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孔子樂教思想研究述評

蘇 立

(常熟理工學院 人文學院， 江蘇 常熟 215500)

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界無論是對傳統“樂教”*“樂教”的含義學界有多種解讀，筆者今依據大多數人所指的“音樂教育”，故凡“樂教”含義是“以教為樂”或“快樂教學”的論文皆非本文述評對象。，還是對孔子的音樂思想，其研究成果均十分豐碩。據筆者粗略考察，即使屬于孔子音樂思想的研究范圍也是較為廣泛的，其大致包括樂教思想、樂教比較、音樂教學、音樂美學、音樂實踐、音樂理論、音樂欣賞、音樂評論、音樂文化等類別；相關論文數量也較多，約400篇。如此多的成果難以在一篇述評中全部歸納、總結，故本文擬對20世紀80—90年代孔子樂教思想研究作一簡要回顧，但對21世紀十五年來的研究成果，則重點選取三方面的內容進行簡要述評：一是主題詞直接顯示了孔子“樂教”；二是主題詞為孔子“樂教”且兼論與詩教、禮教關系，或是以孔子的某一樂教觀點為中心；三是關于孔子樂教思想與中西方學者音樂教育思想的比較。

1 20世紀80—90年代孔子樂教思想研究綜說

總體上看，這個時期的時間跨度雖有20年，但與孔子樂教思想研究直接有關的專論并不多，其中80年代尚未見之，90年代也只有8篇，具體為劉藍的《孔子的音樂教育思想及音樂美學思想》，姚繼舜的《孔門“樂教”探析》，尹建章的《試論孔子的樂教思想》，石蔚的《孔子樂教思想淺析》，修海林的《春秋時期的音樂教育思想》，孔繁洲的《首倡樂教的孔子與當代音樂教育》，田耀農、劉清涌的《從孔子樂教到現當代音樂教育》，方紅的《孔子與音樂藝術教育》等，綜說如下。

劉藍之文，既評價了孔子音樂教育思想又兼評其音樂美學思想，認為孔子的音樂教育包括詩教與樂教，他是“把音樂作為認識社會、改造社會的有力手段”；從“禮”“樂”來看，孔子認為它們都是為以“仁”為核心的政治思想服務，然“樂必須服從禮”；從“美”與“善”來看，二者的高度統一則是孔子音樂評論的標準；孔子對于民間音樂的態度，是排斥不符合其美學原則者[1]。姚繼舜之文從三個方面加以考察，一是認為孔子的深厚音樂素養和高超音樂鑒賞力，是他推行樂教并獲得成功的必要條件和基本前提；二是認為孔子樂教的宗旨是“造就適應宗法封建統治需要的人才”，其樂教的地位在于它是授業的較高階段；三是簡述了孔子推行的樂教對所培養弟子的積極、有效影響[2]。尹建章之文，首先考察了孔子樂教的形成：一是樂教的傳承，二是與先于他的音樂家有關，三是取決于他所生活的時代；其次考察了孔子的音樂實踐，認為孔子既能彈奏諸多樂器，又能精通音樂理論，但他學習音樂的目的主要在于思想的陶冶和人格的培養；孔子樂教即“仁”教，其“對樂教的重視遠遠超過對禮教的重視”，以達到治國平天下的最終目的[3]。石蔚之文，主要是把孔子樂教思想歸結為三個方面，即“樂教與禮教的結合，樂教與詩教的結合，通過樂教達到真善美的和諧統一”，而孔子樂教思想對于今天的積極意義，主要在于它是培養人才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和形式[4]。修海林之文，主要闡述了孔子、孟子和荀子的音樂思想，其中認為孔子的音樂教育思想有四點，一是“將樂教的完成視為教育完成的最后階段”；二是其樂教的道德內容體現在“有教無類”；三是“重視樂教中的審美情感培養及其美育作用”；四是主張樂教中的知行合一[5]?？追敝拗?，一方面對孔子“首倡樂教，功垂史冊”的情況作了綜合性簡述，認為孔子首倡了系統的樂教，樂教的目的是“育人”，“成于樂”是孔子作為人格修養的最高境界；另一方面從“深化樂教，培育新人”的層面，說明孔子的禮樂相濟觀點，奠定了中國古代的美育思想基礎，其合理的成分對當代音樂教育的影響“至深且遠”仍有借鑒作用[6]。田耀農、劉清涌之文，主要是在解析孔子樂教思想的基礎上，分別闡述了孔子樂教對中國古代音樂、中國現當代音樂教育的影響，認為孔子樂教“影響并決定了中國傳統音樂的整體風格與基本形態”,其現代意義之一，在于中國“建立新的音樂教育體系較之西方更為方便”[7]。方紅之文，在闡述孔子音樂素養和音樂思想的基礎上，著重討論了孔子的音樂教育，認為其樂教的內容有二：一是傳授音樂知識，學習樂器，掌握樂理；二是提高道德修養，使個人人格達到完善?？鬃拥臉方趟枷雽τ诮裉斓乃囆g教育仍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8]。

