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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中西學術傳統的蕭公權先生

2017-04-25 23:09文劉
傳記文學 2017年4期
關鍵詞:公權政治

文劉 猛

融合中西學術傳統的蕭公權先生

文劉 猛

蕭公權先生是一位仙風道骨的學人,頗有些道家的風采,個頭不高,“麻雀般的精神,總是跳跳躍躍的”。他出身哲學,研究政治學,又能兼及歷史,自然較傳統派更上層樓。他以所受的西方政治學訓練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后來居上,成就一學科的扛鼎之作。研究與政治密切相關的政治學,他沒有像同時代很多人一樣涉身政界,卻常有政論見諸報端,自嘲曰“是亦為政”。除了“思精明治道”,亦“詩美醉流霞”,他要說的話常常通過中國古代的詩詞表達,以詩言志,用詞畫夢,一卷《小桐陰館詩詞》,可見風儀,不僅是家史,亦為國史。1949年后蕭公權飄零海外,客居美邦,寄蹤于萬里之外,“每因長夜懷師友,更假余年念清華”,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過完了融合中西兩種學術傳統的一生。蕭氏性情平和,謙遜有禮,注重儀容,無文人的輕狂氣,在學校大樓中總是“循墻而走”,保有中國古典知識人的風范。

幼年及學業

蕭公權原名蕭篤平,字恭甫,號跡園;因幼年臨摹柳公權塔碑,心契柳字,后來報考插班生時改名公權,這大概和胡適改名面臨同樣的情狀、抱有同樣的心理。祖籍江西泰和。蕭家一族自嘉慶年間始世代經商,沿長江西上販運物產,產業“怡豐號”經上百年經營,已成著名商號。1897年11月,蕭公權出生在江西南安,母親生他一個月后就病故了,所以他先隨祖父和姑姑生活,后隨大伯父在重慶巴縣長大。蕭公權生在一個大家族里,尊長和弟兄人數眾多,平時與很多人打交道,對于中國舊式家庭的運作切身體受,熏陶漸染,自謂“一個人的性格和習慣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在家庭生活當中養成的”“傳統家庭誠然有缺點,但我幸運得很,生長在一個比較健全的舊式家庭里面”,對于其后人生理念影響甚大,以至于成為他問學和為人的基礎。

年少時,蕭公權在自家私塾學習古典課程,從《史鑒節要》《地球韻言》《聲律啟蒙》《千家詩》到《論語》《孟子》,待到何篤貞先生來到,教授他涉獵十三經、《綱鑒易知錄》、唐宋名家古文和歷代韻文,并在此基礎上加以寫作訓練,使他較為系統地學習了中國傳統的經學、史學和文學,粗淺地認識到它們的輪廓,體驗了學而時習的樂趣,也讓他在一個新舊交替而新學已經占據上峰的時代打下舊學的基礎。得益于此,他之后才研究了中國政治思想史。除此之外,家里還請老師教他英文和日文,但是他對于楔形文字不大感興趣,以至外文學習所得有限,甚至連英文字母都沒有弄清楚。

1915年,蕭公權去到上海,考入新式學校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中學,學習歷史、英文和代數、幾何、物理、化學等課程。雖然也有國文課程,但因為是教會學校,頗受輕視,國文課多數排在全天課程的最后一堂。其間遇到的最大困難是英文程度不足,為此他起早補習,頗下了一番工夫。后來插班考試,跳了一級,1918年夏畢業,考進清華學校高等科三年級。

清華學校那時還處于留美預備學校的階段,尚未改制為大學。蕭公權所在年級為庚申級,共70余人,與陳岱孫、陳可忠、劉師舜、高惜冰等人是同學。高等科三年級的課程與美國大學一二年級相當,必修課程包括國文、英文、美國史,還有很多選修課?!扒迦A課程的門類不多,內容并不高深,教員的學問也不一定淵博,他們教課卻十分踏實而認真?!?/p>

在清華讀書期間,正逢五四運動,蕭公權也參與其中。他被推舉為清華代表,和北大代表一起赴天津法租界辦報,聲援運動。所辦《民鐘》日報包括時評、社論、新聞、小品文字、廣告等欄目,雖較普通日報篇幅小,卻也是夙興夜寐、盡力為之。然而不到一個月,該報即遭政府壓力???。雖是曇花一現,卻讓蕭公權對辦報產生了興趣,埋下赴美攻讀新聞學的種子。兩年的清華園生活很快過去,學生照例放洋美國,1920年8月23日,蕭公權搭乘南京號游船趕赴新大陸。

