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慈善思想形成的國內原因分析

李喜霞

(西安文理學院 人文學院,西安 710065)

【歷史文化研究】

近代中國慈善思想形成的國內原因分析

李喜霞

(西安文理學院 人文學院,西安 710065)

晚清以來，社會危機不斷涌現。首先，與近代落后的經濟發展、龐大的人口問題、不發達的文化教育等因素息息相關，貧民日漸增多，生存狀況持續惡化；其次，各類災害頻仍，災民問題不斷涌現，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嚴重影響；再次，遍及全國的各類戰爭，持續時間長，危害大，戰亂帶來的難民數量也急劇增加；最后，傳統慈善救助方式顯示出捉襟見肘之勢，其功效日顯不足。這些社會危機，成為中國近代慈善思想不斷萌發和逐漸形成的重要國內原因。

近代；中國；慈善思想;形成的國內原因

任何思想的產生、發展和變化，離不開社會環境和人們的社會實踐，慈善思想亦不例外。派頓認為，慈善的出現，從本質上講，是“對人類生活條件惡化的回應”。它的出現，有兩個基本條件：其一是社會問題的凸顯，其二是社會對此問題的回應，包括傳統的影響和社會上對新問題的應對，而慈善思想則是對這些活動的思考和討論[1]。近代中國社會，變化、發展急遽,新的社會因素不斷產生,猛烈沖擊著舊的力量，社會發展呈現出錯綜復雜的狀態，各種社會矛盾也層出不窮，再加上自然災害的頻發和政治格局的動蕩，災民、難民問題日益突出。傳統救濟很難適應這些變化，西方慈善文化的傳入，帶來了新式的觀念和制度。為適應社會環境的變化,慈善思想亟待更新,近代慈善思想開始孕育和形成。與之同步,慈善事業出現明顯的近代轉型,近代國家觀念、社會平等和民間組織的興起等，促成了慈善思想的近代轉向。

近代以來，社會問題日趨嚴重，這一問題的產生，究其實質而言，源于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遲滯。晚清以降，西方資本主義以強勁之勢席卷中國，舊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遭到破壞，新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在小范圍內建立，這些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境地。雖然“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發生了不少‘進步性’的變化，但無論發生什么變化，農民的物質生活仍然是非常貧困的?！盵2]民國年間的社會學者柯象峰看到了中國農民的貧窮，并且數量的巨大，指出在貧窮線以下的貧民，“約有3/4”[3]。如此，農村經濟日益破產，而城市經濟則在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之下，走上了畸形發展道路。社會經濟發展的滯后，造成諸多社會問題，貧民問題是其最大問題。

一、貧民問題日趨嚴重

鴉片戰爭之后，貧民與日俱增。這些無以為生的貧民，被認為是威脅社會安全與穩定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貧民問題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甚至貧窮成為整個社會的唯一問題。時人認為，貧窮問題的形成，貧民的日漸增多與近代落后的經濟發展、人口問題、不發達的文化教育等內容息息相關。