由此也可看出該時期孔子樂教思想研究的類別：孔子“樂教”思想的專論；兼論孔子的音樂審美思想；兼論對當代音樂教育的影響；兼論同時代的他人音樂教育思想。這些類別，對后來的研究者起到了一定的導向作用。

2 孔子樂教思想的專論

據不完全統計，從2000—2014年，專門論述孔子音樂思想或音樂觀的論文共30多篇，其中主題詞為“樂教”或“音樂教育”的專論有20余篇，如：陳洛的《談孔子的音樂教育觀》，王平的《論孔子的樂教思想》，袁薇、陳四海的《論孔子的音樂教育思想》，賴怡的《孔子樂教探微》，冒蓉的《論孔子以音樂為中心的教育思想》，湯文琪的《孔門樂教淺探》，倉淼、徐宗濤的《試論孔子的樂教思想》，田小軍的《孔子樂教思想論略》，陳曉峰的《評述孔子的樂教思想》，田曉紅、杜學元的《孔子音樂教育思想探析》，馬宇清的《孔子樂教思想的革新性》，張蕾、陳其射的《孔子樂教思想新解》，彭丹丹的《孔子樂教思想探析》，王欣的《論孔子樂教的形成》，劉心、李沫的《淺談孔子的樂教思想》，溫麗云的《孔子樂教思想述評》，劉娟寧的《淺談孔子的音樂教育思想》，孔祥安的《孔子樂教思想探析》，黨曉龍的《淺談孔子音樂教育思想的三個維度》，田若涵的《為什么在先秦時期孔子特別注重音樂教育》，王正宇、孫艷麗的《孔子音樂教育思想述考》等。由于論文數量較多，茲擇其論述相對充分或主題關聯較密切者述評之。

