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精當才是志書高品質的標準

張殿成

資料豐富是評判當代志書的重要標準之一，表明人們對資料為志書第一屬性的認同。事實上不論古今，方志的資政、教化、存史功能和其他意義上的現代社會功用，都是通過資料來實現的，在知識爆炸的時代尤其如此。這也是《地方志工作條例》將志書定性為資料性文獻的原因所在。

現代社會構成復雜，分工細密，發展變化飛速。記錄主脈絡、把握社會本質特征，無疑才是志書的主要職責。因此，擺在志人面前一個重要的課題，就是如何把握資料的價值和記述的得宜。

新中國大規模志書編修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因時移世異，舊的方志體例已不適用于新的時代，故當時理論研究的重心在對舊志繼承和體例創新上，研究者主要為熟諳舊志的“象牙塔”學者，雖然形成較為系統的方志理論，但很少有專家像明清時那樣親身參與修志，因而對資料標準與詳略尺度考究不多，對修志實踐缺少針對性指導。志人在編寫中基本是在“摸著石頭過河”，憑自己的感覺選取資料，產生的突出問題是冗長細碎，以致每部縣志動輒百萬字以上，多者甚至二三百萬，更遑論地市級以上志書。

一般說來，志書材料的豐富是靠字數量來支撐的，但不論從常識還是從學理的角度，著述的文字量不必然等于信息量，更不一定與價值成正比。如果收入價值不大的材料，或文字拖沓，二者關系反會成反比。還會由于本身部頭大，不便攜帶和查找，也不利于傳播和收藏。首輪志書就多有這種情況，數量不鮮的志書對資料提煉不夠，堆砌嚴重，導致著述品質較低。

二輪修志處于社會轉型時期，變革所帶來的社會性浮躁難免對修志產生一定影響，加上與首輪時隔二三十年，前志的編修者多已退出，后來者重新上路，不安于故紙堆者難任其事，能“坐下來”的又遇到首輪同樣的問題。還由于是接續前志，時限較短，材料主要來自職能部門和基層修志單位，兩級編寫中多有對材料不進行提煉，只簡單處理后便依次排列，甚至逐年貫將下來的現象，導致二輪志越編越長，比首輪更加臃腫。雖然中指組和各省市都下發有字數指導意見，但突破字數限量的極為普遍。

這其中，除了對材料標準和方志屬性認識有欠缺外，不無“功利”性思維在內——希冀以體量大彰顯成果，或為迎合上意以示浩繁，因而缺少應有的學術立場和理性態度。

這樣“豐富”的結果，是一些不宜入志和“原生”“粗放”型的材料被大量使用，導致志書達不到“可信、可用、可讀”的基本標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選取標準過低。世間事物千頭萬緒，紛繁復雜，史志類著述不可能全息式地給予反映，必要擇其要者，將那些能反映事物本質、于當代和后世有價值的資料記錄下去，作為建設參考和存史。從志書內容上說，既然事類都不能盡排于篇目，不得不無奈于“不缺要項”，那么具體材料的使用更應擇其精要，要通過“骨質”的材料來反映客觀事物的本質，這就要求必須以“要項”“要務”材料為主，對社會價值不大、瑣碎細微的材料要勇于摒棄。而一些志書從設目起，不僅對所有類項兼收并蓄，一體對待，錄入材料更是多多益善。如某城市志城建部分，設有“公廁”目，逐年介紹域內公廁改造及數量；在環衛章中，將歷年清潔車和清潔工人數都詳加記述。雖然環衛之于城市的重要性人所盡知，但這樣的選取和處置，無疑屬事項和材料標準過低，記述過于瑣細，結果也必然導致志書成為浮腫型的“巨著”。

二、背景材料繁多。對事物發生發展的社會背景進行記述，已超出志書的記述范疇，但多家志書樂此不疲，每每以全國或省市的背景介紹作為本地記述的先導，實質上是對地域范圍的一種超越，背離了區域性原則。如有的志書記述某些事物從毛主席指示、黨中央或國務院下發文件寫起，繼之以全國響應，全省的做法，然后才是本地的落實，通常還要記述學習外地典型，如何進行試點推廣等等。仿佛不如此，便未將事情交待清楚完整，表現出觀念上政治化、行政化、公文化色彩濃厚，也使記述的內容過于繁復。更重要的還在于，這樣做的本身違背了“共通不書”的修志原則。

