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銀行業轉型大背景下的資產證券化創新

湯云昊

摘 要：受利率市場化以及互聯網金融高速發展的沖擊，我國銀行業的傳統經營模式面臨巨大的轉型壓力。同時銀行自身不良貸款額以及不良貸款率長期處于“雙升”狀態，對于基礎資產尤其是不良資產的處置成為了中國銀行業轉型的巨大障礙。在中國銀行業轉型大背景下，應鼓勵 銀行進行資產證券化創新，同時對商業銀行相關業務進行約束，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建設，保證銀行業轉型穩健進行。

關鍵詞：資產證券化 商業銀行 風險管理 經營模式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298（2017）12（b）-036-02

1 中國銀行業發展現狀

我國銀行業是指中國人民銀行、監管機構、自律組織以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設立的商業銀行、城市信用合作社、農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眾存款的金融機構、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及政策性銀行。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銀行作為國民經濟體系中重要的一環，發展態勢也是十分的迅猛。根據銀監會統計數據顯示，至2017年第一季度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規模已達238.46萬億元，負債規模達220.10萬億元，與2016年同期相比增長率均達到14%。從銀行類型以及規模來看，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占據了銀行類金融機構的半壁江山，資產占比達37.57%和18.40%。而近年來發展迅猛的城市商業銀行以及農村金融機構在銀行業的分量也日漸增加，資產占比達12.27%以及13.17%。次貸危機之后，我國經濟增速有所放緩，銀行資產規模增速也有所放緩，發展受到了一定限制。同時由于互聯網金融的興起以及經濟下行的壓力，對銀行業傳統的盈利模式以及資產結構都產生了巨大的沖擊。

1.1 利差收益空間壓縮，存貸業務面臨轉型

從銀行的盈利結構來看，依靠存貸業務的利差收益仍是銀行的主要盈利模式，但利息凈收入占比呈下降趨勢。財報數據顯示：2016年1～9月份，四大行的利息凈收入為11950.9億元，比去年同期減少1006.87億元，降幅高達7.77%。四大行的利息凈收入無一增加，這是四大行全部完成上市之后，首次出現三季度利息凈收入集體負增長。這是因為當利率市場化后，大客戶有較強的議價能力，融資渠道多樣化，這就要求貸款利率下調，而銀行為了攬儲，各自調高存款利率，由此導致存貸利差收窄，勢必短期內削弱商業銀行的盈利水平[1]。另外，我國銀行貸款規模過快的擴大以及資金流向過于集中導致了銀行傳統貸款業務的結構也存在著巨大問題。我國銀行貸款主要集中于房地產以及基礎建設行業，引發其他行業的“資金荒”，投資結構畸形，資金流向資金回收期長的行業，影響商業銀行可持續經營能力。

1.2 銀行業結構多元化發展，混業經營成為趨勢

從銀行業市場結構來看，各類中小銀行以及全國性股份制銀行的崛起沖擊著國有銀行的統治地位，結構趨向多元化。2016年第一季度末，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和其他類金融機構總資產占比同比分別提高0.35、0.9和1.68個百分點，大型商業銀行的總資產占比下降2.9個百分點。隨著客戶對于銀行的需求由單一的存貸款業務向理財產品、資產管理等多元化業務方向轉型，銀行的混業經營趨勢也日漸明顯。

2 資產證券化發展情況

資產證券化是以基礎資產未來穩定的現金流為支持，通過結構化設計后發行可交易證券的一種融資形式。資產證券化的最大特征是將具有穩定未來現金流的低流動性資產進行打包，進行信用增信，要素分離等操作，轉化為具有較強流動性的可交易證券。資產證券化也被稱為20世紀最偉大的金融創新之一。資產證券化首先興起于資本市場高度發達的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儲貸公司通過大量的資產證券化操作幫助其走出自身的經營困境。進而推動了美國信貸市場以及房地產市場的高速發展。但在這種野蠻增長的形勢之下，信貸機構只關注于如何擴大信貸規模，放寬貸款條件，并且通過資產證券化轉嫁風險，獲取更多的利益，而未關注貸款基礎資產的優良與否，未對其進行客觀全面的風險評估，這也直接導致了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但不可否認的是，資產證券化仍在全球資本市場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發揮著其增強資產流動性等積極作用。

2005年，中國建設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獲準進行銀行資產證券化試點工作，標志著我國銀行資產證券化的開端。2007年，多家商業銀行以及金融機構進行第二批資產證券化的試點工作。但由于次貸危機的影響，市場對于證券化持否定態度，導致資產證券化的試點工作難以繼續開展。2012年重啟資產證券化之后，由于我國銀行業核心資本缺口擴大，外部融資渠道受限等諸多因素作用下，資產證券化呈現出飛速發展之勢。

從資產證券化的定義中可以看出，任何能夠產生未來穩定現金流的基礎資產都有進行資產證券化的可能。但在這個過程中忽略了很關鍵的一點，就是基礎資產自身的質量問題。美國次貸危機正是由于銀行將實際中難以產生穩定現金流的次級貸款進行了資產證券化處理，貸款約定的還本付息作為穩定現金流來設計產品，而忽略了貸款自身難以按期還本付息的質量問題，最終導致了危機的爆發。針對于中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受多方面限制，銀行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的基礎資產池中優質資產占較大份額，并未將大量不良資產通過資產證券化處理[2]。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所提到的不良資產證券化與美國將次級貸款轉化為正常貸款是不相同的，銀行業的資產證券化是在正視基礎資產質量的前提下進行的。

