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補償理論研究進展及爭論

范明明++李文軍

摘要生態補償的概念自提出便受到學界和政府決策者的廣泛關注，并迅速成為近20年來生態保護的主要政策手段。雖然基于生態補償的政策手段被大范圍使用，但是生態補償的相關理論卻處于發展與爭論的階段，該理論的適用性及對現實問題的剖析在實踐過程中備受質疑。本文梳理了生態補償理論發展及構建的過程，將其總結為生態系統服務概念的提出、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方法的建立、以及生態系統服務市場機制的構建三個主要階段。已有研究更多集中在生態補償的具體實施層面，如補償標準、補償方式、效果評估等方面，但是對基礎理論探討不足。本文從生態補償理論發展及構建的三個過程，綜述了目前對生態補償理論的討論及爭議，認為在處理“社會—生態”關系的核心問題上，尤其在一些長期依賴并利用自然資源的傳統地區或者民族地區，目前學術界和政策決策者均對此問題缺乏深入的理解，這也是實踐中生態補償政策未達到理想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本文提出用“社會生態系統服務”一詞代替目前所使用的“生態系統服務”，這一概念有助于在理論上避免忽視社會系統及社會與生態系統二者之間的關系，減少不當外部政策干預。

關鍵詞生態系統服務；生態補償；社會生態系統

中圖分類號F205；X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7）03-0130-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7.03.016

隨著全球經濟的迅速發展，各類生態系統受到了嚴重的損害，草地、森林、農田、河流和湖泊等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均受到破壞，生物多樣性明顯下降，溫室氣體也在全球尺度上產生越來越廣泛的影響。國際社會對生態系統保護的重視日益增強，經濟手段成為解決生態與社會兩個系統之間矛盾的重要途徑。生態補償正是在此背景下產生，在近十幾年的時間內被迅速用于全球范圍內。中國也正在逐步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對生態保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生態補償理論的相關研究在中國遠落后于實踐，這也是生態補償效果未達到預期的重要原因之一。

1生態補償的發展與構建過程

國外相關研究中，生態補償通常用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簡稱PES）一詞，或者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簡稱為PES），即生態系統/環境服務付費，其中前者的運用更為廣泛。本文為與中國政策語境一致，均采用“生態補償”一詞?？傮w來看，生態補償理論的發展與構建過程是基于以下三個階段：即生態系統服務概念的提出，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方法的建立，以及生態系統服務市場機制的構建。

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s， ESs）的概念最早產生于上世紀70年代，其最初的目的是將生態系統功能構建為人類可獲益的服務，從而引起公眾對于生態系統及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關注[1]。生態系統服務概念的提出，將不同尺度的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連接起來，并且強調了社會系統對生態系統的依賴性。在這一階段，生態系統服務的概念僅是用于更加形象地表征生態系統功能，而并沒有在生態保護的實踐領域內起到重要的影響[2]。

從20世紀末期開始，尤其是Costanza等人[3]在Nature雜志上的文章首次評估了全球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將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評估研究推向生態經濟學研究的前沿，起到了里程碑的意義。隨后的千年生態系統評估[4]、基于各國和各類生態系統的生態服務經濟價值評估[5-6]，使生態系統的價值越來越多地以貨幣的形式體現在公眾面前。生態系統功能非市場價值的貨幣化表示，引起了政策制訂者對生態保護的極大關注，也為生態補償在實際中的應用奠定了基礎。

2000年之后，在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的基礎上，生態補償迅速成為生態系統及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主要手段[7]。生態補償的邏輯是，在明晰產權的基礎上，通過市場機制將生態系統服務貨幣化體現出來，可以促使資源使用者形成保護生態的激勵和行為[8-9]。從理論上講，生態補償被當做是一種保護生態系統的正面激勵機制，通過生態系統服務的受益者向提供者支付費用，既能夠鼓勵資源使用者主動保護生態環境，同時社會整體所獲得的生態服務價值高于支付費用，因此政策實施具有成本效益[9-10]。

