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更顯工會擔當

文/林琳

困境中更顯工會擔當

文/林琳

企業都要關門了，還有什么協商工資的必要？湖北襄陽喬營紡織行業工會聯合會在一些企業或關?；蛎銖娋S持生產的背景下，通過走訪調研，找準突破口，制訂了《喬營紡織行業14個工種工資標準草案》，并通過三輪談判，最終促成企業方與職工方達成協議。

從此番談判的結果和效果來看，職工與企業實現了“雙贏”——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了300多元，確定了不低于8%的職工工資增長率，諸多工種的工資標準小幅上調；而企業在向職工講清困難后，贏得了職工支持，還有職工主動要求暫時降薪。

不得不說，對這個“雙贏”結果，喬營紡織行業工會聯合會“功不可沒”?！氨彵Ｐ健钡墓べY談判，對其他地方的工會組織來說，是一種示范和啟示。

首先，企業面臨困境，工資談判還是要談，這是工會組織迎難而上的擔當。經濟下行，企業出現困難，對給職工漲工資顯然會有抵觸，在這樣的現實語境下，喬營紡織工會聯合會并沒有選擇繞著困難走，而是堅持要工資談判，要維護職工權益，同時發揮一種紐帶和橋梁的作用，讓企業與職工之間實現信息溝通、共享，讓職工了解企業的處境，讓企業明白職工的訴求。

其次，是會談。我們常說，有時候做事的方式比目的更重要，正確的方法比錯誤的堅持更有效。通過此番“保崗保薪”的談判不難看出，該聯合會在談判之前做了很多準備工作。比如，摸準行業“脈搏”，善于發現問題。該聯合會在對企業走訪調研的基礎上，發現了這些企業的共性——有哪些相同的工種，也發現了問題——這些共有工種的工資標準都是企業自行制定的，各不相同。于是，工會聯合會通過這些共有工種的最低工資標準，打開了談判協商的突破口。比如，精心測算，用數據說話，保證勞動定額的科學和公平。再如，發揚民主，充分征求職工和經營者的意見。

更重要的是，行業工會聯合會通過這樣履行職能、作用發揮，既幫企業“把了脈”，又給職工吃了“定心丸”，同時讓企業與職工之間增加了理解、包容和共識。某種角度上說，這樣的工資談判也是在給社會注入“穩定劑”——讓職工與企業共度時艱，進而贏得未來發展的空間。

在經濟下行壓力大、職工轉崗分流的背景下，維護職工權益，關切企業前途和命運，各地工會組織都應有擔當、有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