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都柳江下游的“路橋”興修與人群關系網絡

黃瑜　王勤美

摘要：

清代雍正年間朝廷開辟貴州東南部苗疆以來，都柳江流域河道得到進一步的疏通與修治。隨著黔桂粵之間水運貿易體系的逐步形成，大量外來商販和資源涌入都柳江沿岸山區，不但對水、陸交通的連接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促進當地士紳家族勢力的興起以及跨地域村寨人群關系網絡的建構。本文以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的峒地村寨“五百和里”內具有象征和實用功能的“路橋”興修為切入點，去透視山區村寨中的個人及其家族，如何圍繞“路橋”的興修與管理，逐步突破家族世系成員“功德”傳承的控制與象征觀念，而成為凝聚不同姓氏與村寨人群跨地域的人群關系的網絡聯結，來因應更大區域之間經濟活動的滲透和政治事件的沖擊。

關鍵詞：

都柳江；“路橋”興修；人群關系；網絡聯結

中圖分類號：C9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099（2017）06-0065-08

國際DOI編碼：10.15958/j.cnki.gdxbshb.2017.06.13

清代雍正年間，朝廷開辟貴州東南部苗疆，逐步設置古州廳、八寨廳、丹江廳、都江廳、清江廳、臺拱廳等“新疆六廳”。都柳江水道隨著清王朝軍事行動和政治控制的深入而不斷得到開辟與疏通，航運的便捷使得黔桂粵三省之間的商貿往來更為頻繁。清代乾隆至光緒年間，隨著大量外來商販和商品涌入都柳江沿岸山區，不但對水、陸交通的連接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促進當地士紳家族勢力的興起，以及跨地域村寨人群關系網絡的建構。

外來商販與地方士紳家族成員既密切合作又相互競爭，在改善村落內部和村落之間的交通狀況上發揮重要作用，這主要體現在都柳江沿岸村落中大量的石橋和石板路的興修。本研究考察都柳江下游峒地村寨“五百和里”，發現其連接水路與陸路交通的“路橋”網絡由沿河地帶逐步向高坡山地村寨延伸，這一方面得益于外來商民不斷涌入山區，外來商品與山區土產的交易活動及影響不斷深入高海拔地帶；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經歷了乾隆至道光年間的河運經貿繁榮時期，“五百和里”地域社會采取家族繼嗣關系凝聚人群力量，抵擋且抑制住外來商業勢力的滲透與掌控，而在遭受咸同年間黔桂交界“苗亂”沖擊之后，該地域內部各村寨人群之間的交往與合作模式，也努力突破以村寨家族的親緣關系為主體，而逐步走向更廣闊的跨家族、跨村寨、甚至跨族群的人群關系網絡的溝通與聯結。

一、都柳江水道的疏通與黔桂粵經貿的繁榮

都柳江—融江河道是溝通黔桂之間的三條主

要通道之一①

，是珠江水系西江干流黔江段支流柳江的上源河段，都柳江發源于貴州省獨山縣，流經三都、榕江、從江后進入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溶江口，與源出湘桂交界金紫山南麓的尋江匯流入融江

（圖1）。這條通路不但將貴州東南部與廣西中北部緊密相連，而且由于連通珠江水系，使得黔桂粵之間的經貿往來自北宋中期中央王朝“開邊拓土”之后就得到一定程度的開發與聯系。

都柳江下段含支流四寨河，北宋時稱王江，王江下游為融江，宋代屬于廣南西路的融州。以融州為中心的融江流域，早在北宋中期，中央王朝積極

向西南地區“開邊拓土”之時，就已經通過柳州至梧州之間的西江干流水道與珠江流域的商貿活動產生聯系，輸出商品以木材、茶葉等土產為主，此外還有朱砂、水銀及馬匹等等。由于融江流域林木、土產等資源豐富，宋元豐七年（1084），廣西經略安撫司得到宋朝廷的同意，于當時隸屬于融州的王口寨（后置懷遠縣）設置博買務，以通“蕃漢互市”。

“（元豐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廣西經略安撫司乞于融州王口寨置博買務，通漢蕃互市，乞度僧牒三十道為本，從之?！眳⒁姟睬濉承焖桑骸端螘嫺濉罚ㄓ坝”荆?，食貨38，中華書局，2006年，第5 483頁。

宋代王口寨博買務的設置，促進了山區人群以當地土產換取外來商品，使得杉木（也稱“沙木”）早在宋代就成為山區人群與外地商販交易的重要產品?！稁X外代答》就有載：“沙木與杉同類，尤高大，葉尖成叢穗，小與杉異，猺峒中尤多，劈作大板，背負以出，與省民博易，舟下廣東，得息備稱?！盵1]過去由融江流域采伐而來的大宗木材，主要由水路扎排放運至柳州城中市場集散。[2]茶葉也是融州重要土產，廣南諸州可以土茶經商，不受當時榷茶制度的限制。而外地輸入的商品則以米糧和食鹽為主。元豐七年（1084），宋神宗詔令辰州試銷粵鹽，于是粵鹽得以由西江水道上運，經柳江至融州的融江口，再經陸路運至靖州分散販賣各地。大觀四年（1110）編纂的東南鹽法，規定辰、沅等州歸靖州武岡軍官賣鹽。[3]

