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陽李家壩巴人墓地聚落分析

施韻琦

摘要：重慶云陽李家壩遺址是巴文化中的一處重要遺址，對巴文化尤其是晚期巴文化的研究有著深刻意義。其中發現的東周巴人墓地更是集合了人殉人牲、俯身葬、船棺葬等多種在重慶峽江地區較為獨特的葬式葬俗，通過對這些墓葬因素進行分析，李家壩遺址應為一處軍事因素占比較大的巴人區域性中心聚落遺址。

關鍵詞：巴文化；李家壩巴人墓地；聚落考古

聚落考古學是考古學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它主要研究單個聚落、聚落之間的形態及關系，聚落形態的歷史演變等內容。其主要研究對象有房址、防衛設施、經濟設施、公共墓地以及生產區等。我國的聚落考古學研究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至今，已經取得了不少方面的顯著成果，研究聚落規模較早的論著為鞏啟明和嚴文明先生的《從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討其居民的社會組織結構》。但我國的聚落考古研究多集中于對房址及聚落整體，對墓地的專門研究仍有待提高關注力度。[1]本文擬通過對云陽李家壩遺址的巴人墓地進行分析，從而討論出它在重慶峽江地區各聚落及聚落群中的地位。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于武落鐘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嘆。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余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愿留共居?！睆[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余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盵2]這段后漢書中的記載雖摻雜有神話因素，但還是可以通過它得出巴人的起源地、風俗以及遷徙的路線等內容。巴人發源地——武落鐘離山對應的現今地名雖有多種看法，但一般認為是今湖北長陽清江流域一帶。之后的巴人在廩君務相的帶領下，溯河而上來到了重慶峽江地區，巴文化在此發展壯大，甚至范圍達到了陜西漢中一帶?！捌涞貣|至魚復，西至夔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巴子時雖都江州，或治墊江，或治平都，后治閬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3]，先秦時期的巴人聚落主要集中在重慶、四川東部以及湖北西部的峽江地區，其中心區域就在重慶峽江地區，這一地區在巴文化發展過程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巴人的選址十分符合古人近水而居的思想，且該地區植被茂盛，地形多為山區，適宜聚落的發展。有學者將巴人聚落的類型分成三種：村落式聚落（如：巫山藍家寨遺址、奉節老關廟遺址等）、區域性中心聚落（云陽李家壩遺址）以及聚落群（如：忠縣？井溝遺址群）。[4]

云陽縣地處重慶東北部，與奉節、萬州、開縣和巫溪相接，南于湖北恩施州利川市相鄰，屬喀斯特地貌，以山地為主，并有谷、丘等。李家壩遺址位于云陽縣高陽鎮青樹村，又處于峽江地區先秦巴人傳統活動區域的腹心地帶——澎溪河（又稱“小江”）東岸，澎溪河流域地處戰國時期巴、楚、秦文化互相碰撞的核心地帶，文化交流也十分頻繁。遺址由兩條小溝將其分為上壩、中壩和下壩，共分為四個發掘區。從1997年的發掘開始，已經發現有居址區、先秦墓區、漢六朝墓區及水田遺址等遺跡，確認現存面積約12萬平方米，核心區域分布面積約3萬平方米。其中發現的戰國時期巴人墓地位于Ⅱ區，遺存堆積十分豐富，發掘墓葬超300座，證實了該墓地的規模大大超過之前所認識。雖然其中部分墓葬無隨葬品或較少，但該墓地出土的各類巴文化及巴文化與周邊文化交流的遺物之豐富，葬制葬俗之特殊與少見，是為巴人墓地發掘的一次重大突破，李家壩遺址也被評為了1998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5]下面就對李家壩巴人墓地中的人殉人牲、船棺獨木棺葬等葬制葬俗進行分析，從墓葬的角度來探討李家壩遺址在整個重慶峽江地區聚落中的地位。

