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國山東移民遷徙關中的背景

吳玉玲

（渭南師范學院圖書館 渭南 714099）

晚清民國山東移民遷徙關中的背景

吳玉玲

（渭南師范學院圖書館 渭南 714099）

晚清至民國時期曾出現了一個曠日持久、規模較大而又鮮為人知的山東移民遷徙陜西關中的現象。此次山東移民遷陜，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具體來說，就是遷出地、遷入地的實情及組織者的有力推動三方互動的結果。

晚清民國 山東移民 遷徙關中

在廣袤富饒的陜西關中平原，東起大荔，西至眉縣的渭河南北兩岸200多公里的范圍內，分布著400多個以山東人為主體（亦或純粹是山東人）、完全保持著地道的齊魯飲食婚嫁習俗、沿用著純正的齊魯方言的山東村落（俗稱“山東莊”），總人口達到30萬人[1]14，尤其以關中東部的大荔、富平、蒲城、三原、臨潼、閻良諸縣區最為密集。在這些縣區形成了“山東莊”與本地村落交織棋布、和諧共存的格局。那么，關中大地緣何有如此眾多的以山東人為主體的村落，耐人尋味。其實，這一切都源于晚清民國時期的那場曠日持久、規模較大而又鮮為人知的山東移民遷徙關中的故事。本文試圖就這一特定時空范圍山東移民遷徙關中的背景做一初步探討。

總的來看，晚清民國時期山東移民遷徙關中，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是遷出地、遷入地的實情及組織者的有力推動三方互動的結果。

一、從遷入地關中的實情看，晚清民國時期關中戰亂不斷、災害迭生，交替肆虐，導致關中人口銳減，土地荒蕪，百業凋零，為山東移民大量遷徙關中，并在關中扎根落戶、重建家園提供了包括耕地等重要生產資料在內的生存基礎。自同治元年（1862）起至光緒六年（1880）的十余年間，陜西關中地區，始終是戰亂不停、災害頻生，無有寧日。先是同治元年（1862）至光緒三年（1877）首先由關中東部的華縣點燃并迅即燎原整個西北的回民起義（史稱“回亂”），其中，同治七年（1868）以前陜西境內的回民起義，集中活動于關中東部的大荔、華縣、渭南、富平、蒲城、臨潼、三原一帶[2]293。起初是漢、回兩族“尋仇互殺”，繼而是清朝官軍與回民義軍對決廝殺，中間又伴有西捻軍張宗禹部西入關中和清朝官軍的搏殺較量，持續近十年之久，成為明末以來“陜西地區最大的一場浩劫”[3]38，而中心地帶正是上述關中東部諸縣區。

兵燹未止，天災又來。就在關中回民起義被清剿，經濟亟待復蘇、民生亟待改善之際，不料又遭遇光緒二年至六年（1876—1880）長達五年之久覆蓋秦、晉、豫、冀、魯五省并波及蘇、皖兩省北部的旱災侵襲，對尚未醫治好戰爭創傷的關中而言，不啻是雪上加霜。時隔十年，光緒廿六至廿七年（1900—1901），關中又再次遭逢波及秦晉兩省歷時兩年的旱災劫難。隨后，又有民國十八年（1929）殃及秦晉二省被于右任先生慨嘆為“近三百年來所僅有”特大旱災的洗劫。短短半個多世紀，關中接連遭受四次兵燹、天災的蹂躪和洗劫，不難想象，所給予關中經濟、社會、民生的摧殘之慘重。戰亂、大災過后，關中平原赤地千里，餓殍載道，十室九空，人口銳減，田地荒廢，百業蕭條，狐狼出沒，滿目凄涼，當時親歷者筆下及地方史志對此都留下了許多令人怵目驚心、不忍卒讀的記載?！白儊y以來，漢回人民死亡大半”，土地“荒瘠殊?！盵4]38?！盎牡匚荜?、三原、高陵為多”，“井里凋殘，人煙稀少”[1]2?！白缘拦舛∥粗凉饩w己卯，僅三十余年，而饑饉頻仍，干戈迭起，生靈之災難苦不堪言”，“至光緒三四年，三載不雨，六料不收，麥價貴至兩串零，邑中設賑四十余處，而老弱轉溝壑，壯者散四方，餓殍遍野，人自相食。且鼠蟲過多，豺狼甚廣，誠數百年不經見之奇災也”[5]1。直至光緒五年（1879）春，“長安、咸寧、華陰等縣多狼，三五成群，路人多有戒心。且鼠害尤甚，一貓貴至千錢”[6]262。民國十九年（1930）饑饉，致使“餓斃者先后相繼，多至絕戶”，“疫病流行，死亡枕藉”，“渭北之大荔、蒲城、澄城、合陽、三原、涇陽等為最甚”，“田地荒蕪，蓬蒿沒脛”[1]746，“此種慘事，實近三百年所僅有也”[1]745。