三、專業性資料過載。志書是綜合性社會學著述，受眾為普通大眾，對材料篩選和文字記述都應與普通讀者的認知水平相契合，而不能過于專業化，使所記材料失去社會性意義（也不會被專業人士所倚重），徒占大量空間，使志書失偏失衡。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在城市志中收錄大量植物名稱，而且專業化地標注拉丁文對照，卻并不究查這些植物是本生、移植還是泊來品，也不言及長于路旁、公園還是庭院，但有其名，一概照錄不誤。僅此一項，就占去數頁甚至十數頁之多，使得志書帶有專業辭典性質，屬無益過載。

專業化記述還表現在專業術語的大量使用上，特別在記述地理、科技和進口高新設備時，多帶有專業性很強的名稱和外文標示。如有的為展現醫院設施設備的先進，用文字或表格羅列數十種高精尖進口設備，名稱皆非大眾所習知。這樣引用專業性材料，同樣會影響到志書的品質。

四、材料衍生枝蔓。這里指的是并非反映事物本質的衍生性材料，主要是上級對地區或部門工作的視察與肯定，或某項活動和常規性工作獲得榮譽和獎勵，均被視為有價值材料寫入志中。大體上評定方級別越高，價值被視為越大，文字也更豐富。這些衍生性的材料在志書記述中普遍，有的還于多處重出，不僅在大事記要記，篇章下序也要記入，還要在志體中隨文記述。就入志而言，這樣的內容不是應記述的本體，只是領導者或上級機構對本地事物進行或結果的評判鼓勵，于入志的價值意義很低，只宜作參考。除重要者可記入大事記外，志體和序體均不能使用。

五、記述流水賬化。多有志書對長編材料不進行提煉歸納，不合并同類項，對相同類延續性材料不作階段劃分，也不采用更加直觀明了的表格，而是簡單地用文字逐年羅列下來，使志文形成一本“流水賬”，這是最無技術含量的寫法。更有甚者，并不認真搜集整理資料，只把統計年鑒的數字進行文字化表述——除了數字外，上下年所有類項都相同，形成機械記述，干枯無味，嚴重降低志書的著述性。

六、表格照片泛濫?，F代志書普遍采用文字結合圖表照的形式，使志書圖文并茂，更具畫面美感，得到志界和全社會一致贊揚。但圖表的使用要有節度，應掌握均衡和密度，不能替代文字“唱主角”。有的志書對用表理解很是偏頗，記述中能表皆表，甚至連表十多頁，使表格過于冗多和碎細。如某志在環衛章設表有：環衛車三個、垃圾站兩個、清衛方式兩個、在職清潔工人數一個、公廁（按時段）四個。還有的于一頁中配以多幅照片，而文字只寥寥數行。這樣的泛表照化，實質上是對主體記述方式的疏離，賓奪主位。過多表照入志，也是導致志書越編越厚的重要因素。

七、語言繁瑣不謹。當代志書要求采用白話的書面語言，而是要使用精煉的通用漢語，追求質樸、通達和簡潔，使志書文約事豐，不能使用議論、文藝化、新聞和公文式語言。而有些志書公文化、文學化色彩嚴重，且句式繁復，多有副詞、形容詞和衍生字，典型的如：“在此基礎上”“比某年量值增長多少倍”“截至某年底”“共計”等，使文字拖沓空泛，使文體缺少嚴謹和規范。

上述種種，都是造成志書體量大而質量低的重要原因。

因此，二輪及其后修志應旗幟鮮明地反對以量取勝的“材料豐富”，遏止材料的粗糙俗爛化，嚴把字數關，把材料的“精當”作為“豐富”的前提，同時也成為評判志書質量的最重要標準之一。對在修志書，倡導在材料上下工夫，使每條材料形質兼備，都具有一定價值。

從編纂學的角度說，對所收集的材料進行刪削精煉，是史志類著述編寫的必要階段，也是成書的最重要過程。歷史上，孔夫子筆削魯國《春秋》，使數萬字精縮為一萬余字，成為具有斧鉞之力的史著之宗；司馬光在已精選的二千多萬字備選材料中，只擇取三百萬字精要輯入《資治通鑒》，終成不朽巨著。二書所以字字珠璣，段段精彩，不僅由于立意高遠，還在于選取材料精當和文字雅致洗煉。

這兩事例足以提醒志人：只有在材料和語言上下大工夫，進行精當選取和逐條逐字錘煉，才能使志書真正成為精品佳作。

（作者單位：寶坻區地志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