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齊澤克的“死亡驅力”

摘要：“死亡驅力”經歷了弗洛伊德、拉康、齊澤克三人的創造傳承，它的含義終顯清晰。在齊澤克筆下，它被等同于顛覆歷史、開創文明的神性暴力，區別于致力于統一秩序的客觀暴力、神話暴力。同時，死亡驅力也被確立為反抗超我、洞穿幻象的體驗和毀滅符號界的“符號性死亡”。最后，筆者將其視為每個人于苦難歷史中不容推脫的超越性職責。

關鍵詞：齊澤克；拉康；死亡驅力；暴力；薩德

中圖分類號：B5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5595（2017）02006507

拉康在第七期研討班《精神分析倫理學》中，將精神分析和人類的道德（倫理）問題相勾連。他直言：“我的信仰是，沒有一個參與精神分析的人不被分析的倫理主題所吸引，……不得不承認，我們沉迷在嚴格的道德問題中?！盵1]耐人尋味的是，他運用了弗洛伊德的概念“死亡驅力”來拓展精神分析學的道德思考。本文試圖回溯弗洛伊德文本，并借助“拉康理論詮釋者”齊澤克的解讀，闡發這一概念的分歧及內涵。

齊澤克的每本著作幾乎都論及死亡驅力。大凡對其有所了解的學者會注意到如下特征：不死的重復、活死人的崇高、介于符號死亡和肉體死亡之間、神性暴力（divine violence）等。在本文中，筆者試圖澄清如下難點：

第一，死亡驅力如何是不死的。它既不死，和生命驅力的區別何在？

第二，死亡驅力也被稱為毀滅符號界的“第二次死亡”，它和佛教去分別心的涅槃原則區別何在？

第三，死亡驅力還有攻擊性、暴力等別名，它和一般的戰爭、性虐待、超我壓迫的關系如何？

一、死亡驅力的理論源頭

弗洛伊德的“死亡驅力”主要見諸《超越快樂原則》和《文明及其不滿》。

在前者中，弗洛伊德發現人類的心理事件大多是消除各種不愉快或過度興奮的情緒，使能量遞減或穩定在某一低水平，這種類似消化異物、維系腸胃平衡、補給統一體的心理程序被他稱為快樂原則。但同時人類心理機制具有某種更古老的強迫重復?？鞓吩瓌t及其衍生的現實原則都是強迫重復與父法閹割的次生過程相結合的結果，但如果一種記憶、興奮量或原初本能不能服從閹割、結合次生過程，就會呈現單純的能量發泄，復蘇原始的強迫重復。他從創傷夢、性虐待、悲劇創作等具有破壞性的心理過程中證實了這種機制，這被他稱為超越快樂原則。

快樂原則和超越快樂原則也被他稱為本能。本能總是惰性的、要求回到過去，返歸事物的早先狀態。而生命有兩種返歸的方式：一是快樂原則即性愛本能或生命本能，它力圖彌合失序或斷裂，返歸生命完滿的原初狀態。弗洛伊德借用柏拉圖《會飲篇》中的性別合體神話表示，人類仿佛是被神靈撕裂而渴望重新聚合的殘缺物，它要求回歸統一體或更大的統一體中，獲得完善廣大的原型。二是超越快樂原則即死亡本能。恰與快樂原則相反，它總是破壞統一體，要求返歸更原始的無機體中，即毀滅性的混沌中。在文本中弗洛伊德最終采用“triebhaft”一詞指稱本能，似乎有意區別于前語言的、天生固定的動物本能，因此我們一般稱其為生命驅力、死亡驅力。

細究起來，弗洛伊德的天才論說仍是一筆糊涂賬乃至一鍋大雜燴。一方面，他仍掉入善惡二元論的稚幼中，認為生命驅力是文明完善的根源，相當于生殖細胞在性愛中戰勝衰朽的死神，尋求永生的形態，死亡驅力則是敗壞之物，是性虐待、戰爭等一切阻礙文明和性愛秩序的行為；另一方面，他又表示最古老的過去、最終的平靜或涅槃就是無機狀態，最高的心理本能仍是強迫重復，快樂原則終究是為死亡驅力服務的?！耙磺猩罱K的目的乃是死亡?！盵2]可見，弗洛伊德搖擺于永生和涅槃之間。但作為活人，他沉浸在完滿的生命狀態（統一體）的幻覺里，視其為 “實體之善”，并和死亡驅力對峙。這種善惡二元論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更加嚴重，以至于后人對死亡驅力常以死神力量或涅槃原則的誤會收場。

