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法律援助更“接地氣”

王純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擴大法律援助范圍，這是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但關鍵是真正讓上層設計盡快落地生根，避免改革空轉。若如此，將造福民生。

司法部：

法律援助向基層和邊區傾斜

“法律援助作為一項重要的民生工程，在服務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和關注，我今年專門有一項關于完善律師法律援助制度的提案，另外一項關于提升刑辯率的提案也與此有關?！比珖f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會長、金杜律師事務所全球主席王俊峰近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和王俊峰委員一樣，今年兩會還有多位政法界的代表和委員都同時關注到法律援助，大家一致認為，雖然司法行政機關已經制訂了一系列扶持舉措，關鍵要將它們落實下去，真正讓需要法律幫助的人得到幫助。

去年10月，在司法部召開的“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推進會”上，司法部時任部長吳愛英強調，將進一步發揮法律援助在扶貧中的作用，推進對貧困地區和農民工、殘疾人等特殊群體的法律援助力度。根據司法部的部署，法律援助將重點向基層和欠發達地區傾斜，采取聘任制和律師志愿者參與等形式，解決基層及邊遠地區法律援助人員短缺問題。2015年6月，中辦、國辦聯合下發《關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見》，擴大了法律援助范圍，將損害賠償、婚姻家庭、勞動保障等納入到了法律援助補充事項范圍。

律師：

法律援助的收入缺口誰來補？

“律師作為法律援助最基本的力量，做了大量的公益援助，比如說我們為了實現法律服務全覆蓋，每年都會組織大批律師志愿者到邊遠地區提供法律服務?！蓖蹩》逭f，其實在平時生活當中，老百姓也有大量法律援助的需求，但是現在有一個實際情況：由于律師的收入一般都來自辦案，而目前我們國家在律師提供法律援助方面的投入不夠，律師提供法律援助就意味著要他要犧牲個人收入，同時，法律援助的質量和水平直接關系到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直接關系到實現公平正義，這又恰恰是律師和當事人共同追求的終極目標。所以說，如果國家對法律援助有更多的投入，這樣就可以使律師有更多的積極性，用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參與，并且這也有利于相關部門做更多法律援助方面的技能培訓，以提高參加援助律師的執業水平。最近國家在法律援助方面還會繼續出臺新的政策和意見，因為隨著社會發展和進步，老百姓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法律援助是關系民生的一個基本問題，政府在法律援助方面做更多投入，實際上也是一個很大的惠民工程，這對提高我們整個社會的法治水平有著特殊的意義。

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律師協會名譽會長、山東琴島律師事務所主任楊偉程是一名從業30多年的資深律師，他在談到對弱勢群體的法律服務時感慨頗深：“我是中國律師業恢復重建到改革發展全過程的見證者和實踐者。我們山東琴島律師事務所是在《律師暫時條例》出臺之后，在全國恢復最早的律所之一，那個時候還被稱作青島市法律顧問處。當年我們所那些老律師特別有社會責任感，有些當事人生活條件很艱苦，他們在落實政策、婚姻家庭、遺產等方面遇到了法律問題，到我們法律顧問處尋求幫助，我們那些老律師認認真真地幫忙把狀子寫好，不收一分錢，到了中午該吃飯的時候，還會買上兩個火燒或者其他食品，請當事人吃頓飯。那個時候生活普遍都不寬裕，我們有的律師在給當事人買了飯之后，還把人送到火車站，自掏腰包給當事人買票送回去。這其實就是中國法律援助的雛形，為殘者、弱者、貧者以及其他確實需要法律幫助的人無償提供法律服務，只不過那個時候完全是律師自發自覺的行為?，F在的法律援助跟過去相比有了很大提升，國家已經將這件事情納入公共服務范疇，符合條件的人，按照規定都可以享受到法律援助?！?/p>

