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路上的“看齊意識”

江洋

1934年10月，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在敵人的五次圍剿打擊下，被迫進行戰略轉移。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三人團”出于安全保密等原因，既沒有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也沒有向全軍指戰員進行政治動員，便匆忙進行了擴紅、籌款、安置傷病員和確定留守人員等工作，然后帶著“共和國”的全部家當和依依不舍、猶豫不決的心情倉促上路。盡管當時的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已經沒有了決策權，但是許多命令和指示還都是以中革軍委、甚至是以朱德名義下發的?？上攵?，當時紅軍的大多指戰員，并不了解中央上層的指揮變化，仍然是在“朱總司令”的指揮下行動。由此可以看出，紅軍中高度的組織紀律觀念和服從命令、聽從指揮的素質相當高。

湘江失利是“看齊意識”的起因

轉移初期，英勇的紅軍將士，一舉突破了敵人的四道封鎖線。雖然突破第四道封鎖線十分殘酷，但前三道封鎖線的戰斗其實也很激烈。盡管事先已經由朱德、周恩來策劃，派出何長工、潘漢年與粵系軍閥陳濟棠達到了協議，但由于傳達的遲延和具體執行的偏差，紅軍的先頭部隊還是與把守前三道封鎖線的粵軍發生了戰斗，有的戰斗甚至十分激烈的戰斗，敵我雙方都損失不小。據資料統計，中央紅軍在突破第一道封鎖線時就損失了3700人，并犧牲了紅三軍團四師師長洪超；突破第二道封鎖線時又損失9700人；突破第三道封鎖線時再損失8600人。到湘江邊上，面對第四道封鎖線時，紅軍已經損失22000人（其中有一部分是逃散），只剩下64000多人了。

面對蔣介石布好的口袋，紅軍最高指揮者不聽毛澤東、彭德懷等人的勸告，依然要求部隊“高舉著勝利的旗幟，向著火線上去！”

英勇的紅軍將士，面對5倍于己的敵人，浴血拼殺3晝夜，以24000多人傷亡的慘重代價，終于突破了第四道封鎖線。

沖過了湘江之后，三人團的最高指揮員博古承受不了慘烈打擊和自責，極度恐慌。他無法向共產國際交代，更無法面對英勇的紅軍將士。此時，他那曾經咄咄逼人的自信已經蕩然無存，內心幾近崩潰，竟拔出手槍想自殺。

在殘酷的事實面前，由王稼祥提出召開一次高層會議，得到了周恩來、張聞天、朱德的支持。于是，在紅軍占領遵義之后，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解決紅軍的行動去向和總結失敗教訓、明確紅軍指揮等問題。

遵義會議是“看齊意識”的確立

后來的黨史研究認定，遵義會議是我黨我軍一次重大轉折的會議。其實，會議的本身只是轉折的一個環節，而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到湘江之戰的慘敗，一系列錯誤指揮導致的失敗，已經構成了轉折的“前因”。如古人所講：“禍兮福所倚?！睕]有慘痛的失敗，就沒有后來的深刻反省和改正錯誤的決斷。

因此說，遵義會議是一次痛定思痛的會議。

遵義會議還是一次探索真理、實事求是的會議。

參加這次擴大會議的既有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也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的負責人。這是一個年輕的會議，20位參加者平均年齡34歲。而會議的主持人就是錯誤領導的主要成員博古，他明知道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對自己的錯誤進行清算，但是嚴格的黨性和尊重真理的基本素質使他能夠給大家這一機會。三人團成員之一的周恩來，大膽地對博古和軍事顧問進行了批評；而作為“反報告”的發言者張聞天，則更是對博古進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評。張聞天本是“留蘇派”的骨干，在中央蘇區時也是王明左傾路線的積極推行者，而且在蘇聯時與王明、博古都有很深的交情。然而為了探索真理，為了尋求正確的道路，他毅然拋棄個人親疏，勇敢地向三人團的錯誤開火。繼而，王稼祥、朱德、劉伯承、李富春、聶榮臻、彭德懷、李卓然等人都起來發言，支持毛澤東的意見，會議幾乎是“一邊倒”。這些共產黨人抱著探索真理的純正動機，客觀地分析和總結失敗的原因，同時認真分析當前局勢和毛澤東的主張，最后形成了“選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重要決定，同時賦予毛澤東協助周恩來進行軍事指揮的“話語權”，即“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即使是當時被稱為“反對”毛澤東的凱豐，也只是對毛澤東說“你懂得什么馬列主義？你頂多是知了些《孫子兵法》”，并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見，而在以后的工作中積極地執行了會議決議，并逐漸站在了支持毛澤東的立場上。

當時沒有針對政治問題進行爭辯和討論。張聞天后來總結說，這是“黨內斗爭的一個示范“。因為當時討論政治問題的時機并不成熟，在當時非常關鍵的時刻，回避一些無法解決，同時也是解決條件不成熟的問題，而集中解決緊要的指揮問題，這是實事求是思想的最好實踐。

遵義會議又是一次獨立自主的會議。后來有黨史專家研究認為，遵義會議之所以能夠召開并取得成功，與我們當時因電臺損壞而與共產國際“失聯”有很大關系。中共從建立就在共產國際的嚴格控制之下，所有會議、決議以及黨的領導人變換，都要經過共產國際的批準，甚至直接由共產國際委派。其原由，一是因為共產國際是馬列主義的代表，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指揮部，中共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服從共產國際是一個原則問題；二是共產國際給予中共有力的支持，包括每年提供一定數量的活動經費——以前黨中央在上海時的活動經費主要依靠共產國際提供保障。但此次危難之際，恰逢電臺損壞，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干預下召開了一次獨立自主的會議，成功地解決了自己的緊要問題，這也是一種天賜機遇。試想，如果有共產國際干預，會議結果還不知道會是怎樣。