然而，由宋至明，都柳江沿岸的山區資源長期限于本地人群的衣食住行所需，并沒有得到更大規模的開發和貿易，當地物產資源與外界市場的交換與流通，也長期限于鄉民將日常消費所余帶到最近的墟市，進行初級農產品的買賣。如明代隆慶年間懷遠舊縣治老堡附近的村民就經常到縣城販賣禾苗

〔明〕郭應聘《查參懷遠失事人員并議剿處疏》：“緣各猺近縣居住，時常徃來賣禾等項”，載《郭襄靖公遺集》（影印本），卷1，第33頁，收錄于《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或是零星的外來行商通過走私食鹽以換取山區的木材、土產等物品

〔明〕郭應聘《查參懷遠失事人員并議剿處疏》：“有二人販鹽經過，被馬知縣搜岀，痛責三十重擬，罪罰坡頭、板江一帶猺人，亦以刑罰，各懷異心?！?載《郭襄靖公遺集》，卷1，第33頁。。

明代萬歷年間“懷遠猺亂”平定之后，廣西地方官員針對“懷遠舊有潯、溶兩江，木植鹽貨等稅，往時猺人占據，阻失道，今已退出”的狀況，提出“酌定江稅，以通商賈”的政策，“奉詳請允，該縣起抽一年余矣，江灘險阻，舟楫至容江而止，非從輕取，難乎商賈之來集也?！?/p>

參見〔清〕龔一清：《善后六議》，載魏任重修、姜玉笙纂：民國《三江縣志》（影印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577頁。

這一地區水運貿易的快速發展，還是要等到清代雍正初年，中央王朝欲將都柳江上游當時被“生苗”人群聚居、處于化外之地的“古州八萬”納入版圖，派鄂爾泰調集黔桂兩省官兵疏通縈繞“生苗區”的都柳江河道。

關于清初都柳江河道的疏通情況，詳見陳賢波：《土司政治與族群歷史——明代以后都柳江上游地區研究》，三聯書店，2011年，第89-102頁。雍正七年（1729），清軍進入古州之后，鄂爾泰認識到“都江一水來自黔之都勻，直達廣西之柳慶”，為加強對都柳江控制，鄂爾泰“乃調廣西官兵克之。平定后，檄文武員弁通勘上下兩江，上自三腳屯至三洞，下自諸葛洞至溶洞，

淺灘，辟險，伐巨林，鑿怪石，舟楫郵遞往來如駛，蓋唐蒙故道閉塞數千載，至我朝鑿江開道，從古化外之域，今為水陸康莊矣?！?[4]乾隆三年（1738）八月，貴州總督張廣泗又上奏朝廷，在清水江和都柳江沿岸“各處修治河道，鑿開纖路，以資□運而濟商民?！?/p>

參見《清高總實錄》，卷七十四，乾隆三年八月上辛卯。朝廷不但批準了他的奏請，還下令河道沿岸官民實施疏浚。都柳江下游溶江沿岸的重要商業市鎮富祿河段上游河岸邊的巨石上，就有乾隆三年（1738）修治當地河道的石刻記錄。

參見趙冬蓮：《三江文物：三江侗族組織向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成果匯編》，第46頁：“此處去平機頭巨石，并下川門灘，具已修過。乾隆三年冬?！睆V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年。鄂爾泰開辟古州“新疆”之后，黔桂之間的都柳江至溶江河道通暢便捷，兩省之間的河運貿易也漸趨繁榮。到了乾隆年間，不但有大量的閩粵湘贛等外省商人聚集于西江中上游的桂平、柳州、長安（今屬融安縣）等貿易集散地，更有不少流動性較強的行商小販溯融江而上，進入懷遠境內都柳江下游的溶江和潯江流域經商往來。[5]

此外，明代中期開始的兩廣米糧貿易的不斷增長，也進一步刺激了山區木材和土產的大量生產、交換和流通。明代中葉以后，已經有不少廣東商人前往廣西采買米谷，當時“廣東民間資廣西之米谷東下”。[6]到了清代，兩廣之間的米糧貿易更是發展迅速，康熙年間廣東已“全賴西米接濟”

參見康熙五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廣西巡撫陳元龍奏”，中國第一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7冊），檔案出版社，1985年，第94-96頁。，而乾隆年間編纂的《廣州府志》稱：“廣東一省，非山即海，田地本少，煙戶繁庶，每年食米全仗廣西運販接濟?！?/p>

參見乾隆《廣州府志》，卷五十五，《藝文五》。到了18世紀中后期廣西每年向廣東供應稻谷可達300萬石，粵東商人前往粵西采買米谷的同時，也會將廣東的日用百貨和手工業品運到廣西出售，逐步形成一種兩廣市場一體化的趨勢。[7]由此也刺激粵東商人在返程時能夠購買更多當地盛產的米谷和山貨土產。林木和土產成為山區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如懷遠縣出產的杉木、茶油、桐油、江南竹都在清代至民國時期成為該縣最為大宗的出口產品。

