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志第三十七片段淺析》

陳雪

摘要：《明史》是二十四史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傳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記載了明太祖自朱元璋至崇禎帝朱由檢，（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歷史。本文主要是對明史·志第三十七“樂”的第一段進行簡要翻譯并進一步剖析和評價。

關鍵詞：明史；禮樂；雅俗雜出

一、翻譯部分

古代圣明的君王，為了使國家可以安定、功業可以成就，因而制作樂，以契合天地的本性，類同萬物的性情。天神來到而使民心協和。音樂，可以抒發人心中的聲音。君心和睦，天下之間便沒有不協和的。因此，音樂，上能作用于君主，下能化育百姓。秦、漢以后，這個道理漸漸衰敗，音樂的思想體系與國家的政治治理不在彼此通融，而且民間的風俗一天天趨于奢侈淫靡。明朝興起后，明太祖下定決心實行雅正之樂。這時，朝中文臣冷謙、陶凱、詹同、宋濂、樂韶鳳等人都通曉音律，互相研究切磋整理改定。由于舊制空乏缺略，想要返還上古音，沒有途徑。明太祖也正以民情茍且澆薄，要求用嚴厲的刑法來約束，對于躬行中庸之道，謙和之道的根本，沒有時間顧及。文皇帝詢問黃鐘的樂律，群臣百官沒有一個能應答人。英宗、景帝、憲宗、孝宗時代，宮廷樂器懸掛四面的制度只是文字上有記載而已。朝廷宴享，郊壇祭祀，教坊樂官、道士之流，輕慢褻瀆草率簡略。劉翔、胡瑞為此深深慨嘆。世宗以制禮作樂為己任，張鶚、李文觀察研究，以精審的音律而受人賞識而被優待或重用，最終也是沒有成就。原因在于學士大夫的著述只能論說樂律的理論，而實施于五音六律，便多不協和，樂官能記錄音樂的實際演奏，卻不明白它的含義，因此整個明代沒有人能明辨。經考察得知明代制禮作樂，大致集中了漢、唐、宋、元人的舊有制度，只是稍微改變了它的名稱。凡是聲音儀容的次序，禮器、禮數的繁瑣規定，在當時并不是不能明確地全部舉出來，只是雅俗雜糅，無法予以規正。所以全部列于篇中，以供考察的人使用。

二、分析、評論

“古先圣王，治定功成而作樂……是以樂作于上，民化于下?！边@句話主要講了在秦漢之前，我國古代傳統政治中，禮樂是治理者手中不可或缺的王牌。在所有的治國之術中，禮樂是較為有效的政治手段。因此，從教化的角度來說，禮和樂實際上是一件事中兩個相輔相成的不同側面：一是禮制的設立，創造一種外在的社會規范形式；二是以樂教為手段，通過陶冶人的內心情感來促使人們把禮制轉化為個體的自覺行為?！扒?、漢而降，斯理浸微，聲音之道與政治不相通，而民之風俗日趨于靡曼?！鼻貒y一后，秦始皇實行了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鞏固國家統一的措施。中央實行三公九卿制；地方實行郡縣制，統一度量衡、貨幣、文字；在戰國諸國所建長城的基礎上修建萬里長城，以防匈奴人。重要的是他聽取了丞相李斯的提議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焚書坑儒”事件，對當時的中國文化造成了嚴重的摧殘與斷層。而到了漢代漢武帝又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封建思想統治政策，儒學在中國文化中就成為了統治地位的標志。單從這一角度來講的話，與明史里面“聲音之道與政治不相通”這句話的記載是矛盾的，不具有說服力，所以這部分資料可信度，有待進一步考證的。

明興，太祖銳志雅樂。是時，儒臣冷謙、陶凱、詹同、宋濂、樂韶鳳輩皆知聲律，相與究切厘定。而掌故闊略，欲還古音，其道無由。太祖亦方以下情偷薄，務嚴刑以束之，其于履中蹈和之本，未暇及也。文皇帝訪問黃鐘之律，臣工無能應者。英、景、憲、孝之世，宮縣徒為具文。殿廷燕享，郊壇祭祀，教坊羽流，慢瀆茍簡，劉翔、胡瑞為之深慨。世宗制作自任，張鶚、李文察以審音受知，終以無成。蓋學士大夫之著述止能論其理，而施諸五音六律輒多未協，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曉其義，是以卒世莫能明也?；鞔谱?，大抵集漢、唐、宋、元人之舊，而稍更易其名。凡聲容之次第，器數之繁縟，在當日非不爛然俱舉，第雅俗雜出，無從正之。故備列于篇，以資考者。這一段主要是講述了明代各位帝王與群臣為制約所采取的措施，明初，朱元璋重建禮樂，在國家機構設置上，突出了教坊司的作用，將之與太常寺并列，同置于禮部管轄之下。在樂制改革上，基本延用宋代的大晟律，并側重于樂章的重訂，以典正和平為風格宗旨。朱元璋非常注重禮樂的政治教化功能，強調樂章文學的諷諫作用。朱元璋的本意是最大限度地發揮樂章的政教功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現很多弊端。明孝宗時期，教坊司內雜劇充斥，都御史馬文升上書稱教坊司內“狎語連天”，要求皇帝下令整治。然而，喜好雜劇的明孝宗對此置之不理。正德年問，明武宗朱厚照耽樂嬉游。因此，劉瑾等人在宮廷內大肆從事雜戲活動?；杪樀恼碌?，甚至封伶人為官，以至于朝野震動。然而，即便如此雜戲直到明末也未從宮廷中消失。明亡之后，廷雜戲藝人流落民間，從而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戲劇時代。

三、對“雅俗雜出”的理解

明代宮廷音樂創作活動，大體上可以分為雅樂與俗樂兩部分。雅樂則以道教神樂為主，俗樂則以民間戲曲為主。宋元以來，由于戰亂，以及元朝統治階級的不重視，禮樂文化衰落很快。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朱元璋在祭祀活動中只能以道教的神樂作為主體。其后，俗樂漸漸融入雅樂，甚至影響力大大超過雅樂，俗樂與雅樂不同，其不是依靠政治而存在的，因而不易受政治動蕩的影響。

從總體上而言，關于明代的禮樂制度，是統治階級自身沒有將制度落實到實處。以鐘鼓司為代表的宮廷音樂機構，對于后世戲劇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因此，對于明代的宮廷禮樂制度在音樂上所做出的貢獻應當持肯定的態度。但是，其制度本身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缺陷，對于音樂發展也造成了一定的阻礙，帶來明代“雅俗雜出”新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