一、人殉人牲

李家壩巴人墓地在1997- 1999年間發現約16座殉人墓葬并發現人牲現象，97年發現的8座殉人墓均為大中型墓葬，且大多數有隨葬品。人殉人牲現象在同時期的重慶峽江地區已經較為少見，小田溪戰國巴王墓這種等級較高的墓地也未曾發現相關現象，而李家壩遺址卻普遍的使用該種葬式葬俗，可以說是李家壩巴人墓葬的一個重要的特征。這種習俗與《后漢書》中記載的巴人傳統習俗聯系密切——“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據發掘者現場觀測，方法或為先將人殺死后再作為人牲，將殉人砍成數段后再入墓中殉葬。[6]李家壩巴人墓地所見人牲，均為人頭埋于墓主腳下，這種習俗或與“獵頭”習俗有關。獵頭習俗在我國起源于史前時期，其目的和意義主要在于：一是祭祀之用。該現象較為常見，它包含了原始宗教上的意義。包括有獵頭祭谷或祭祀田神、用于房屋奠基儀式；二是人頭崇拜。古代的居民們不但相信萬物有靈，并且相信人有靈魂且不滅之說。因為靈魂主要位置在頭部，對人頭的崇拜成為了人們最為崇敬的對象。[7]

1998年發現的一槨雙棺墓M18內的兩具人骨均頭向北放置。東方者俯身直肢、西方者仰身直肢，隨葬品銅劍、勺各一，均放置于東側葬具內。其中銅劍位于骨架腰部右側，銅勺與東側人骨足下的三個人頭骨共同被置于槨室南壁處。這三具頭骨應為人牲。據隨葬品和人牲位置分析，東側人骨當為墓主，西側則或為殉人。[8]M18這座墓葬中包含了殉人、人牲和俯身葬等多種特殊的葬式葬俗，為研究李家壩和巴人文化提供了多重一手資料。除了李家壩巴人墓地的這種似與“獵頭”有關的殉人現象之外，峽江地區與之相似的還有如巫山錯開峽的崖棺，以七、八具棺同向壘成一疊并在其旁另放置兩具簡陋小棺，其中一棺專門用來隨葬人頭，共計七、八個之多，其身份或為人牲。[9]由于考古發現的巴人墓葬中人殉現象并不多見，這種行為可能是在特殊場合下才會出現，例如祭祖或戰爭等。結合巴人尚武，云陽李家壩所處的多文化碰撞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其出土遺物中有大量兵器，墓主或為軍士軍官等特點，李家壩巴人墓地發現的人殉人牲現象應與戰爭有很大關聯?；驗榘腿藨馉庍^后獲得的戰俘、奴隸被直接當做殉人牲人之用。

二、船棺葬

戰國時期巴人墓葬大體上可分為兩類：一是傳統的也是最為普遍的土坑豎穴墓，二是較為獨特的船棺葬。船棺葬的發現較少，最典型的為1954年在巴縣冬筍壩遺址和昭化寶輪院同時發現的共30座船棺葬，冬筍壩發現21座，寶輪院9座。以葬具保存狀況來看，冬筍壩的M12保存最為完整。其中的巴縣冬筍壩位于重慶九龍坡區銅罐驛街鎮西北2公里處，是重慶地區最早發現的船棺葬之一。關于“船棺葬”這一名稱的由來，是從它的特殊葬具而起。在調查之初學者們認為其形似一大獨木舟，并未懷疑其為一種葬具。在之后寶輪院的發掘中發現多數葬具都是獨木舟，因此聯想到冬筍壩也應是如此。故以他處“船葬”為例，稱之為“船棺葬”。[10]《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將“船棺葬”定義為——古代墓葬形式之一，以獨木舟形的棺木為葬具？？中國的船棺葬分布在四川省境內，是戰國至西漢前期古代巴蜀民族所實行的一種葬俗，巴縣、昭化、成都、新都、郫縣等地都有發現。[11]

船棺葬興起于戰國早、中期，戰國晚期開始逐漸衰落。有關船棺葬族屬的認識由最初的古代巴人特有轉變成了現在的巴蜀兩地共有且偏向蜀文化為其源流的看法。[12]2000年在成都商業街發現的船棺獨木棺墓葬在這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該墓葬是一處古蜀開明王朝晚期（約戰國早期偏晚）的大型多棺合葬的船棺、獨木棺墓葬，雖遭受嚴重破壞和盜掘，但該批船棺中有部分仍保存相對完好，也出土了豐富的銅、陶、漆、竹木器等隨葬品。發掘者認為該墓主或為古蜀開明王本人，其大量使用船棺也證明了這種葬具為古蜀所特有。[13]近年來，在四川地區發現了多處船棺葬，而在重慶地區發現的船棺葬數量則十分稀少。船棺葬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葬具類型，它更代表了一個地區先民的生活習俗以及原始的宗教觀念。直觀上來說，死后以船為棺明顯的反映了當地先民生前使用的捕魚和交通工具，因此，船棺葬應起源于靠江河湖海而居的民族；另一方面，有觀點認為，船棺是用來普渡死者靈魂的器具，用來“超度”；還有一種看法認為，船棺葬反映的是靈魂升天的觀念。更多的還是為了滿足死者死后的“生活需要”，體現出古代居民們希望先人在冥冥中福佑子孫的思想。[14]李家壩巴人墓地于在發掘中發現的98ⅡM8為船棺葬，雖在數量上比不上四川地區出土的船棺，但就該地區而言，也是較為值得重視的一處船棺葬發現。