參見魏任重修，姜玉笙纂：民國《三江縣志》，第429-458頁。而上游古州境內的場集，在清代咸同“苗亂”爆發之前，“各以其地所出桐、茶、油、棉、布、蠟、靛、果、竹之類交易，而退生計甚饒?！?/p>

參見〔清〕余澤春修、余嵩慶等纂：《古州廳志》卷一，頁十八，中國地方志集成本，據光緒十四年刻本影印，巴蜀書社，2006年，第300頁。

二、清代“五百和里”峒地村寨的“路橋”興修

五百和里位于都柳江下游河段的溶江

溶江，為今都柳江下游進入三江侗族自治縣境內至老堡鎮以上河段。宋代文獻稱為“王江”，明清兩代文獻稱為“溶江”或“容江”，至老堡鎮與尋江匯流后始稱“融江”。與支流尋江

尋江，又稱潯江，源出湘桂交界的金紫山南麓，經龍勝各族自治縣向西北流入三江侗族自治縣，至今老堡鎮老堡口匯入融江。宋代以來，歷代文獻均將“尋江”與“潯江”混用，為與西江中游干流“潯江”相區別，本文除了在引用文獻原文作“潯江”外，在論述時統稱“尋江”。交匯旁的山間谷地之中，北面被天鵝嶺環抱，南面則背靠南寨山，與老堡鄉漾口村洋洞屯隔山相鄰，整個聚落內有兩條由山間溪流匯合而成的小河——王段河由西南流向東北、和里河則由西北流向東南，兩條小河交匯之后再流入尋、溶兩江匯流之處的三江口（見圖1）。這是中國南嶺山脈以南、都柳江沿岸的高原山地中散布的、因河水侵蝕山體而逐漸形成的山間谷地，漢文獻中常稱之為“峝”“峒”或“洞”，這些“峒”地的地勢相對平坦、水源較為充足，因此可以容納較多人群在此定居，并且從事水稻耕種。

端納（G.B.Downer）在田野研究中發現，在多種華南語言（粵語、瑤語、云南話、國語）中，“洞”都是指種水稻的高原山地。轉引自薛愛華著，程章燦、葉蕾蕾譯：《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三聯出版社，2014年，第102頁。我們今天見到的“五百和里”村落內分布著廣闊的水田、旱地和山林，雖然海拔較高，但地勢相對較低，能夠蓄積山間溪流，水利灌溉資源較為豐富，稻田之間散落著多處水塘，適合大量放養魚、鴨，村民長期以來在山上種植茶子、桐子和杉木等傳統經濟作物。這些山嶺、河道、溪流、水塘的開發與利用，都與當地村民的日常生產生活息息相關。

溶江和尋江不但是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境內最主要的兩條灌溉水源和航運河道，也是溝通湘黔桂三省的重要交通水道。 “五百和里”正好位于兩江交匯的水陸交通要道上，從尋、溶兩江經水路而來的行旅、商販或移民，可以在此處停船休息、獲取補給、甚至買賣商品，外來的商品和物資也可以在此停留、轉運，改由陸路進入到沿岸以及山區的村寨中（見圖2）。明清時期，這里就已被視為進入都柳江下游地區重要的水陸交通樞紐，而且作為商旅、貨物的轉運點，更成為外來人群與“峒”地、山地人群溝通往來甚至是沖突交融的地帶。該地從明代中期“懷遠猺亂”被平定之后，逐步發展形成和里（舊稱“河里”

“和里”舊稱為“河里”，因民國十四年設團務總局于河里，團副徐楞以“河”字未協，更“河”為“和”，因此，民國十四年之前的官方文獻都寫“河里”。參見魏任重修、姜玉笙纂：民國《三江縣志》，第212頁。）、南寨、歐陽、寨貢等四個主要的村寨（見圖2）。明末清初以來，這些村落中的各姓氏家族在信仰、婚姻、經濟、公共建設、地方防衛等諸多方面都存在著復雜而多元的合作與競爭關系，逐步發展成為一個聯系緊密的跨村落共同體，在當地民眾中有“五百和里”之稱（“五百”即五百戶之意）。

尋、溶兩江流域在唐宋時期為“古州蠻”所控制，并不在王朝國家的統轄之下，直到北宋崇寧四年（1105），“王江古州蠻”向北宋王朝納土稱臣，這一地區才得以設置懷遠軍，后來得名懷遠縣。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影印本）（中華書局，2003），卷114，頁3383載：“懷遠縣，去州治□□□里，本王口寨，皇朝至和初置，崇寧四年三月，因工（王）江古州蠻人納土，賜名懷遠軍，八月改為平州，仍置倚郭懷遠縣?！泵鞒h令蘇朝陽實施“開江通商”政策，

