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IMIC模型職工身心因素與工作環境關系的探索性研究

曾 毅 寧維衛

（西南交通大學心理研究與咨詢中心，四川成都610031）

基于MIMIC模型職工身心因素與工作環境關系的探索性研究

曾 毅 寧維衛

（西南交通大學心理研究與咨詢中心，四川成都610031）

目的：職業環境壓力是屬于多變量控制過程，涉及很多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諸如工作壓力，工作動機，社會支持，工作滿意度，報酬，晉升，同事領導之間的關系等的影響。本研究希望探索職業環境壓力和個體身心健康狀態的關系。方法：基于現有理論基礎利用SEM思想構建MIMIC模型，調查了國企電網系統某公司的近1400名職工的職業壓力，工作動機，社會支持，工作滿意，對領導以及同事的關系評價，以及身心健康狀態。結果:我們將與職業環境壓力相關的因素作為外生顯變量，個體身心健康狀態作為內生顯變量建立MIMIC模型，得到的MIMIC模型匹配度參數是X2(107)=854.965(p=0.000);X2/df=7.99;CFI=0.955;RMSEA=0.071;Standard RMR=.0235，gamma hat=.94。結論：由此可見，此模型能夠與數據匹配，對于內生顯變量具有中等影響力。職業壓力、工作動機、社會支持，工作滿意，對領導以及同事的關系評價，晉升，報酬等變量與身心健康狀態等內生變量關系復雜，對當今職工的總體狀態的深入理解，以及高效率的調動其生活、工作的積極性很重要。

MIMIC模型，職業壓力，工作環境

引言

壓力研究起源于醫學領域，Selye定義壓力是身體對任何壓力源的一般性反應[2]，壓力本質上是環境需求和個人特征相互作用引起的焦慮性反應[1]，職業壓力是讓工作者感到需要付出較大努力的工作要求，以及由于適應要求所產生的各種心理和生理的反應[1]。職業壓力來源于很多個人，社會，工作很多方面，Cummim認為職業壓力通常來源于工作負荷過大，人際關系緊張，角色沖突，工作無自主性[1]；黃華蘭發現職業壓力與工作特征，工作環境以及社會支持，工作動力相關[1]。李權超認為病理性人格，情緒不穩定個體傾向于體驗負性情感，內向性格易于抑郁[1]。蔣獎認為A型行為和壓力源中的工作負荷，人際關系和角色沖突產生職業枯竭的主要原因[1]。職業壓力已經成為影響生活工作的不利因素，總的看來職業壓力是多變量過程，不僅自身的身心狀況會影響壓力的產生，而且外部環境和工作狀況比如社會支持，工作滿意度，對領導同事的主觀認知，以及晉升機會都會影響壓力產生。工作動機是維持個體行為進行活動，并導致某一活動朝向某一目標的心理傾向或動力[3]。工作動機與工作滿意度，工作行為，自我效能感，價值觀，績效，晉升機會，情感、情緒狀態以及人格特征等相關[3]。社會支持分為主觀的，體驗到的和情感上的支持；客觀的，可見的和實際的支持；以及個體對支持的利用度。社會支持不僅能從生理上調節神經分泌系統和免疫系統，增強抵御疾病能力；而且有效調節個體行為方式，從而保持身體健康[4]。工作滿意度與績效，工作本身滿意度，社會人際關系，報酬，價值觀以及心理契約等都有相關性?？偟目磥?，工作動機，工作壓力，社會支持，工作滿意度，績效，晉升，對領導和同事的態度等都會對身心狀況產生影響。本研究目的是利用有關職業環境壓力源因素的實證數據探索這些因素和身心不同健康癥狀維度之間的關系。這里假設職業壓力源是多原因外生變量，諸如工作壓力，工作動機，社會支持，報酬，工作滿意度，對同事和領導的態度等。這些多原因外生變量與身心不同健康因素潛在特質有直接關系。我們利用MIMIC模型(Multiple Indicators Multiple Causes Model)驗證假設。此模型里身心不同病理性因素作為潛在因素，由各個分類因子如軀體化因素，抑郁因素，焦慮因子，偏執因子等定義。本研究MIMIC模型測量方程如下公式1：

其中η表示潛在變量，本研究中指身體病理性因素潛在特質。Y1，Y2…,Yp是內生觀測變量,也就是身心的病理學維度,如焦慮因子,抑郁因子,強迫因子,敵對因子,恐怖因子等觀測顯變量。即反應個體身心狀況的指標。ε1，ε2，εp…為誤差項。λ1，λ2，λp…,為系數向量。公式1描述了測量潛在變量的路徑。本研究MIMIC模型結構方程如下公式2：