貧民問題的出現，首先是因為中國被逐漸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后，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掠奪，造成了城鄉的日益貧窮。進入近代，外國資本主義憑借其政治特權和經濟發展優勢，將偌大的中國變為其原料產地和商品傾銷地。開埠之初，外國商品如洋紗、洋布便逐漸行銷中國，并且“始于商埠，蔓于內地，流于邊鄙”。民國年間這種狀況有增無減，“農民所穿從自有之物，到近十年人造絲和洋紗漸漸侵入鄉村，完全打倒土貨，土布其他如煤油、火柴、紙張、針線、洋瓷等日用必須之物，無一不是洋貨”[4]。外國資本主義的沖擊，影響到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傳統因素下的農民、手工業者、商販日益破產，“通商六十載，坐聽西人盤剝把持，工藝不興利源不辟，民生日蹙而國計日虛”[5]。在外國資本主義的沖擊之下，中國開啟了近代化發展之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起來，先天不足的劣勢使得本國資本主義發展困難重重，貧窮問題的出現在所難免。在外國資本主義的沖擊之下，傳統手工業破產，農業發展蕭條，自然經濟逐漸解體并產生了大量的自由勞動力，它的產生對于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勞動力支持，可是民族資本主義發展非常有限，無法容納大量的失業農民，都市里不容易找到工作，必然導致多余勞動力無處營生，游民增多勢在難免。都市生存需要一定的技能，長期依賴農業方式生存的勞動者逐漸淪為乞丐。民國中期流行于街市乞討的乞丐數量驚人，廣州市街的乞丐，“單獨繁華路上所見已不為少，而內街里的喊街乞食者其數目恐亦不弱于馬路上”[6]。在20世紀屢次發生的世界經濟恐慌影響之下，“各業均卷入破產境地，都市工廠出現不能維持、倒閉、縮小的狀況”。不景氣的狀況，導致“勞工均被擠入失業之群”。在鄉村農村經濟日益破產，“一般的農民無法生存”，為了茍延他們的生命，“不得不趨向都市求生活”[7]。壟斷的市場背景，不景氣的商品銷售狀況，使得流浪在都市中的無業人員沒有合適的職業，甚至找不到職業去謀生。

其次，人口的持續增長未能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因素。中國人口自古以來多呈增長態勢，清代一朝，尤其康乾盛世，生齒日繁，人口增加，工商事業卻并未隨之增加，結果人浮于事，失業者增多。人既失業，“地方有限生人無窮，凡藉以營生之物必致不足以供需求，物產不盛而致生計困難”[8]。這些失業的平民，就淪為流民。

再次，教育的落后。中國貧窮的原因，除了自然原因如水旱災荒外，經濟因素據其一，人口因素據其二，教育因素據其三。據民國時期的統計，北平市在當時大概一百五十萬人口，“失學兒童就有十五萬人，成人中文盲五十一萬余人，這些‘愚’的人數占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強”[9]。而貧窮的人口數在上述已經提及。在近代，愚是造成貧的一個重要原因。社會發展是一個整體，教育是這個有機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教育落后，這個機體必然不健全。如果有了教育，各人擁有智慧和才能，自然可以發展而謀生存之道，雖然教育不能保證每個受教育者很富裕，但至少不至于流為盜賊、游民、乞丐等類，而淪為流民、游民或乞丐的人群中，絕大多數的人都沒有接觸過教育。許多貧窮者，無法接觸到教育，“其智愈下，其境愈困”?？梢哉f，在近代中國，教育的缺失是一個造成貧窮的重要原因。

經濟落后，教育貧乏，政局動蕩，造成了近代貧困的境地。晚清以降，整個國家處于貧困的境地被時人所認同，而這種貧困化的趨勢隨著近代歷史的發展愈演愈烈，民國時期更是每況愈下。作為中國首善之區的北京，據1928年調查統計，“市郊極次貧民共為四十三萬五千一百九十八名”[10]，當時北京人口大概百萬，幾乎一半的人屬于貧民。民國時期，富庶的上海市僅乞丐就有兩萬多人[11]，全國到處充滿了貧窮無告的國民，殘廢、流民、乞丐遍布都市的大街小巷，貧窮成為近代社會的病癥之一，正如李景漢在其文章中所描述的，“十余年來，北京的貧民一天比一天多，窮相也一天比一天顯”[12]。整個中國可以稱之為貧困的國家，“大家只不過有大貧與小貧的區別”[13]。目睹如此大量貧窮人口，改造社會提上議事日程，“改造社會先從救貧入手”，成為社會思想家的普遍認識。

二、災民日益增加

除大量的貧困人口之外，頻發的天災又造成大量的災民。近代以來，天災頻發。李文海先生將近代重大災荒進行了研究，總結出了中國近代的十大災荒，計有：鴉片戰爭后連續三年的黃河大決，1855年黃河銅瓦廂決口，咸豐七年的嚴重蝗災，光緒初年的丁戊奇荒，1915年珠江流域大洪水，1920年北五省大旱災和甘肅大地震，1928年至1930年西北、華北大饑荒，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災，1938年的花園口決口，1942年至1943年的中原大旱荒[14]。我們以光緒年間的丁戊奇荒、民國中期的西北大旱災以及1855年黃河大改道為例，對近代嚴重的水旱災害做例證闡述，以期達到以斑窺豹之效。