詳見〔明〕郭應聘：《征復懷遠》，《郭襄靖公遺集》，卷17，第376-381頁；〔明〕蘇朝陽：《建置懷遠始末記》，載魏任重修、姜玉笙纂：民國《三江縣志》，第549-550頁。以及清代雍正年間疏通黔桂之間的水運航道，都對都柳江下游地區水運貿易的蓬勃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清代中期之后，大量外來商販和商品涌入沿江兩岸山區，對水、陸交通提出更高要求，當地士紳家族也在這一時期逐步興起。外來商販和地方士紳家族成員既合作又競爭，不但在改善村落內部和村落之間的交通狀況上發揮重要作用，也對村落當中聯結新型人群關系的信仰活動的興起到了重要影響，這主要體現在村落中大量的石橋和石板路的興修，以及關公信仰祭祀場所的營建與擴展上。

當地最著名的橋梁就是坐落于和里河與王段河的交匯之處的人和橋，這里是“五百和里”村寨與外部世界往來溝通的水陸交通節點，橋梁一側就佇立著祭祀本土神明“三王”的重要廟宇三王宮（見圖2）。雖然“三王”在當地的信仰體系中是本土神明，但由于在北宋時期得到朝廷皇帝的兩次敕封，與王朝國家的政治權威象征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8]三王宮創建于明末清初

參見“三王宮，在和里鄉南寨，明末清初建，邑廩生楊植盛、庠生榮培元、楊華等，均撰有序?！陛d魏任重修、姜玉笙纂：民國《三江縣志》，第157頁。，當地民間也流傳著三王宮是在明代“懷遠猺亂”之后，由于舊縣城老堡附近的村寨人群被朝廷軍隊鎮壓而逃難至“五百和里”居住，而從原建于老堡對面“石門”邊的三王廟遷建而來的說法。

人和橋建于三王宮旁，起初只是一座木橋，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歐陽寨楊氏家族士紳楊仁尚之父楊萬朝，鑒于“木橋奈遇春夏溪水洶瀲，波濤浩瀚涌漲，木橋浮流，往來行人□于阻隔，雖修之不勝修也，共嘆褊溪孰能褰裳而涉，于乾隆六十年孟夏仲浣一日，設立造建石橋，功德碑記流傳”。

道光十六年（1836）《功德碑記》，三王宮內碑刻。

值得注意的是，人和橋由木橋改建為石橋的時間，恰好是都柳江中下游水運貿易繁榮興盛的時期，在都柳江沿岸經商的外省商人紛紛于古州城內建立會館，古州的江西會館、廣東會館、兩湖會館、福建會館等都興建于這一時期。

參見〔清〕余澤春修、余嵩慶等纂：《古州廳志》。據光緒十四年刻本影印，卷之二，頁十一，《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19》，第321頁，巴蜀書社，2006年。當時三王宮旁的道路和橋梁，已經成為溝通尋、溶兩江與黔、楚之間陸路交通的重要樞紐之一，連當地人都不得不感嘆，此處“乃潯溶黔楚之通衢，東至古宜□勝，西至黔省溶河，南至楓木高肇，北至通邑湖南路通大道矣，□地世世感沾焚香點燭，人人敬酬神主，鄉村年年庇賴，四時無□，個個叩許靈簽，此系神功士農商賈之要路也”。

道光十六年（1836）《功德碑記》，三王宮內碑刻。

因此到了清代道光年間，對人和橋的修建和管理，就已經不再是聚居于歐陽寨的楊萬朝家族可以單獨掌控的，有不少“異姓”人士或群體也希望介入到人和橋的興修與管理事務當中。道光十六年（1836），楊仁尚發現其父楊萬朝在乾隆年間修建石橋時設立的功德石碑被毀：“原思萬古不□，奈因舊歲，不知異姓，詎料人心不一，將石碑置摡丟下水，目覩不堪”，于是帶領兒子、孫子和曾孫等人，“再造新碑，刻豎廟宇之左，示為久遠之計”，立碑再次聲明楊萬朝建造石橋的功德，并且將該家族成員的子孫姓名“信士楊仁尚偕男楊萬超，孫男楊永有、楊永和、楊永富、楊永堂、楊永朋，曾孫楊宏廣，楊宏寬、楊宏嵩”全部刊刻在上面，以此表明該家族成員對人和橋的建造功德流傳萬世。

以上所引碑文見道光十六年（1836）《功德碑記》，三王宮內碑刻。那么，這些楊仁尚眼中的“異姓”究竟意指哪些人呢？而這種將修橋時設立的功德石碑丟入水中的行為，又折射出當時地方社會中存在著怎樣的矛盾與沖突？

三王宮內這一時期樹立的多塊碑刻，給我們留下了諸多線索。乾隆五十二年（1787），“異省遠賈”聯合捐資在三王宮內立碑，宣告當時官府發布的嚴懲當地“刁民詐逼”遠省客商的禁令：