其中η表示潛在變量，本研究中指身體病理性因素潛在特質。X1，X2…,Xq表示外生原因觀測變量，即引起個體身心病理性因素的各個原因變量，比如社會支持，工作壓力，工作動機，工作滿意度，報酬，對領導和同事的態度，晉升等等原因變量。ζ為誤差項。γ1，γ2，…,γq為系數向量。公式2描述了潛在變量和外生原因變量之間的結構形式。

公式1，2中，滿足假設條件誤差項服從正態分布并且相互獨立，即

則MIMIC模型測量與結構方程可以寫成向量形式:

本研究利用AMOS軟件中的最大似然估計法估計模型參數。然后進行進一步的模型匹配度檢驗。

方法

本研究被試來自國企電網系統某單位近1400名樣本。通過規范答卷方式做問卷測試。由于個體的工作動機，工作壓力，社會支持，工作滿意度，績效，晉升，對領導和同事的態度等都會對身心狀況產生影響，我們將工作動機，工作壓力，社會支持，工作滿意度，績效，晉升，對領導和同事的態度等變量座位嗎外生顯變量，個體身心狀態表現作為內生顯變量進行測試。

本次采用量表為《scl90癥狀自評量表》、工作動機和工作滿意度問卷《工作說明量表JDI（Job Descriptive Index）》、工作壓力問卷《OSI工作壓力測量指標體系》，并且結合實際情況作了進一步調整以及整合，前期也完成了相關信效度檢驗預測試。

癥狀自評量表(The self-reportsymptom inventory，Symptom checklist，90，簡稱SCL90)有90個評定項目,每個項目分五級評分,包含了比較廣泛的精神病癥狀學內容，從感覺、情感、思維、意識、行為直至生活習慣、人際關系、飲食等均有涉及，能準確刻劃被試的自覺癥狀，能較好地反映被試的問題。被試的自我描述介于1－5（沒有癥狀，很輕，中等，偏重，嚴重）之間[6]。scl-90的10個因子的定義：(1)軀體化因子：該因子主要反映主觀的身體不適感。(2)強迫癥狀：該因子主要指那種明知沒有必要，但又無法擺脫的無意義的思想、沖動、行為等表現。(3)人際關系敏感：該因子主要是反映某些個人不自在感與自卑感，尤其是在與其他人相比較時更為突出。(4)憂郁因子：反映的是憂郁癥狀群相聯系的廣泛的概念。(5)焦慮因子：包括一些通常明顯與焦慮癥狀相聯系的癥狀與體驗。(6)敵對因子：主要反映病人的敵對表現、思想、感情及行為。(7)恐怖因子：包括出門旅行，空曠場地、人群、或公共場合及交通工具。此外還有反映社交恐怖的項目。(8)偏執因子：主要是指思維方面，如投射性思維，敵對、猜疑、關系妄想、忘想、被動體驗和夸大等。(9)精神病性：其中有幻想、思維播散、被控制感、思維被插入等反映精神分裂癥擇定狀項目。(10)其它：反映睡眠及飲食情況的[6]。

工作動機量表選自工作偏好量表(Work Preference Inventory,簡稱WPI)。該量表共包含30個項目，所有項目都是在五點評定量表上打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一般”，4代表“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動機水平越強，該量表的功能在于評估個體在工作動機方面存在的差異。該量表的功能在于評估個體在工作動機方面存在的差異，共選擇30個項目分別從內在動機（自我決定、能力、工作投入、好奇心、興趣）和外在動機（對評價的關注、對認同的關注、對競爭的關注、對金錢和報酬的關注、重視他人的命令要求）兩個維度施測。根據Amabile等人的研究報告，該量表的因素結構良好，內部一致性系數較高、短期重測信度(6個月)和長期重測信度(12,24,30,42,54個月)均較高。經一系列的實證研究表明，該表是一個有效而穩定的測量工具[7]。

OSI工作壓力測量指標體系,Cooper Sloan和Williams設計[8]，由23個題目組成。包括6個維度，分別是工作本身因素、角色壓力、人際關系、職業發展、組織機制與組織風格、工作與家庭沖突。

JDI（Job Descriptive Index）工作說明量表是Smith etal等人在1969年使用固定反應項目發展出來的一種工作滿足量表[9]，是目前國內外使用最普遍的測量工作滿意度的工具之一。內容包含五種獨立向度的滿足分量表，將工作滿意度分為五個構面，即工作本身，薪水，升遷，同事及直屬上司等。各個分量表所得總分就是受訪者在各構面上的滿意度情形。JDI屬于間接地衡量工作滿意度。每個分量表可提供一個向度的滿足分數，全部向度相加則代表整體工作滿足的分數。本研究里選擇“工作”、“收入”、“升職”、“領導”及“同事”5個維度不同層面做測量，共20個項目。