陳洛認為，孔子注重的音樂教育內容是“樂”與“禮”的配合，突出對音樂審美情感的培養，倡導“知行合一”的音樂教學理念，強調音樂教育對人的性格的陶冶、知識的啟迪和行為的養成有著十分重大的作用[9]。王平認為，孔子樂教的思想與實踐行為大致可從四個方面表述：將樂教的完成視為教育完成的終極目標；體現在樂教的道德研究內容研究；非常重視樂教中的審美情感培養及其美育作用；強調樂教知行合一的實踐性[10]。袁薇、陳四海認為，孔子是先秦樂教的提倡者，更是實踐者，他試圖通過“樂”來感化人的思想情感，激發人產生一種倫理欲求，從而實現個體道德的完善[11]。賴怡認為，孔子倡導的樂教，對普及教育、豐富人民生活起到了積極作用，他強調思想性和藝術性的統一，反對“為藝術的藝術”的觀點值得肯定，但他主張“樂”為封建禮教、傳統保守主義服務，則暴露了其歷史的局限性[12]。湯文琪認為，孔子的樂教內容包括“興于詩”的民歌和“成于樂”的(禮)樂；其審美準則的二重性表現在對“由之瑟”的教學評價；樂教的對象雖為“有教無類”，卻是有條件、有限制的[13]。倉淼、徐宗濤之文，在簡述孔子時代及其個人音樂修養的基礎上，歸結“孔子的樂教思想主要體現在樂教與禮教的結合、樂教與詩教的結合，最終通過樂教而達到真善美的和諧統一等三個方面”，它們對于今天的音樂教育有積極意義[14]。田小軍認為，孔子“音樂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提高人的道德品質和人格素養”，因為禮教雖可使人知書達理，然若不以樂教修內，仍不能視為一個有完善修養之人；因樂教可以陶冶情操、提高素養、和諧身心，所以“只有完成了音樂教育之后，整個知識教育過程才算完成”[15]。陳曉峰認為，孔子的樂教思想表現為五個方面，一是“把樂教當作培養人的完成階段”、二是“強調樂的教化功能”、三是“重視樂教中的審美情感培養及其美育作用”、四是“強調藝術作品形式與內容的統一，作出‘即美且善’的文藝評判標準”、五是“強調樂教知行合一的實踐性”[16]。田曉紅、杜學元認為，孔子音樂教育的核心是“行其‘仁’道”，目標是“學優則‘仕’”，對象是“有教無類”，內容是“六‘藝’兼備”，功能是“以‘樂’樹人”[17]。馬宇清認為，孔子樂教思想的革新性表現在四個方面：以人為本與以社會為本位，“寬則得眾”的民主精神，立論的思辨性，首開我國教育探索學習心理先河。這些均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值得后人珍重和借鑒[18]。張蕾、陳其射認為，孔子的樂教思想是以實用教育為主，審美教育為輔，二者在綜合教育體系中平衡、有序地發展；同時以此所得啟示為切入點，提出了當今音樂教育的發展必須是審美、實用二種教育的共同作用的觀點[19]。王欣認為，孔子樂教思想形成的主觀因素是“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對音樂的熱愛與重視”，客觀因素是“詩樂同源，禮樂一體的歷史傳統和孔子自身具備的豐富的樂理知識”[20]。劉心、李沫認為，孔子在他的樂教思想中特別重視音樂的教化功能，這在當時確實是具有“興邦定國”的積極作用，但孔子過分強調了音樂為政治服務，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音樂的其他功能，這一局限影響了后世音樂藝術的發展和地位[21]。溫麗云認為，孔子的樂教基礎既有對之前樂教的傳承，也有對“樂”內涵的認識；孔子樂教思想的宗旨，一是“有教無類”，二是“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孔子樂教思想的美育內涵是“美”與“善”的統一[22]?？紫榘舱J為，孔子樂教思想的形成既源于他對傳統音樂的傳承，也與他所生活的時代有很大關聯；孔子認為具有中和之美的音樂能夠引領人們不斷完善自我，主張用音樂育人，并且要合乎“仁”和“禮”等觀點，對后世的藝術教育和音樂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3]。

從這些論文中，不難看出作者探討的多視點、多角度，包括孔子樂教思想的形成、宗旨、目的、功能、作用、內容、對象、實踐、傳承、地位、影響、意義、局限等方面。不過，這些專論也反映出一個問題，即學者們對孔子“樂教”概念的界定還不是很明確，因而造成雖然主題詞相同，但論述的范圍和具體內容卻多有不同；雖然作者的探討具有一定的獨立性，論述中卻常難以避免與他文的交叉性。