范明明等：生態補償理論研究進展及爭論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7年第3期鑒于在理論分析上的諸多優勢，生態補償已經成為保護或者恢復生態系統功能的主要政策手段，被應用于森林生態系統服務、碳匯、生物多樣性保護、流域生態系統服務等眾多領域[11]。如哥斯達黎加的森林生態服務補償體系、美洲國家的森林碳匯補償體系、美國的流域生態補償等[12-18]。綜上所述，可以將生態補償的發展過程總結為：通過生態系統服務的概念重構人和自然之間的關系，以貨幣化的衡量方式在社會活動中體現生態系統的價值，并最終將其納入到社會經濟系統之中作為生態或者經濟政策決策的依據。

2生態補償的概念及理論研究點

2.1生態補償的概念

Wunder提出了生態補償的經典概念，即“生態補償是建立在某一清晰界定的生態系統服務的基礎上，提供者和購買者之間的自由交易，它包括五個方面：①自愿交易；②對生態系統服務有清晰的定義；③存在至少一個買家；④存在至少一個生態系統服務提供者；⑤生態系統服務的有效提供”[8]。這一定義基于科斯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解決外部性問題，強調了生態補償的市場激勵，生態系統服務的提供者和購買者之間進行自愿交易[9]。

然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之中，學者們發現Wunder所定義的純粹市場機制過于理想，由于生態系統服務的外部性、生態過程及社會過程的復雜性，對于大多數的生態服務來說并不存在這樣一個純粹的市場[19-20]。從生態系統服務生產的角度，由于氣候、環境、人為干擾等多方面的作用，生態系統服務的提供具有很強的時空異質性和動態變化性，很難像其他商品一樣保證穩定的供應[21]；從生態系統服務購買的角度，只有少數類似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的交易受益者是直接的購買者，而如生物多樣性、氣候調節等服務，受益者往往數量眾多，因此只能是政府或者一些機構組織成為唯一的購買者[9，19，22]；從價格形成的角度，生態系統服務的價格并不能由經典經濟學的供給和需求來決定，而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策、財政、政治等方面的影響[23]。Muradian[24]從激勵機制、交易方式和生態服務的類型等三個方面對概念提出質疑，并重新定義：“在自然資源的管理過程中，為了使個人/集體的土地利用決策與社會利益達到一致，而在社會成員之間所進行的資源分配”。這一定義更加強調生態系統的可持續以及資源的正義分配，而不是將經濟激勵放在首位[10]。Vatn從制度的角度進行分析，認為生態補償雖然試圖建立一種純粹的市場機制，但是事實表明在此過程中，具體實施更加依賴社區或者國家的參與[25]。而在我國，一般將生態補償定義為是以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生態系統服務為目的，以經濟手段為主調節相關者利益關系的制度安排[26]。

雖然各方學者對定義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是對于生態補償的設計來說，可以總結為以下三個方面內容：①目標確定：所需的生態系統服務，即對于購買者/提供者來說，購買/提供的對象是清晰的；②利益相關者的確定：通過生態系統服務外部性的影響范圍，確定參與的利益相關者，即生態系統服務的提供者和購買者；③實現途徑：在生態系統服務提供者與購買者之間進行利益分配。

2.2生態補償的理論研究點

現有生態補償的主要研究熱點包括生態補償的標準、補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成本有效性與公平、可持續性等方面。

生態補償的標準是生態補償需要解決的基礎問題，根據Wunder等人對于生態補償的分析，當補償的金額大于生態系統服務提供者的機會成本，小于生態系統服務本身的價值時，則可以同時對于購買者和提供者形成有效的激勵[8-9]。目前有關生態補償標準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機會成本的確定，另一個是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評估。關于機會成本，補償對象異質性及買賣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兩個問題，使得生態補償的標準往往不能體現公平與效率[27-28]。但由于機會成本的核算更為簡便，目前絕大多數的生態補償標準都屬于基于機會成本的補償，如尼加拉瓜草牧生態系統補償依據最佳土地利用價值作為標準[29]，哥斯達黎加生態補償項目用造林的機會成本作為標準[30]，我國的草場生態補償政策則利用牧戶的放牧損失作為標準。而對于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評估，目前的研究方法包括基于供求關系的直接市場法、替代市場法和假想市場法等[31-32]。

