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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城中村流動人口群體狀況及其留京意愿研究

2017-04-26 00:02鄭承智張旺鋒李俊孟曉彤梁博
對外經貿 2017年3期
關鍵詞:城中村流動人口

鄭承智 張旺鋒 李俊 孟曉彤 梁博

[摘要]以外來人口集聚的北京市城中村的流動人口為研究對象,通過問卷調查其生活狀況及留京意愿,研究發現年輕化、家庭化、群體穩定性和教育程度提高已成為這部分流動人口的趨勢。利用邏輯斯蒂回歸分析得到:城中村流動人口職業、單位屬性、住戶就業人數、居住時長、工作和城中村交通滿意度等因素對城中村流動人口留京意愿有顯著影響。

[關鍵詞]城中村;流動人口;留京意愿

[中圖分類號]C924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283(2017)03-0134-06

一、研究背景

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為21705萬人,其中常住外來人口為8226萬人,占常住人口的379%。2016年,在北京市召開的“兩會”上,市政府提出繼續努力實現2015年制定的人口控制目標,即在未來5年內,將全市常住人口總量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1],展示出北京市政府新一輪嚴格控制人口的決心。面對人口凈增空間小、控制壓力大的局面,北京市正積極通過以地控人、以房控人、以業控人等方法緩解人口壓力[2],同時加大對流動人口聚居地城中村的治理,未來流動人口生活工作空間可能被進一步壓縮。面對這樣的趨勢,北京市城中村流動人口當下生活狀況及留京意愿如何?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城中村流動人口留京意愿?這些問題將是政府相關部門以及學者需要研究的內容,只有弄清和順應城中村流動人口的主觀意愿,才能保證人口調控工作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流動人口遷移行為和意愿研究一直是國內外人口研究方面的熱點問題,目前國內外研究成果顯著。國外學者關于定居意愿影響因素的研究存在不同觀點,通常被廣泛接受的因素包括流動經歷、流入地的社會網絡和社會互動強度以及一系列社會經濟人口變量。比如在流入地居住的時間長短,通常被認為對定居意愿產生積極的影響[3],而流動者在流入地與當地人有頻繁的社會互動或更廣泛的社會網絡會對他們選擇永久定居產生正面的影響[4]。而其他社會人口變量,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收入等也都會影響定居決策[5]。國內學者對于我國流動人口遷移意愿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侯紅婭、楊晶等人發現年齡越輕,文化程度越高,對進入城市后的收入預期越好,他們的遷移意愿就越強烈[6]。任遠的研究顯示,外來人口在城市中“不斷沉淀”,居留時間越長,繼續長期居留的概率越高,表明外來人口在遷入地的居留時間是決定是否遷移定居的主要原因[7]。李艷春研究成果表明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水平、婚姻狀況、城市居住時間、是否簽訂勞動合同、城市朋友數量、自評社會經濟地位等因素對其決定留在北京有顯著影響,收入對新生代農民工選擇回鄉還是留在北京的意愿均沒有顯著影響[8]。但也有研究與以往成果有所差異,黃乾基于上海、天津、廣州、沈陽和昆明5個城市1076個農民工調查數據發現,農民工的年齡、就業狀態、月收入、農村土地、住房情況、養老保障狀況及社會融合對其定居意愿有顯著影響,但性別、婚姻、受教育程度、職業和社會資本對定居意愿影響不顯著[9]。葉鵬飛認為農民工的定居決策主要受市場性、文化心理性和制度性三類因素的影響,其中,市場性因素正在成為顯在的主因,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已經有所下降,并不是阻礙定居的顯著因素[10]。