光緒年間的丁戊奇荒，遷延時間長達數年。早在1875年，北方不少省份已經出現旱跡，包括京師和直隸地區?！渡陥蟆吩?875年四月份時，便就京師雨澤稀少的情況進行報道：“入春以來，京師甚少雨澤，花朝前后雖有小雨，不過廉織一陣耳。若季春之初，迄今小滿節，則旭日曈曈，未邀點滴。初十、十五等日斂派親王拈香求雨，已見京報，奈仍旱干如故。田塍龜拆，雖雜糧或可無恙，而今年之小麥恐難望收成矣?！盵15]與此同時，包括河南、山西、陜西、山東、甘肅等省，都在這年秋后相繼出現嚴重旱情。

丁戊災荒，社會生產幾乎停頓，人口大量死亡、流徙。山西太原、汾州兩府在晚清之時算是富庶之地，到此次旱災嚴重之時，“賣妻鬻子，流亡載道，去冬餓死者十有三四，各縣城壕死人不可勝數，狗噬禽啄，尸骨遍野，令人目不忍睹”[16]。富庶之地尚且如此，那些貧瘠地方的民眾在旱災嚴重時，草根樹皮皆剝食殆盡，壯者流離他鄉，山西七十八州縣約共有饑民六七百萬人。河南報成災者三十三州縣，“應賑戶口多寡不等，已有三百余萬，此后聞賑來歸，絡繹加增，尚難數計”。婦女慘遭買賣，河南河、陜、汝所屬民間鬻婦女“以斤計，斤數十錢”，“河南又有挑梢頭目，驅數百婦女若長鞭，而隨之若牛羊”。[17]整個山西省災情嚴重的區域，“汾西十二萬人余二萬，霍州二十一萬人止余六萬，安邑二十六萬人亦止余六萬”，死亡人數比例占到十之七八。為了生存，變賣家產甚至拆毀房屋。將大房屋折毀而零賣之，棟梁大材劈為柴薪零賣之，“通都大邑，窺戶無人，鞠養為茂草，若失依山而居，陶復陶穴，層疊相乘，無門無窗，形若蜂窠”。[18]災區愈廣，饑民愈多，流離轉徙，不可勝計，饑民鴻嗷遍野。到災情最嚴重之時，野蔬采取，幾至絕種，樹木多無枝葉，果子還未成熟便被饑民蠶食干凈。饑民追隨買食之人數里，只為“有錢之人買食瓜棗，無錢之人啖其皮核，一離彼手，即入此懷，方出他口，便進我腹”[19]。樹皮皆被饑民剝去，遍地剜成荒墟，貓和狗均被作為盤中之餐，雞、豚，羅雀、灌鼠更是人間美味。蒺藜面繼以麻糝，干泥數種搗碎入鍋煮食，及至人食樹皮、草根，山中沙土石花也被搜羅殆盡，甚至人相食之事亦屢見不鮮。

民國中期，西北五省又經歷了一次長達三年的大旱災。此次旱災各地情形不同，察哈爾在1925年便出現旱象，1926和1927接連兩年雨水延遷，缺少雨量形成災荒；山西1928到1929年兩年旱荒；陜西于1927年的秋天便出現大荒，1928和1929年旱象繼之；甘肅自1927至1929年均為旱荒，秋季均未有收成。

