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背景下三農研究范式“中國化”問題探析

（浙江寧波鄞州區委黨校，浙江 寧波 315100）

文化自信背景下三農研究范式“中國化”問題探析

李鋒

（浙江寧波鄞州區委黨校，浙江 寧波 315100）

三農問題研究是中國發展問題研究的重要內容。在文化自信、學術自信的要求下，中國的三農研究要建構起能夠契合中國發展現實的“大邏輯”，從中國的經驗理性中提煉理論理性，更以理論理性來指導實踐理性，推動中國三農領域的改革創新。三農研究范式的中國化是當下以及今后一個時期的重要任務，本文從“中國情境”、“邏輯轉化”、“微觀導向”三個方面進行深入的論述，呈現一種三農研究范式“中國化”的基本圖景。

三農；研究范式；中國化

“三農”問題作為一個“專題性”的命題被關注，發端于上世紀的80年代末期，到了90年代末，國家層面將“三農”問題的破解視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并成為國家性的戰略，學術界的研究也由此濫觴（陸學藝，2004）?！叭r”問題所涵括的領域、內容極為廣泛，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的方方面面。農業的產業問題、農村的治理問題、農民的現代化問題都交織在一起，同時又受地理區域、稟賦要素、發展水平以及治理范式差異的影響，難以形成一個清晰的“理論”主線或者系統的理論架構。問題的復雜導致了研究范式與方法的多元化，加之在西方學術話語體系的影響之下，學者所能選擇的策略無非是三種：立足于中國語境；側重于西方范式；折衷（融通）于中西。在這三種策略之中，第一種，僅是停留在階段性的政策研究下，破解當下的難題，難以形成持續性、貫通性的研究視野與理論積淀；第二種，容易以西方的理論為其研究的基礎，設定相應的理論框架，建構模型，以中國作為實證的場域，或是以西方的理論作為中國三農改革的理論模板，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但往往會造成“穿洋靴于纏足”的尷尬；第三種，折衷或是融合，以開放的學術視野來會通于中西的理論，建立一種符合形態的理論體系。在新的時代語境中，我們若要融會貫通所要進一步做的是“建構（establish）”——建構起與中國發展情境相匹配的理論視域，來解釋中國的現象，解答中國的問題。這種建構不應局限在滿足短期改革效應的政策性建構上，而應是從歷史、哲學、文化的高度，匹配于中國情境，建構具備中國特色的發展理論體系。這種中國特色的理論建構，不僅是三農領域學者的使命，也是整個社會科學界的使命所在。在中國特色的“三農”理論建構中，我們要回應三方面的問題。

一、三農研究范式的“中國情境”

中國的“三農”所承載的功能不單純是經濟發展，而是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生態的全面發展問題。作為歷史文明的古國，中國農耕文化的影響力已經滲透進全民的集體潛意識之中，這中間會隱含著一種“小農意識”的負擔與制約，更為重要的是在長期的農業生產、生活中所積累起來有關人與人、人與生態、人與生命超越的深層次哲學議題，是中國三農發展的優勢資源，中國的學者有繼承與發揚的責任。中國的三農發展，有其自身的邏輯與使命，因此要拓展中國三農問題研究的文化自信、學術自信，從中華文化（智慧）的深層邏輯與中國改革實踐的現實情境之中尋求立足今日、面向未來理論的理論建構。我們可以從梁漱溟、費孝通等前輩的研究之中獲得啟示，深入文化內里尋求時代發展的新境界，以揭示、建構、拓展中國人的三農發展“偏好”。因此，從該理論建構上，講好中國的發展故事，不是給中國現象“鍍金”，而是從客觀的角度審視中國的發展經驗，為世界的發展提供中國經驗的樣本，這個經驗有艱辛的探索，有扎實的行履，更有面向未來的改革突破。

改革初期，從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市場經濟的過程之中，西方的經濟學理論由此濫觴，并且成為經濟領域的顯學之一，這些經濟理論在推進中國的改革發展中起到一定的啟示作用。同時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被移植到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成為學術化的主流語境，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一方面西方語境中對于西方經濟學所構筑的“經濟學帝國（economic imperialism）”進行反思，另一方面學者開始反思西方主流范式的不足、不適之處，甚至預言這些理論對于中國現象的解釋力將“終結”（蔡昉，2010；龍斧，王今朝，2014；史正富，2016）。在這一系列的反思之中，除了從學理、邏輯等方面指出其不足之處，更是指出其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導向，并不能契合于中國社會的現實情境。稍后于新古典經濟學而傳入的新制度經濟學，一度影響我國的產權制度改革，其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修正，被視為與正統（orthodox）相悖的非正統（heterodox）經濟學形態，其對于轉軌國家（transitionalcountries）的經濟現象的解釋力度要優于新古典經濟學，但是其思想還是以正統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為其基礎（張林，2006），對于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思想之一——科斯定律的批判，早在九十年代即有之。這兩種作為中國經濟學的顯學流派，是基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觀與經濟現象而設定的，其內里是承襲美國的新自由主義的思想脈絡。美國的新自由主義，由學術理論而演變為一種由發展國家（developed country）向發展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y），特別是轉軌國家輸出的一種意識形態，即是為Stiglitz（2002）所批評的“華盛頓共識”——“財政緊縮（fiscal austerity）、私有化和市場自由化”。這類學說與思想在轉軌國家中蔓延，鼓吹私有化、經濟自由化、反對政府干預等思想理念。而這類學說并不契合于中國的情境，中國三農領域的改革不能夠照搬于這些作為顯學的西方經濟理論。