社會支持評定量表[10]共有十個條目，包括客觀支持（3條）、主觀支持（4條）和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3條）三個維度。用于測量個體的社會支持度。

MIMIC模型數據

本文利用MIMIC模型測度個體的外部影響因素諸如工作動機，工作壓力，社會支持，工作滿意度，績效，晉升，對領導和同事的態度等對身心狀況的影響，共選取了8個指標作為外部影響因素的外生可測變量，共選取10個指標作為身心狀況的內生可測變量，可以得到模型的基本形式MIMIC(8,1,10)和MIMIC(7,1,10)；表示分別由8個和7外生變量，1個潛在變量，10個內生變量組成的兩個MIMIC模型。其中10個內生變量與潛在變量的因素負荷系數（路徑系數）均超過80%，R2均超過66%，最高為86%。外生變量對潛在因素解釋率19%。由于外生變量工作動機回歸系數不顯著，所以加入以及剔除這個變量，共做了兩個模型檢驗。如圖1，2所示。

圖1：MIMIC模型1

圖2：MIMIC模型2

Browne和Cudeck認為RMSEA值小于0.05則模型很好，如果RMSEA值小于0.08，則模型屬于合理模型[11]。SRMR值等于0則模型屬于完美型，但是實際是不可得的，Kline建議SRMR＜.10的模型是很合理的模型，而Sivo和同事認為SRMR=.08的模型應該被拒絕[11]，也就是SRMR＜. 08屬于可接受的合理模型[11]。在本研究MIMIC模型里，CFI≥.90,RMSEA≤.080,SRMR≤.080,以及Gamma Hat＞.90，所以此MIMIC模型屬于可接受的合理模型。表2是MIMIC模型中外生顯變量與潛在因素,即外在環境因素與病理性身心癥狀的回歸系數。

表1：MIMIC模型擬合參數系數

表2：MIMIC模型中外在環境因素與病理性身心癥狀的回歸系數

表3是外生顯變量即環境工作社會相關因素對潛在變量即身心病理性因素以及內生顯變量的總效應。所有系數均在顯著水平。

表3：外生顯變量對潛在變量以及內生顯變量的總效應

討論

本研究中，我們建立MIMIC模型理解外界社會、人際、工作關系與個體身心病理性因素的關系。外生顯變量包括工作動機，工作壓力，社會支持，工作滿意度，績效，晉升，對領導和同事的態度，身心病理性因素包括軀體癥狀，強迫癥狀，人際關系敏感，憂郁因子，焦慮因子，敵對因子，恐怖因子，偏執因子，精神病性，其它等可觀測內生變量。在本研究里我們發現工作動機，工作滿意度，報酬，工作壓力，社會支持以及對領導和同事的態度對身心病理性因素都有顯著地影響；而工作動機，工作滿意度，報酬，對領導和同事的態度對身心病理性因素有回歸系數較小的但是顯著地影響，工作壓力，社會支持對身心病理性因素有中等的顯著影響；晉升對身心病理性因素沒有顯著影響，這些都是全部因素共同綜合交互重疊作用的結果。Langballe認為工作負荷，個人工作業績以及個人一些因素會對身心狀況有很強的影響作用，比如工作與家庭的沖突，工作負荷分別對女性和男性身心疲倦癥狀影響力很大[12]。本研究中個體工作動機，對領導滿意度，對報酬滿意度變量對身心病理性因素有負的預測作用，說明個體如果有較高的工作動機，對領導有較高的滿意度，對報酬也很滿意，則個體身心病理性因素將可以有效降低。對薪酬滿意度也會影響工作倦怠，從而導致情緒衰竭，去人格化和個人成就感降低[16]。本研究對薪酬滿意度對身心病理性因素曾顯著性負的預測作用，證明對薪酬滿意程度會對身心有影響。胡海萍等研究發現對不同領導滿意度醫院工作人員SCL-90的總分、強迫、抑郁、敵對、偏執因子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17]；本研究中對領導滿意度也對身心病理性因素呈現顯著性負的預測作用，證明對領導滿意程度也會對身心有負性影響，與之前的研究結果相符。在本文工作動機對身心病理性因素有負的預測作用，則表明工作動機比較高則可能導致身心病理性因素較高；SDT理論認為，工作環境如果能滿足員工的自主感、勝任感、歸屬感這三種先天心理需要,則會促進員工的自發動機和內在動機,。根據這三種心理需要獲得滿足的程度不僅可以預測員工工作的持久性和績效，而且對于那些需要員工具備創造性和認知靈活性并掌握概念的工作,更能預測員工的內在工作動機、工作滿意度、積極的工作態度、良好的心理調整和主觀幸福感;如果需求得不到滿足，內在動機會遭到削弱，同時導致員工心理和生理的不良反應[19]。結合已有的研究分析目前員工的工作動機基本沒有得到領導或者公司機制的良好引導和利用，這樣具有高的工作動機的人員可能導致“英雄無用武之地”之境界。另外，工作動機和工作壓力具有顯著正相關（r=0.325，p=.000），這可能也是導致身心病理性因素增高的一個原因。

