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巴尼亞圣女”中的性別越界

摘要：“阿爾巴尼亞圣女”中女人宣誓變成男人的故事和對傳統夫妻角色的顛覆構成了典型的性別越界。艾麗絲·門羅在該故事中正是通過性別越界來展開她對女性生存處境、情感追求和兩性關系的思考。本文借波伏娃對人的生存兼具內在性和超越性的相關論述及其他者理論，分析了性別越界與女主人公“我”追求幸福的過程中遇到的挫折之間的關聯：性別轉換、以一種意識壓制另一種意識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保持本真和內在性與超越性的統一才能使男女雙方獲得自由平等的愛。而現實中很難達到這種和諧統一，這決定了女性的自我追求依然會充滿坎坷、任重道遠。

關鍵詞：性別越界；內在性；超越性；他者

“阿爾巴尼亞圣女”是艾麗絲·門羅的短篇小說集《公開的秘密》中比較怪異的一篇，遠離現代文明的故事背景和看似沒有交集的雙線敘事模式營造出撲朔迷離的氣氛。故事開頭發生在上世紀二十年代阿爾巴尼亞北部山區的父權制部落里。一位來自加拿大的年輕女繼承人“洛塔爾”在環游世界時意外被抓到這個原始、執著于家族血拼的部落，幾乎沒有希望返回文明世界。等她逐漸適應了這里的社會現實時，部落人卻要把她賣給穆斯林人。部落里圣方濟各會的牧師及時趕來挫敗了他們的計劃：他讓洛塔爾宣誓成為終身不嫁的圣女。當洛塔爾再次面臨被賣的危險時，牧師帶著她出逃了。而這些只是住在醫院的夏洛特給“我”講的“故事中的故事”，“我”的故事由此展開：婚外情后遠離丈夫和情人從安大略省來到東部的維多利亞開書店，結識了夏洛特和她丈夫戈汗迪。性別越界體現在宣誓后的洛塔爾和夏洛特、戈汗迪這對似乎顛倒了傳統性別角色的夫婦身上。反抗社會性別規范和性別多元化問題是近來研究的熱點。向來關注女性情感和命運的艾麗絲·門羅挖掘出“圣女”這一古老傳統，又顛覆了夏洛特夫婦的性別角色意在展示女性在兩性關系上和自我追求過程中遇到的挫折并引導讀者思考其成因。在波伏娃看來，兩性關系是他者與自我的關系：依存與對抗。女人和男人一樣都是兼具肉體內在性和精神超越性的模棱兩可的存在，只有承認彼此的模棱兩可性才能建立和諧、平等的兩性關系。 本文將借助波伏娃的女性主義倫理思想解讀小說中的性別跨越現象，探究現代女主人公“我”陷入情感困境的原因。

一、圣女的歷史淵源與性別轉換的本質

標題“阿爾巴尼亞圣女”源自巴爾干半島上阿爾巴尼亞北部的一種古老習俗。自15世紀開始，這些地區的家庭中如果失去了一兩個年輕男子就可能會讓未嫁的女兒在教堂當著十幾名證人的面宣誓成為終身不嫁的圣女。圣女衣著打扮、言談舉止都模仿男人，她遠離女人進入男人圈，像男人一樣干活，享有男人的權利如繼承土地等。沒有兒子的寡婦讓女兒成為圣女后就可以繼續住在家里，不然就可能淪為婆家的仆人。這種女人變男人的作法是等級森嚴、男尊女本的父權制社會的畸形產物。進入二十世紀，隨著婦女地位的逐步改善，這一傳統也因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社會土壤而漸漸消失。