《文明及其不滿》（1930）是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間隙、伴隨歐洲法西斯上臺而誕生的作品，它幾乎是二戰的預言。弗洛伊德在其中將兩種本能視為愛欲和攻擊性的對立，但同時也認為攻擊性只是愛欲不服從于文明的叛逆面。

在前四章，他試圖揭示文明和愛欲的沖突，愛欲具有反文明的能量，只能借助宗教、科學和藝術創作將其轉移或升華。它是文明中永恒的不滿，是愛欲的固有僵局，并不單純因為特定秩序的壓抑而產生并積蓄。在第五、六章，弗洛伊德又將文明秩序、道德倫理視為防范死亡驅力的攻擊性而建立的愛欲理想，但它無法消除攻擊性（譬如法西斯的反猶、共產主義的反資、基督教的反異教），愛欲和攻擊性的戰爭無休無止。在第七、八章，他將死亡驅力歸入超我的層面，將其描繪為持續不斷的父子愛恨糾葛的斗爭關系。

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4月第33卷第2期陳劍：論齊澤克的“死亡驅力” 弗洛伊德在此的猶疑矛盾是顯著的：一方面，他試圖譴責文明秩序對人性的壓迫，描繪出某種愛欲的僵局（神經癥）和不可升華的逾越性能量，它們反抗文明或宗教所設定的統一秩序，而極力摧毀之，返歸前生命或無生命狀態；另一方面，他又似乎信仰某種愛欲秩序和道德理想，一個統一體的文明觀念，而不惜一切要以生命驅力戰勝死亡驅力（這一傾向在之后的《為什么有戰爭？》中更加明確）。我們可以認真讀讀第六章結尾處的這段話：

文明是一個服務于愛欲的過程，愛欲的目的是先把每一個人，再把每一個家庭，然后再把每一個部落、種族和國家都結合成一個大的統一體，一個人類的統一體?！?，人類的自然的攻擊本能，個體對全體的敵意和全體對個體的敵意，都反對這個文明計劃。[3]206

這段話難道不像某個宗教教派或世俗權力企圖征服世界的宣言？弗洛伊德難道不是臆想了某種完滿的人類共同體之愛欲？他的統一體理想難道不是攻擊性或個體全體之敵意的根由？人類大多數攻擊性和暴力行為往往不是瓦解統一體和秩序，而是強大的權力制度渴望獨霸天下。最直接的證據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它本是法西斯帝國的大一統之戰。通常的攻擊性回歸的總是偽混沌，是權威化的統一秩序，因此絕非返歸無機狀態的死亡驅力。

弗洛伊德顯然沒有分清愛欲的兩種攻擊性：一種實施統一秩序，另一種毀滅它。他接下來論說的超我仍是愛欲秩序和攻擊性仇恨的共生體①：道德秩序總是外在權威壓迫的內化，父親對孩子的攻擊或管束（內含孩子對父親的攻擊）轉化為超我對自我和外界的攻擊，同時這種攻擊的內化，也是對父親愛欲的表現，是對父親法則的認同。②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攻擊性和死亡驅力呢？按齊澤克的說法，即是黑格爾所謂的“世界之夜”?；钪娜祟惒]有毀滅的無機狀態，而只有在統一秩序崩塌或扭轉的時刻，才能激發出反抗超我和顛覆文明的潛能。弗洛伊德并非無知于這種攻擊性，當他說到基督教的“愛人如己”無關來世的好處許諾，而應是新的利益公平時——“人類和占有物的關系方面的實際變化在這一方面比任何道德的說教更有益”[3]221，他難道不是馬克思第二，不是發動了反資本主義的攻擊？另外，當他將藝術和科學視為升華不滿的手段時，這實際上是在文明秩序和通常的攻擊性之外打開第三條路，一條攻擊傳統秩序的道路。讓我們想想為何偉大的思想家和藝術家總位于歷史的轉捩點上。

正如拉康指出，宗教、科學和藝術并非不滿的轉移、防御或升華，而是不滿本身，是顛覆意識形態和社會結構的革命。我們可以推進弗洛伊德所引用的歌德詩句：“懂得科學，懂得藝術的人，也一定會懂得宗教；不懂科學，不懂藝術的人，就只能當個教徒！”[3]172將其改為：“在革命之火中重生之人，才是宗教啟蒙之人，才是科學和藝術之人！”任何開創性的革命、宗教、科學和藝術正是掃除封建迷信、摧毀統一秩序的死亡驅力，是只配屬崇高英雄的大無畏攻擊。弗洛伊德是英雄的一員，但他不知道。

