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客人》的文學倫理解讀

張 偉

(三明學院 外國語學院， 福建 三明 365004)

《國家客人》的文學倫理解讀

張 偉

(三明學院 外國語學院， 福建 三明 365004)

《國家客人》是愛爾蘭短篇小說家弗蘭克·奧康納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講述了愛爾蘭獨立戰爭背景下愛爾蘭士兵與英國戰俘成為朋友， 但是愛爾蘭士兵不得不履行職責殺害朋友的悲劇。 從文學倫理學批評的角度來看， 英國戰俘的道德選擇彰顯了人性的善， 是對荒唐的戰爭殺戮的有力控訴； 愛爾蘭士兵深陷職責與道德的倫理兩難境地， 失去了對良知的堅守， 成為麻木、 冷漠的劊子手和戰爭機器上的零件。 在戰爭面前， 宗教救贖似乎顯得蒼白無力， 人類唯有保持理性意志才能棄惡從善， 做出正確的倫理選擇。 關鍵詞: 弗蘭克·奧康納； 《國家客人》； 文學倫理學批評

《國家客人》(Guests of the Nation, 或譯為《國家的客人》《異鄉客》)是20世紀愛爾蘭著名短篇小說家弗蘭克·奧康納第一部短篇小說集的標題故事， 也是奧康納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被認為是“愛爾蘭現代文學的發端之作”。[1]481931年， 奧康納出版了故事集《國家客人》， 在15個故事中， 除了最后4篇， 其他都是關于戰爭困擾的主題， 時間從1916年復活節起義到1923年愛爾蘭內戰。 奧康納在創作中借鑒了屠格涅夫、 穆爾和喬伊斯的短篇小說集， 力求做到整體上主題和風格統一， 但是每一篇又是獨立的個體。[2]71《國家客人》既是開篇之作， 又是整部作品的標題故事，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文學倫理學批評認為， 文學在起源上是道德的產物， “是特定歷史階段人類社會的倫理表達”， “文學在本質上是關于倫理的藝術”。[3]13《國家客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作者當時的創作“熱情”和對戰爭的“沮喪”。 然而， 小說本身就是一種“倫理表達”， 蘊含著奧康納對愛爾蘭民族戰爭的倫理審視。 目前， 國內對奧康納及其作品的研究并不多， 僅有的幾篇關于《國家客人》的評論文章(截至2015年， 中國知網收錄6篇)主要集中在對短篇小說的家園主題、 人物塑造、 敘述時間、 戰爭與人性的沖突等方面進行分析。 本文擬從文學倫理學批評的視角， 重新解讀奧康納的經典之作， 闡釋英國戰俘的倫理選擇和愛爾蘭士兵的倫理困境， 挖掘短篇小說的倫理價值和對現代的道德啟示。

一、 英國戰俘的倫理選擇：敵人與朋友

任何文學作品的創作都離不開特定的歷史語境和倫理環境， 寫于1931年的《國家客人》不僅承載著作者對愛爾蘭獨立戰爭的感悟， 也是奧康納對幾百年來英國殖民統治下愛爾蘭民族復仇心理的精妙刻畫。 愛爾蘭與英國政府之間的沖突和斗爭幾個世紀以來從未停止， 愛爾蘭多次爆發民族起義和武裝暴動， 直到1921年的獨立戰爭。 奧康納曾經加入志愿軍， 也曾作為共和軍的一員被自由邦軍隊俘虜并關押在都柏林外的戰俘營長達一年之久。 “正是他本人在愛爾蘭內戰中的痛苦經歷以及對他所支持的愛爾蘭共和軍的極度失望才使他寫出了[國家客人]這樣的名篇?！盵4]3細讀《國家客人》的文本， 讀者會發現奧康納對戰爭環境下個體生命的生存體驗進行了深刻的倫理思考。

從文學倫理學批評的角度來看， 推動《國家客人》情節發展的動力正是愛爾蘭特定歷史時期人物不同的倫理選擇， 以及人物倫理選擇所引起的人物之間倫理身份的變化， 由此導致短篇小說中人物的悲劇命運。 《國家客人》中的主要人物有四個：英國戰俘貝爾徹(Belcher)和霍金斯(Hawkins)， 愛爾蘭士兵波拿巴(Bonaparte)和諾布爾(Noble)。 小說中還有兩個必不可少的次要人物：愛爾蘭軍官杰里邁亞·多諾萬(Jeremiah Donovan)和房東老太太(無名氏)。 如果把這些人物的關系作為一個整體來看， 恰巧構成了相互交錯的具有雙重意義的邏輯結構：貝爾徹/霍金斯(俘虜)-波拿巴/諾布爾(看守)-多諾萬(軍官)； 貝爾徹/霍金斯(英國朋友)-波拿巴/諾布爾(愛爾蘭兄弟)-房東老太太(母親)。