3 孔子樂教思想的兼論

除上述之外，還有一些論文在探討孔子樂教思想時，兼論與詩教、禮教的關系，有些是以孔子某一樂教觀點為中心的兼說。

兼及與詩教、禮教關系的，如姜國鈞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孔子的詩教禮教樂教思想及其當代意義》，李永波的《論孔子詩與樂的教育思想》，王小燕的《詩樂辨異》，張慧的《孔子詩、樂教育思想試探》，李云的《淺談孔子之樂教與詩教》，陽清的《<論語>樂論脞說》，徐煉的《孔門樂教——詩教思想今讀》等。姜國鈞之文，主要闡述了詩教、禮教和樂教的特點及相互之間的關系，即“詩教激勵人的志向，啟發人的情感，但詩教所興起的情感必須加以理性的約束；禮教培養人遵守行為規范的理性精神，然而克制情感必然產生消極情緒”?！皹方炭梢跃榷Y教之敝：在更高的層次上回到情感品質上去，達到情感與理性的和諧統一，塑造一個理性的情感本體”[24]。李永波認為，孔子的思想是以禮制的政治思想為主，以詩教、樂教為輔；他的美學思想和政治思想有著密切的關系，詩、樂、禮三者之間具有內在的聯系；孔子想以詩教、樂教的美感教育來實現他的“復禮”[25]。王小燕之文，主要是辨析孔子教育思想中的詩教與樂教，認為它們是“兩種非常重要但又存在差異的教化方式”：詩教側重培養人的社會性，而樂教把目光集中在了人的主體性的構成上；詩教以道德的說教來實現目的，樂教則將潛移默化作為自己的手段[26]。張慧認為，春秋時期的詩教與樂教內容雖有別，但詩教即樂教，學詩即學樂；孔子是“把詩教和樂教作為人之成為‘君子’、有‘仁德’者的必要前提”，因此，詩教和樂教的“美善”標準要求就是“既有至高的藝術追求，更要有符合‘仁’‘德’的內在理念目標”[27]。陽清認為，結合早期儒家的詩教精神，從《論語》中可看出孔子及其弟子非常高的音樂修養；《論語》不僅記載了其感悟音樂的心得和經驗，而且將詩、禮結合，使“詩樂同構抑且禮樂并舉”；其樂教宗旨是試圖通過“興于詩，立于禮”，以使“禮崩樂壞”的不良局面轉為“成于樂”的個人道德完善[28]。徐煉認為，原初的詩教即為“樂、教一體”和“樂以致和”的樂教，且樂教應始于人之幼年；孔子獨鐘樂事，不僅是由于包括《舜典》“詩言志”一章所表達的樂教思想已成為他“悅樂”和“樂教”的鮮活基因和內在前提，而且還因為樂教是他“最理想化的行政方式”；同時，作者還分析了詩—樂結合對于樂教—詩教的重要意義[29]。

以孔子某一樂教觀點為中心的兼論，如朱琴、岳紫園的《對儒家“成于樂”思想觀念的分析》，雷永強的《論孔子以樂體道的樂教思想》*雷永強另有《古樂悠悠，家園依依——論孔子以樂證道的樂教思想》(《山西師大學報》2009年1期)一文，與此篇內容基本相同。，資利萍的《關于“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非主流思考——兼評孔子的樂教思想》，劉凡的《“吾與點也”——孔子樂教目的觀》等較有代表性，冉昊月的《人而不仁如樂何——試述孔子“成于樂”之思想》則顯得較為簡單。朱琴、岳紫園之文，首先解讀了“成于樂”涵義，認為這是孔子追求的人的品德修養目標；其次闡述了詩、禮、樂三者與人的道德形成的關系，并結合《樂記》和西方的一些音樂理論探討了人格培養與藝術教育的關系，以及孔子音樂教育觀念對當代的重要借鑒意義[30]。雷永強之文，是在闡釋孔子天道思想及其形而上學的構建之基礎上，認為“下學而上達”是“道”在孔子樂教中的展開與實現，“無聲之樂”是孔子“通道于一”的精神追求；“然其樂教思想亦有形而上之緯度，通過文獻解讀，我們可以窺見其以樂體道和對精神家園的孜孜追求”[31]。資利萍認為，“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是孔子樂教思想的經典之說，其在主流話語中，雖“常常被用于論證音樂及其教育的價值，并被認為體現了感性和理性高度統一的審美育德的最高境界”，但從非主流思考來看，實際上“這句話既遮蔽了音樂的本體性意義，又體現了理性獨尊的道德規訓思想”[32]。劉凡之文，以“吾與點也”故事為切入點來論述孔子樂教思想的真諦，認為它既表現了孔子追求的審美理想，也折射出孔子樂教目的觀——通過音樂教育培養德才兼備的“君子”，以維護社會和諧[33]。