交易成本是生態補償實踐過程中需要考慮的核心問題，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項目設計能否有效進行。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缺乏完整制度框架、明晰產權安排和利益分配機制是生態補償機制面臨的主要問題[33]。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降低政策執行過程中的交易成本需要重點考慮，研究表明在這些地區更多地依賴于社區參與和集體行動才能降低交易成本[24-25]。因此，當社區層面被包含在生態系統服務提供者中時，生態補償建立時的交易成本以及監督執行成本都能夠得到有效的降低[34]。

成本有效性是政策開發和運用的重要標準，生態補償政策作為全球性的環境政策工具，目的在于在資金約束條件下獲取最大的環境收益/效益。成本有效性的研究需要明確兩個方面，即生態系統服務的清晰定義以及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評估標準[35]。首先，生態系統服務在很多項目中難以明確定義，很多實踐過程中采用土地利用方式的變化等同為生態系統服務的提供，導致理論的計算結果往往與實際保護效果相去甚遠[35-36]。與此同時，目前缺乏對生態系統服務的合理的核算與評估標準，因此導致補償資金使用效率難以衡量，進而影響通過市場手段首先生態系統服務的有效供給[28]。公平往往與上述的成本有效性同時成為研究學者的關注目標，尤其是生態補償項目通常發生在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 在相關的研究中更加強調在公平前提下的成本有效性[37-38]。

能否通過生態補償實現生態系統服務的長期有效供給是很多實踐項目中面臨的主要問題。生態補償政策的可持續性主要受到幾個方面的影響：①生態補償項目的實施與生態效果之間的關系，如果在項目期內沒有實現生態系統的改善或者效果不佳，那么從購買者角度則不愿意進行繼續支付[39]；②生態補償的實施方式，基于個體的補償方式往往具有較低的交易成本和項目初期較高的接受程度，但是基于當地社區組織能力建設的生態補償，更容易得到本地居民的廣泛理解和支持，形成保護生態的長效機制，提升補償計劃的可持續性[9-10]；③是否具有可替代性的生活方式或者資源，以保障當補償項目停止的時候，資源使用者會不會回歸到原有的資源使用方式上[40-41]。

3對生態補償的理論爭議

雖然生態補償的邏輯簡單清晰，并且相比以往的生態保護手段，生態補償有諸多優點：在制度設計上更加簡單；對于購買者經濟上更加有效；對于生態系統服務的提供者來說，增加現金流，生計方式多樣化；可以為生態保護提供更多的資金來源[42]。但是，不少研究學者指出，正是因為這種處理社會和生態之間矛盾的簡單化邏輯，生態補償很多情況下并不能激勵或者產生保護生態的行為，反而會對生態系統以及資源使用者造成更多的負面影響。從生態補償的發展過程來看，生態系統服務概念的提出、生態系統服務的貨幣化價值評估以及生態補償的具體實踐中，都反映出如何理解社會和生態二者之間的關系，這種對于社會和生態系統關系的假設前提越來越受到眾多學者的質疑。本文總結了對生態補償質疑的相關觀點，并將其總結為如下幾點。

3.1生態系統服務與生態系統功能的區別

針對“生態系統服務”，一些學者認為這是一個“以人類為中心”的概念，忽略了其他非人類所需的生態系統功能，在生態補償項目中往往要求明確的生態系統服務，這會使生態系統面臨潛在的風險[43]。生態系統服務的產生最初是為了強調人類社會對生態系統的依賴性，生態系統服務往往是利于人類、積極的、正面的，但是實際上，洪水、疾病、火燒等對于生態系統功能的維持具有重要作用，而往往不納入“生態系統服務”的范疇內。因此，在生態系統服務的概念之中，社會和生態系統之間大多數情況還是一種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一方面可以被人類利用的被稱之為“服務”，另一方面這種服務會因為人類的利用而受到損害。