三農研究范式的“中國化”建構，旨在形成國際交流的平等話語權。而現在中國三農問題的研究的國家交流，更多的是西方模式的中國驗證，其學術的話語權并不在自身，既在于推動中國三農理論的自洽與自足，更在于推動中國三農研究的國際化，創造各種發展經驗之間的平等話語權，為世界發展提供中國經驗。桑海（2013）從馮友蘭在1929年的《清華周刊》上所發表題為《一件清華當作的事情》一文中的觀點，提出中國學術國際化的三境界：把西方學術轉譯為中國現代學術；用外語向世界發出中國學術的聲音；漢語學術在世界上興起。從西學的譯介到自身學術體系的興起，這需要有一個過程，而這個時代所要突破的即是自身學術話語體系的建構與平等對話機制的形成，所以中國化與國際化之間往往是一個等價的命題。中國“三農”研究應該在具有中國自身學術特色的理論建構中，豐富全球層面的發展理論，給發展中國家以更多的參詳與借鑒。

二、三農研究范式的“邏輯轉化”

我國經由三十多年的改革歷程，改革“從摸著石頭過河”的試錯性探索，到強化頂層設計的全局性推進，這是一個重要的嬗變。對于頂層設計的理解，基本上指向于改革的戰略性統籌協同（遲福林，2011；高尚全，2011）。頂層設計不單純是中央發力的戰略統籌機制，特別是十八大以來，頂層設計更為明晰地指向一種發展邏輯的轉換——從“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踐邏輯優先模式轉向實踐邏輯與理論邏輯的內在統一的“大邏輯”模式，且這一“大邏輯”可以溝通于發展的過去、現在、未來，在更為明晰的理論、愿景框架下推進全局的改革。頂層設計概念的來源是西方國家自然科學或大型工程領域的“top-down design”設計理念，所以其所表達全局性的改革觀，頂層與基層向協同、聯動的改革觀（徐耀桐，2012）。三農研究范式要從注重局部性政策研究、經驗性實證研究轉向聚焦于全局性的改革理念的研究之上，以全局的理念（大邏輯）來引領“頂層設計”，推進全領域的改革創新。

“范式（paradigm）”理論肇端于美國的科技哲學家托馬斯·庫恩，其后大行于世。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所論及的“范式”其定義、邊界并不十分清晰。在其看來，范式就是一個公認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庫恩，2012），但是這里所謂的模型不是具體化的、明晰表達的理論、規則、方法，范式是抽象意義上優先于理論、規則、方法之上的共同接受的理念，或多或少有著形而上“玄化”的色彩。庫恩更傾向于一種非直接的表述方法，即從范式的特征上切入的：“他們的成就（科學家共同體）空前地吸引一批堅定的擁護者，是他們脫離科學活動的其他競爭模式；同時，這些成就又足以無限制地為重新組成的一批實踐者留下有待解決的種種問題（庫恩，2012）”。這里范式是研究者群體（research community）的某種研究的共識（research consensus），研究本身是開放的、多向度、多領域的，但是研究之中共享彼此之間的共同的思想向度與價值關懷，這一共識具有排他性、穩定性以及持續性，且為未來的研究者提供理論建構的新空間（范式轉換）。但有一點是我們所忽略的，西方的經濟學學派以及經濟思想，支撐起學說的是更為深層的哲學信念（共識），如以信奉自由市場經濟學的芝加哥經濟學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其思想的基底之中即是滲入了芝加哥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

社會科學不可能是價值真空的，其是難以剝離開研究者自身的價值追求的，所以社會科學的研究所需要的是，在知識的公共領域之中達成某些共識作為研究的基點，形成于更為匹配于中國發展情境的三農發展邏輯。我們力圖將西方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視為“完美”的“科學”，這個行為的本身是不科學的。在用新古典經濟學所沿用的“邏輯實證主義”、證偽主義的方法證明經濟理論科學性的時候，而往往只是形式上的完美，而理論本身的合理性未必盡然（朱富強，2009；羅衛東，2010）。范式基于社會的主流學術教育以及學術話語權的導向而得以形成共識，而在今天以經濟學的邏輯實證主義作為主導的學術語境之中，范式的“固化”問題已經成為制約推進中國三農問題研究的掣肘所在。范式轉化（paradigm shift）所召喚的是一種基于更為深入的哲學、邏輯的考量，從研究的基本假定入手，重構中國三農問題的價值導向。