1930年西北大旱荒幾乎摧毀了當地經濟。即便是當時西北最為富庶的陜西，也未能幸免。早在1925年，陜西便有了旱災影響的記載，當時臨潼縣，歷遭水旱民食不給；渭南縣“乞丐滿道”；富平、蒲城糧價高出平時幾倍甚至百倍；鳳翔“乞丐滿街流亡載道”；乾縣春季糧價不斷走高，饑民多流亡。富庶的關中平原人口死亡驚人，鳳翔縣死亡人數九萬五千多人，眉縣死亡人口三萬至四萬之多，岐山縣整個村莊逃亡人數占到總人數的大半，咸陽每村留守之人，每家不及十分之三。[20]這次大災造成了數以百萬計的災民，以咸陽為例，1927—1929年，咸陽全縣13萬人，因旱災餓死者一萬二千余人，逃亡者一萬一千余人。甘肅饑民食青草、蕎花，繼則掘食野草根、榆樹皮，終至食人甚或勒食親生子女，死于年荒者一百四十余萬，死于瘟疫者六十余萬。山西因逃亡及被賣人口不下60萬，綏遠被出賣人口有十萬之多。[21]大旱災造成西北五省被災縣達274個，受災人數多達一千六百七十多萬人(見表1)。

表1 西北五省受災情況統計表

資料來源：佚名《中國西北災荒問題》，載于《國立勞動大學月刊》1930年第1卷第4期。

水災也是侵擾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因之一?？v觀近代，大規模的水災屢次發生。1855年，黃河大改道，給黃河下游的山東造成災難性的沖擊：災情在六分以上的村莊達“七千一百六十一個”，災民將逾“七百萬人”，僅菏澤等州縣，成災十分的有266個村莊，成災九分的226個村莊，成災八分的1 017個村莊，成災七分的有556個村莊，成災六分的454個村莊。[22]1912年淮河泛濫，江蘇、安徽兩省受災，1927年的長江大水，據當時的政府統計，受災的區域達21省，設計1 093縣，災民5 662萬人之多。[23]

近代以來，水旱之災，無歲不有，且無地不有?！梆嚮闹畷r，凡賴一身謀衣食者，大抵不保室家，流離轉徙，死于溝壑。顧民生困窮日甚一日，荒歉時老稚流離出境，就食者所至，官吏逐之如驅盜賊奔走，死者彌道相望”[24]。

除去旱災、水災等大規模的災難外，其他嚴重的災荒還有不少。譬如從1852至1858年的蝗災，持續時間達六七年，占咸豐在位時間的7/10；廣西、直隸、河南、江蘇、浙江、安徽、湖北、山西、山東、陜西、湖南等10余省或先或后、或長或短、或重或輕地受到了蝗害的打擊，覆蓋的省份也占全國的1/3[25]。這些災難，造成整個近代中國呈現為一幅幅絕大的流亡圖，成千成萬的窮苦民眾輾轉呻吟，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慈善救濟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是一個亟待思考的主題。

三、難民問題逐漸突出

中國近代戰爭的性質有兩種：一為對外的國際戰爭，二為國內戰爭，不管哪一種戰爭都是財富的巨大消耗。一切的工業生產往往圍繞戰爭所需，除軍事工業外，一切輕工業生產都因戰爭而日益減少，甚至隨著戰爭的延長而停滯或破產。就農業方面而言，為了滿足戰爭所需餉源，交戰雙方都竭澤而魚。民國時內爭不息，四川、湖南、云南、河南、貴州、陜西、河南、福建、廣東諸省，每月征稅竟達百萬[26]，這百萬的稅收大部分都是強迫農民種植煙土得來，這每月百萬的稅收在炮火中化為灰燼。戰爭所需兵源多系農業生產者，兵匪騷擾之下，平民逃避戰亂。農業種植的季節性很強，農業生產沒有勞動力，錯過了播種和收獲期，一年將無收成。長期以往，在戰爭影響之下，中國的人力、國力都發生很大變動，民貧、國窮的現象便日彰一日了。