清華園生活雖然轉瞬即逝,但蕭公權在新舊碰撞的節奏中形成了自己的理念,并一生秉持。在舊式家庭里長大的他,面對一個尚在建構中的新時代,“好像是視若無睹,漠不關心,豈但不關心,在思想上甚至趨于‘反動’”。他不完全贊成白話文,反對“打倒孔家店”,像莊士敦評論的一樣,認為“中國的社會和政治思想、中國的道德倫理、中國的藝術和文學都有崇高價值”“中國人自己卻開始學著把他們文化當中這些偉大的產物加以不耐煩的鄙視”。另外,那時的中國軍閥混戰、列強環伺,社會秩序極不穩定,學生們往往積極參與救國活動。但蕭公權不為所動,“只是埋頭讀書”,他雖認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但是要負責任,必須先有救國的知識和技能,僅憑一腔熱血無濟于事——“讀書應該不忘救國,但救國必先讀書”。

1920年9月中旬,蕭公權和一班同學在王文顯先生的帶領下,到達舊金山。因為他的堂兄蕭蘧(叔玉)在密蘇里州哥倫比亞市的密蘇里大學研究院讀書,所以他也決定去密大,入讀新聞學院。密蘇里大學是美國中西部的州立大學,本身并不出名,但是“密蘇里之足以自豪的唯有其新聞學院。那是號稱全世界資格最老、學生最多、設備最完善的新聞學院”。這個學院成立于1908年,造就了不少的中國新聞從業者,如董顯光、黃憲昭等人。即使因為地域原因,在名氣上比不了后四年而起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也是足以稱譽業界的。1927年,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資助燕京大學新聞學系,兩校交換教授與研究生,協同發展。

在從舊金山去密蘇里州的途中,蕭公權飽覽了“山城控海隅,形勢壯可喜”“鹽湖水浩瀚,洛磯山岌岌”的山川美景,體會了“物阜人自康,民和政斯美”“自由開國風,新民立政軌”的風土人情。因為新聞學是職業性(professional)的學科,需輔以“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課程,才能避免眼光狹隘的缺點。在密大,蕭公權按照新聞學院院長的要求,除了必修新聞學的相關課程,還選修了近代史、政治學、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哲學概論等課程,開闊視野,擴展知識范圍。在實踐性質的“初級新聞采訪”課程中,在教室聽教授講完采訪技術,還需要去火車站訪問下車的乘客,蕭公權所采訪的乘客不是行色匆匆、不愿應付,就是答復些無關緊要的內容,采訪所得缺乏“新聞價值”,也沒辦法在新聞學院為學生實習所辦的日報《密蘇里人》上刊登。該日報是新聞學院學生的實習機關——“在教師的指導下,他們自己動手寫作、編輯、排版,除了滿足青年作家的發表欲外,又切實得到不少報館經驗,乃是密蘇里新聞學院勝過其他學校新聞科的唯一原因”。

這個實踐活動讓蕭公權大受打擊,學期終了這門課程勉強及格,讓他有志于新聞事業、做“無冕王”的野心煙消云散。第二學期開學,他就放棄了新聞學,轉到哲學系去了?!澳嫣於餍?,所得終希微”,信夫!

哲學系是密大的小系,只有兩名教授——郝真和佘賓(G.H.Sabine),其時尚未成名,學生不過四五個人。蕭公權緣之興趣加之努力,很快脫穎而出,課程成績優異,1922年6月畢業。此時距離清華官費期滿還有三年的時間,他決定繼續留在密大研究院深造,攻讀碩士學位。在選擇碩士論文題目時,他沒有像很多中國留學生一樣,選一個關于中國的題目,而是希望做一個關于西洋哲學的題目。他接受佘賓教授的建議,研究多元理論,用八個月的時間寫成《多元國家的理論》一文,于1923年6月獲得碩士學位。他還想繼續進修,兩位教授主張他到東部的大學去,郝真教授主張去哈佛,佘賓教授主張去康奈爾。最后,蕭公權選擇了康奈爾,因為康奈爾是美國唯心論哲學的重鎮,他認為研究唯心論哲學可以得到精密思想的訓練,且在佘賓教授的啟迪下,他對政治思想產生了濃厚興趣,康奈爾的狄理教授(Frank Thilly)研究社會及政治哲學,正好可以給他很好的指導。