本研究里工作壓力對身心病理性因素有中等正的預測作用，社會支持對對身心病理性因素有中等負的的預測作用。有些研究者認為,社會支持、心理壓力、心理健康等變量,在概念、方法學、實證關系上應該是一種復合關系,而不是通常理解的正向影響關系,這些概念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和作用，這些研究結果使社會支持、壓力與身心健康的關系變得相當復雜[18]。Bonde發現工作相關的心理社會壓力因素會導致并發性抑郁癥狀以及重度抑郁癥狀，長期持續工作壓力會引起心血管方面疾病[13]。van der Doef和Maes發現工作滿意與工作壓力會導致各種身心紊亂，比如身心疲倦，抑郁，焦慮等等[14]。很多研究發現，擁有數量少或者質量差的社會關系會增加人的死亡的概率，社會孤立是導致死亡的危險因素，社會支持與較低的發病率和死亡率以及心血管神經內分泌免疫系統的變化有關，研究證實社會支持和身心健康之間存在著某種正比例或反比例的函數關系?？傊?，總體社會支持對個體身心健康的影響極大[15]。大量研究表明，社會支持與個體社會技能、工作績效、自我概念和身心健康有著顯著正相關,社會支持的缺乏則與社會惰性、焦慮、擔憂、壓抑有著顯著負相關[18]。本研究也支持了很多工作壓力和社會支持對身心健康的作用這方面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里個體工作滿意度和對同事滿意度對身心病理性因素有正的預測作用，雖然預測系數分別為0.063以及0.09，但是有統計學顯著效應。從已有文獻與研究發現，工作滿意度與人格特質關系很復雜；Watson和Slack發現除了工作變量（工作復雜性和工作地位）與工作事件的影響外，長期成長過程中的正性情緒和負性情緒對工作滿意度有額外的預測力[20]。Judge，Heller和Mount經過元分析發現，神經質與工作滿意度的相關最強（ρ=-0.29），責任心（ρ=0.26）和外傾性（ρ=0.25），宜人性（ρ=0.17；神經質和外傾性與工作滿意度的平均相關顯著[20]。Judge和Bono還發現，四種核心特質與工作滿意度的相關分別為：自尊0.26、控制點0.32、神經質-0.24、一般自我效能0.45[20]。綜合已有研究知道不同情緒，人格特質，核心自我特質都對工作滿意度有交叉和重疊的互相作用，關系錯綜復雜，從本研究MIMIC模型可以看出高的工作滿意度可能會對身心病理性因素有提高作用，這可能需要結合很多外在內在因素進行具體分析，這里工作滿意度和工作壓力呈顯著正相關（r=0.311，p=. 000），可能由于工作滿意度伴隨工作壓力增高，會影響身心狀況。另外，工作滿意度和社會支持呈顯著負相關（r=-0.259，p=.000），可能由于工作滿意度伴隨低的社會支持度，會影響身心狀況。本文對同事滿意度與工作滿意度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377，p=.000；而與社會支持呈顯著負相關（r=-0. 239，p=.000），和工作壓力呈顯著正相關（r=0.113，p=.000）；所以多因素的交互作用導致身心病理性因素的不同?？傊?，各個外生變量和潛在變量以及內生變量的關系比較復雜，所以具體的理解需要結合所有因素做綜合的、層級性的分析概括。

結論

本研究MIMIC模型能夠與實證數據合理匹配。表明外生原因變量如工作壓力，工作動機，工作滿意度，社會支持，對領導和同事滿意度，報酬滿意度等對身心潛在因素具有統計學上顯著地作用。此模型同時將多個原因變量，，身心潛在變量，多個內生顯變量同時進行分析，可以非常直觀了解本樣本的外生原因變量與內在變量的關系，這樣對于研究有效進行干預，提高身心積極狀況，降低消極狀況有實際意義。MIMIC模型始于經濟學范疇，但是1982年Van de Ven就提倡將MIMIC模型用于身心健康方面的研究[21]。但在我國，相關方面研究還很少，本研究還需要進一步強擴大變量，可以增加更多的外生原因變量比如情緒狀況，人格；更多工作生活環境變量進行更加細致以及多維度和多層次化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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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毅（1971—），女（漢族），四川人，西南交通大學講師，博士，主要從事教育測量與評估專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