從表面看，洛塔爾在這男尊女卑的部落里成為圣女后地位是提升了：不用再給男人洗衣端飯，還可以和男人同桌吃飯、參與他們的談話，可以抽煙、持槍打獵過獨立的生活。但這種生活也伴隨著貧窮和孤獨：沒有女人為她干活，再也見不到以前和她一起勞作、逗樂的女人們，牧師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和她說話。她的地位也沒有真正和男人平等：男人們的煙沖得她腦袋發暈，她用的槍“不吉利，幾乎排不上用場”， 沒有父親分給她一小塊土地，她還是不屬于庫拉，可能被再次賣掉……在這個世界里男人可以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為了家族的榮譽與其他男人爭個你死我活，而女人必須靠模仿男人這種極端的方式才能獲得自由和某些權利。這實際上強化了男女二元對立和男性的絕對權威?！笆ヅ弊鳛椤暗谌浴辈豢赡軇訐u阿爾巴尼亞社會中男女不平等的根基。男權社會把女性禁錮在內在性的層面，沒有提供她們與男性同等的超越自我的機會。圣女性別轉換的本質是迫使女性遵從其傳統角色，使之陷入內在性中成為低于男性的 “絕對他者”，無法在更廣闊的空間中實現自身價值，即超越性。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門羅創作初期迎來了女權主義運動的第二次浪潮。女權主義者反對把兩性的生理差別看成是在兩性社會關系中女性附屬于男性的基礎的觀點。圣女的故事讓我們看到實現男女平等并不是強行消除兩性差別，即使把女人變成男人也無法實現性別平等。

二、性別角色顛倒：另一個極端

夏洛特夫婦性別角色的顛倒也是顯而易見的。夏洛特身材粗壯走形，一大串手鐲在身上像盔甲一樣叮當作響，聽到人家夸她手鐲漂亮時她就馬上說要把手鐲賣掉。她不喜歡玫瑰和巧克力，卻博覽全書、說起話來滔滔不絕，她抵制政府向書籍征收銷售稅，還大罵亨利.米勒是老騙子?！拔摇比ニ易隹蜁r，談話由兩個女人主導，戈汗迪默默地端菜出來，坐在矮凳子上吃飯。他像安靜的鴿子一樣游走在城市里，連買東西也是女人結賬，他則“像一只沉默而有自尊的狗或驢子”。

不少學者如丹尼斯.達菲已經指出，夏洛特就是她自己故事中的洛塔爾（Lottar與Charlotte名字相似不是偶然），而戈汗迪就是牧師。 他戴著“老學究或者牧師所戴的那種帽子”，有著牧師那樣的十字架。夏洛特似乎在講述她和戈汗迪前世的故事。牧師愛上洛塔爾，帶著她逃出部落，他的權威就不復存在了。受愛情奴役的牧師變成了戈汗迪，“殘留著幾絲曾經的帥氣和權勢。一種被壓制的殘暴”。（門羅：120）傳統文學中，被凝視的對象通常是女人，男人是觀察者。在這兒變成了女性視角，戈汗迪在女主人公“我”的凝視下是類似鴿子、狗、驢一樣的存在，他是女性化的男人，是夏洛特故事中男人版的“圣女”。男女地位發生了倒置，走向了圣女故事的另一個極端。洛塔爾在部落中作為絕對的他者，她的訴求被拒絕、欲望被壓制，主體性幾乎蕩然無存。出來看風景的人反而成為被看的風景，即使宣誓成為圣女也難以擺脫被當做物品被賣掉的命運。而在這里，仿佛受壓迫的女性對不公平的反抗取得了勝利。在波伏娃看來，“這種不公正與不道德對男性最終也是沒有好處的，因為女性會想方設法反抗強加在她身上的命運，要么把男人也拖入內在性的牢籠，要么自己成為超越者、男性的對立面來支配他”。（屈：80）男尊女卑的傳統關系遭到顛覆，難怪曾經威風凜凜的牧師變成了戈汗迪這樣了無生氣的對象性存在。

這種性別角色的跨越生動地展現了自我與他者的矛盾，自我與他人關系的本質就是各自的“主體性”的對峙，結果是相互間的客體化、對象化、物化。（屈：95）

三、殘缺的兩性關系與“我”的存在之辯

波伏娃認為人可以超越卻不能完全逃離自身作為肉體的存在或物質性的存在。這種模棱兩可的不確定性決定了人只有不斷地去追求別的自由才能獲得自由，只有這樣才能為自身的存在進行道德上的辯護。（屈：71—79）