在密大的三年,除了課業,蕭公權還學習了音樂、繪畫等知識,陶冶心性,增進鑒賞能力。他與學校和校外的人士相處融洽,不僅沒有受到種族歧視,還頗受優待,在一萬人的小小大學城里,已經地悉人熟。據他的感受,“絕大多數的中部人士不但不歧視亞洲各國的學生,而且往往善意地結交或照拂他們”,但“美國東部和各地大都會的人,一般說來,對人接物不及中部人的友善和懇摯。他們對東方人的態度大概傾向于冷淡而不顯示輕蔑”。

去到康奈爾大學所在地綺色佳之后,蕭公權驚異于那里的山川秀美,“松涵古澗生虛籟,花隱幽巖吐妙香”,在佳山勝水中度過了學問上升的三年。這三年的大部分時間,他都用在選修課程和寫作論文上,還觀山玩水、聽學術演講、欣賞音樂會、去音樂學院學習音樂,課余生活豐富多彩。在康奈爾,蕭公權主修哲學,副修政治學,在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之后,接受業師狄理教授的建議,繼續拓展碩士期間的研究,以政治多元論為論題,撰寫博士論文。政治多元理論是其時的新興學說,與一戰后迅速發展的政治和社會密切相關,研究這一論題不僅具有理論意義,更具有現實意義。

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他逐步形成了自己研治學問的方法,他說:“我所用的方法既不是最好的,更不是唯一的。不同的題材必須用不同的方法去處理。但在一般情形之下,我所取的途徑是可以走得通的?!彼J為,在胡適所提出的治學方法“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之前,還應該有一個“放眼看書”的階段,經過放眼看書,才能對研究對象有所認識,從而提出合理的假設,不多看書就大膽假設,會產生“思而不學則殆”的危險。放眼看書包括盡量閱讀直接及間接資料,避免主觀偏見的蒙蔽?!把凶x直接資料應力求精悉,參考間接資料宜致其廣博?!倍鴮τ诟鞣N資料,不能只取與自己相符的,應該“以學心讀,以平心取,以公心述”。

在學習的過程中,蕭公權會隨時記筆記——“閱書時看見有重要的文字便隨手記錄在紙片上。每晚休息以前把當天所得的紙片,按其內容分類,妥放于木匣之內以備日后隨時查檢引用?!钡谴接玫綍r,“事實上我無須取出這些紙片,一一重看。因為書中的文字經我用心看過,用手錄過(所謂心到手到)之后,在我的腦子內留下了印象”。

本著“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的作文原則,蕭公權開始寫作博士論文。從1925年8月到次年5月,八萬字的論文定稿,教授們表示滿意,更有愷德林教授把他的論文介紹給倫敦的出版社出版,后來被列入“國際心理學哲學及科學方法叢書”。此書的出版讓蕭公權在國際上有了名氣。

在康奈爾,他的另一個收獲是加深了對教育的理解。這得益于他的老師們。比如導師狄理教授告訴他:“導師的職務不是把自己的意見交給研究生去闡發,而是鼓勵他們去自尋途徑,協助他們去養成獨立研究的能力?!痹谶@種熏染下,他才知道“大學教育的功用不只是教師把已得的知識傳授給學生,而是前輩指引后輩,使能各就其適可之準,向著學問之途,分程邁進”。

1926年6月,蕭公權獲得博士學位,六年的美國生活結束。他先從綺色佳坐火車到芝加哥,再轉火車到西雅圖,然后乘輪船回國。1926年8月的一天,輪船靠岸上海,蕭公權回到了闊別六載的祖國。

歸國途中,蕭公權思慮萬千?;仡檶W術歷程,他覺得自己在這六年里窺得了西洋學術的門徑,掌握了研究學問的方法,打牢了以后學術工作的基礎?;貞泜€人生活,這幾年他對美國的風土人情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充分體驗到美國人的樂觀朝氣,他們“努力邁進,自求多福,一介不輕取與”,但也有“求效過切,有時養成一種少耐心,期速成的幼稚心理”的缺點,且多數人過于重實用、重物質而輕“精神”。對于美國政治,他亦有管窺蠡測式的觀察,他不認為美國的制度盡善盡美,因為人世間“只有彼善于此的政治制度而不曾有完美無缺的政治制度”,這些觀念貫穿了他的一生。