三、俯身葬

李家壩巴人墓地中的M18墓主為俯身葬，殉人卻為仰身直肢，在這之前發掘的巴人墓葬中未曾出現過。俯身葬流行于商代墓葬中，與李家壩遺址所處時代不符，因此這種葬式或為一種特殊的等級埋葬方式，與該墓主生前的社會地位或者死因有關。[15]結合李家壩墓葬中的大量軍事性因素，這種墓主俯身、殉人仰身的現象或與戰爭時發生的狀況有關，具體原因還有待日后更多考古資料的出土以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巴人墓地在重慶峽江地區發掘的主要有——云陽李家壩、涪陵小田溪、巴縣冬筍壩、萬州大坪、中壩子、曾家溪、忠縣崖腳、開縣余家壩等。這些巴人墓地中發現的各類葬式葬俗不盡相同，其中的很多墓地都與戰爭有關。如與李家壩遺址相距不到30千米的開縣余家壩墓地也是巴人的一處重要墓地。但二者間的差別又十分明顯——余家壩大多數墓葬中有隨葬品且戈為其中的基本配備；李家壩則反之。[16]在李家壩巴人墓地中還發現有一定數量的“虎”紋、五角星、獨木舟等刻劃符號，這在其他巴人墓地中也是不多見的。綜合上述各類墓葬中的特殊現象，再結合巴人尚武這一特點，可以得出李家壩遺址應為東周時期一處巴人的區域性中心聚落，軍事因素在該遺址中遺留下的影響很大，并且該聚落與周邊文化的交流碰撞十分頻繁，但巴文化在其中還是最主要因素。但這其中圍繞著李家壩遺址的種種疑問，還有待更多考古學資料的發現與研究。

注釋

[1] 麻賽萍、高蒙河：《聚落考古中的墓地規?！灾貞c萬州墓群為例》， 《考古與文物》， 2005年第3期。

[2] 范曄： 《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

[3] 常璩.：《華陽國志校注·巴志》，巴蜀書社，1984年。

[4] 楊曉紅， 劉旭東：《先秦時期巴人聚落選址行為探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30期。

[5] 羅二虎：《重慶云陽李家壩東周墓地1997年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2年第1期；黃偉， 何元洪， 周克林，等：《重慶云陽李家壩巴文化墓地1999年度發掘簡報》，《南方民族考古》，2011年。

[6] 羅二虎， 吳桂兵， 劉頌華：《重慶云陽縣李家壩遺址1997年度發掘簡報》，《考古》， 2004年第6期。

[7] 錢耀鵬：《試論我國史前時代的獵頭習俗》，《考古與文物》，199年第4期。

[8]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云陽縣文物管理所，《云陽李家壩巴人墓地發掘報告》， 重慶文物局，《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1998卷）》，科學出版社，2003年。

[9] 梁太鶴：《崖葬與越僚關系》，《民族學研究第四輯》，1982年。

[10] 四川省博物館：《四川船棺葬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

[11] 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考古學》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

[12] 黃尚明：《關于川渝地區船棺葬的族屬問題》，《四川文物》，2005年第3期。

[13] 蔣成、顏勁松、劉雨茂，等：《成都市商業街船棺、獨木棺墓葬發掘報告》，《成都考古發現》，2000年。

[14] 陳明芳：《論船棺葬》，《東南文化》，1991年第1期。

[15] 岳勝友、朱世學：《戰國時期巴人喪葬文化探析》，《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

[16] 山東大學考古系、重慶市文物局、開縣文物管理所：《開縣余家壩墓地2001年發掘簡報》，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2001卷）》，科學出版社， 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