我是一個情感飄忽不定、離家出走試圖尋找自身存在價值的女人。我出軌后離開安大略省來到西部的維多利亞開書店。我和丈夫、情人的關系都是不完美的。對丈夫唐納德的愛是平靜、超越肉體的，對情人尼爾森只是肉體關系。我幻想“能夠把對這兩個男人的愛合二為一、放在一個人身上，我將是一個快樂的女人”，可是我受到的卻是“雙重打擊”。（門羅：116—117）在和兩個男人的關系中，我都不能作為內在性和超越性的統一而存在。冷靜和善的丈夫是皮膚科醫生，他認為我控制住幾個問題，一定能成為一個出色的女人。在他眼里，也許我的欲望也是像病變的細胞一樣需要控制的。而我作為一名知識女性的存在在情人尼爾森那里也沒有受到認可。我看到了自己清晰的欲望、深陷內在性，也許是道德上的危機感讓我選擇逃離這兩個男人的世界、遠走他鄉開書店，這小店對我來說像“林中木屋——是一個避難所，也是一種正當存在”。（門羅：110）“正當存在”的英文“justification”就是為自身的存在辯護。

我的存在之辯是充滿矛盾的、交織著悔恨和驕傲。一方面我感到自己已經以全新的面貌重生于世；另一方面，雖然我清楚他們還是老樣子，期待一個男人與另一個截然不同是多么荒謬，我還是開始想念唐納德、想念尼爾森，“比起那些脆弱的選擇和變幻莫測的歲月，我們真希望有命運可以依從，有某種東西能夠掌控我們，任何東西”（門羅：129）我既羨慕夏洛特，“希望受她的熏陶，變得輕快，自嘲，帶一點惡毒，勇往直前”，（門羅：124）又對她大膽的真實感到全然陌生、不安和高興。我離家又開始想家。女性逃離家庭是門羅故事中反復出現的母題，但離開家庭不等于解放，逃出去的女性往往沒有找到向往的天堂，她們大都選擇了回歸家庭，有人說是出于無奈、有人說是門羅晚年意識到了家庭的重要性。其實，男人與女人的對抗從未間歇、但他們從來都是相互需要的。波伏娃認為他者與自我相互依存、是自我實現自由的前提。（屈：93）這也注定了“我”不可能在家庭之外尋找到真正的自由，“我”的情感也會繼續飄忽不定，就像這幾行孤立飄忽的文字：

我們一直非常幸福。

我經常感到徹骨的孤獨。

人生中我們總會有所發現。（門羅：130—131）

門羅小說中的女性們已經不是阿爾巴尼亞圣女時代、也不是波伏娃創作《第二性》時那樣卑微的存在，婦女社會地位已有所提高，現代女性中甚至出現了像夏洛特那樣特立獨行、能把男人呼來喚去的女人。但傳統的枷鎖并沒有從女人身上完全撤掉，門羅年輕時迫于社會壓力都不敢承認自己是作家。她在“阿爾巴尼亞圣女”這個貌似怪異的故事中思考的是亙古不變的兩性關系問題。她似乎在用故事重申波伏娃的觀點：建立平等的兩性關系必須承認男人和女人都是肉體和精神兩方面模棱兩可的存在。性別轉換、以一種意識壓制另一種意識不能換來自由，離開家庭也不等于解放。保持本真和內在性與超越性的統一才能使男女雙方獲得自由平等的愛。而現實中很難達到這種和諧統一，這決定了女性的自我追求依然會充滿坎坷、任重道遠。

參考文獻：

[1]屈明珍.波伏瓦女性主義倫理思想研究[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79.

[2]艾麗絲·門羅，邢楠，陳笑黎，等譯.公開的秘密[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102.

[3]Dennis Duffy. “A Dark Sort of Mirror”： “The Love of a Good Woman” as Pauline Poetic. Robert Thacker ed. Critical Essays on Alice Munro [C].Toronto： ECW Press，1999：179.

作者簡介：陳芬（1981.10—），女，漢族，湖北荊州人，廣西大學行健文理學院，講師，碩士研究生學歷，研究方向：英語語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