在第一重邏輯結構中， 貝爾徹和霍金斯的倫理身份是英國士兵， 被捕后成為愛爾蘭軍隊的俘虜。 從宏觀角度來看， 他們代表的是英國軍隊， 是英國對愛爾蘭殖民統治的象征。 因此， 標題“國家客人”具有反諷意義， 貝爾徹和霍金斯并非愛爾蘭的客人， 相反， 他們是這個國家的敵人， 是幾百年來愛爾蘭不共戴天的仇人。 但是， 奧康納敘述的重點不是兩個英國人的敵對身份， 也不是硝煙彌漫的戰場， 故事發生在遠離戰場的愛爾蘭農村。 從一開始， 貝爾徹和霍金斯就推動人物之間建立起新的倫理關系。 在第二重邏輯結構中， 兩個英國人主動為自己構建了新的倫理身份， 即愛爾蘭的朋友， 波拿巴、 諾布爾的兄弟， 房東老太太的兒子。 奧康納用了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著重刻畫貝爾徹和霍金斯倫理選擇的動機， 以及他們為了獲取新的倫理身份所做的種種努力。

貝爾徹和霍金斯不像其他駐守在愛爾蘭的英國人一樣， 他們熱愛這片土地， 對周圍鄉村的熟悉程度甚至超過了愛爾蘭人。 當他們被捕成為愛爾蘭軍隊的俘虜時， 他們沒有表現出一絲一毫逃跑的念頭， 相反， 他們主動與看管的士兵建立起超越于國家和民族的兄弟情。 在《國家客人》中， “chum”這個單詞出現了23次， 其中貝爾徹和霍金斯使用20次， “chum”是用于男性之間的一種口語化的表達， 相當于“哥們兒”“兄弟”。 小說開篇這個單詞就連續出現兩次： “每到黃昏時分， 那個名叫貝爾徹的大個子英國人就會把一雙長腿從灰燼中挪開， 問道：‘嗯， 哥們兒， 來幾盤咋樣？’我或者諾布爾便會回答說：‘隨你的便吧， 哥們兒。 ’(我們也學會了用英國人那些古怪的詞語)”[4]1從語言層面來講， “哥們兒”意味著對話雙方已經確立了新的倫理關系， 而且相互認可了彼此的倫理身份。

文學倫理學批評認為， 倫理選擇是小說的核心構成?！皞惱磉x擇具有兩方面的意義。 一方面， 倫理選擇指的是人的道德選擇， 即通過選擇達到道德成熟和完善； 另一方面， 倫理選擇指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道德選項的選擇， 選擇不同則結果不同， 因此不同選擇有不同的倫理價值?！盵3]267在《國家客人》中， 英國戰俘的倫理選擇顯然屬于第一種。 “Belcher”是典型的英格蘭姓氏， 這個英文單詞來源于古法語， 意思是“白皙的， 可愛的”。 貝爾徹身材高大， 性格沉靜、 靦腆， 他對自身倫理身份的構建是以他與房東老太太的關系為基礎的。 貝爾徹來到不久就和老太太成了“莫逆之交”， 他經常幫老太太干活， 噓寒問暖， 儼然是老太太的兒子。 貝爾徹喜歡守在爐火旁， 或許在他的意識里， 有爐火的地方就是家， 母親是家庭最溫暖的守候。 愛爾蘭鄉下的一戶農家， 母親忙進忙出， 兄弟幾個聊天、 打牌， 這不正是他一心向往的家庭生活嗎？然而， 這個美好的愿望終將化為泡影， 死刑執行前， 貝爾徹說他永遠也不明白自己的職責是什么。

“Hawkins”也是英格蘭姓氏， 來源于中世紀英語， 這個名字容易讓人聯想到“hawk”， 指的是“兇猛的人”或“鷹鼻的人”。 小個子霍金斯思維敏捷， 講起話來口若懸河， 作者通過塑造這個人物形象道出了英國戰俘倫理選擇的動機。 霍金斯是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 他與諾布爾經常談起宗教、 政治和國家問題。 霍金斯說： “資本主義者付錢給神甫， 讓神甫告訴你們：人死后有來世， 這樣你們這些人對資本主義者今生的所作所為就聽之任之了?！盵4]4“好吧， 那你就聽我的， 哥們兒。 如果你有權咬著那些荒唐的信仰不放， 那我也有權照葫蘆畫瓢——也就是說， 你們的上帝創造了一個他媽的有道德觀念、 有勞斯萊斯汽車的資本主義者?！盵4]4霍金斯不相信來世， 不相信上帝， 不相信天堂， 他認為“神甫”是披著宗教外衣的資本主義者， “勞斯萊斯”是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產物， 人類的戰爭源于資本主義者貪婪掠奪的本性， 這一切都是資本主義的罪惡。 他不想成為資本主義者的工具， 不想在資本主義者發動的戰爭中泯滅人性的良知， 因此， 他選擇做個逃兵， “脫胎換骨， 重新做人”， 他選擇成為愛爾蘭的朋友， 他選擇遵循人性本善的道德觀念。