執教高校

蕭公權回到上海后,因為之前沒有考慮到出路問題,所以只能暫時在南方大學和國民大學擔任課程,掙點課時費糊口。雖然學校和學生都質量低下,但蕭公權備課講授并不因此偷工減料,他“每晚用幾小時準備第二天的教材,先條列綱要,然后依次草寫講稿”,上課時脫稿講授。

1926年11月,他與訂婚15年之久的未婚妻薛織英結婚。他不像很多留學生那樣,主張新式婚姻,他的婚姻是父母之命,且兩人之前未曾謀面,但他認為,婚姻美滿與否并不全由“自主”或“包辦”決定,而其后的婚姻生活“家寒和有樂,情篤老堪偕”,他也頗為滿意。

不久,蕭公權接到在南開大學任教的堂兄蕭蘧的來信,堂兄舉薦他去南開大學任教,并已獲得學校許可。1927年2月,他攜妻北上津門,開始了正式的執教生涯。在南開,他講授“政治學概論”“比較政府”“法理學”“中國政治思想”“西洋政治思想”“社會演化論”等課程,每周課時九小時。教授過程,也是不斷修業進學的過程。其中“中國政治思想”并沒有現成的教材可用,所以教案全憑自己搜集編排,準備的時間要數倍于授課時間。

兩年半以后,蕭公權離開南開,應聘東北大學,講授“政治學”“西洋政治思想”兩門課程。一年之后,蕭公權又離開東北大學,去北平燕京大學任教。在燕京,他講授“政治學概論”“西洋政治思想”“中國政治思想”等課程。相對于之前任教的學校,燕京的條件十分優渥,那時教員們的住宅,或在西式的燕東園、燕南園,或在中式的朗潤園,或散居于學校附近購置或租賃的民房。蕭公權選擇后者,住在城府村的成府書鋪胡同3號的一所住宅,宅院分兩進,蕭家和史密教授分住前后進。據他所述:

我們這一進的正房坐北面南,一排五間,東西廂房各三間。當中有一個約四丈見方的院子。此外還有浴室、廚房,男女仆臥室各一間。我們一家大小四口,加上男女仆各一人,住在里面,綽有余地。我把西邊的廂房用作書齋。窗外古藤一架,西府海棠兩株,把這三間小屋點綴成讀書的勝地。學校早已裝設了電話、電燈、自來水、抽水馬桶等設備。這樣一來,我們的寓所便有“中體西用”的妙處。

從這段記載可見當時教授生活條件的優渥。期間蕭公權曾填“西江月”詞一闋,可見其歡快的生活:

故紙堆中活計,新秋鬢上霜華。居然漸老向天涯,且喜清閑非假。

佳客來時有酒,小庭到處多花。生涯非儉亦非奢,算是真能瀟灑。

在這樣的條件下,蕭公權產生了久留燕京大學的打算。然而,清華政治系系主任浦薛鳳邀他回母校任教,清華的圖書設備和學術水準都較燕京為高,這個機會自然不能錯過。

1932年9月,蕭公權回到清華園,開始了一段穩定的學術生涯。當時清華政治學系的陣容十分強大,教授有浦薛鳳、張奚若、錢端升、王化成,后來的還有陳之邁,皆為一時之選。蕭公權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和“當代西洋政治思想”,每周課時六小時?!爸袊嗡枷胧贰闭n程上,為了方便學生研討,他從中國典籍中摘選有關資料,交人抄出印成講義,隨堂發給學生參考,這也為他撰寫《中國政治思想史》提供了便利。他采用的授課方法是:每位學生除了到堂聽講、期終應考外,必須閱看所指定的和他們自己搜尋到的參考書,并須在學年結束之前,就研讀所得,作一篇專題報告。

蕭公權要求學生以興趣為標準撰寫專題報告,培養研討的能力和寫作的經驗,“在自己治學的初基上安放一撮泥土,一塊磚石”。從實際的效果來看,學生們“多能把握各自選定題目的重心,根據閱讀參考書的心得,寫成論證中肯、條理分明的文字”。據清華學生的印象:“上他的課,懶惰的人也要變勤快了。一學期一篇大論文,是逃不了;讀書報告又是少不得的。政治系同學能拿出點像樣的東西發表,大都是蕭先生教導的成績?!?/p>