從來上諭下遵，黎民之舉，辨奸察詐，客路之逼。故儆惡釋良，官司悉是父母，訟朝判父，旅客咸頌皐陶。茲蒙縣主奉行陸道□□，檄奉督憲鈞命以救遠賈，示令許各地方刻碑，以□永遠。我等均屬異省遠賈，曷可吝惜勒石之資，由是各鋪踴躍奉公，以成美舉。

參見乾隆五十二年（1787）《商人立碑》。該碑現立于三王宮內。

該碑刻內共有三利店、廣合店、義盛店等22家遠省商賈的名號，他們聯合在三王宮內樹立碑刻，刊刻當時官府發布的嚴懲當地“刁民詐逼”遠省客商的禁令?？梢?，當時的三王宮不僅是當地民眾重要的信仰祭祀中心，更有多家外來商號的商業貿易活動以其為軸心拓展到周邊地區。因此，作為三王宮旁重要通道的人和橋，其所有權與控制權問題也就此逐步凸顯出來。道光十六年（1836），歐陽寨士紳楊仁尚立碑紀念父親楊萬朝建造石橋的功德且刊刻家族子孫姓名的行為，一方面顯示“架橋”活動在當地人的心中有著“修功積德”的報償觀，并且他們認為此功德能夠在“架橋”者的家族成員當中代代傳承；而從另一方面來看，其實已經折射出歐陽寨楊氏家族士紳在這一時期，與所謂的“異姓”人群之間爆發了對人和橋的所有權與控制權的矛盾與爭奪。與都柳江流域相鄰清水江流域中，這一時期也發生了“橋”在地方民眾心目中的功德觀念和所有權關系變化。[9]這里的“異姓”即有可能指外省客商，也有可能是指“五百和里”聚落內其他村寨的大姓家族。

人和橋所處的位置就在歐陽寨內，而該村寨的楊氏家族也是“五百和里”境內大姓之一，因此歐陽寨楊氏憑借地理位置之便，以士紳楊仁尚為首在一定時期之內控制人和橋的所有權與管理權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即便如此，從后來豎立的多塊人和橋重修的捐款碑中我們可以發現：到了光緒年間，對人和橋的修復與重建已經完全突破了歐陽寨楊氏家族壟斷的狀況，與歐陽寨毗鄰的和里寨楊氏宗族的武生楊成超、楊成杰、楊成美等宗族成員，吳氏宗族的吳振玉、吳紹德、吳朝茂等宗族成員，也紛紛通過捐資修橋的行為，進一步介入到人和橋的重修與管理事務之中。

參見《河鯉二甲捐錢》碑?，F立于人和橋上。此外，該橋梁正中供奉的關公神像以及舉行的信仰祭祀活動，也折射出外來商民在這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時至今日，人和橋已經成為和里、歐陽、南寨、寨貢四村民眾共同捐資維護與管理的對象。

參見1985年《政通人和》碑?，F立于人和橋上。

除了人和橋之外，乾隆年間興建的石橋還有南寨村內的利民橋，其所在位置是王段河流經南寨寨尾一帶，即目前南寨下南甲楊氏家族人群聚居之地。據仍存留在南寨戲臺下的一塊《石橋牌記》記載，乾隆四十六年（1781），當時由南寨寨尾的十幾名楊氏族人共同合力修建了石橋：

建修石橋信士，今我同心樂助共捐出□□□□而做成此橋，以便行人來往萬載。寨尾信士楊□□、楊□□、楊□□、楊□□、楊□□……福有攸歸。大清乾隆四十六年歲次辛丑二月二十四日立。

參見乾隆四十六年（1781）《石橋牌記》?，F保存于南寨村“文明臺”戲臺旁。

該碑文的落款者姓氏共刻為楊姓，下列名字十幾人，雖然名字已經模糊不清，但是從碑文內容上分析，應該是目前仍居于該地的南寨下南甲楊氏家族的祖先們合力共同修建了這座石橋。該石橋目前名為“利民橋”，之后也曾得到多次重修，至今仍橫跨于流經南寨下南甲（即碑文中提及的“寨尾”）附近的王段河上。

與南寨寨尾的利民橋興建密切相關的就是旁邊的一條商業街——長勝街的修筑（見圖2）。據南寨當地老人口耳相傳：清朝初年，這里興起了一條由廣東商人居住和貿易的長勝街，就在南寨寨尾的利民橋附近，為了方便轉運貨物，廣東商人還特意在上游的河岸邊修建了專門用于卸貨的碼頭，但后來廣東商販與當地居民由于利益問題發生沖突，當地人不再允許外來商販在此經商，而由本地興起的商人繼續經營，因此在清朝末年，廣東商販逐漸搬離，一部分搬到溶江上游的富祿，一部分則搬到下游的長安口。

據南寨村村民吳XY、楊SY口述?？梢?，借助對利民橋的修建與控制，南寨寨尾的楊氏家族族人已經積極介入到長勝街的商貿活動之中，外來商販對地方橋梁十分依賴卻難以控制，這使得當地士紳大族能夠憑借對橋梁的掌控，而在后來最終取代廣東商人在該地的商業地位。