對北京流動人口定居意愿專門研究發現,在遷入地工作時間長、工作穩定、家庭式流動、住房情況、原來屬于農業戶籍的人口更愿意在遷入地定居[11]。與農村巨大的地區收入差距和北京優質的公共服務是讓農民工留京的主要原因[12]。另外,續田曾認為城市定居是一個根據教育水平的正向自我選擇過程,參加社會保險對農民留在城市定居具有關鍵作用,而能力和社會資本卻對他們定居沒有顯著影響 [13]。 鑒于北京市近幾年人口控制壓力,及針對城中村流動人口這一特殊群體留京意愿方面的研究不足,本文利用2015年北京城中村調研數據,對北京市城中村流動人口群體特征進行歸納,并對其留京意愿進行分析,探析城中村流動人口留京意愿的影響因素,進而思考北京市實施控制人口政策的可能效果,以期為北京市制定調控人口對策提供參考依據。

二、數據和變量選取

(一)研究區域概況

北京市是我國外來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外來人口已經成為城市社會經濟發展所需人力資源的主體部分。在北京外來人口住房中,城中村扮演著重要角色。根據2006年“北京市1‰流動人口調查”數據分析,城中村所提供的房源占流動人口住房總量的641%[14],可見城中村承擔北京超過一半外來人口的居住功能。為此,本次調研區域選擇北京市流動人口密集的城中村。同時,利用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北京市分街道數據,共涉及306個鄉、鎮、街道單元,采用集聚指數來衡量北京市各地區流動人口集聚情況[15],認定數據結果呈現的外來人口集中區即為當前流動人口聚集區,依此選擇落在集聚區內的城中村為調研區域。

集聚指數衡量過程。流動人口的空間密度以及占區域總人口的比例為兩個基本指標,對兩個指標進行無量綱標準化處理如下:

密度指數:Idi=Dfi/Avg(Dfi)(i=1,n)

比重指數: Iri=Rfi/Avg(Rfi)(i=1,n)

式中:Dfi為統計單元流動人口密度,(Dfi)為區域流動人口密度均值;Rfi為統計單元流動人口占比,(Rfi)為區域流動人口占比均值。最后,對標準化處理后的指數進行劃定:Idi、Iri同時大于等于1時,即密度指數與比重指數均高于均值的統計區,為流動人口高度聚集區;當Idi≥1,Iri<1,且Idi+Iri≥2或Idi<1,Iri≥1,且Idi+Iri≥2時,為流動人口中度聚集區;其他則為流動人口低度聚集區。經Arc GIS可視化及空間分析可得,北京市流動人口高、中、低度區疊加后的地理學特征顯著,為“環狀圈層”格局。

依上結果,本文調研采樣點選擇高度聚集區中的城中村,主要分布在朝陽、豐臺、海淀等地,共涉及14個采樣點。

(二)數據來源

本次調研對象選擇主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年齡在18—50歲之間,能獨立辨別問卷內容的流動人口;二是流動人口生活在城中村。這部分流動人口數量較大,文化水平和身份相對混雜,容易受到周圍環境干擾,研究意義較大。

本文采用的數據來源于2015年10—12月份期間,協同北師大相關課題人員進行的北京市城中村租客的問卷調研。通過與被訪者面對面調研,共收回問卷817份,根據研究目的,剔除數據存在缺失的問卷,整理出有效問卷645份,有效問卷率789%。此次調查以“您愿意長期留在北京工作”為城中村流動人口留京意愿的表達,問卷涉及的調查問題包括:被訪者個人及家庭情況、住房狀況、工作職業、收入、城中村環境和交通出行情況等。

(三)變量選取

本文從個人、家庭、流動特性、城市適應度四個層次來考察城中村流動人口留京意愿因素,并分析每個層次的整體作用狀況,為此我們建立影響家庭化遷移的嵌套模型。模型1建立在城中村流動人口個人因素層次上;模型2建立在個體和家庭兩個層次上;模型3建立在個體、家庭和流動特性三個層次上;模型4建立在個體、家庭、流動特性和城市適應度綜合層次上。依據研究目的和使用數據的情況,我們利用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來進行分析,并定義相關變量(見表1)。