在清華的生活,較燕京更上層樓,蕭公權覺得“就治學的便利和環境的安適說,幾乎接近理想”。清華有較為豐富的藏書,圖書館未曾購置的書籍,政治學系系主任還會讓書肆送來以選購。居住環境方面,蕭公權一家先住在舊南院,一年后遷居新南院6號。那是一所西式的磚房,里面有一間寬大的書房,一間會客室,一間餐室,三間臥房,一間浴室。此外還有儲藏室、廚房和廚役臥房各一間。電燈、冷熱自來水、電話等設備,一概齊全。

在清華的五年,教學相長,學生們對蕭公權的印象也頗好:

蕭公權先生說他個兒小就小啦。

麻雀般的精神,總是跳跳躍躍的。

在洋奴式的教育界中“舶來品最佳”的時代,蕭先生卻把精神放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數典忘祖的人們見了蕭先生怕要紅臉吧!

蕭先生還作得一手好舊詞,從前常與吳雨僧相唱和,最近不大見了。

黃金十年的最后一段,已呈山雨欲來之勢,社會形勢的動蕩影響到了清華園的寧靜。清華當局早做了最壞的打算,已經在湖南建造校舍,1937年決定遷校長沙。蕭公權認為應該遷校到西部,因為“長沙自古是兵戰必爭之地。日本侵華,其目的恐怕不只在占據沿海各省,而有深入內地的企圖。萬一不幸,長沙撤守,學校不免再度播遷,損失必更重大。似乎可以考慮遷往成都。遠在西邊,敵人不易攻達。四川人士向來看重文人,當地的軍閥也非例外”。面對清華遷往長沙的定局,他不打算隨校南下,而是接受了中英庚款基金董事會的邀請,赴成都四川大學擔任“中英庚款講座教授”,一則避寇,二則可以舊地重游。

1937年7月,蕭公權攜眷搬進北京城內,“藏書多不及攜出,為人盜賣一空”。因為女兒突然生病,只好暫時在城內居住。到10月才攜眷乘火車離開北平,先到天津,此時津浦、平漢鐵路已經不能全線通車。鑒于戰爭形勢和難以預測的惡劣環境,仔細考慮后,蕭公權決定讓家眷到上海暫避,他只身西行入川。從天津坐海船到青島,和家人分別,“臨分言語少,相向淚痕低”。他乘火車經膠濟路到濟南,次經津浦路到徐州,再經隴海路到鄭州,又經平漢路到漢口,然后換乘江輪到達重慶。他西行入川,以詩記史,一路景色不斷更迭,心中意態始終蒼茫無限。到重慶后,與家族成員相聚話舊,并覽舊游之地。盤桓月余,次年2月乘長途汽車趕到成都川大。這個歷史大逃難的過程,對于那個時代京津高校的知識人來說,都是切身體驗過的人生經歷,其中艱難,非經歷不能深切體會。

在四川大學,蕭公權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兩門課程。一個學期結束后,1938年夏,經昆明、海防坐船去香港,再到上海把家眷接到成都。在錦官城,住家“小庭有花,陋室容膝,霜風時起,客意蕭然”。戰事吃緊,川大遷往峨眉山,蕭家因為兒女學業之故,未隨校遷往。蕭公權在內遷的燕京大學和光華大學授課,居家也疏散到鄉間。戰時物價上漲,教授們的生活已經今非昔比,心理學教授孫國華在給蕭公權的信中說:“生涯淡泊,賣物舉炊,將來還鄉時用肚皮把行李帶去,既省事亦頗有詩意也?!薄爸獣鴣y世艱糊口,荷重微軀況有家?!笔捁珯酁榱松嫴坏貌黄S诒济?,在川大、燕京、華西、光華先后授課,最多的時候同時在三校上課,一周共有18小時的課。這也是戰時靠學問過日子又有家有口的很多知識人的生活樣貌。

鄉居期間,蕭公權利用安靜的環境,著手撰寫《中國政治思想史》,期望寫一部“根據政治學觀點,參酌歷史學方法,充分運用原始資料,盡量避免臆說曲解的書”,以適合大學生和一般讀者參考。他夜以繼日,燈下著筆,兩年后書成,經教育部審定為“大學用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