4 孔子樂教與中西方學者的音樂教育思想比較

這類論文，基本上是學者于近十年來拓展的研究新方向。

將孔子樂教思想與中國古代學者音樂教育思想比較的論文很少，僅見朱依群的《孔子與師曠的樂教觀比較》。朱依群認為，孔子在繼承春秋禮樂思想的基礎上，將樂教引下神壇，對樂教中的神巫成分有所揚棄，注重樂教對人性、人格的完善，發展了春秋樂教思想；師曠繼承了春秋樂教思想，從政治統治角度提出了樂可亡國說，并對樂可省風、樂通天道的思想作了傳奇的實踐，促進了省風說的傳播[34]。其他相似論文雖有王擁軍的《孔子與老子音樂思想之比較》，薛穎的《 “樂者，樂也”——孔子和莊子音樂思想比較》，肖楊的《孔子與老子音樂觀之比較》*肖揚之文，與王擁軍之文雷同處甚多。，倉淼的《淺析孔子、莊子音樂思想之異同》等，但它們比較的主要角度并非樂教。

與西方學者音樂教育思想進行比較的論文相對要多，如周國安的《孔子與柏拉圖的音樂教育思想之比較》，田小軍的《孔子樂教思想與古希臘樂教思想試比較》，趙巖、張倫敦的《孔子與席勒樂教思想的歷史契合——從審美教育到社會完善》，劉凡的《孔子與亞里士多德音樂教育思想之比較研究》和《淺談孔子與柏拉圖音樂教育思想的相同點》，陳薇，黃劍敏的《孔子與柏拉圖音樂教育思想比較研究》；另有兩篇碩士論文，即謝晶的《論孔子與亞里士多德的音樂教育觀兼及對當代高校非專業音樂教育的啟迪》，劉靜的《孔子與亞里士多德音樂教育觀比較研究》等。

