至三十五里， 按今天計算標準約為8780米至15365米。 設想圓仁一行人背著行李行走于崎嶇難行的山路之間， 以較慢的步行速度0.8m/s來計算， 則步行3至5個小時便可到達一處普通院進行休整， 這一間隔可使得路人得以及時在朝山的過程中得到休整。

根據圓仁筆下對普通院的描述， 我們發現其規模并無定制。 作為進香道上的一種“接待站”， 普通院與官方建立的寺院有所差別。 圓仁的幾處相關記載可為我們提供參考依據：四月二十三日在上房普通院見“院中有兩僧， 一人心開， 一人心郁”； 四月二十五日在解普通院見“巡禮五臺山送供人僧尼女人共一百余人同在院宿”； 四月二十七日在張花普通院看到“共九僧斷中”[1]104； 四月二十九日在停點普通院赴請參加百僧齋。 從這些描述性語言中可以看出， 普通院的人員構成多少不一， 少則幾人， 多則百余人， 并不是規范嚴格的寺院規模。 因此可推測， 院中僧人的主要任務除講經誦佛之外， 完成接待沿途朝山客并為他們提供住地及齋飯即可。 而且普通院的名字似乎也并沒有特定的含義， 根據“宋村普通院”“石嶺關頭普通院”“大賢嶺普通院”等名稱推測， 有的普通院修建以后并沒有特意起名字， 只是時人根據其所在位置進行標記， 僅表明了普通院的所在地。 另外， 這些名稱又是否僅僅是圓仁在記錄時為加以區分而寫， 并暫以地名作為普通院的名字， 也未可知。

普通院的分類及歸屬也各有不同。 一類屬于某一寺院。 如圓仁四月二十三日到達的黃山八會寺， 雖然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表述為“時人稱之為上房普通院”， 但白化文先生校注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對八會寺的注釋也令人深思， 他提到《重修八會寺文殊殿記》中這樣記錄：“此寺創自六朝， 盛時有上閣、 下閣、 鏡樓， 和普通、 資福、 壽圣等諸院。 ”由此我們可以推測認為， 上房普通院本來是八會寺中的一個院， 是寺院的一部分， 但是由于往來行人經常接觸到該寺的部分就是普通院， 對普通院最為熟悉， 于是長此以往便以所熟知的上房普通院的名稱來代替八會寺。

另一類是專門在交通樞紐上單獨設立的。 最典型的是兩嶺普通院。 兩嶺普通院位于行唐縣西北部的交通樞紐兩嶺口， 該樞紐在行唐縣西北七十里， “明洪武七年置巡司”[5]。 《行唐縣交通志》記載， 明代在兩嶺口設驛站， 使以往由行唐經兩嶺口往北通阜平的偏僻小路， 成了行唐北通阜平等地的交通大道。 這說明兩嶺口雖在唐朝還較為偏僻， 但是卻仍然承擔著交通中轉站的任務， 后世逐漸給予其重視。 還有龍泉院， 在《一統志》中提及該院“在阜平縣西七十里， 有上下兩關， 相距二十里……嘉靖二十五年改筑關城， 增設官兵駐守”[5]， 說明龍泉關同樣也是交通樞紐， 是往來交通的重要關口， 在此設立普通院及時為過往行人供給食宿， 自然順理成章。

三、 普通院的寄住職能與經濟來源

唐代海內一統， 社會經濟文化繁榮， 佛教發展也十分迅速。 五臺山是文殊菩薩演化之區， 是唐朝著名的靈山圣地， 社會各個階層都會來五臺山參拜朝圣或供養僧人。 佛家戒律中也有專門針對招待遠方來客的明確要求， 法師、 同道前來寺院或家宅， 應起身迎接、 供養， 游方僧前來住宿、 飲食， 寺院須提供一切條件予以招待。 持缽云游的四方僧侶可在足跡所至的任何一處佛寺掛禪食宿， 客主混同， 去留隨意。 “巡禮五臺山送供人僧尼女人共一百余人同在院宿”[1]105反映了普通院的納客范圍不僅包括僧侶， 也包括俗家朝山者， 即所謂的“僧俗共住”。 可見佛教本身這種接納客僧的制度在唐代已擴及民間， 使得寺院對有緣來寺的俗家也予以接納， 供給食宿。

從寺院的經濟情況來看， 普通院雖然為路人免費提供食宿， 但是并不富裕。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有多處描寫普通院生活場景的。 兩嶺普通院中“院主不在， 自修食。 院中曾未有粥飯。 緣近年蟲災， 今無糧食”；果苑普通院“深山無粥飯， 吃小豆為飯。 從趙州以來直至此間， 三四年來有蝗蟲災。 五谷不熟， 糧食難得”； 龍泉普通院“有飯粥”； 張花普通院“共九僧斷中， 院有粥飯”[1]104；角詩普通院宿“院無粥飯”； 等等。 與圓仁寄居的其他大寺院的“飲食如法”相比， 普通院的經濟基礎相當薄弱， 有時甚至還會因為某些災害而導致日常飲食無法保證， 更不用說為往來朝山者供應糧食了。