雖然利民橋仍在，但長勝街已蕩然無存。而與這條商業街的興起相關的，還有附近不遠處上南甲另一條石板街的興修，筆者也在南寨村上南甲楊氏家族成員保存下來的《修路碑》中找到一些與當時這條石板街修筑相關的記載：

路通往來，名曰盤樂底，上通南地、下至容江，以及往來黔楚之行，人農商賈莫不徑此而旋往。昔之父老不過鋤平土而容步，或雨降而坭（泥）滑似油然而難趨，或高下崎嶇難以衡步。今有南寨村信士楊傳智，目睹往來行人苦于趨步，即捐修銀設石板為街，即？造石橋以就地以便，往來行者，人人欣歡兒（而）至，勞辛自休之后，福賜天申。聊俱俚言，永遠傳序。道光七年歲次丁亥三月谷旦立。

參見道光七年（1827）《修路碑》。南寨楊盛玉藏。

碑文記載南寨村人楊傳智，于道光七年（1827）捐銀修路，用石板鋪設了一條街道，并在旁邊也建造了一座石橋，以方便農商行旅往來。據該碑刻的保存者楊傳智的后代楊盛玉所言，這條石板街在南寨村的寨頭，旁邊就建有一座石橋，是南寨通向貴州方向的重要道路。由于20世紀90年代321國道的修建，石板街和旁邊的石橋目前都不存在了。但據碑刻所載，此石板街和石橋的修建年代雖然晚于利民橋，但應該仍是在當地商業貿易活動繁榮興盛之時，為方便村寨內外行人往來、貨物運輸而修建的。南寨上南甲的楊傳智之所以會積極參與南寨村內道路與橋梁的修建，也必然與當時聚居于南寨上南甲的另一支楊氏家族介入到當地興起的商貿活動中有著密切的聯系。

此外，在道光年間增修三王宮的活動中，楊傳智也是主要參與的“擇師”之一。

參見道光二十五年（1845）《重修碑記》，三王宮內碑刻。通過筆者田野調查得知，這些被稱為“擇師”的人，就是那些在鄉村民眾的各類拜神、祭祖、婚喪嫁娶等人生禮儀當中，懂得選吉時、看風水、主持儀式或指導當事人完成整個儀式過程的人。當地父老相傳，楊傳智曾經中過五品武舉，但并未外出做官，而是留在家中主持家族及地方事務。作為懂得漢字且熟悉官方禮儀的武舉士紳，楊傳智及其家族后人對“五百和里”當地“三王”神誕儀式的形成與傳承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10]

與歐陽寨、南寨兩村早在乾隆至道光年間就因河運商貿繁榮而興起修建橋梁和道路的風潮不同，和里村的楊、吳兩大姓氏人群，要遲至光緒年間才在流經其境內的和里河上陸續興建起兩座路橋。

一座是位于和里村頭大路旁的玉帶迴橋，初建于清代光緒四年（1878），由和里村楊氏宗族的楊金旺、楊成材、楊植長、楊植隆、楊成林，吳氏宗族的吳啟祥、吳永和、吳永德、吳紹禮、吳永昌，覃氏家族的覃廣財等倡建。然而，這座橋的興建不僅得到和里村中楊、吳、覃、程、陳、藍等各大、小姓家族成員的樂捐和支持，也得到“五百和里”境內的歐陽、南寨、寨貢、寨稿、歸斗等小寨，以及溶江流域的光唐、燕子巖、南江、楚南、岑周、良口、寨福、步勾、寨夏、老堡等村，甚至溶江支流猛江（今苗江河）流域的光里、寨大、歸洞、地保、銅鑼（今同樂）等村民眾的捐款資助。

參見光緒四年（1878）楊植盛撰《玉帶迴橋》和《百世流芳碑》。此二碑現立于橋內。

玉帶迴橋恰好建于和里村口，從它所處的位置和以上碑記來看，其于清代光緒年間得以興建就不僅僅是為了解決河運交通問題，而是有著更為濃厚的文武教化和人群關系網絡象征。捐款建橋的人也不僅限于該村的大姓家族，而是涉及到周圍十幾個村寨民眾的參與。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這一時期的“架橋”活動不僅已經完全突破某一大姓家族壟斷和掌控的觀念，而且允許并且鼓勵更多不同姓氏與不同村寨的民眾共同參與進來，這一“共修”架橋的行為也折射出和里村的紳民與周邊其他村寨村民日常交往的密切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撰寫碑文的和里廩生楊植盛正是于清代咸同年間“苗亂”爆發之時在當地倡辦團練、抵御“匪患”的重要人物。同治二年（1862），“苗匪”由貴州黎平一帶興起，進入從江高曾一帶，沿溶江進入廣西，燒殺梅寨，扎駐葛亮，楊植盛率領團練一千二百多名，與其他三路團練同至葛亮攻打“苗匪”。