傳統家庭的熏陶,加上幼年熟讀中國古典文史之學,這種先入為主的觀念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使得蕭公權即使在美邦受西洋文化浸染六年都沒有否定中國文化的好處,他不同意“全盤西化”論者的觀點,“認識西洋文化的優點,卻不鄙視中國的固有文化”,覺得“中國文化當中固然有不合時、不合理的成分,但也有若干觀念仍然有現代的意義”。所以他很早就立下了志愿,利用留學所受的訓練和所得的知識研究中國文化,在美時研究西洋政治思想,回國后的工作應該是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墒?,蕭公權在美國留學時主修的專業是哲學,并非政治學的科班出身,剛到清華任教時,錢端升和王化成覺得他“半路出家”,學哲學的到政治學系教課,對他較為冷淡??墒钦沁@種與政治學些微的疏離感,才讓他避免陷入以現實政治為主調的政治學泥淖,從長時段和歷史傳統中研究政治思想的發展變遷。

從蕭公權所受的學術訓練和經歷來看,他既不偏激又不保守,具備現代學識,又對中國傳統抱持溫情敬意,所論所講皆理性、客觀、中道?!吨袊嗡枷胧贰返某霭?,也讓他的知名度跨出政治學領域,擴展到人文學領域。由于歷來這類書的寫作都是由歷史學者來做,蕭氏因為比他們多了政治學知識,寫出的東西自然更上層樓,《中國政治思想史》也成為這一領域的經典之作。他曾說自己學的是政治哲學,平生所做的卻都是歷史工作,沒有一天正規學過歷史,史學全是自修的。因為思想史和學術史需要很高的手眼,蕭公權“一從心識高寒境,入眼峰巒總覺低”,自然出手不平凡。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東部各大高校相繼復課,梅貽琦校長來信約蕭公權回北平任教??箲痣m然勝利了,國共爭執并未解決,華北局勢并不明朗,去北平路途遙遠、交通不便,讓蕭公權很是猶豫,再加上原來居住的新南院6號舊宅已經被隨清華南遷的教職員選走,于是他決定留在成都,繼續在光華大學任教。

1947年夏,蕭公權應國立政治大學校長顧毓琇之聘,趕赴南京,離開了居住近十年的錦官城。在政大,他還是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兩門課程,這對他來說已經是輕車熟路。無論是政局還是經濟形勢都已經惡化得很嚴重,不到一年他就轉到國立臺灣大學任教。1948年春,華盛頓大學遠東與俄國研究所來信請蕭公權去做客座教授,當時國內因為戰爭原因導致研究資料嚴重不足,這是個出國進修的好機會,于是,他于1949年9月赴美,從此再也沒有回到中國大陸。

抗戰期間,很多學人學優而仕,棄學從政。蕭公權也曾有這樣的機會,國防最高委員會曾邀請他去做參事,但是他不愿放棄學者的身份,留在了教育界。戰時所有人都在為國家建設出力出策,蕭公權作為政治學人,本來專業就與政治相關,自然不能外于此。他撰寫各種評論,用政治學原理分析當下時事,討論實際問題。他認為,無論是學生學習還是學者研究,都應該放棄淺薄的實用主義的路子,放棄功利主義的觀念,采行崇奉真理的人生觀;政府也應該讓教育文化自由發展,以文教的發展推動國家的社會和政治生活進步。他認為這種不踏入政界、以自身學識貢獻國家社會的做法,“是亦為政”。

雖然不涉身實際政治,蕭公權卻有著濃厚的家國情懷,對于政治的頹敗懷著深深的憂慮。1932年,面對政局形勢,他作《彩云新曲》借往傷今,曲終說:

我歌方終長太息,悲從中來淚沾臆。同是天涯淪落人,何堪家國禍交逼。驚看塞北煙塵高,遠望江南陣云黑。屈指庚子今壬申,三十三年國不國。夜戊燈昏我罷歌,問君對此意如何。莫恨彩云容易散,更有人間恨事多。

其時為國民政府訓政時期,戰后實行憲政,立憲民主政治被提上議事日程。蕭公權也借專業知識發表政論、獻言獻策,為“促進中國政治的現代化”努力。他認為沒有完美無疵的制度,也沒有絕對優良的政府,不能因為民主制度有缺點就加以菲薄,不可對其求全責備。