三、三農研究范式的“微觀導向”

三農問題的“面向”極為廣泛，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的方方面面，而中國三農問題作為獨立的研究領域，主要聚焦于中國建國之初以來城鄉二元的治理模式所形成的城鄉二元區隔的困境，具有中國的特殊性。對于三農相關的研究，其所沿用的往往是西方的宏觀經濟學的某些范式與方法，以期作為三農政策設定的依據與標準，這種抽象的、“一刀切”的模式，難以應對中國農村、農業領域的非均衡性現狀。因此，這種在微觀經驗事實與宏觀政策之間的巨大差距往往會導致政策的失效（賀雪峰，2004）。如在劉易斯拐點的系列討論中，《人口研究》編輯部有過一個專題性的討論，基于“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理論”的中國論證并不能夠很好地契合中國情境，其抽象描述的理論性要遠遠高于實踐性。究其原因在于，過度簡化的假定，把作為流動主體的農民工的個人動機以及現實情境淹沒在統計數據的論證之中，而尤為重要的是中國農民工與歐美等國的“勞動力”之間有著更為復雜的背景，如鄉土情懷、城鄉權利制約、文化融合困難等等，所以“由一個高度簡化的理想模型直接去比對現實，不僅可能發生虛假命題，甚至可能對實踐產生危害（《人口研究》編輯部，2009）?！?/p>

三農研究的具象回歸，新古典主義的簡單化模型難以完成其內在的使命，其所設定的基于功利主義哲學（utilitarism）的帕累托最優標準，也不適用于中國三農問題的非均衡性現實（賀雪峰，2004）。落實到微觀層面，事實上宏觀政策的傳導到縣域、村域的過程，其實際的執行與政策設定之間有著較大差異，因為縣域、村域的現實情境是不一樣的，這既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條件的差異，還包括對于某類問題處理的慣例、方式上的差異。在縣域的行政自由裁量權以及村域自治的自主權的演化過程中，縣域政策以及村規民約等慣性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要拋棄這些慣例其成本巨大，所以傳導的政策，是被選擇性的執行——在宏觀政策與村域慣例之間尋求一種中間狀態的處理模式?；谀承┙y計數據的實證作為宏觀政策設定的依據，其概化的模型，難以契合現實的情境，因此，對于三農問題的政策設定要進行策略性的調整，不注重于一種抽象化、理想化的社會性均衡（全面均衡），而是實現就村域自治的局部性均衡性著力，從案例研究上著力，同時推進政府政策模式的轉換。

三農研究范式的微觀主體、微觀情境的回歸，其重點在于“人”的主體性的回歸，以人為本，將農民（農村居民）個體性訴求的合理性（合理偏好、合理權利）作為理論設定的基點，以此來梳理、建構“三農”的內在邏輯。城鄉二元所導致的是“權利”的失衡，這種權利失衡的基礎點還是在于“農民”身份差異所固化的權利差異，農業所體現的是農民的經濟發展（就業）權益，廣義的農村則涵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社會的綜合發展權益。中國的三農問題的核心還是在于農民權利差異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治理模式差異的破解，如果這個問題可以破解，則農業可以歸入一般的產業政策領域，農村問題則可以歸入一般公民權益保障問題的領域，不需要單設三農問題研究。事實上，我們應重視中國農村產權制度的特殊性（集體產權）以及鄉村治理的非均衡性（治理縣域、村域差異性）的客觀事實，并從微觀個體的實際行為取向以及微觀領域的局部性均衡上著力開展研究。

四、結語

三農研究的中國化，并不是要建構與西方學術相異的中國體系，而是應從中國情境的匹配性以及經驗的成功性維度來進行理論性的建構，以期能夠更好地指導中國實踐，同時給世界的發展中國國家提供相應的中國樣本，以打破西方學術意識形態的壟斷。要建構中國化的三農研究范式，需要有一個集體性的學術共識，即有一批學者能夠聚焦于此深入探索。同時要能融貫中西——對于西方的學術體系相對比較稔熟，能夠批判性吸納；對于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也要了解其精髓，在此基礎上，結合中國的三農發展趨勢以及現實的三農情境，從中國農民深層的價值取向、心智結構上著力于建構中國化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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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遲福林：加強改革的頂層設計[J].當代經濟，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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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賀雪峰：論農村政策基礎研究——對當前中國農村研究的反思及建議[J].學習與探索，2004（5）.

[15] 《人口研究》編輯部：從“民工荒”到“返鄉潮”：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到來了嗎？[J].人口研究，2009，33（2）.

（責任編輯：胡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