1因變量

因變量是城中村流動人口留京意愿。問題設置為“愿意”和“不愿意”,為二分類變量,故將其轉化為虛擬變量,愿意留京取值為1,不愿意留京取值為0。

2自變量

城中村流動人口個體變量。這里將考察流動人口的年齡、性別、戶籍、教育程度、收入和就業等因素。就業由職業和單位性質組成,其中,職業分為四種:專業技術人員、個體戶、體力勞動者以及非正式工作者,將非正式工作者設為參照組。單位性質分為五種:國有企業、合資企業、村辦企業、私營自傭和無單位,將無單位設為參照組。

城中村流動人口家庭變量。本文用“同住親屬人數”“同住未成年及老人總數”“就業人數”“在老家還有耕地嗎”以及“結婚狀況”五個問題來測量城中村流動人口的家庭網絡,其中,城中村流動人口同住人數、就業人數、未成年及老年人數為連續變量?!霸诶霞疫€有耕地”回答結果為“有”或者“無”。

城中村流動人口流動特性變量。這個層次主要考察城中村流動人口對于在京工作的穩定性,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城市歸屬感。本文采用城中村流動人口住京時長、在京更換工作次數兩個因素來衡量,住京時長通常被認為是影響流動人口留京意愿的重要因素,本文需進一步驗證,另外在京更換工作次數為連續變量。

城中村流動人口城市適應性變量。本文用“工作滿意度”“城中村交通滿意度”和“居住滿意度”三個自評變量來表示流動人口城市適應變量。問題直接通過滿意程度來設置,答案為“滿意”“一般”“不滿意”。

三、北京市城中村流動人口主要情況和特點

根據此次調研數據,本文對北京市城中村流動人口的人口特征、家庭狀況、就業、住京時長、城中村環境以及相關滿意度自評等方面進行了分析。數據顯示,2015年北京市城中村流動人口呈現以下幾個明顯的特點:

(一)城中村流動人口以“80”“90”后新生代為主體,受教育水平提高,以從事技術性較強的行業為主

從年齡來看,城中村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是295歲,以青壯年為主是該群體的明顯特點。其中,20—30歲是最集中的年齡段,占比為603%;年齡小于40歲的占比為891%。很明顯他們大多是“80”“90”后,典型的新生代流動人口。這部分人群正處于人生的壯年期,為北京勞動力市場注入新鮮血液,但同時對于就業、居住、醫療、生育以及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務需求也很大,某種程度上加劇了北京市公共服務供給壓力。

城中村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以高中、大專和本科為主,從受教育年限上看,平均達到123年,整體上城中村流動人口教育水平呈現逐年提高的趨勢。其中,新生代流動人口的教育程度明顯高于他們的上一輩。隨著北京未來產業升級,必將對外來人口進行更高要求的篩選,以促進社會文化水平的整體提升。

本次城中村調研,將經理主管、專業人員和技術工人劃入技術性行業,三者占比合計499%,個體戶占比205%,從事體力勞動者占比222%。從職業占比上看,城中村流動人口從事工作整體技術性較強,自由性較大,與以往大部分流動人口從事體力勞動為主的就業結構有很大差異,說明近些年北京市城中村流動人口整體素質在提升。

(二)城中村流動人口主要為鄉-城流動為主,家庭遷移率較高,鄉土觀念依舊較濃

調研數據表明,有820%的流動人口為農村戶口,城市戶口僅為180%。另外,筆者認為住戶攜帶直系親屬即完成家庭遷移,其遷移率達到811%,與近幾年流動人口家庭化趨勢明顯等研究相符[16]。同時,城中村流動人口老家擁有耕地的占729%,表明城中村流動人口雖然遠離鄉土,但并沒有永久性割斷與農村的直接聯系,仍保有耕地。