二、 愛爾蘭士兵的倫理困境：職責與道德

通過文本細讀， 我們發現愛爾蘭士兵是否殺害英國戰俘的問題是整個故事的倫理主線， 除此之外， 貝爾徹、 霍金斯與房東老太太的情感關系， 貝爾徹、 霍金斯與多諾萬的敵對關系， 多諾萬與波拿巴、 諾布爾的上下級關系構成了短篇小說的三條倫理副線。 倫理主線與倫理副線相互交織， 人物關系錯綜復雜， 從而構成了《國家客人》復雜的倫理結構。 由于英國戰俘做出了不符合常規的倫理選擇， 主動構建了“愛爾蘭朋友”的倫理身份， 這就使得愛爾蘭士兵的倫理身份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一方面， 在愛爾蘭獨立戰爭的大背景下， 他們仍然是愛爾蘭軍隊的士兵， 負責看管兩名英國俘虜； 另一方面， 在遠離戰場的、 僻靜的愛爾蘭農村， 他們與兩個英國朋友結成了異姓兄弟。 既然他們認可了英國人的朋友身份， 他們在一起打牌、 喝茶、 聊天也就順理成章了。 所以， 當多諾萬提醒波拿巴應該看管好“囚犯”， 他們正在考慮殺死這兩個“人質”的時候， 波拿巴感到無比驚愕， 內心十分痛苦， 這樣的命令與他們身為朋友和兄弟的倫理身份是矛盾和沖突的。

文學倫理學批評認為： “倫理身份是道德行為及道德規范的前提， 并對道德行為主體產生約束， 有時甚至是強制性約束， 即通過倫理禁忌體現的約束”[3]264。 在戰爭倫理語境下， 士兵殺死敵人(俘虜)是士兵必須遵守的倫理職責， 但是， 士兵和俘虜在長期相處的過程中建立了超越于血緣關系的兄弟之情， 如果士兵殺死俘虜就犯了弒兄的倫理禁忌。 在人類社會， 兄弟之間的相互殘殺是不合倫理的， 是大家都要遵守的倫理禁忌。 在《國家客人》中， 在軍隊等級森嚴的體制下， 波拿巴和諾布爾應該絕對服從指揮， 毫無條件地執行上級的命令。 在這一前提下， 如果他們選擇執行命令就會出現兩種相互對立的結果：如果他們殺害貝爾徹和霍金斯， 他們履行的是士兵的職責， 因此他們的行為是正確的； 但是， 如果他們殺害貝爾徹和霍金斯， 他們會因為殺死自己的兄弟而違犯倫理禁忌， 因此他們的行為是錯誤的。

理性的思考不斷強化波拿巴心中的倫理意識， 讓他陷入倫理兩難的困境， 奧康納著重刻畫了波拿巴的心理矛盾和斗爭： “可是諾布爾為什么要槍決他呢？我們為什么要槍決他呢？他跟我們有什么冤仇??？難道他不是我們的好哥們兒(這個名詞痛苦地縈繞在我的記憶中)嗎？難道我們不理解他， 他不理解我們嗎？我們雙方當時都在想：如果換了他， 為了執行英國某支軍隊某位旅長的命令， 他會不會槍決我們呢？”[4]8這是一系列復雜的倫理問題， 波拿巴找不到答案， 無法解決這些問題， 他甚至幻想兩個英國人能夠主動逃跑， 或許這樣能夠減輕他內心的罪惡感。 從倫理選擇的角度分析， 波拿巴的倫理思考是從倫理上對他的行為進行價值判斷。 陷入倫理兩難境地的人物一般都是悲劇性的結局， 一旦做出選擇， 結果是悲??； 如果不做出選擇， 結果同樣是悲劇。[3]263

最后， 波拿巴和諾布爾在多諾萬的脅迫下參與了殺害兩個英國人的整個過程。 奧康納用細節描寫的手法記錄了兩個英國人的死亡時刻， 霍金斯“雙膝顫抖”， “像個小孩子一樣緩慢而安詳地倒在諾布爾的腳下， 燈籠的光亮悲哀地照著他干癟的雙腿和那雙锃亮的農民靴”， 大家靜靜地站在旁邊， 看著“他的身體在最后一陣痛苦的痙攣過后完全平靜下來”， 而大個子貝爾徹中槍后“像一袋糧食似的倒了下去”。[4]10-11兩個英國人被秘密處決在荒涼的沼澤地， 這樣的報復行動究竟有怎樣的意義， 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 人類同胞之間殘忍的殺戮行為暴露了戰爭的荒謬和人性的冷漠。 愛爾蘭士兵對革命的浪漫主義幻想瞬間破滅， 他們體味到前所未有的孤獨和個體生命的絕望。 在此后的人生歲月里， 他們必將獨自承受良心的道德拷問， 而戰爭必將成為他們心靈深處揮之不去的創傷記憶。