周國安認為，孔子和柏拉圖都重視“音樂教育的育人功能”和“音樂德育教化的社會功用”，也“都不把音樂簡單地當作審美的對象”，而是“強調音樂對人的情感、品質影響力和倫理教化作用”，學習、借鑒、研究它們“有著深遠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35]。田小軍之文，歸結了孔子與古希臘在樂教文化上的相似之處，即：音樂教育的首要目的是陶冶人的情操，培養人的品德素養；有較為相近的美、善評價標準；注意到音樂形態上的美能凈化人的心靈，振奮人的精神，因而要求對樂曲的性質嚴格區分和把握；強調情感、行為、藝術審美上的適中、節制；音樂教育是培養和提高具有全面素質人才的重要途徑。但其中也存在差異，如“孔子樂教重視對人的倫理教化作用，缺少古希臘樂教理論的思辨色彩；古希臘樂教重視對人性格的塑造作用，但缺乏像孔儒對音樂教育功能成系統、有深度的分析和論證等”[36]。趙巖、張倫敦之文，闡述孔子和席勒雖分屬不同時代、不同民族和文化體系，但都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道德淪喪、人性分裂的時代”；而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孔子是“通過‘美’超越個人私欲歸復普遍意義上的‘善’”，席勒是“通過‘美’超越感性歸復理性的‘真’”，他們的最終目的都是通過審美教育達到社會完善，顯示出他們“跨越時空的不謀而合之處”[37]。劉凡的兩篇論文，一篇是比較孔子與亞里士多德音樂教育思想的異同，認為其相同點在于“主張音樂教育中的‘中庸’標準”“重視音樂在人生發展階段的重要性”“音樂具有陶冶性格、培養心靈和諧的作用”，其由于文化差異而產生的不同點，在于“孔子樂教重視音樂的政治教化功能，亞氏則提倡音樂是供閑暇時的一種理性活動”[38]；另一篇主要是考察孔子與柏拉圖音樂教育思想的相同點，認為他們“都重視音樂教育的政治社會功能，都不把音樂當做審美的對象，而把它當作治國的手段”“音樂教育目的都是通過音樂教育培養國家的統治者，都主張對音樂的使用要有選擇，都反對對音樂的改革與創新”[39]。劉靜的碩士論文顯得比劉凡更為全面、系統，主要是“試圖通過比較孔子與亞里士多德音樂教育觀的形成背景、功能目的、教育內容、教育對象、實施途徑和教學實例六個方面，來分析當時情況下中西方音樂教育觀的異同”，并在描述我國學校普通音樂教育現狀的基礎上，“為我國當今學校普通音樂教育帶來一些啟發，并力求從中獲取我國當代學校普通音樂教育發展的新認知和新思路”[40]。相比之下，謝晶的論文則是在比較中兼論對當代高校的非專業音樂教育啟迪，“以古今公共藝術教育理念為核心”和“以孔子和亞里士多德的音樂教育思想為線索”，在分別概述孔子和亞里士多德音樂教育思想及其重要內容的基礎上，從音樂教育的目的、內容、對象等入手對二者的異同進行比較，進而“結合我國教育實情，對當代普通高校音樂教育進行思考與分析”[41]。陳薇，黃劍敏之文，認為孔子與柏拉圖的音樂教育思想的相同點主要在于“音樂教育的目標”都是“培養鞏固奴隸主或貴族政權的統治人才”，都重視音樂教育的育人功能和社會功能。二者差異一是在于音樂教育對象，孔子是“有教無類”，而柏拉圖是“精英教育”；二是在于音樂教育內容，孔子是選擇“思無邪”和“中和”之樂，而柏拉圖是選擇具有“勇敢、嚴肅、智慧、溫和、堅韌”特點之樂[42]。

由此可看出，把孔子的樂教思想與中西方學者音樂教育思想比較的論文雖然數量不多，但所比較的對象包括了中國古代學者、西方古代和近現代學者，所比較的內容還兼及藝術審美或對當代音樂教育的啟迪。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對今后的相關比較研究，應該說也起到了一種良好的導向作用。

5 結語

由上所述可知，20世紀80—90年代的孔子樂教思想研究，雖然論文數量較少，研究角度不多，但卻對后來的研究者起到了一定的導向作用。從本文所選取的21世紀以來關于孔子樂教思想的三個方面研究成果來看，專論方面雖更全面、細致，但也有極少數泛泛之談和雷同之作；兼論方面由于更多地增加了與詩教、禮教關系，以及以某一樂教觀點為中心的闡述而顯得進一步深化，尤其是對孔子樂教與中西方古代學者音樂教育思想的比較研究，明顯屬于近十年來研究領域的新拓展，但其中與中國古代學者音樂教育思想比較尚顯薄弱。順便說明的是，學術界的相關研究成果還有不少，如孔子樂教思想對當今一般音樂教育、藝術教育或其他教育學科的意義和啟示，以及對當今其他相關領域或范疇的關系或借鑒意義等方面，由于篇幅所限，筆者將另行專題綜述。

[1]劉藍.孔子的音樂教育思想及音樂美學思想[J].音樂藝術，1991(2)：1-7.

[2]姚繼舜.孔門“樂教”探析[J].江西社會科學，1991(3)：78-82.

[3]尹建章.試論孔子的樂教思想[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4)：108-|113.

[4]石蔚.孔子樂教思想淺析[J].淄博師專學報，1994(01)：100-102.

[5]修海林.春秋時期的音樂教育思想[J].音樂藝術，1995(3)：35-40.

[6]孔繁洲.首倡樂教的孔子與當代音樂教育[J].黃河之聲，1996(5)：22-25.