參見（清）楊植盛：《邀集黔粵大團剿匪請發糧彈稟》。載魏任重修，姜玉笙纂：民國《三江縣志》，卷5《文化》，第583頁。與此同時，“五百和里”民眾還與尋江上游的林溪河、武洛江，以及溶江支流猛江流域的“狪人”村寨以“合款”的形式組成“大款”

“款”是主要流行于黔桂交界地區土著村寨之間的一種聯盟關系，可以因為婚姻、政治或軍事等多種原因組成不同規模的“款”組織，不同的款組織因為某些突發事件而需要組成新的聯盟關系時稱為“合款”。關于“款”的歷史研究，可參見鄧敏文、吳浩：《侗款的歷史變遷》，《民族論壇》，1994年，第2期。，共立“款條”，聯合抵御“匪患”。

參見《同治二年壬子，苗匪作亂，林溪河、武洛江、猛江約同“五百和里”合為大款，聯防御匪序》。載民國《三江縣志》，卷5《文化》，第582-583頁。同治六年（1866），貴州黔東南地區爆發的“苗亂”再次波及黔桂邊界地區，由“苗酋”梁陳黃帶領數千人進入古州，然后一路行船由溶江而下從和里到古宜，再順流而下攻進懷遠城內。

參見民國《三江縣志》，卷7《大事記》，第650-651頁。由于地處溶、尋兩江的交匯之地，和里不但遭受焚擄，當地的紳民楊植萃、榮培元等還奉官府之命組織團練“赴溶江征苗”。

參見〔清〕楊植萃《古風一道二十四句》《步原韻》，〔清〕榮培元《赴溶江征苗》。載魏任重修、姜玉笙纂：民國《三江縣志》，卷5《雜著》，第603-604頁。咸同年間的“苗亂”事件對溶江流域沿岸村寨產生了很大沖擊，地方村寨已經無法獨立自保，聯合組織團練、共同攜手抵御“匪患”，是溶江流域沿岸各村寨最終得以免于“苗亂”侵擾的重要原因，這也客觀上推動了跨地域人群關系網絡的強化與拓展。因此在動亂后，組織團練的和里士紳楊植盛倡建對當地村寨具有重大象征意義的橋梁，并且得到村寨內外各大、小姓氏民眾的支持與幫助，實有安撫和凝聚地域民心之意。這也顯示出，隨著地方經濟、政治局勢的變化，“路橋”也逐步突破家族成員血緣關系的控制與象征觀念，而逐步成為凝聚區域內不同姓氏與跨村寨人群聯合與力量的場域。

位于和里河上游竹王宮旁的六合橋比玉帶迴橋初建的時間要早，但過去僅是一座供行人往來的木橋，而且早已被洪水沖毀。光緒十五年（1889），和里楊氏宗族的楊成蔚、武生楊成超，吳氏宗族的吳振宗，覃氏家族覃繼發、覃繼輝、覃繼福等人共同倡議新建石橋。該橋現已不存，僅留下《六合橋碑》一塊，放置于近年來重修的竹王宮旁，講述了當時為便于行人渡河而重建橋梁原因。

參見光緒十五年（1889）《六合橋碑》，碑已殘損，放置于新建的竹王宮旁。但曾經“代遠年湮，霉爛無存”的六合橋為何能在光緒年間得以重建，還要從其所處的地理位置，以及峒地與山地村寨之間的人群關系來理解。

六合橋建于和里河的上游，雖然遠離下游三王宮附近的官商要道，但卻是從和里村進入高海拔山地的布糯、燕茶等村落的重要橋梁，也是高山村寨居民下山活動、往來峒地與山地村寨之間的主要通道。而且，該橋也坐落于當地祭祀“竹王”的竹王宮旁。竹王在當地祭祀傳統中與“三王”信仰密切相關，竹王是被作為“三王”之父來祭拜的。據民國《三江縣志》記載，竹王宮初建于明末清初，

“竹王宮，在和里鄉南寨，明末清初建，邑紳吳志能撰有序?！币娒駠度h志》，第369頁。然而據光緒二十七年（1901）河里吳順能撰寫的《竹王宮序》的說法，竹王宮則應該立于明代萬歷年間，

“神宗萬歷年間，自立祖廟以來，神恩浩蕩，庇佑蒼生，即英風之彰靈于故鄉者，無愿莫賞其遐邇也?！币妳琼樐茏?，光緒二十七年（1901）《竹王宮序》，碑刻立于竹王宮內。即“懷遠猺亂”平定之后。雖然無法確定竹王宮的始建年代，但是應該與三王宮的興建有著密切關系。如果按照河水的流向，竹王宮在地理位置上座落于三王宮的上游，按照“三王”為竹王之子的傳說，竹王宮在上而三王宮在下也正好體現了神祗之間的父子關系。但是，以整個“峒”地的地理空間來說，竹王宮其實偏于一隅，位于西北邊天鵝嶺山腳下，主要是和里、布糯、燕茶等村的民眾會來經常此祭拜，而歐陽、南寨、寨貢等村的村民平時則相對較少到此祭拜，而且一直以來主要掌管竹王宮祭祀與管理的是和里村的楊氏和吳氏兩大宗族。