(三)住京時間長,工作更換頻率低,群體穩定性較強,對均等化公共服務訴求較大

北京城中村流動人口住京平均時間為442年,其中,居住時間大于3年的占比為557%,而居住一年以下的占比僅為121%??梢?,有一半以上的城中村流動人口在京工作生活超過3年。隨著工作、居住的穩定以及對周圍環境的適應,城中村流動人口完成了遷移流動,已初步適應當地環境,部分家庭完成隨遷等過程,成為較為穩定的常住外來人口。

從工作更換頻率看,調研對象工作更換次數均值為203。其中,工作至今未更換一次工作的流動人口占比442%,工作穩定性高;工作更換次數小于3次的流動人口占比為733%。城中村流動人口工作整體較為穩定,這與流動人口在大城市承受未知風險有關,即工作穩定在經濟和心理上提供給流動人口更多的安全感和抗壓力。

目前,北京城中村流動人口表現出較強的穩定性,而當前融入和適應城市生活則更為迫切。通過訪談進一步獲悉,城中村流動人口最為關注的方面為社會公共服務,其訴求也在進一步加大。例如,北京市教育資源有限、中小學入學門檻高等問題導致城中村流動人口子女入學困難。

(四)城中村流動人口整體工作居住條件有所改善,但城中村交通較差

通過城中村流動人口城市適應自評分析,有521%的流動人口對于目前工作持滿意態度,不滿意占比僅為50%??梢?,流動人口對于在北京工作較為認可。居住條件上,有493%的流動人口表示滿意,但不滿意比例也占到172%,仍有少部分群體對提高居住條件有較高要求。對于城中村交通,僅有290%的城中村流動人口表示滿意,大多數認為城中村交通一般滿意度普遍偏低。實地走訪這些城中村可以發現,城中村道路等級、密度以及公交及軌道站點數量相較于周邊城市建成區都是缺乏的,同時缺乏必要的交通管理。

四、城中村流動人口留京意愿及影響因素探析

留京意愿是個人對居住地的主觀看法、打算和期待,以往研究主要針對農民工、流動人口展開,研究內容有的只考察農民工的人口特征(如年齡、戶籍、性別、收入)對長久居住的影響,有的考察了經濟和社會因素,卻忽略了流動人口的城市適應狀況、流動特性對其遷移意愿的影響。本文將研究對象選定為北京市城中村的流動人口,這樣能更有針對性地反映城中村流動人口這個特殊群體對北京的認同程度。數據顯示,634%的城中村流動人口愿意留在北京繼續工作。相對以往留京意愿比例有所差異,這與不同時間、環境、群體界定有關,但總體留京意愿仍較高。為了理清哪些因素真正會影響到城中村流動人口這個特殊人群的留京意愿,本文通過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進一步分析,表2為回歸結果。

回歸結果包括4個模型。首先,將個人因素納入城中村流動人口留京意愿模型中進行回歸分析;模型2加入家庭因素;模型3加入流動特性因素;模型4加入城市適應性因素。隨著回歸模型逐步加入4個層次的因素,最終模型模擬效果較好。

從回歸結果上看,個人因素中年齡、教育程度、戶籍和性別對于城中村流動人口留京意愿影響并不顯著,這與以往研究中隨著年齡增大想留下的愿望越弱、受教育程度越高、留京意愿越強等有所差異。這部分差異可能與此次研究對象有關,訪談中我們發現不同年齡流動人口表現出留京意愿較為隨意,且調研對象受教育水平整體差距不太大。職業因素對留京意愿影響最為顯著。相對參照組,個體戶及體力勞動者不愿意留在北京。體力勞動者往往處在社會低端行業,勞動強度大,收入也相應較低,其對北京總體感覺往往失落感大于歸屬感,訪談中獲悉,他們認為一旦有更好的機會,可能離開北京;另外,個體戶從事行業大多屬于北京市產業疏解部分,對于未來的不穩定性導致其留京意愿也較低。工作性質因素對留京意愿存在顯著影響,其中,國有企業工作影響顯著性最高,相對穩定的工作環境一定程度上提升這部分流動人口的歸屬感,使其更愿意留在北京。收入因素對城中村流動人口留京意愿的影響并不顯著,這與以往大多數研究有所差異。究其原因,流動人口來到北京打工首先是出于生計,滿足基本生活開銷,同時也希望為自己以及家人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調研對象中,45%的流動人口是由于親緣帶動來北京工作,32%的流動人口是由于北京工作機會大、工資高,20%的流動人口是由于北漂精神的促動來北京闖蕩??梢?,城中村流動人口來北京打工不僅僅是為了賺錢,還存在金錢以外的、更能吸引他們的因素。因此到北京尋求發展的城中村流動人口更加看重各種機會以及技能的增長,解釋了收入因素對其留京意愿影響不顯著的原因。