此次會議，“關鍵少數”起到了決定作用，他們用大量的事實和精辟的論述以及有理有節的策略，說服了與會者，大家采納了“少數人”的意見。這不能不說是對我黨高級領導人馬列主義水平和黨性原則覺悟的一次體現和檢驗。

從此，全黨在核心層面有了看齊意識，大家是向真理看齊、向實事求是看齊、向能夠執行正確方針的領導者看齊。

土城戰役和四渡赤水是“看齊意識”的檢驗

其實，毛澤東的核心作用是逐漸形成的，經歷了一個認識和檢驗的過程。

遵義會議之后，中央紅軍放棄了去黔北創建根據地的打算，決定北渡長江爭取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在川西或川北創建根據地。當部隊行進到一個叫土城的地方準備渡過赤水時，毛澤東根據得來的情報，建議在此打一個伏擊戰，消滅尾隨的川軍4個團。周恩來等軍委領導馬上支持和批準了他的意見，并決定由他親自指揮這場戰斗。

可是，這竟然是一場遭遇戰，而且以我軍的失敗而告結束。原因一是情報有誤，原先得到的情報是敵人只有4 個團，可戰斗打響之后才發現敵人竟有7個團；二是我軍輕敵，原以為川軍的戰斗力不強，所以開始并沒有讓紅一軍團參加戰斗，沒有想到這伙川軍異常勇猛，裝備又好，他們組織部隊對紅軍實施了反包圍，一時間我軍的指揮機關也處在敵人的團團包圍之中，參戰部隊想撤都撤不出來；三是對此種后果沒有補救方案。一時間，我軍處在非常危難時刻。此時，身為紅軍總司令的朱德，端起沖鋒槍親自沖到前線，指揮戰斗；周恩來下令調動我軍的精銳干部團全員出擊充當敢死隊，同時傳令紅一軍團投入戰斗，終于將部隊撤出戰斗。軍史上被稱為“我軍級別最高的戰斗”——后來的共和國三任國家主席（毛澤東、劉少奇、楊尚昆）、一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五任國防部長（彭德懷、林彪、葉劍英、耿飚、張愛萍）和十大元帥中的7位以及200多位將軍都參加了戰斗，敵我雙方各自傷亡3000多人。

多年以后，毛澤東也曾談到自己指揮過的這次敗仗。但是，追求真理的中國共產黨人，并沒有因此動搖對毛澤東的信任。周恩來親自去做博古的工作，動員他交出領導權，放手讓毛澤東指揮。他說：“實踐證明，打仗還是老毛比我們強?！庇辛诉@個基礎，毛澤東從此開始施展“四渡赤水”的神來之筆，面對十倍于己的圍堵敵軍，他調動敵我得心應手，最后終于徹底擺脫了蔣介石精心布下的包圍圈，使幾萬紅軍絕處逢生。多年以后，當二戰名將蒙哥馬利訪問中國，當面稱許毛澤東指揮的三大戰役時，毛澤東不無得意地說：“不如我當年的四渡赤水?！?/p>

長征全過程是“看齊意識”的確立

在此后的長征路上，廣大紅軍指戰員堅信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堅信毛澤東的正確指揮，全軍高層指揮員向毛澤東看齊，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以不怕犧牲的奮斗精神，完成了毛澤東的一個又一個戰略部署，使毛澤東的組織藝術和指揮藝術變成勝利的現實。

在遇到張國燾的分裂行為時，黨中央的領導集體和高級指揮員堅持向毛澤東同志看齊，同張國燾的分裂行為進行了堅決一致的斗爭。在紅一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發現這是紅軍中的兩支主力，便請紅一軍團的政委聶榮臻和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吃飯，對他們特別“關心”，還調兵力補充他們的部隊。但兩人不為所動，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反對分裂。在后來隨同紅四方面軍行動的朱德，冒著被軟禁和暗殺的危險，堅定地表示“朱毛不可分，要我反對毛澤東做不到”，和劉伯承一起同張國燾的分裂行為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后來毛澤東稱頌他“度量大似海，意志堅如鋼”。在毛兒蓋會議上，毛澤東在周恩來因病缺席的情況下第一次主持政治局會議，他的建議贏得了與會同志，包括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和總政委陳昌浩以及在遵義會議上“反對”過自己的凱豐等人的一致贊同?！皶h氣氛良好，意見一致，毛澤東為之欣慰，特地表揚了陳昌浩的發言”（見《紅軍長征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213頁）。從此，向毛澤東的看齊意識，逐漸成為全黨和全軍的共識。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概括的那樣，長征“是一次檢驗真理的遠征”。高度的看齊意識，給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以充分展示的舞臺，同時也給了正確路線、正確思想的實踐以時間和機會。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剛剛兩個月，毛澤東即發表了那篇著名的講話，對長征的意義給予了高度概括，其中不無深情地說道：“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干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敝链?，我們還應加上“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干部，它的黨員”也是追求真理、勇于實踐、不怕失敗、堅持“看齊”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在遵義會議走上前臺后，并沒有馬上主持黨中央的全面工作，博古交出“負總責”的領導權后，按照毛澤東的建議，由張聞天主持中央工作，而張聞天也以極大的工作責任心和熱忱投入到工作之中。直到黨的七大前夕，在經過共產國際的認可，排除了王明爭奪黨內領導權的干擾后，張聞天把黨的日常工作交給了毛澤東負責，黨的領導核心進一步形成，全黨的看齊意識形成了一種自覺，黨的建設也由此走上了正確的道路，一個個勝利接踵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