就戰亂、大災給關中造成人口銳減看，僅同治回民起義及光緒初年大旱就使陜西人口損失約710萬[7]601。作為同期和隨后山東移民主要落腳地的關中東部諸縣在戰亂和災后人口更是大幅減少，如三原縣減少58%[7]574，朝邑縣減少60%[7]576，大荔縣減少67%[7]577，蒲城縣減少64%[7]578，高陵縣減少60%[7]572，富平縣減少63.8%[7]573?？梢?，戰亂、大災造成的地曠人稀是不爭的事實，為山東移民遷徙關中東部諸縣進而生存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土地資源。從移民后裔的追憶中也可得到充分的印證。光緒廿四年（1898），山東高密縣劉崇德移民富平縣東上官鄉時，荒地很多，當地人對他說：“這些荒地，你想開多少就開多少”。隨后“把岳父一家還有姓劉的也從山東引來了，先后開荒200多畝”[1]237。即便是購買土地，地價亦極便宜，宣統元年（1909）由山東昌邑縣移民閻良區的李知經，翌年（1910）去信家人說：“離譚家堡東西南北或三四里或十余里或二三十里，每畝不過三四兩銀，況離高陵地五十里、三原地七十里、渭南地八十里、蒲城地百里、三水（今旬邑縣）地二百余里，其地價更有一二兩銀，況有幾百錢者”[1]779。

二、從遷出地山東的省情看，晚清民國時期，山東也是天災人禍交加，導致普通民生極度困苦，饔飱無繼，流離失所，遷徙外鄉不失為紓困求生之一有效途徑；同時，山東自清代以來人口劇增，地狹人眾矛盾十分突出，無地或占地少于生存最底線的農民遷徙他鄉謀生便成為其無奈之下的重要選項。

晚清民國時期，在舉國山河破碎，積貧積弱，軍閥割據，戰亂頻仍，動蕩不定，災害頻降，民不聊生的背景下，山東也不可能成為置身局外的一方世外桃源。此間，山東一如陜西一樣，飽受天災人禍蹂躪，尤其是天災像幽靈一樣揮之不去。光緒二年至六年（1876—1880）持續五年的大旱，不獨陜西是重災區，同時山西、河北、河南、山東諸省的災情也并不被陜西為輕，其中以丁丑年（1877）、戊寅年（1878）旱情最重，史稱“丁戊奇荒”。其實，這場大旱從光緒元年（1875）便拉開了序幕，前后持續達六年之久，時人嘆之為“二百余年未有之災”。至民國時期，山東景況并未見好轉多少，兵燹、旱災、蝗災、水災交替出現，間或伴有黃河泛濫，甚而疊加在一起。天災人禍的反復肆虐，致使山東民眾生計維艱，賣妻鬻子，流離失所，死者枕藉，據1876年12月11日《申報》報道：“饑黎鬻妻賣子流離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狀”[1]。1877年4月16日《申報》報道：青州“大率一村內死者十分之一二，逃者十分之五六，病者十分之一二”[1]3。同年7月11日《申報》又報道：“妻妾姊妹販鬻他方，故各村止有男而無女，所存者不過一二”[1]3。不言而喻，兵燹、大災之后人煙稀少、土地肥沃、灌溉方便、氣候適宜等農耕條件極優越的關中地區，便成為屢遭天災人禍吞噬折磨的山東民眾避難逃生的理想去處。

同時，自清代前期以來山東人口劇增，有限的耕地資源無法滿足迅速膨脹的人口對耕地的需求，人眾地狹矛盾十分突出，無地或占地少于生存最底線的農民遷徙他鄉謀生便成為其無奈之下的重要選項。研究表明:清代山東耕地面積一直在9千萬畝到1億畝之間徘徊，由于人口猛增，導致人均耕地面積驟減，由順治十八年（1661）的8.34畝降到光緒十三年（1887）的3.34畝[1]3。而當時“每人四畝即可得生計”。換言之，人均4畝地是維持基本生計的最底線。顯然，晚清民國時期，山東現有耕地已不能滿足人們起碼的生存底線，遷往耕地充裕的寬鄉謀生也就成了人們的重要選項，正如光緒十八年（1892）由山東臨淄遷入臨潼的革命烈士許權中說，遷陜前許家“僅有薄田二畝有半，兄弟（指許父輩）三人守之，不足以養父母，遂議行陜西度日”[8]789。