二、語言的暴力本質/神性暴力

不客氣地說，弗洛伊德是個理論上的暴力不可知論者和良心中的和平主義者，他甚至區分不了左翼和右翼：共產革命和法西斯。他和大多數偉大哲學家一樣提出劃時代的見解，卻不敢直面其突破性后果，只能逃回安穩的意識形態之窩，失去了思想的鋒芒。慶幸的是，總有后人繼承他的衣缽，拉康首先在《精神分析倫理學》中指出弗洛伊德的兩個道德起源：《圖騰和禁忌》中的超我道德和《文明及其不滿》的實在界道德。一種源自弒父原罪，效忠俗世善好；另一種源自死亡驅力，通向歷史顛覆。拉康高扛后者的大旗，并以革命先驅的楷模安提戈涅展開了論說。

齊澤克在《暴力：六個側面的反思》中從更理論的角度彌補了死亡驅力的缺陷。他的核心觀點是：通常的暴力恰恰處于文明秩序、愛欲理想這一邊，死亡驅力是一種反抗秩序暴力的神性暴力。這幾乎反用了弗洛伊德的模式。

首先，齊澤克一反通俗的暴力批判，闡發了語言的暴力本體論。流行的語言觀（比如哈貝馬斯交際理論）認為語言相當于理性，是人們共通的符號秩序，它化解原始沖突，致力于和解與調停，頒布律法和實施懲治，使人們和平共處。在拉康理論中，符號界對想象界的合并兼容同樣意指語言秩序對侵凌性的鏡像愛欲的中介調停。這一觀念也體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寫的文本中：“言說是社會化的基石和結構，并且恰好以放棄暴力為特征?！盵4]54語言交流預設了雙方的承認、他者的接納，暴力只是扭曲語言邏輯的偶然的“病理”現象。

語言是完美的，暴力是反常的，這和弗洛伊德一樣預設了天堂般的大一統秩序，只能服務于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乃至宣布一切暴力都是壞的。然而，倘若真相剛好相反，倘若人類的暴力能力遠超動物正是因為他們說話，倘若人類的存在本質、語言本身就是暴力，那該如何？

符號具有暴力的本質，最高的暴力行為正是強加語言形式的行為，是“生成本質”（wesen der sprache，海德格爾語）的奠基性姿態。簡單地說，這是“詞謀殺了物”。語言肢解事物、摧毀其有機統一，將其塞進一個外在于事物本身的意義場域中。當我們以“金”命名金，就暴力地將一種金屬從其自然本質中抽離，投入我們的財富、權力、品格的純正等等當中。進一步看，在社會秩序的層面，詞對物的謀殺建構了強制性統治關系及其幻象（fantasy）之維，成為人類每一次“合法”暴力的最終依靠。比如種族主義、反猶主義者企圖摧毀的只是文化幻象中建構的“猶太”影像③；比如政治正確的寬容原則乃至慈善原則，其掩蓋的仍是資本瘋狂和殘酷剝削的系統暴力。其中的關鍵在于，謀殺一旦完成就轉化為正常秩序，意識形態一旦內化就呈現為諸如文化、習慣、理想等非意識形態。人們永遠不能剝離語言的中介去直接體驗現實、觸摸那不可能之“真”。符號的述行功效（performative efficiency）使人們陷入語言建構的邏輯圈套中，以井底之蛙的角度視其為唯一的真實和自然。

齊澤克也將語言在形式強加中確立秩序的一面稱為“客觀暴力”，它如同物理學的“暗物質”，內在于事物的“正?！睜顟B，并成為評判具體的主觀暴力的零層面標準。它不單是“令人情緒激動”、反映“社會統治關系的個案”（諸如言語歧視、性征欺凌），而且是“更基礎的暴力形式”，“從屬于某種意義體系的強制性運作”。[4]12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客觀暴力集中構成了為了政治和經濟體系順利運轉而忽略一切災難性后果的系統暴力。

其次，齊澤克并沒有忽略超越語言秩序之可能，語言的暴力本質總是雙重的，它制造了反語言暴力之暴力。只有在意識形態的統治暴力中才能反向生成反意識形態暴力。這正是死亡驅力的領域，是人的過剩、變種人（the inhuman）、絕對他者性、惡魔之惡（diabolical evil）的維度。

