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岳陽樓記》“先憂后樂”思想立意的緣起

程杰

范仲淹《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不僅代表了北宋政治改革、儒學復興、古文運動時期新一代士大夫精英的博大襟懷和崇高擔當，放諸整個中華民族精神史上也是最為警動人心的名言。而這一思想主題或精神立意在當時是有直接針對性的，筆者1994年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北宋詩文革新研究》（南京師范大學1994年，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五章《范仲淹：儒者道德情操與傳統文士情趣的融攝》對此即有論述：“這一精神口號是在對傳統士人精神內容進行反思的基礎上提出的。滕子京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請范仲淹為之作記。所謂‘唐賢，據滕子京當時所作《岳陽樓詩集序》《求記書》等介紹，指張說、張九齡、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等人；所謂‘今人，則主要指真宗朝的丁謂、夏竦。他們關于岳陽樓的作品，多成于遷謫之中，‘類多《離騷》嘆惋之意（滕子京《岳陽樓詩集序》）。在給范仲淹的《求記書》中，滕子京指出，其間也有‘雅吟自放之作，惜乎不多。滕子京希望范仲淹‘少吐金石之論，發揮此景之美，庶漱芳潤于異時，知我朝高位輔臣，有能淡味而遠，托思于湖山之外（滕子京《求記書》）。不難看出，滕氏的《求記書》構成了范仲淹藝術構思的基礎，范文中兩種‘覽物之情分別是‘唐賢、今人詩賦和滕子京‘求記之意所代表的兩種人生態度的概括。范仲淹既憾滕氏之所憾，也不以滕氏之所望為然?！彪泳┡c范仲淹同年進士，“尚氣倜儻”（《宋史》本傳），生性豪爽，出于本人性格愛好和對范仲淹的了解，也為了激發范仲淹寫作的積極性，在給范仲淹的《求記書》中盛贊范仲淹“雅意在山水之好”，山水、懷人詩中“未嘗不神游物外，而心與景接”。也就是說，他認為范仲淹雅好山水之游，擅長這方面的寫作，建議范仲淹趁此為岳陽樓作記的機會，多為渲染湖山之美，發揮忘懷物外、寄情山水之樂。滕子京所說不誣，范仲淹耽情山水之習不僅有許多本人詩文作品可證，他曾明確表示過“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謝轉禮部侍郎表》）的態度，而同時歐陽修《與范希文書》也曾對其山水宴游性習表示過擔心和批評。但就是這位范仲淹，面對滕氏不滿唐賢多遷謫騷怨，希望放情物外、“淡味而遠”，多表山水之樂的期待，獲得對兩種傳統“覽物之情”合并思考的契機，形成了文章中悲喜憂樂兩種情景并舉鋪陳的寫作靈感，內心深處也興起反思、超越兩種士人性習常態的思想動機和精神追求。時下論者多只就范仲淹與滕子京同處貶謫而簡單揣擬，認為范仲淹意在勉慰滕氏，而不知范氏所言正是接著滕氏求《記》信中唐賢多“憂”、今人應“樂”的比較語境，對滕氏希望多表歡樂這一情趣期待或主題要求有所回應，明確表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不同態度，以“古仁人之心”為歸屬，推出“先憂后樂”這一無比宏大而崇高的思想主題和精神追求。這是范仲淹《岳陽樓記》一文“憂”“樂”并舉雙遣之抒寫結構和思想立意的直接緣起和內在邏輯。透過范、滕對文章主題的不同期求取舍，兩人品格襟懷高低立見。至于言者是否真能實際做到，這又是問題的另一方面。筆者曾將原著這一章的完整論述以《范仲淹的雙重文化品格》為題，發表于《江蘇文史研究》1995年第1期，又曾析出短文《〈岳陽樓記〉創作背景的新材料》，在面對中學教學的南京師范大學《語文之友》雜志1994年第4期介紹過，后來還將其寫入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第四卷（宋遼金卷）《岳陽樓記》解題中。遺憾的是，時過20多年，這一寫作背景的闡發一直未能引起注意。筆者近有機會赴河南鄧州拜謁花洲書院，范氏《岳陽樓記》作于此地，念及舊作，退而檢索時賢有關《岳陽樓記》的各類論述，包括所謂20世紀以來《岳陽樓記》的研究綜述，發現對拙見只字未提。又詢及中學教材及教輔情況，也是未及反應，而有些專門揭出滕子京《求記書》來解讀《岳陽樓記》的論文，竟也未能詳明滕氏求記之意，頗感意外，無奈冷飯重炒，再申舊見。另需補充的是，滕子京當時組織人力編有《岳陽樓詩集》，主要收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張說、張九齡、杜甫、杜牧等人作品，《岳陽樓記》所說“唐賢”即指他們，而所謂“今人”則主要指“太師呂公、侍郎丁公、尚書夏公”，即呂蒙正、丁謂和夏竦三人。光緒《巴陵縣志》等載呂蒙正《登岳陽樓》詩一首，《全宋詩》失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