家庭因素中,家庭中的就業人數對留京意愿有顯著影響,就業人數多的家庭更不愿意留在北京。一般認為家庭中就業人數多,家庭收入高,能承受更多未知的挑戰和風險,會更愿意留在北京。然而就業人數增多后,工作占用較多精力,家庭成員辛苦工作后回到租住地缺乏交流,家庭成員歸屬感降低,進而導致其不愿留在北京。而其他自變量如住戶人數、小孩和老人數、婚姻狀況以及家庭有無耕地等影響作用并不明顯。

流動特性中,住京時長對留京意愿有顯著影響,這與以往研究一樣,表明長時間居住某處會帶給人更多的依賴性和歸屬感。長時間居住在北京,無論在工作還是人際交往方面,流動人口都能夠很好地適應城市生活,找到自己的定位與發展方向,進而更愿意留下來繼續居住。而在京工作更換次數對留京意愿影響并不顯著。

城市適應度中,居住條件對城中村流動人口留京意愿影響不顯著。工作滿意對留京意愿有顯著影響,工作滿意度高的打算長久留京工作。另外,城中村交通對留京意愿有顯著影響,對城中村交通滿意的愿意留在北京,不滿意的則不打算長期在北京居住。

五、結論

本文利用北京市城中村流動人口調研數據來分析其群體特征,使用二元邏輯斯蒂回歸模型對留京意愿影響因素進行回歸分析,得出以下結論:1目前北京市城中村流動人口有年輕化、家庭化的趨勢,受教育水平較高,在京時間整體較長,呈現較為穩定的生活狀態;有634%的城中村流動人口愿意長久留在北京,整體留京意愿較強。2職業及工作單位對該群體留京意愿有顯著影響,一般個體戶和體力勞動者不愿意留在北京,國有企業單位性質的流動人口則愿意留在北京。3家庭就業人數對于留京意愿有顯著的反向影響,即家庭就業人數越多,其越不想留在北京。4居住北京時長顯著影響城中村流動人口的留京意愿,居住時間長的個體更愿意選擇留在北京繼續生活。5城中村流動人口關于工作滿意度以及城中村交通滿意度顯著影響其留京意愿,工作滿意度和城中村交通滿意度高的愿意留在北京。6收入對于城中村流動人口留京意愿并沒有顯著影響,盡管流動人口到北京生活重要原因是出于經濟方面考慮,但收入并不是其留京意愿最主要的決定因素。

綜上所述,北京市城中村流動人口留京意愿影響因素復雜,取決于經濟、社會、心理等多種因素的交互作用,存在客觀因素,但更多來自于其主觀意愿。當前城中村流動人口由于社會背景、自身價值和行為的差異,經濟方面因素已經不是留京意愿的決定性因素。同時,職業因素顯著影響著城中村流動人口留京意愿,而目前北京市疏解的包括零售業、制造業的幾個“一批”行業都是城中村流動人口留京意愿較差行業。從某種意義上講,政府疏解部分產業可能影響城中村流動人口留京意愿,但具體影響程度多大還需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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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郭麗春劉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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