齊澤克論及邊緣人的覺醒體驗：最早的行動并不是對社會制度或他者的直接反擊，而是將過去習以為常的待遇突然視為不公正和羞辱性的處境，痛恨自己的被動和不能采取行動。這一深刻醒悟之所以發生，并非抓住了語言中介背后的真實身份，而是反抗了語言的強加形式，語言醞釀了自身的造反?！拔覟槭裁词悄銈冋f的或社會確定的那個人（黑人、女人）？”主體當然仍是那個人，他實際上是以某種“抽象的人”實施了語言的第二次強加或物的謀殺，這是“純粹形式上的變化，現實毫無變化、變化的實質是主體對現實的態度”[5]165。對于人類這種語言主體，任何抗議語言秩序的行為都內在于語言的形式中，它是事物本質起源處的“同一性的非同一性”。原有的形式根基松動并逆轉為另一種否定性的暴力強加，這很像地極倒轉以致天地傾覆。

齊澤克又以美國的黑人身份或處境為例：波伏娃曾在《美國紀行》（America Day by Day）中聲稱即使沒有科學或心理學的確證，但你只要去美國走一圈，就會相信黑人事實上就是低等的。這一說法在客觀意指上是坦誠的，人類并沒有社會-符號存在之外的身份，諸如普遍人格、共同靈魂全是閉眼扯淡，人們生活在嚴格的高低貴賤的區分中而無意識臣服，當整個社會認為你低等時，你不可能不（以某種方式）自認低等。波伏娃不過類似于說只要你現在去泰國旅游，就會發現人妖、妓女乃至泰國人普遍比那些事業有成、休閑度假的白種人低等。但作家桑福德（Stella Sandford）卻因此批判波伏娃，力圖區分黑人的實際存在和白人種族主義話語下的存在，黑人并非低等而是“被低等化”。究竟是什么讓她如此不尊重事實？一方面，虛偽的意識形態不承認高低人種的區分。它否認自己強加的符號暴力以便更好地發揮作用，仿佛世界大同（儒家最擅長此道），仿佛黑人同樣可以作為自由、自主的行動者，通過自己的行動、夢想來抵抗這種強加，這實則軟化了種族主義問題的尖銳性。另一方面，桑福德解說黑人身份時已陷入解釋學的圈套，回避了解釋學依據的問題。黑人的身份如何并不重要，而是為什么會產生這種身份的解釋。

那么，為什么波伏娃認為黑人低等而桑福德持反對意見呢？因為意識形態總要掩蓋自己的暴力深淵、其符號的強加姿態，這姿態一旦被揭穿（哪怕只是有人明白地表達它），被視為不公正，就可能逆轉為自身的否定，而這正是它所懼怕的。一旦那些被社會排除的“賤民”（及心同賤身的“貴民”）不再安于意識形態的偽飾及既定的生存目標，也就有可能跳出原有的身份，以不可交流的絕對他者、以惡魔的姿態展開不懼死亡、毀滅符號界的行動。那是死亡驅力的大爆發。

齊澤克總結道，那個掩蓋他者深淵的語言同時也是制造并支撐這一深淵的語言，分離我和超越者（the Beyond）的東西同時也是創造超越者意象的東西。在拉康理論中，這是符號界屏蔽實在界又生產實在界的邏輯，因為實在界的每一次具體呈現都是符號界的內在僵局。

再次，語言的暴力本質上是一種否定性，它否定了事物或原初混沌（舊秩序），令雜亂無章的狀態瞬間有了一個中心，這正是拉康的“主人能指”的功能：一個空洞能指奠定了生命的奮斗格局。但復雜在于，這可能確立秩序，也可能毀滅秩序。前者是以快樂、幸福、快感為本位的意義追尋，使事物按部就班地循環、納入既定的統一體，這可視其為生命驅力（lifeforce）和立法暴力；后者是符號界的溢出、非意義（nonmeaningness）的逾越，它不訴諸原有體制內部的公義，而是“一種資本/符號/社會系統的高速運轉所引致的自我解體以及被排斥在社會之外的人群的‘反撲”[4]156，這可視其為死亡驅力（deathforce）和滅法暴力。