三、為官關中東部多地的山東籍人士焦云龍的鼎力玉成，也是促成山東移民成功遷徙關中的重要因素。100多年前，秦魯兩地相距遙遠，關山阻隔，信息不通，縱然彼此都已完全具備人口遷出及遷入條件，然而，如果缺乏熟知兩地情況并積極促成移民之事的倡導者、組織者和實施者，山東移民遷徙關中恐怕也難變成現實。清末為官關中東部多地的魯籍官員焦云龍恰恰扮演這一重要角色。

焦云龍（1840—1901），字雨田，山東長山縣（今山東省周村區）人。同治十三年（1874）進士，歷任陜西米脂、三原、咸寧、臨潼、安康、富平等縣知縣，綏德、商州知州，潼關廳撫民同知。在陜為官28年間，焦云龍勤政愛民，清正廉明，所到之處，興利除害，禁毒緝盜、勸課農桑，招民墾殖，賑災濟民，辦學育人，教化民眾，不遺余力，民呼其為“焦青天”，譽之為“潔己愛民，近世罕見”[9]734。當他履職三原、咸寧、臨潼、富平知縣之際，正值當地遭逢同治戰亂與“丁戊奇荒”后不久，“渭北各縣荒田彌目”[9]733，“蓬蒿遍野”。目睹此情此景，他不禁慨嘆道：“滿目蓬蒿狀慘然，堪憐沃壤變荒田”[1]4。面對關中田地荒蕪，人煙稀少，百業俱廢，聯想到原籍地狹人眾、近年又頻遭兵亂、大旱、河患、瘟疫等各種天災人禍劫難，百姓生計維艱，流離四方，轉死溝壑，苦不堪言的實情，便決計招徠原籍鄉親遷陜墾殖謀生。隨后，即捎書帶信動員。光緒九年（1883）焦又趁父親去世回鄉丁憂之機，親自說服、動員和組織鄉親遷陜，并率先垂范，勸服自家兄弟、岳父等親屬舉家來陜。遂有了第一批遷徙關中的山東移民。甫入關中的山東移民，或被安置于當地村落，更多則是十數八家自成村落。接著，原籍族人、宗親、朋友聞訊紛紛來陜投親靠友，在關中已經落戶扎根有了些許家業的移民或去信或返回原籍接親朋來關中并定居于剛剛形成不久的村落，此后便有了一批又一批遷徙關中的山東移民，所謂“（山東）墾田之人絡繹而來”[1]4。這種基于地緣、親緣、血緣特點的移民一直持續到上世紀40年代末，涉及山東28縣市，人數達數萬之眾[1]103，遂使山東移民村落數量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

綜上所述，晚清民國時期山東移民遷徙關中，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是遷出地、遷入地的實情及組織者有力推動三方互動的結果。從遷入地來說，素來地勢平坦、土壤肥沃、灌溉發達、物產豐饒、氣候適宜等農耕條件極為優越、有“天府”美譽的關中，歷經晚清民國長時段、高頻度兵燹、天災、動蕩等多重天災人禍的蹂躪浩劫，呈現出人口稀少、田園廢棄、滿目瘡痍、百業凋敝、殘破不堪的景象，為山東移民落腳進而創業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耕地資源與其他物質資料；從遷出地來說，自清代以來已是人口大省的山東，地少人多矛盾凸顯，晚清民國時期又屢經戰亂、河患、大旱、蝗災等各種天災人禍的交替侵襲，經濟蕭條，民生竭蹶，遷徙寬鄉逃荒謀生，便不失為一種重要選項，家喻戶曉的山東移民“闖關東”的歷史活劇正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上演的，而遷徙關中只不過是鮮為人知的一個插曲而已。同時，來自魯籍而履職關中東部諸縣多年的循吏焦云龍的動員宣傳、穿針引線與組織實施，為山東移民最終在關中落戶扎根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政協西安市閻良區委員會文史法制僑務委員會.關中山東移民[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

[2]郭琦，史念海，張豈之主編，周偉洲著.陜西通史·民族卷[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

[3]耿占軍.清代陜西農業地理研究[M].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

[4]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卷28[M].清代陜西農業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

[5]田毓琳.秦中劫災記[M].關中山東移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

[6]陜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陜西省志·大事記[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7]葛劍雄主編，曹樹基著.中國人口史·第5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8]許權中.先慈賈太夫人行狀[M].關中山東移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

[9]胡鼎彝.焦雨田先生事略[M].關中山東移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

K25

A

2017-03-20

吳玉玲，渭南師范學院圖書館副研究館員，研究方向為學科服務。

10.16565/j.cnki.1006-7744.2017.1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