[7]田耀農，劉清涌.從孔子樂教到現當代音樂教育[J].樂府新聲，1997(2)：8-14.

[8]方紅.孔子與音樂藝術教育[J].黃石教育學院學報，1999(1)：28-31.

[9]陳洛.談孔子的音樂教育觀[J].廣西教育學院學報，2000(3)：36-39.

[10]王平.論孔子的樂教思想[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4)：31-33.

[11]袁薇，陳四海.論孔子的音樂教育思想[J].咸陽師范學院學報，2003(6)：83-84.

[12]賴怡.孔子樂教探微[J].楚雄師范學院學報，2004(2)：76-79.

[13]湯文琪.孔門樂教淺探[J].齊齊哈爾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2006(3)：3-5.

[14]倉淼，徐宗濤.試論孔子的樂教思想[J].管子學刊，2007(4)：71-73.

[15]田小軍.孔子樂教思想論略[J].中國音樂，2008(2)：218-222.

[16]陳曉峰.評述孔子的樂教思想[J].中國校外教育(理論)，2008(S1)：181.

[17]田曉紅，杜學元.孔子音樂教育思想探析[J].大舞臺，2008(4)：60-62.

[18]馬宇清.孔子樂教思想的革新性[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8(5)：110-112.

[19]張蕾，陳其射.孔子樂教思想新解[J].大眾文藝(理論)，2009(5)：146-147.

[20]王欣.論孔子樂教的形成[J].淮南師范學院學報，2010(1)：146-148.

[21]劉心，李沫.淺談孔子的樂教思想[J].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10(11)：107-108.

[22]溫麗云.孔子樂教思想述評[J].藝術教育，2010(5)：62.

[23]孔祥安.孔子樂教思想探析[J].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3)：25-28.

[24]姜國鈞.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孔子的詩教禮教樂教思想及其當代意義[J].現代大學教育，2003(2)：41-45.

[25]李永波.論孔子詩與樂的教育思想[J].湖北社會科學，2005(8)：117-118.

[26]王小燕.詩樂辨異[J].中共鄭州市委黨校學報，2006(6)：159-160.

[27]張慧.孔子詩、樂教育思想試探[J].東岳論叢，2010(9)：180-182.

[28]陽清.《論語》樂論脞說[J].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13(1)：135-141.

[29]徐煉.孔門樂教—詩教思想今讀[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5)：101-107.

[30]朱琴，岳紫園.對儒家“成于樂”思想觀念的分析[J].中國音樂，2006(3)：195-197.

[31]雷永強.論孔子以樂體道的樂教思想[J].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5)：25-29.

[32]資利萍.關于“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非主流思考——兼評孔子的樂教思想[J].音樂創作，2009(6)：118-119.

[33]劉凡.“吾與點也”——孔子樂教目的觀[J].黃河之聲，2014(10)：55.

[34]朱依群.孔子與師曠的樂教觀比較[J].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0(6)：27-30.

[35]周國安.孔子與柏拉圖的音樂教育思想之比較[J].長春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1)：145-146.

[36]田小軍.孔子樂教思想與古希臘樂教思想試比較[J].中央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1)：98-104.

[37]趙巖，張倫敦.孔子與席勒樂教思想的歷史契合——從審美教育到社會完善[J].交響，2011(3)：84-87.

[38]劉凡.孔子與亞里士多德音樂教育思想之比較研究[J].黃河之聲，2014(11)：104-105.

[39]劉凡.淺談孔子與柏拉圖音樂教育思想的相同點[J].北方音樂，2014(11)：104-105.

[40]劉靜.孔子與亞里士多德音樂教育觀比較研究[D].上海：上海師范大學，2014.

[41]謝晶.論孔子與亞里士多德的音樂教育觀兼及對當代高校非專業音樂教育的啟迪[D].北京：中央音樂學院，2011.

[42]陳薇，黃劍敏.孔子與柏拉圖音樂教育思想比較研究[J].大舞臺，2014(5)：189-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