因此，語言的兩種暴力雖在同一個形式強加的層面運作，但效果截然相反。前者猶如高喊“陛下萬歲萬萬歲！”后者猶如疾呼“我們都是猶太人！”齊澤克借助本雅明的觀點將滅法暴力稱為“神性暴力”（也譯為“神的暴力”），將立法暴力稱為“神話暴力”（mythic violence）——其代表當屬謀殺原父神話，那是法律所固有的被壓抑的黑暗起源。正如“上帝在所有領域反對神話”，他同樣反對人間秩序的大一統神話，當原有的正義體系包含了太多犧牲和隱債，“上帝失去自身的中立性并‘墮入世界之中、殘忍地干預這世界，并實現了正義?！竦谋┝Υ磉@種超越法律的正義的粗暴入侵”[4]156。

比較而言，神話暴力是建立法律統治的手段，它通過懲治罪犯以重建平衡，因此它凈化罪（guilt）而鞏固法，要求犧牲和贖罪。而神性暴力不服從于任何手段，它是非犧牲和非贖罪的，它不斷僭法以凈化法，固執地表達對既定世界的抗議和否定，動搖基本的社會關系。④“它只是世界不正義的象征、道德上‘動蕩不安的世界的象征?！銓幨且粋€沒有意義的符號”，沒有任何存在秩序的先在保證，“主體自己要完全承擔將它解讀或假定為神性的風險”[4]176。

換言之，神話暴力是已轉化為肯定性秩序的否定，而神性暴力才是純粹否定性，它無任何今生來世的保證，只能是孤獨中的決斷和承擔。在齊澤克看來，這正是巴丟和拉康的區分，巴丟已將真理-事件放置在命名之后的符號秩序中，詭異地近似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召喚理論，這或許才是他采用基督教起源的模型言說真理-事件的隱蔽動機（四大真理-事件不包含宗教乃至教會的建立）。而對于拉康，真正的（暴力）行動是先于命名（秩序）的純粹否定性，是不可名狀的實在界入侵?！霸谡胬?事件之中，那空白的死亡驅力、激進的否定性，亦即那不時使存在秩序中止的鴻溝，會持續不斷地發揮作用?！盵6]229230

最后，神性暴力可以無需（常規）暴力，這就是齊澤克為何在本書中將民主政治中的選民棄權、列寧1914年后遠離社會的“學習再學習”視為暴力的最佳例子，同樣類似的還有他提到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麥爾維爾筆下連拒絕也懶得說只說“我寧可不”的巴特爾比（Bartleby）。當人類無能追逐什么實在界理想時，不參與、反介入、中斷秩序固有的循環也許才是真的暴力。

三、反抗超我和“第二次死亡”

死亡驅力的發揚光大不得不感謝拉康的傳承開拓，當大多數弗洛伊德的追隨者棄之如敝屣時，唯有他宣稱“忽視弗洛伊德理論中的死亡驅力是完全誤解他的教導”。但拉康的理解思路至少有三個不同的時期：從1938年開始，他將死亡驅力連接到母子黏著的前俄狄浦斯階段以及鏡像自戀中，是主體亟欲逃離現實的自殺傾向，這也是他后來所討論的想象界。在1950年代的中后期，想象界“是由快樂原則所支配的，它努力尋求動態平衡，而處于盲目自動調節的符號秩序總是干擾著一動態平衡：它就是‘超越快樂原則”[7]177。在此，死亡驅力又被等同于符號界的能指網絡，是無意義的強迫性重復機制，“死亡驅力不過是符號界的面具”。直到1950年代末，拉康才將符號界，即“像語言一樣結構起來”的無意識確立為快樂原則（包括現實原則）的場域，而將死亡驅力轉向實在界，宣稱它是對不可能元物（Thing）的追尋，是文明的顛覆力量。

拉康的變化并不突兀。一方面，他一直在尋找人類生命意義、表意系統之外的某個斷裂和突破口，但只有隨著理論和概念的發展，他才能最后準確地說出那個“物”；另一方面，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生命驅力和死亡驅力總以一定比例混雜融合，死亡驅力本身只是符號-想象界愛欲的瘋狂矛盾、自我解體的維度，因此它也容易混淆于具有毀滅性或強迫性的生命驅力，諸如法西斯或原教旨主義。事實上，“所有的驅力也都是死亡驅力，因為所有驅力都是過度的、重復的，最終必然是具有毀滅性的”[8]78。