戰爭本身耗費了大量財政，善后工作也占用了大量國庫收入。資本主義自誕生以來，原始積累成為其對外擴張的重要目標，為了尋找更多的原料產地和商品銷售地，西方國家紛紛對外侵略。1840年的鴉片戰爭成為近代中國第一次對外戰爭。腐敗無能的清政府無力抵擋英國的武力侵略，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及其附屬條款，賠款金額為2 100萬銀元。至此以后，近代史上中國的每次戰敗幾乎都有賠償巨額款項的內容，《辛丑條約》的賠款金額高達四億五千萬兩白銀，與此數字相對應，晚清時期政府最好年份的財政收入也就是八九千萬兩。在晚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支出中，高額的賠償金額占了很大份額，中央政府財政支出捉襟見肘。

民國時期，除大規模的對日戰爭外，就國內而言，國內各政治派別的相爭帶來了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此時期差不多每年都有戰事，雖然戰爭有大有小，時間有長有短，戰爭的影響卻遍及全國。就作戰區域而言，戰爭之時，糧食或被搶劫或被毀滅殆盡，樹木砍伐破壞，水利設施被拆毀無遺，戰禍所及，廬舍變成瓦礫，田園化作荒丘，整個的城市和鄉村蕩然無存，幾成灰燼。戰爭之際，動輒數十萬大兵，連年的戰爭，老弱轉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1930年軍閥混戰之際，黃河流域一帶如河南之商丘、考城、鹿邑、中牟皆成戰區，征夫、籌餉負擔沉重，僅河南內鄉縣供給糧秣二十七萬六千五百余元，派款八萬六千余元，軍裝費三千三百余元，開拔費三萬八千余元，夫役死亡者尤難勝計。[27]。戰爭雖然在局部地區，但為支持戰爭所需的錢糧，在其他地區甚至已經預征到五年之后了[28]，各地方財政收入極為拮據。另一方面，由于戰爭對社會經濟的打擊和破壞，造成很多人流離失所，對非作戰區也造成了消極影響。各級政府為了作戰的需要，大規模開辟兵源，中原大戰之際，四川各縣，湖南常德、桃源等縣市，皆受到兵災的嚴重影響，為戰爭而征錢、征糧、征夫的現象幾乎成為整個國家的普遍狀況。

戰爭是殘酷的，其不僅造成大量人員的死亡、流徙和社會經濟的破壞，也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大量難民擁擠在城市各處，流離失所，除去饑餓、疾病纏身這些問題外，煩悶、悲觀的消極生活態度成為流民和難民的基本選擇。為了生存，男的“為奸為盜，女的可以自殺或為娼”[29]，加以戰亂之余物價高漲，一般人員生活艱難，難民之數量激增。以抗戰時期上海各慈善團體所收容的難民數量可見一斑，當時包括上海國際救濟會、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戰區的難民救濟委員會及其分會等慈善團體，均進行難民的救濟工作，收容難民達十二萬多人[30]。如此大規模難民的出現，急需仁人志士及各慈善團體、社會力量密切合作，救濟難民與水火之中。當時上海各慈善組織積極收容難民，以宗教慈善組織為例，“監理會慕爾堂四百余人，圣公會圣彼得堂三百余人，諸圣堂二百余人，允中女校二百余人，協進學校二百余人，老北門浸惠堂四百余人，麥家圈天安堂三百余人，惠中二校三百余人，勞神父路監理會堂二百余人”[31]。近代以來，戰亂不斷，難民數量急劇增加，國家財力的困窘和社會整體貧窮的境地，使得傳統救濟模式顯出疲憊之態，與此同時，傳統慈善救助固有的弊端進一步呈現，時代呼喚先進慈善救助理念的出現。

四、傳統慈善救濟的困境

貧民、災民和難民，一直是慈善救助的主要對象。近代中國社會，只不過是加重了上述三種人群的出現。傳統上，對這些人群的救助，有兩部分力量：其一是國家救助，其二是民間(包括宗教組織和士紳階層)的救助。至近代，國家救濟已經很難滿足日益擴大的救濟需要。如何解決災民的吃飯問題，是中國社會最需要優先處置的問題，難民和貧民的救濟，從短期看，主要表現為吃飯問題，而針對于這一淺層面的救助，傳統的慈善救濟已經無法滿足社會需要。