正如Boyd所說，生態系統服務是受益依賴的（benefit dependent），人們對受益的偏好決定生系統態服務的范圍[43]。比如，一條河流即可以提供清潔的水源，也可以作為游憩的場所，還可以作為水電能源的來源，這些都是對人類有益的服務功能，而最終如何管理這條河流取決于人們更偏好哪一種服務。而不同的管理方式對生態系統所造成的影響顯然是不同的。因此，生態系統服務并不是生態系統狀態的客觀體現，二者之間也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但是，在生態補償理論和應用的發展過程中，生態系統服務逐漸成為整個生態系統評價的指標，即生態系統服務的提供越多代表生態系統狀態越理想。因此，當用經濟手段激勵僅人類所需的“生態系統服務”時，實際是在試圖對有限的變量的控制來為人類提供穩定的服務[23]。

然而，成功控制單一變量極有可能導致系統在其它時空尺度變量的變化，從而對生態系統其它非人類需要的生態系統功能造成破壞[44]，以下一些案例也說明了追求單一或者某種生態系統服務對生態系統的影響。Peterson 等人通過模型模擬湖泊管理的時候發現，以淡水輸出、灌溉、娛樂等生態服務為目標的管理模式，最終會導致該湖泊生態系統的崩潰[45]。再比如，在強調某些生態系統的碳匯功能時，人們將固碳能力強的單一物種取代了原有的生物多樣性，雖然提高了碳匯的服務功能，但卻不利于整體系統的持續[46]。

3.2生態系統服務商品化對生態系統功能存在損害風險

在如何體現生態系統對于社會系統的貢獻方面，將生態系統服務進行了貨幣化的衡量，并以此為依據進行社會決策。但與此同時，生態補償將生態系統服務簡化為單一的貨幣化價值，進行物質化、商品化的交易，忽略了生產生態系統服務的基礎——生態系統功能，有可能造成生態系統功能的損害和生物多樣性的喪失[19，47-50]。

以生態服務作為商品進行交換的模式，是一種“通過買賣進行保護”的邏輯，這并不能觸碰到生態問題產生的本質。目前，生態環境的破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經濟全球化對于貨幣資本積累的崇拜，以至于忽略了生態系統中其他非貨幣化的價值所導致的[50-51]。因此，將生態服務作為商品進行交易的時候，難免又陷入到資本積累的怪圈中，用貨幣去衡量生態系統服務的最大化生產，會造成新一輪的生態系統功能失衡[48]。

Peterson等人[48]從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角度，深入分析了生態系統服務的商品化有可能造成對生態系統功能的破壞。馬克思指出市場價格掩蓋了勞動力以及其他資源對于商品的貢獻。與此類似，當生態系統服務作為商品時，生態系統中的生物因素就成為了勞動力。正如市場中的其他商品，生產的邏輯會掩蓋“生態系統工人和原材料的痕跡，對“生態系統工人”的忽視，以及用貨幣對其進行替代，與生態系統服務重構生態系統功能和生物多樣性的初衷背道而馳。

生態系統服務的商品化過程簡化了生態系統的內部組分和生態過程的復雜性，這種建立在不完全信息上的保護方式并不能達到目的[19]。在生態補償的實施過程中，一般以對自然資源（或者土地）的產權明晰為前提[25]，以便生態服務提供者和受益者之間的交易。從生態系統的角度，這種產權上的明晰將生態系統的功能和過程分割成了不同的交易單元，忽略了某一單元內的生態功能或者過程是依賴于其他單元實現的，人為的物理意義上的分割有可能增強某一種生態系統服務的供給，但是卻損害了生態系統的整體性[47]。如在歐盟的農業環境計劃中，將農場主作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進行補償，以此來保護生物多樣性，但是基于農場尺度的個體補償，并沒有實現在將景觀作為整體進行管理， 因此一些學者提出了“聚集獎勵（Agglomeration bonus）”的方式尋求重新整合個體牧場主的途徑[52-53]。