齊澤克力主拉康晚期稱道的實在界驅力，而反對想像-符號秩序中基于律法或超我而生產的驅力。⑤[9]在拉康理論中，驅力是欲望單一力量的局部展現。它“永遠無法被滿足，而且不以對象為目標（goal），而是永遠環繞此對象，依循其目的（aim）（方式本身）”[8]75。齊澤克認為，這種循環的反折（doubling）根源于元物自身的環繞空洞而循環的結構。這種反折不同于禁止和距離制造的誘惑空洞，驅力并不是將客體提升到元物尊嚴的高度，也并不環繞父之律法所禁忌的母性元物或幻象客體，使其崇高化。

據此，我們不能簡單地用拉康在第十一期研討班和《無意識的位置》（position de I inconscient）一文中提到的薄膜（lamella）神話來解說死亡驅力。一個如薄膜般的扁平客體不停跳動、改換形態，如變形蟲一樣分裂、繁殖，具有無限可塑性，燒殺剁砍總能死而復生。

（它）像變形蟲那樣運動，扁平如紙穿梭于門底縫隙，為純粹生命本能支配因此無性，分裂生殖因此不死。當你熟睡時，它無聲爬上你的臉龐只為封存于你的身軀……不言而喻，必須和這恐怖之物作戰，那將是一場猛烈開火?！瓰榱舜輾н@“蟲人”（manlet），我們最好杜絕它的繁衍，因為切碎它也將使其再生，即使放一把火，它最小的幸存分裂體也將保留它全部的毀滅力量。[10]

如齊澤克所言，薄膜像煎餅蛋（lHommelette）⑥一樣裹覆人臉，像電影《變相怪杰》那個神秘的古代面具，人一旦戴上它將變成另一個充滿原樂意淫和丑怪狂想、被魔鬼的沖動控制的不死之身，進入一個幽靈般、自動化的倒錯幻象世界。這更類似超我指令的愚蠢重復和理想自我的意象統治，而非實在界驅力。⑦

同樣，齊澤克采用安徒生的小紅鞋童話描繪死亡驅力也大有問題，真正的強迫重復并不出現在小女孩穿上紅鞋不停跳舞的魔力中，而是出現在被砍斷的雙腳反復跳舞歸來，煽動悔恨和痛苦之際。這正是弗洛伊德創傷夢的真諦，夢是欲望的滿足，它以特殊的能指組織方式（凝縮和移置）消解過度刺激，但一個無形的創傷、一個不可能的（性）欲望同樣體現在能指的機制中，反復沖擊如沉睡鐵屋般的生命體系，力圖要拼死開創一條生路，創造一個新人、新世界。你聽到了你的創傷在言說嗎？“只有刺傷你的矛才能治愈你的傷?！?/p>

盡管齊澤克在大部分情況下和拉康一樣似乎故意混淆符號-想象界之過度和實在界之過度，但他在哪里接近了死亡驅力的真諦呢？答案是在論說反抗超我和“第二次死亡”之處。他的含糊迂回也并非無意義，或許唯有透過變態激情和宿命循環，人們才能發現隱蔽其中的另一種重復，一個痛苦和矛盾、生機和革命的反復歸來，正如薩德唯有通過虐待狂的人生，才能以傲世的作品撼動倫常，超越自身，為弗洛伊德開路，祈求并實踐了更高級的罪惡——毀滅符號界的“第二次死亡”。

首先，齊澤克區分了沉浸在超我享樂中的驅力和反抗超我、洞穿幻象的驅力，前者如拉普朗虛（Jean Laplanche）所說是每個人手淫時盲目重復的驅力，它臣服于原樂，與幻象同在。齊澤克指出，這種驅力正是支撐晚期資本主義體制的變態核心，人們正因為在體系中獲得了快感才可能遺忘文明的“不滿”，轉而容忍、支持和認同這一體系，正如那場2006年的倫敦“手淫馬拉松”使人們沉溺在一種唯我主義的“單子（monad）式”的虛假共同體中，徹底過上無理想的后現代“末人生活”。但后者卻超越幻象而存在，它進入大他者之謎的“黑暗之地”，試圖中止身陷原樂的無盡重復的可悲宿命。對于生命而言，它不是“扎根”（rooted）而是“爆破”，主體在大他者的不一致和空白處識別自身并堅持其沖動。