傳統社會時期個人進行的慈善救助，施予者往往把慈善事業視為一種私人的“恩惠”，大多圖的是“得善報”“入天堂”“修路鋪橋為的是兒女的將來”，局限性很大。明清興起的慈善機構，在一定時期發揮了救助貧病的作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諸多弊端漸漸暴露出來，“其一，救助明目簡單，范圍狹窄。其二，組織缺乏計劃，興辦亦缺嚴密，結果被救濟者真正能得到實惠的很少。其三，因用人不妥，年長日久，弊端百出，款產侵蝕，事業停頓”[32]，這些觀念影響了慈善事業的深度發展。而且傳統慈善事業，僅能對于少數陷于貧病之中的份子予以援助，援助的方法“亦不外施衣施粥施材等的消極工作”[33]，其救濟不能有效解決突出的社會問題。

政府的所謂救濟事業，在面臨嚴重的社會問題之時，也持續發揮作用，但其功效日顯不足。就日常救濟而言，官方主辦和參與的機構頗多，包括養濟院、普濟堂、育嬰堂等處。周秋光指出，在明清時期官辦慈善事業所謂鼎盛之時，其積弊已深，如養濟院，其“在運營過程中所滋生的腐敗現象已屬十分普遍，并有愈演愈烈的趨勢”[34]，政府在日常救助方面的作用日漸微弱，就災荒而論，政府救濟災荒最常見的方式，是動用常平倉和社倉。明清盛世之時，政府財政充足，保證了各類倉儲的充裕，遭遇災荒之際，救濟效果明顯。晚清咸豐朝之后，救荒所用的倉儲儲量極其有限。以甘肅為例,道光時尚有救荒倉儲百余處,“同治之亂”時多處倉儲被毀,殘存的倉也是徒有虛名，“民國時期由于財政的不統一,倉儲失去保障，倉儲制度名存實亡”[35]。陳樺等人研究也指出，乾嘉以來，隨著災荒的頻發和吏治的腐敗，清政府對各地災荒的救助，“已顯力不從心，無可奈何之狀”[36]。在重大災荒之際，政府的救助功能更顯窘迫。丁戊奇荒之時，“國家既無此等大宗閑款以辦賑恤，督撫不能不藉助于捐輸”[37]，災荒救助加大了對于民間賑災的依賴程度，民國時期，包括華洋義賑會等在救災中更是發揮了重大作用。

顯然，依賴傳統的救濟模式，很難實現社會多數人群的救助。從社會發展的視野出發，救助貧者、災民和難民，需要將社會發展與個體生存聯結起來，重新思考行之有效的救助方式，以切合社會發展需求，這是慈善事業必須面對的問題。如何讓近代慈善業能夠適應上述人群的救濟需要，不單是一個吃飯的問題，更是社會發展必然面臨的問題。近代西方國家開始走上福利社會的路途，以國家系統推進社會進步，而近代中國卻滯后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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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朱偉東]

Analysis of Domestic Causes of Charity Thoughts in Modern China

LI Xi-xia

(SchoolofHumanities,Xi’anUniversityofArtsandSciences,Xi’an710065,China)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social crises have sprung up repeatedly. Firstly,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backward economic development, vast population and underdeveloped cultural education, etc. The number of poor people is on the rise,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 is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Secondly, because of various natural disasters, more people have been reduced to the victims of disasters, having exerted very serious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irdly, lasting and catastrophic wars have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ever-growing number of refugees. Lastly, the traditional charitable aids cannot satisfy the need of refugees, and cannot function properly and effectively. All these issues helped to come up with the charity thoughts in modern China.

Modern times; China; charity thoughts; domestic causes

K25

A

1001-0300(2017)03-0088-06

2016-09-26

2015 年度陜西省社會科學基金: “陜西近代宗教慈善事業研究”( 2015H002)階段性成果

李喜霞，女，甘肅靜寧人，西安文理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史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