“農民工是一個特殊群體，他們在遇到問題時常常很無奈，一方面取證難，一方面成本高?！睏顐コ陶f，所謂取證難，是由于農民工沒有法律意識，沒簽合同缺乏證據，一旦提起訴訟難以找到法律支持，尤其是建筑行業的農民工，層層承包，最后連告誰都不知道。所謂成本高，主要是農民工索賠的金額相對于訴訟成本來說難成正比，因為一般他們索要的工資或報酬并不多，多則幾萬元，少則幾千元，但是從法律程序上講，要走勞動者仲裁程序，對仲裁結果不滿意再訴到法院走一審、二審甚至再審程序，等到官司塵埃落定已經一兩年過去了。于是我們看到的情況往往是這樣：對方給幾個錢也就算了，不愿去打官司了?！拔艺J為，這類法律援助應該采取速裁的方式，畢竟錢也不多，事情也很清楚，應當簡化程序速裁，另外，建議勞動爭議案件由當事人自愿選擇仲裁或者訴訟，兩者取其一，這樣既符合國際慣例，也能降低成本，但這一點需要司法行政部門、律師協會、法院共同協調好，讓我們的法律援助真正落到點上，這也是我作為一名法律界的代表很關心的事情?！?/p>

法學專家：

法制扶貧待精準落地

法律援助也同樣得到政法界學者的高度關注。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最高人民法院特邀監督員、全國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導師湯維建上交的提案中，專門有一項是針對精準扶貧的法制保障，其中也提到了關于法律援助的落地問題?！胺稍欠ㄖ品鲐氁粋€很重要的內容，尤其在調研中我們發現，農村地區很多人的法律意識比較弱，但他們其實也有權利訴求，也會遇到法律上的爭議和糾紛，比如說，農民時常會遇到土地承包合同被提前解除的情況。當然，在扶貧過程中也有可能會遇到違法違規及貪污腐敗的情況，如何申請扶貧，如果定義貧困，如何合理地公示確定貧困戶，以及被侵權人如何通過法律救濟的途徑去申訴等等，這需要有一套規范合理的程序和一套完善的法律監督機制，以保證扶貧工作的精準落地。因此，法律援助應該落實到基層，甚至落實到農村需要幫助的每一個家庭?！?/p>

湯維建委員進一步解釋說，農村貧困村、貧困戶會享受一些政策上的傾斜和民政等相關部門的扶助待遇，但是他們在被界定和測評是否屬于“貧困”的時候，有的村或者家庭僅以微小的差距最終未能被劃入貧困救濟的范圍，這其中有可能會遇到測評不透明、不公平而使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此時如果有律師或其他法律專業人士介入，幫助尋求一個適當的法律申訴和救濟途徑，給予專業的法律服務和指導，那么可能就會給一些真正需要但卻沒有得到幫助的家庭和個人帶來希望。

檢察機關：

法律援助覆蓋面影響刑辯率

對于王俊峰委員在今年提案中呼吁的提高刑辯率的問題，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國務院參事甄貞因長期從事一線工作而感觸頗深?！八^刑辯率，是指在所有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委托辯護人的比率。目前的狀況是，多數被告人因受到經濟狀況和思想意識的影響，不能夠或者不愿意委托辯護人，其自身又缺乏法律專業知識，這對最終判決量刑有一定影響。就全國范圍來講，北京市的刑辯率應該是最高的，也不過才30%，西部和一些邊遠地區還遠遠達不到這個比例?！闭缲懳瘑T介紹說，目前刑辯率偏低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法律規定的援助案件的覆蓋面不夠大。由于律師參與率低，使許多刑事案件的控辯嚴重失衡，一些案件的公正難以保障。

就像多位委員、代表提到的，由于我國人口眾多，法律服務“缺醫少藥”的現象短期內肯定存在，但司法行政部門和律師協會以及社會各界都為此做著努力，相關部門每年都會向全國無律師縣和律師人才短缺的貧困縣派遣一定數量的律師，幫助當地群眾免費打官司，并且僅去年就共有198名律師和法律志愿者響應司法部和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的號召，參與法律援助愛心計劃，奔赴青海、西藏、新疆、貴州等邊遠地區提供法律援助。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擴大法律援助范圍，這是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但關鍵是真正讓上層設計盡快落地生根，避免改革空轉。若如此，將造福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