齊澤克補充道，兩種驅力水火不容卻并非無關，驅力只有固著于空洞的元物（空靈性）才能從超我的固著（stuckness）中升華而出，這猶如要消滅雜草就勤種莊稼的寓言：

一方面是屈服于盲目的重復沖動，一再去重復越來越激烈的愉悅，就像青少年玩電動玩到入迷那樣，另一方面則是“洞穿幻象”這種完全不同的經驗，……擺脫愚蠢的超我快感死亡驅力的唯一方式，便是擁抱具備破壞性、能夠洞穿幻象的死亡驅力。只有靠死亡驅力本身，才能打敗死亡驅力。[6]552553

其次，齊澤克延續了拉康所發展的薩德的“第二次死亡”的概念。死亡驅力是反抗社會母體的、正面的開創性力量。因此它總是符號秩序的對立面，渴望實施超越肉體生死之上的“第二次死亡”，即對符號性肌質（symbolic texture）的全盤消滅，對歷史傳統整體性的“擦除”（wipeout）。

薩德曾聲稱普通的犯罪諸如戰爭、謀殺都如瘟疫一樣有利于自然平衡，但有一種高于繁殖和腐爛的自然循環之上的至惡，“它是循環自身的毀滅和根除，它會把大自然從其自身的規律中解放出來，為新的生命形式的創造鋪平道路”[7]177。這種說法驚人地類似顛覆歷史的死亡驅力，是對符號界固有循環的毀滅，以開辟新天地，如同摧毀封建社會為資本主義開路。由此，第二次死亡也被稱為符號死亡。

齊澤克筆下有兩類符號死亡：一是肉體存活，但喪失了活人應有的身份，而淪為不可名狀的活死人、異數。這樣的人若還有生存的動力，就注定要反抗符號的系統暴力。比如安提戈涅，她作為亂倫之女，被排除在城邦的符號共同體之外，以歇斯底里的姿態索求那不可償還的債務。二是肉體已死，但符號債務還未完結甚至不可能完結之人。比如納粹大屠殺的犧牲者，他們的冤魂夜夜歸來，激起活人的反抗斗志?？傊?，符號死亡是符號債務的顯現，無論是活人的欠債還是對死人的負債，都是死亡驅力激發罪疚感的根由。

因此，切莫將死亡驅力混淆于佛教的涅槃或純潔派的禁欲，雖然它們都直視生命的罪咎，拋棄聲色犬馬，并堅守不可能的愛之理想。然而，死亡驅力仍是斗爭的執念，它激發矛盾，從不軟化任何罪惡或不公，強調主體于歷史中的職責。而普通的涅槃和禁欲則相反，它用一個更本原的空彌合矛盾和罪惡，消滅差別，復歸無動于衷，因此仍屬快樂原則。⑧如齊澤克所說：

涅槃原則指摧毀或自我消滅的沖動。弗洛伊德所謂的死亡驅力，無論如何都與渴望自我湮滅毫無關系。相反，它是死亡的對立面，是對“不死”的永恒生命的稱謂，是對下面行為的稱謂：在內疚和痛苦中轉來轉去，形成永無休止的反復循環。[5]107

可以說，死亡驅力是一種在苦難命運中難以擔負卻必須擔負的責任，它反復召喚我們做一個歷史擔綱者、一個超越歷史的變種人，而不是佛、神或超我或什么東西。⑨

注釋：

① 弗洛伊德在最后一章幾乎指出人類文明的出路是加強（文化）超我的內在攻擊和罪疚感，認同理想權威。但如果讀者注意到他開篇時所批判的宗教幻覺，一種崇敬上帝心理、依賴完美父親的“原海感受”（oceanic feeling），就很難不質疑，弗洛伊德最初反駁之物難不成要逆襲為終極理想??？

② 弗洛伊德說到很有啟發的一點，寬厚溺愛的父親有利于孩子形成嚴格的良心，一方面是因為最早的外向攻擊無法發泄，只能內轉；另一方面是對父親的愛有利于認同父親，將父親權威內化。

③ 齊澤克借助理性（reason）和種族（race）在拉丁文中共有的詞根（ratio）指出，“是語言，而不是原始的自我逐利，才是第一個并且是最大的分割者（divider）”，是語言創造了人和人最原始的區分，乃至形成秩序和身份。這讓筆者想起拉康論索?？死账构P下悲劇人物（如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的一個概念：“身家已毀”（race is ruin）。那些英雄越過了埃特（ate），闖入秩序和身份之外的渾噩中。