3 銀行資產證券化的現實需求

近年來我國銀行業受宏觀經濟下行壓力以及微觀企業結構調整的影響，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率雙升，其中不良貸款率逼近2%警戒線，銀行的信用風險控制需要更加地提高警惕。銀行業的信貸規模居高不下，導致銀行資產流動性不強，難以抵御可能出現的利率風險以及流動性風險。同時由于互聯網金融的興起，對傳統銀行業的經營模式也產生了巨大的沖擊。本文將從風險管理需求、流動性需求以及經營模式轉型需求三個方面來分析銀行資產證券化的現實需求。

3.1 風險管理需求

截至2017年度第二季度末，商業銀行正常貸款余額92.2萬億元，其中正常類貸款余額88.8萬億元，關注類貸款余額3.4萬億元。不良貸款余額1.64萬億元，較上季末增加563億元；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1.74%，與上季末持平，持續三個季度均在1.74%的穩定水平。但與此同時，銀行關注類貸款余額有向不良貸款余額轉移的趨勢，這意味著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不良貸款余額以及不良貸款率難以有所下降，可能會更逼近2%警戒線。2017年被銀行業中多家銀行定為“風控年”，都在加強各自的風險控制尤其是對信貸的風險管理。不良貸款額的不斷上升將會給銀行的資金分配帶來巨大壓力，導致核心一級資本的減少。最終當銀行新增資產能力下降到一定水準之后，必然會出現相應的金融風險。

國內商業銀行主要通過清收重組、核銷以及轉移至四大資產管理公司，這幾種方式對不良資產進行處理。這幾種方式中清收重組的程序過于冗長，由于涉及各方利益而導致重組方案難以達成，這一方法的處理效率在不斷下降。核銷在銀行業現在“雙升”的背景下操作空間十分之窄。而資產管理公司已背負萬億級的不良資產處置，其消化不良資產能力有限，難以通過有效地操作及時處理不良資產。因此在傳統的處置方式效果有限的情況下，銀行可通過資產證券化將基礎資產的風險和收益因素分離開來，轉嫁一定的風險同時盤活銀行的資產，從而快速有效地解決不良資產規模擴大的壓力。

3.2 流動性需求

由于我國經濟體制以及銀行運行模式的特殊性，導致我國銀行資產的流動性一直不高。同時由于銀行業長期以信貸業務的利差收益作為銀行的主要利潤來源，導致銀行的信貸規模十分巨大，資金不斷外流。而大部分貸款回收周期較長，是銀行資產的流動性不斷下降。加上不良貸款的不斷增加，進一步降低的銀行資產的流動性。同時從商業銀行經營的“三性”原則來看，流動性是解決安全性以及實現盈利性的重要一環。資產證券化能夠將銀行能夠在未來產生穩定現金流的非流動性信貸資產轉化為具有流動性的現金資產，從而解決自身流動性需求。

3.3 經營模式轉型需求

近年來我國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發展比較緩慢，通過信貸業務獲得利差收益地仍然是其主要收入來源。然而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飛速發展，新興的互聯網金融產品以更高的收益風險比吸引了眾多投資者將資金投入其中，銀行的負債業務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同時，由于利率市場化，利差空間在不斷縮小，傳統的收入來源受到嚴峻挑戰。商業銀行必須進行經營模式的轉型，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提高中間業務收入。資產證券化對于銀行來說是一種增加中間業務收入的方法。在證券化產品發行有效期內，銀行作為貸款服務管理人，其貸款服務費則是中間業務收入新的增長點。不僅如此，商業銀行還可以通過證券化加速資金周轉，獲得更多的投資收益[3]。

4 結論以及建議

在中國銀行業轉型的大背景之下，本文通過分析中國銀行業存在的問題以及資產證券化創新的可行性，結合了銀行資產證券化的現實需求，論證了我國銀行業以資產證券化為重點進行轉型的可行性。資產證券化以增強基礎資產的流動性核心，通過流動性的提升帶動銀行盈利模式的多元化，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幫助銀行進行風險轉嫁。

中國銀行業目前的經營模式仍以信貸業務的利差收益為主要利潤來源，盈利模式過于單一化。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模式在之前能夠獲得巨大利潤得益于中國銀行業與金融市場的脫節，存貸款利率的主導權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銀行業本身。而近年來隨著銀行業與金融市場不斷融合，利率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利差收益的空間不斷被壓縮，這一傳統盈利模式顯然難以為繼。銀行業需要通過資產證券化為契機來加速自身經營模式轉型的進程。

需要注意的是，資產證券化會導致銀行的風險暴露程度增加，而現階段的銀行資產證券化監管較為嚴格，銀行基本上將自身高質量資產打包進行資產證券化而低質量資產需要自身進行消化，從整體上很難實現真正的風險剝離。

因此本文認為，第一，在目前利率市場化以及互聯網金融的沖擊之下，我們應當對銀行資產證券化創新持鼓勵態度，這首先能夠緩解銀行在處理不良資產上的壓力，一定程度上轉嫁風險；其次，能夠使銀行更加積極地參與到金融市場業務中去，拓寬其盈利渠道，進而加速銀行業轉型的進程。第二，監管機構需要對銀行資產證券化進行細化制度設計，對于可用于資產證券化的基礎資產范圍、信用評級、衍生產品的出售等方面進行明確性規定，控制銀行基礎資產池的規模，保證銀行資本充足率以及各項指標數據符合監管條件，使銀行資產證券化穩健地發展。第三，加強對資產證券化的信息披露，尤其是風險敞口等重要風險指標的披露，保證信息對稱性，防止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給銀行風險管理帶來新的壓力。

參考文獻

[1] 孫波.利率市場化背景下我國商業銀行盈利模式轉型研究——基于14家上市商業銀行[D].山西財經大學，2015（5）.

[2] 代玉簪，郭紅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現實需求與制約因素[J].當代經濟管理，2016，38（07）.

[3] 楊勇.我國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風險防控分析[J].時代金融，20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