我們注意到， 上述引例中提到的開成年間的蝗災， 是導致當時圓仁途經的普通院無法正常供應齋飯的主要原因之一。 據《唐會要》記載：

開成二年六月， 魏博淄青河南府， 并奏蝗害稼。 七月乙酉， 京兆尹李紳奏， 蝗入京畿， 不食民田， 詔書褒美， 仍刻石于相國寺以紀之。

三年八月， 魏博六州， 蝗食秋苗并盡。

四年十二月， 鄭滑兩州蝗， 兗海中都等縣并蝗。

五年四月， 鄆州兗海管內并蝗， 又汝州有蟲食苗， 五月， 河南府有黑蟲生， 食田苗。 汝州管內蝗， 兗海臨沂等五縣， 有蝗蟲于土中生子， 食田苗。 六月， 淄青、 登萊四州蝗蟲。 河陽飛蝗入境。 幽州管內， 有地蝻蟲， 食田苗。 魏博河南府河陽等九縣， 沂密兩州、 滄州易定、 鄆州、 陜府、 虢州六縣蝗。[6]

通過以上史料我們可以看出， 唐代開成年間山西周邊地區的蟲災情況相當嚴重， 五臺山本來就不適宜耕種， 無論是官府配給還是民間供養， 大部分糧食要由外部運送上山。 周邊地區的農業因蟲災而減產， 必然給五臺山上的普通院造成嚴重影響。

在唐代， 寺院經濟大體有兩種類型， 一類是在國家政治保護之下， 由國家供給的“國立大寺”， 這類寺院有一定的規模， 學術資料豐富， 學術氛圍濃郁， 有高僧大師； 另一類是由居民集資并由僧人自建的寺院。 這類寺院往往規模不大， 處于偏僻地方， 僧侶文化素質不高， 每天的主要任務是勞作。 官辦寺院有州縣為供養僧人而特意提供的糧食及衣物， 當寺院經濟拮據時， 一方面可以從國家授予的田地及私人贈予的田地處獲得糧食， 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地方官府的援助。 與官辦寺院相比， 普通院較難享受到這種經濟待遇， 這便是其經濟基礎薄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結語

五臺山境內地形復雜， 重巒疊嶂， 溝壑縱橫， 進香道異常崎嶇難行。 在五臺山進香道上建設的普通院在唐朝發揮了重要作用：一者為從四方朝山巡禮而來的僧俗旅客提供食宿地點； 二者是山上僧人進出運送日常生活必需品及商旅運輸的中繼站； 三者施齋濟貧， 以佛法普度眾生。 普通院的規模不一， 經濟情況各不相同， 但總體上經濟拮據且易受社會變動與自然災害的影響。

縱觀東、 南兩路進香道上的普通院分布及其間隔式布局， 我們不難發現它們以接力的方式接待遠程行客， 在這艱險的朝山道路上發揮著類似驛站的功能。 唐代海內一統， 佛教寺院對各路僧俗開放的寄宿例子日益增多， 這種平等接待僧俗的做法， 從佛家施惠眾人和普通院樂于對往來僧俗進行留宿寄寓的慈善之舉來看， 也反映了在晚唐時期佛教寺院及佛學在民間的發展。

對于普通院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從一個被人忽視的角度觀察唐代的社會風貌。 普通院為朝山巡禮的各路僧俗提供了方便的停歇地點， 同時也是為適應五臺山佛教在唐朝發展而產生的， 有利于在民間樹立佛教扶危濟困、 造福眾生的社會形象， 是唐代佛教向民間滲透的一種有效設施。 因此， 對圓仁求法中途經的各進香道進行研究， 無疑有助于我們進一步了解唐代佛教建制。

[1]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 行唐縣交通局.行唐縣交通志[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3]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 楊純淵.唐代五臺山交通述略[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5] 穆彰阿,等.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二十九·正定府三[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6] 王浦.唐會要：卷四十四·螟蜮篇[M].北京：中華書局，1955.

[責任編輯 湛貴成]

Putongyuan on the Pilgrimage Paths of Mount Wutai in Tang Dynasty

YANG Fan

(SchoolofHistory,NankaiUniversity,Tianjin300350,China)

The locations, scale and function of Putongyuan, a Buddhist institution on Mount Wutai pilgrimage paths, are neglected by historical studies due to the lack of records. Focused on Putongyuan, this paper classifies the pilgrimage paths into east path and south path and studies the location, scale and function of Puthongyuan, as well as the propagation of Buddhism in Tang Dynasty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Putongyuan institution.

The Records of a Buddhist Dharma Pursuing Pilgram’s Journey in Tang Dynasty; Mount Wutai; pilgrimage paths

2016-09-16

楊凡(1993—)， 女， 天津人， 碩士研究生。

B949

A

1009-4970(2017)01-006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