抗戰勝利后,中央研究院開始謀劃院士選舉,以完善其作為國家研究院的體制,奠定國家學術的基礎。1946年10月,此事開始付諸實行,先請全國各大學、獨立學院、卓有成績的專門學會或研究機構提名院士候選人,經選舉籌備會根據提名確定初選名單,后經評議會對名單進行資格審查,確定最后名單,再經登報公告向社會廣泛征求意見,最后于1948年3月27日,經過復雜的選舉程序,五次投票(一次普選四次補選)后選出院士81名。

蕭公權以政治學專長當選為人文組院士,他取得候選資格的根據為“研究西洋及中國政治思想”。蕭公權的當選,自謂“獨學冥行,不入派閥,而能于抗戰勝利后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與《政治多元論》一書,大有關系”。當選院士固然與其多年前已經在國際上刊行《政治多元論》有關,因為中研院的院士選舉很注重國際影響;也與他出版《中國政治思想史》有關,該書使得他的學術影響力跨出政治學界而到達文史學界。然而,蕭公權是第一次補選才得以選出的,這與他一直身在教育界、從未出仕,也未擔任過學校的行政職務有很大的關系,不從事學術以外的工作,為他人了解的機會自然較少。

海外寄蹤

1949年10月,蕭公權開始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客座執教,授“中國政治思想”“中國社會制度”“中國政治思想及制度資料閱讀”三門課程。后來,在華大的研究短期內不能完成,他也就被聘為常任教授留了下來,并把家眷接來團聚。在華盛頓大學教學研究19年,成為他一生中最為穩定的時期。

那時,遠東研究所的研究范圍為19世紀的中國近代史,蕭公權也要在此范圍內選定題目進行研究,所中同仁建議他研究19世紀的中國鄉村,這釀成了他學術上的一次轉型。從康奈爾博士畢業以后,他的研究一直以中西政治思想為范圍,這一次借著機會“換一個方向,開一下眼界”,從思想史轉做社會史,也是一個挑戰。經過三年多的資料收集,他開始撰寫此書,兩年完工。在寫作過程中,不像很多美國漢學家那樣,先設定假設再尋找資料證明,他是在資料的基礎上得出結論,假設是證據逼出來的,而不是主觀的構造;而且隨著資料的進一步擴展,假設還有被修訂的可能。中國鄉村研究課題完成后,他又利用未見的資料,進行對康有為的研究。這些新材料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他20多年前撰寫《中國政治思想史》所得的結論,推進了此領域的學術研究。

1960年,基于蕭公權在人文學術上的卓越貢獻,美國學術團體協會將第三屆“人文學術卓著成就獎”頒發給他,頒獎詞稱贊他為詩人、作家、哲學家,研治西洋政治思想表現出“創造性的灼見”,書寫中國政治思想史顯示了“自辟蹊徑的史識”,他“融合了中西兩種偉大學術傳統的菁華”。

1968年5月31日,在退休前的最后一節“中國政治思想”課程結束時,學生向他掌聲致意。他在走出教室前說:

56年前的春天,名哲學家兼詩人珊達雅納(George Santayana)正在哈佛大學授課的時候,一只知更鳥飛來站在教室的窗檻上。他注視這鳥一下,回過頭來對他的學生說,“我與陽春有約” (I have a date with spring),于是宣布下課,接著向學校辭職,退隱著書。他那時年紀還不滿五十,竟已從心所欲,悠然而逝。我沒有資格學珊達雅納,但我知道一件他不曾聽見的秘密。照十一世紀中國哲學家邵雍計算,世界上的事物,在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后,將一一完全重現重演?,F在我與你們約定,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后,我們在這間屋子里會面罷。

說完飄然而去。退休之際,系中同仁為他設宴,校長也來助興。他自賦有詩:

坐破寒氈老不知,德行天許兩支離。手胼禿筆成章少,目瞇塵編見道遲。萬里寄蹤長是客,一身有患在為師。從今匿跡銷聲去,隱幾空齋息舊疲。

“海天夕照有余光”,退休后,蕭公權實際上并未銷聲匿跡,他退而未休,“晝食宵眠照例忙”,而且“身多疾病神偏旺”,自嘲“病中依舊忙,生就窮忙命”,仍然“展卷縱觀前代事,揮毫時發少年狂”,沉浸在書山事業里。這也是很多學人的生活寫照,因為學術作為一個安身立命的事業,與其他職業有異,并無下班或退休一說。華大送給他“退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聘函、退休教授身份證、校園停車證,他照例參加學校的學術討論會,與研究生商談種種問題。