④ 齊澤克指出，如若作為流血的革命，神性暴力與神話暴力有一點令人困擾的相似，即在殺戮上，兩者都和處置神圣人（homini sacer）的方式一致，即殺人既不犯罪，被殺者也無資格當祭品，法國大革命的恐怖和納粹的猶太人大屠殺因而是相似的，但齊澤克堅稱前者是純潔暴力的爆發，后者是國家權力的工具。

⑤ 可參考Slavoj iek所著On Belief：“元物不過是它自身的匱乏……在自我封閉的循環中，驅力通過反復錯失目標來實現其目的，這意味著，驅力圍繞一個中心空洞（void）而旋轉，這個空洞是不可能/實在界的元物之空洞……然而，我們應該堅持，帶來生命過度，引發所謂“驅力”的那種拓撲式扭曲、那種‘反折（doubling），絕不能等同于（或基于）符號律法，它禁止了不可能的母性實在界元物，被那‘反折所開啟的鴻溝（gap）并不是符號律法所禁止之元物之空洞……驅力并不‘將一個（經驗）客體提升到元物的尊嚴中——它毋寧是將一個自身具有環繞空洞而旋轉的循環結構的客體當作自己的客體?！?/p>

⑥ 拉康曾借柏拉圖的性別合體神話闡說那神話般、前主體的、無性的、不死的生命。當宙斯因妒恨剖開合體人，人類就陷入性化和愛欲中淪為永尋完滿而不可得的欠缺物。拉康以“lHommelette”（英譯“manlet”）一詞表達生命出生后必然失落的原生形態以及某類驅力替代物。當胎膜被打破，如同打破一個蛋，不僅制造了人，也制造了蟲人，它在法語中有“煎蛋餅”和“小人”的意思。它是拉康薄膜的另一個名稱。

⑦ 另一個經典的薄膜形象是《黑客帝國》（The Matrix）中的特工史密斯，它本是母體的殺毒程序，但因任務失敗轉化為病毒，擁有了無限復制、隨意附身和不可摧毀的能力，這不正是符號秩序的過度驅力或類似法西斯的超我指令的象征？超我的稽查機制一旦瓦解便令其瘋狂能量威脅整個系統。而救世主尼奧只有殺死它，以一種不死驅力戰勝另一種不死驅力，才能重生整個符號母體。

⑧ 在擔負人世的角度，涅槃原則的確有逃避傾向。在動畫電影《海洋之歌》中，我們看到涅槃原則的丑化版本：貓頭鷹女巫因為喪子之痛而用施了魔法的瓶瓶罐罐吸走自身和精靈們的哀怒喜樂，使生命麻木石化，但“那只會讓一切更糟！”。小哥哥用歌聲喚起妹妹海豹精靈吹奏海螺音，打破禁錮，使女巫獲得感動和新生。同樣，精神分析認為，每一個癥狀都有其可闡釋的意義，都可以改變無意識、洞穿幻象、開創新生命（因此它也被譯為征兆）。我們不能將其忽略或壓制，而應從中激發出召喚解放的死亡驅力，而那不就是吹響回旋不羈的海螺音嗎？

⑨ 另外，死亡驅力在齊澤克筆下還有局部驅力、局部客體、無身體的器官、無性原欲（力比多）等名稱。齊澤克非常清楚，死亡驅力不可符號化并充滿顛覆父權秩序的猛力?！八巧鼘嶓w的殘余、躲避符號的殖民（lamella）。它是‘無頭驅力的可怕顫動。它不受尋常死亡的制約，不受父性權威的管制。它云游四方，居無定所?！保ā兑暡钪姟?，第199頁）然而，齊澤克時而將它和薄膜、無限的生存繁殖力，甚至時而和電影中的異形、外星寄生體完全混同，這就有可能混淆生命驅力和死亡驅力，也混淆薩德的兩種死亡：一種是不死的生死衰榮福罪之輪回，另一種是打破不死輪回的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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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夏暢蘭

Abstract： After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reud， Lacan and iek， the meaning of "death drive" becomes clearer and clearer. iek thinks it is a divine violence that could subvert old history and create a new civilization， differing from the objective violence or mythic violence that defends the order of the unity. Meanwhile， death drive has also been established as the experience of resisting the superego and traversing fantasy and regarded as "symbolic death" which is able to destroy the Symbolic. Finally，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treats it as a kind of transcended responsibility for everyone to perform in the history of misery.

Key words： iek； Lacan； death drive； violence； Sade

收稿日期： 2016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