由此可見，竹王宮和六合橋主要是聯結居于“峒地”的和里村與居于“山地”的布糯、燕茶等村民眾之間的往來關系。因此，雖然在神祇傳說中竹王是“三王”之父，但是在整個“峒地”區域的和里、歐陽、南寨、寨貢四村的信仰體系中，其地位也只能屈居于“三王”之下。而六合橋的興建也反映出因商貿繁榮的架橋修路風潮也由兩江交匯之處的沿岸“峒地”村寨，逐步向河流上游的布糯、燕茶等“山地”村寨延伸，而和里村的楊氏、吳氏、覃氏等家族人群則成為控制和管理這一通道主要力量。

從該地域的族群區分來看，分布于沿江兩岸“峒地”的和里、南寨、歐陽、寨貢等村寨居民清初之后被視為“狪人”，民國時期被稱為“侗人”，到了建國后的民族識別中被劃分為“侗族”，而布糯、燕茶等分布在“峒地”四周高山地帶的村寨居民則長期被視為“苗人”，目前也大部分擁有“苗族”身份。而從和里吳氏宗族的族群構成來看，其目前四個主要的宗族分支中有一支系的家族人群是過去從高山村寨遷居下來的，因此這支吳氏族人與居住在高山地帶的“苗人”曾經有著密切的往來關系。

參見吳天良纂修：《和里延陵堂吳氏宗譜》，第43頁。和里村民吳DX收藏。而且以和里士紳為首組織的地方團練，不但成功抵御了貴州黔東南地區爆發的“苗亂”的侵擾，更與周邊高山地帶的“苗人”村寨維持著長期友好的互動與往來關系。這種地域民眾之間跨村落與跨族群的互動與交往關系，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光緒年間連接水、路的石橋修建由“峒地”村寨向高海拔的“山地”村寨拓展的契機。

三、結語

清代雍正年間朝廷開辟貴州東南部苗疆以來，都柳江流域河道得到進一步的疏通與修治，隨著兩廣之間的水運貿易網絡體系的逐步形成，不但西江中下游的米糧產品大量供應廣東，大量外來商販與移民也開始涌入西江上游的都柳江沿岸山區謀生。以往的研究多從外來商民經商移居的材料與視角，去討論外來經濟、文化對地方村寨社會的沖擊和影響。本文則希望以峒地村寨“五百和里”內具有象征和實用功能的“路橋”興修為切入點，去透視山區村寨中的個人及其家族，如何圍繞“路橋”的興修與管理，逐步突破家族世系成員“功德”傳承的控制與象征觀念，而成為凝聚不同姓氏與村寨人群的跨地域的人際關系網絡聯結，來因應更大區域之間的經濟活動的滲透和政治事件的沖擊。

三王宮旁人和橋的多次重修，顯示出河運經貿活動繁榮促進了具有“修功積德”觀念的木橋向更具實用功能的石質“路橋”的修筑，也折射出乾隆至道光年間的“架橋”活動引起了外來商民與當地寨民的合作與對抗。而南寨長勝街旁的利民橋及其周圍石板路、石橋的修筑，則顯示出面對外來商販與物資的進入，本地家族士紳對經貿活動的積極介入和參與，甚至進一步爭奪和把持當地的“路橋”資源，以控制地方的經濟與政治局勢，最終得以取代外來商人的地位和作用。光緒年間，以和里楊氏宗族為首倡建的玉帶迴橋，以及和里楊氏、吳氏和覃氏等村民聯合倡建和管理的六合橋，則顯示出咸同“苗亂”之后，憑借組織團練而在地方上顯露頭角的和里楊氏宗族、吳氏宗族則進一步利用向山地區域修建“路橋”之機，與山地村寨的人群建立起經濟和政治上的合作與聯結關系。

從清代乾隆至光緒年間，具有“功德”意義和實用功能的“路橋”，不但隨著峒地村寨與河流連接的上下游地區往來日益密切而得以持續興修，并且逐步成為士農商旅往來峒地村寨、進入高山地帶的重要通道。值得注意的是，路橋的倡修者、參與者和捐資者也越來越突破家族、村寨等狹窄的血緣與親緣關系，而呈現出不同村寨人群之間建立跨地域關系網絡連接的需要。

這種憑借“路橋”網絡由河道干流向支流推進、由水邊“峒地”要路向“高山”村寨的擴展，其承載著的商品流通、人員往來、關系網絡也不斷由山區平原地域向高山地帶不斷延伸。這種延伸契機固然與雍正年間以來對都柳江河道的疏通而拉動沿江河運貿易的繁榮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但是更與咸同年間“苗亂”之后都柳江下游流域沿岸的人群關系能夠突破狹小的家族村寨之親緣關系，而走向更廣闊的跨地域人群網絡的溝通與連接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而這種地域人群關系網絡的結構性轉變，則是清代雍正年間以來，王朝國家的邊疆治理策略、區域經貿活動、地域政治事件與地域村寨個人與群體密切互動、共同形塑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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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鐘昭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