蕭公權著《政治多元論》書影

留居美國的蕭公權,一半愜意,一半落寞。愜意的是學術研究沒有中斷,美國的漢學研究發展蓬勃,學術環境較好,研究資料的獲取也很便利,華盛頓大學沒有的圖書資料,還可以通過館際借書向各大學圖書館和國會圖書館借閱,蕭公權可以繼續自己的研究,不至于中斷平生志業。還有,雖舊朋“隔世”,然新知復來,彼時美國聚居著一批中國學人,時而“尺素喜來千里外,披衣起讀展衰顏”,尚能唱和往還,“昔夫子欲居九夷而卒不果行,吾儕今日浮海寄蹤,得二三交友相與論文,雖未踐至圣之跡或亦竟可以,何陋之有”。

落寞的是環境改變,因為新知散居美邦各地,與他們的切磋大都靠書信往還,不似昔年友朋居住一處,可以朝夕相處、相與問學。1950年,到美國一年后,蕭公權曾感慨道:

林風瑟瑟露,地近朔荒秋早寒。衰病叢身仍作客,殊鄉對月強憑闌。劫余親友來音少,國破山河入夢難。一片清輝還似舊,卷簾枯坐夜深看。

“親朋久別無消息”,待到消息稍通之后,蕭公權對于在中國大陸的老友陳岱孫、錢端升等,常常念于心間。他晚年自號癯魔,“今伏處海隅,心情去槁木死灰之境界,已不甚遠,迥非三四十年前旅居成都時之比”,雖然有自嘲的成分,卻也是現實的寫照。因為少人唱和,詩詞作的也不多。對于那一代滯留海外并老于海外的知識人來說,晚年多是孤寂伴隨左右。

隨著年歲的增加,“老病交加”,客居之感愈來愈重,心境自然受到影響。蕭公權晚歲仍然感慨“浪結心緣長作客”,雖然“久客易忘身是客”,但是“異邦羈旅,感舊傷離”,思念故國,長念家山,“夢里樓臺猶故國”,舊事在目卻又不堪回首,詩詞中頻頻出現“故國翻成海外山”“漸覺無情惟故國”等句。1975年,他賦詩一首:

敲窗夜雨幻秋聲,兀坐寒齋容思縈。故國艱難千里夢,長宵辛苦一燈明。知交幾輩成新鬼,殘歲無端動別情。結伴還鄉天倘許,此生休矣卜他生。

1979年,他又賦詩慨嘆“:時行苔徑循前跡,每展塵編識舊香。八十余年無死法,無勞延壽費神方?!蓖砟瓴晃氛勊?,戲謔自嘲,有“等死偈”一首:

七七老翁 非農非士

逐水面萍 成淮北枳

抱病延年 拖泥帶水

不甘為賊 卻愿做鬼

無緣出家 在家等死

死路未通 人間隨喜

窮巷陋室 塵榻垢幾

斷墨禿毫 殘編廢紙

西抹東涂 有頭無尾

左說右談 有聲無理

四體不勤 其顙有泚

詬謗無憂 唇豐蔽齒

蕭公權一生著述,“學術文章與詩詞賦吟,均有其世局背景及時代精神”。計有專著《政治多元論》《中國政治思想史》《自由的理論與實際》《中國鄉村》《問學諫往錄》《跡園詩稿》《畫夢詞》《康有為思想研究》等、文集《憲政與民主》《跡園文存》,此外還有單篇論文書評;及門弟子汪榮祖教授編為《蕭公權全集》九冊,由聯經出版公司刊行。

抗戰期間,蕭公權曾入川回家,繼母將父親的遺物、一枚圖章交給他,告訴他說:“你父親早年也有出國留學的意思,為環境所限,不能成行。他自己刻了一枚‘萬里寄蹤’四個字的小石章來表示他的志愿。你能夠到美國去求學,可以說完成了你父親自己未遂的志愿。他如果在世,看見你回家來,一定會十分歡喜。這枚圖章我保藏了多年,現在可以交給你了?!笔捁珯嗌贂r赴美留學,輾轉中美兩地,后來寄居美國30年,蹤跡遍及太平洋東西兩岸。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因時代原因,他雖然只是眾數之一,卻也可奉為樣板,展示了一個以學術為志業的學者奔走布道的壯麗一生。

責任編輯/胡仰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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