3.3經濟激勵對個體內在保護機制的“擠出/擠入效應”

生態補償試圖通過經濟激勵的方式，使社會群體產生保護生態或者停止生態破壞的行為，但是基于市場機制的經濟激勵所造成的社會結果是復雜的，尤其對于一些依賴自然資源生存的社區，外部經濟激勵可能對原有內在的保護和利用機制造成“擠出效應”，影響生態保護的效果[20，23，49，54-57]。在長期依賴自然資源為生的社區，其內部所形成的社會規范、宗教文化、制度安排等均與資源的保護和利用密切相關，一些案例研究也證實這些內在的正式與非正式的規則使得這些地區避免了公地悲劇，保持了生態系統的長期可持續性[58]。

根據保護動機內在性的強弱和收益特點，Reeson等人將公共物品或者服務的提供動機分為純粹的利他主義、一般的利他主義、公平和信任、他人的認可、互惠、正式激勵，并通過實驗模擬的方式驗證了在已存在內在保護動機的人群中增加外部經濟激勵，存在擠出內部機制的效應，對生態保護產生長期的負面影響（見圖1）[54]。Bowles 等人通過經濟學實驗的方式也證明了這一觀點：市場機制鼓勵競爭與個人主義，這種基于市場邏輯的制度能夠塑造人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從而可能會破壞先前基于道德、文化、合作、互惠、社會關系的保護意愿等[55]。內在機制嵌套在群體的社會生活中，具有持久性和自我約束能力，而現行的生態補償激勵往往來自于社區外部，如政府、組織或者私人企業等，“擠出效應”會使得外部經濟激勵停止時，生態保護的行動無以為繼，形成“no pay， no care”的現象[57]。有的學者也將其稱為“補償邏輯的困境”，即只有當補償金額越來越多的時候，保護生態并提供生態系統服務的行為才會持續[20]。

此外，將生態系統服務貨幣化并進行交易的過程，會形成復雜的社會響應，利益群體對于收益、公平、權力的感知變化會對生態保護的效果產生顯著的影響[47]。在生態服務的價格制定、交易等過程中，一般生態服務的購買者（企業、組織或者政府）具有絕對優勢的信息和話語權。在這種情況下所形成的補償機制，會使生態服務的提供者產生抵抗、消極、憤怒、質疑等不確定的反應，導致不理想的生態保護效果。

4研究評述

生態補償的理論研究熱點主要側重在生態補償的實

施層面，如補償標準如何確定、政策成本效益等。對于理論層面的爭議，本文認為無論是社會系統還是生態系統，生態補償在設計與實施的過程中需要了解目標系統的復雜性，并且意識到生態補償機制其簡單邏輯背后的復雜社會生態系統關系。

生態補償的有效實施有賴于兩個層面問題的解決，首先是生態系統服務的生產問題，其次是生態系統服務的提供問題。第一個問題的解決，源于資源利用社區（通常是生態系統服務補償對象）與生態系統之間的關系，取決于其內在的作用機制，這里我們稱之為生態補償需要解決的“一階問題”。第二個層面的問題，需要進一步處理資源利用社區和外部社會之間的關系，即通過怎樣的外部干預可以促使社區保持某種理想的利用資源的狀態，這里稱之為“二階問題”。因此，生態補償政策應該首先理解社會生態系統的內部作用機制，即目標社會生態系統如何產生所需的服務，然后通過外部經濟激勵的政策設計保持這種理想的狀態，即解決二階問題。但是，從目前生態補償的研究熱點來看，更多的學者關注的是二階問題的解決方案，如補償標準的確定，生態補償成本效益等問題，而很少討論其一階問題。