多諾萬與波拿巴、 諾布爾的上下級關系是情節發展的一條倫理副線， 也是整個故事倫理沖突走向高潮的推動力量。 多諾萬一副農民的裝扮， “頭戴一頂小布帽， 長褲上扎著綁腿”， 說起話來帶著“濃重的土腔”。 從表面來看， 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淳樸農民形象， 但是他身兼一技之長， “抄寫文件是里手行家”， 從而獲得大家的尊敬， 成為愛爾蘭軍隊的一名軍官。 多諾萬身上背負著幾百年來愛爾蘭遭受英國殖民統治的迫害， 他的軍人職責就是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 為愛爾蘭爭取“獨立、 自由、 民主”。 但是， 在倫理選擇的過程中， 人的自由意志容易擺脫理性意志的束縛， 表現出非理性的傾向， 使人棄善從惡。[3] 49多諾萬的自由意志表現為強烈的民族復仇心， 他復仇的渴望越強烈， 自由意志的力量就越大， 理性意志的力量就越小。 由于獸性因子的非理性意志得不到約束， 多諾萬變成了一個冷酷無情的軍官。 當英國軍隊殺害四個愛爾蘭俘虜時， 多諾萬做出了非理性的價值判斷， 他命令、 監督、 脅迫愛爾蘭士兵處決兩個相處已久的英國朋友， 面對霍金斯的苦苦哀求， 多諾萬表現得偏執、 冷漠。 執行槍決的時候， 多諾萬一直強調軍人的職責， 殊不知， 在非理性意志的驅使下， “軍人的職責”和“上級的命令”已經成為個人擺脫道德約束、 發泄仇恨的借口。

三、 結語

奧康納對愛爾蘭民族革命的認識經歷了浪漫主義幻想到理想主義破滅的過程， 直到30年代， 這段戰爭記憶仍然困擾著他， 成為他第一部短篇小說集的選題。 奧康納在自傳中寫道： “我很清楚， 我們都快瘋了， 但我卻看不到出路。 [虛假的]想象不僅能麻痹[人們的]判斷能力， 而且能作用于人們最基本的自我保護的本能?！盵5]240在《國家客人》中， 英國戰俘做出了理性的倫理選擇， 彰顯出人性的真誠和善良， 反而成為戰爭的犧牲品； 愛爾蘭士兵在職責與道德的倫理困境中苦苦掙扎， 卻表現得麻木、 被動， 最終也只能默默承受殺害朋友的良心譴責； 房東老太太對于身邊發生的一切無能為力， 只好借助宗教的力量尋求精神救贖， 但是， 對于已經逝去的生命來說， 這樣的宗教救贖顯得蒼白無力。 或許， 這就是對20世紀人類戰爭的真實描寫， 奧康納在短篇小說中提出的一系列倫理問題值得現代讀者認真思考。

[1] 閆建華，賈愛兵.無家可歸的人：試析《異鄉客》的“失樂園”主題[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09(12):747-51.

[2] MATTHEWS J.Voices:A Life of Frank O’Connor[M].New York: Atheneum,1983：71.

[3]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13.

[4] 奧康納.奧康納短篇小說選[M].路旦俊，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1-11.

[5] O’CONNOR F.An Only Child[M].Belfast:The Blackstaff Press Limited,1993：240.

[責任編輯 尹 番 楊 倩]

The Analysis of Frank O’Connor’sGuestsoftheN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ZHANG Wei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SanmingUniversity,Sanming365004,China)

GuestsoftheNation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representatives of Frank O’Connor’s short stories. It is about the tragedy that two Irish soldiers are closely befriended with two English captives but the Irish soldiers have to kill the two friends as a kind of revenge for Eng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nglish captives’ moral choice reveals the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which is a powerful indictment of the killing in the absurdity of war; the Irish soldiers are trapped in the ethical dilemma of duty and morality, and they lose their hold for conscience and become numb, indifferent executioner and part of the war machine. In face of the war, religious redemption seems feeble, and only rational will can help human repent and be good and make the right ethical choice.

Frank O’Connor;GuestsoftheNati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2016-12-21

福建省社科規劃青年項目(FJ2015C178)

張偉(1982—)， 女， 山東濱州人， 講師。

I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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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4970(2017)04-004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