生態補償作為一種解決外部性的手段，經常會將外部性的解決轉化為一種簡單化的外部干預，尤其是當政府作為補償方和資本相結合時，這種外部干預的弊端就會更加顯著，其結果就是忽視目標社會生態系統的復雜性與差異性[59]。這種不當外部干預通常的表現是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處理紛繁復雜的社會和生態問題，而缺乏對內部資源使用者、生態過程及其相互作用關系的剖析。因此，生態補償的目標雖然是通過經濟手段激勵資源使用者的保護行為，但是實際上卻往往因為這種外部不當干預的視角，導致目標系統不能夠被完全理解，如上文提及的補償標準、補償方式、補償時限和范圍等等一般均由政府決定，補償對象的參與程度很低[19，22，24]。其結果通常是將目標系統內的關系和相互作用簡單化，并可能導致與預期相反的效果[60]。

此外，現有關于生態補償的爭議一般局限在單純的社會系統或者單純的生態系統的討論中，而缺乏將二者作為整體進行考慮。一直以來生態系統服務一般被理解為人類從生態系統所獲得的直接或者間接的收益[4]，這一概念引起了人們對于生態保護的重視，同時人類活動也一直被視為生態系統服務受損的主要原因，因此生態政策往往過度關注人類對生態系統造成的負面影響[61]。但實際上，純自然的、無人類干擾的生態系統很少存在，人類活動直接影響生態系統的結構、功能和動態，關注以往長期的人類活動影響對生態系統的塑造過程，對于生態系統的保護同樣重要[61]。因此，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提出一些新的表述，如“文化景觀生態系統服務”（cultural landscapes ecosystem services）、“社會生態服務”（Socialecological services），以表征人類活動對于生態系統服務產生的作用[61-62]。

基于以上認識和分析，本文認為采用“社會生態系統服務”一詞代替目前中所使用的“生態系統服務”，能夠在理論上避免由于僅強調生態系統而忽視社會系統及二者之間的關系，所導致的不當政策干預?！吧鐣鷳B系統服務”（SocialEcological Systen Service）是指人類能夠從某些特定的社會生態系統中所獲得的直接或者間接的收益，如在草原地區千百年來形成的“人—草—畜”放牧業生產系統，山地民族刀耕火種的生產系統、哈尼族的梯田體系等，這些傳統的社會生態系統都為所在地區提供了長期的可持續的社會、經濟與生態收益。這一概念的提出，其目的不是為了否定傳統生態系統服務的概念或者創造一個新的概念，而是為了通過此概念在生態補償設計及實施的過程中對于認識和處理生態和社會之間關系，強調兩個方面：第一，區別以往單純強調人類對生態系統負面干擾的生態治理思路，突出人類的文化、經濟活動、觀念等在維持生態系統結構和過程的重要作用。第二，突出社會生態系統自身動態及對政策響應的復雜性，了解生態系統服務的內部機制，特別是社會及生態系統的相互作用關系。

如果以社會生態系統服務作為生態補償的目標，必須要了解社會生態系統的結構、反饋關系、相互作用機制。與單純生態系統服務的補償不同，以社會生態系統服務作為補償的對象不是排除人為因素對生態系統的干擾，而是考慮如何維持人利用資源的活動，保持一種理想的人與自然的反饋狀態，因此會形成不同的政策思路。對這一問題的深入探討，有助于走出現有的政策誤區，對接下來更大范圍內的生態補償政策提供新的視角。

（編輯：尹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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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11-10

作者簡介：范明明，博士，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自然資源管理。Email：fanmm@cass.org.cn。

通訊作者：李文軍，博士，教授，博導，主要研究方向為自然資源管理與政策。Email：wjlee@pku.edu.cn。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草畜平衡的彈性管理：系統外因素的影響機制”（批準號：41171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