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區政府依法行政路徑分析

摘 要：民族地區法治政府建設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意義重大。法制主義建設是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根本，也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石。全文通過闡述民族地區法治政府建設的背景、民族地區法治政府建設的必要性和民族地區法治政府建設的問題分析，旨在提出民族地區法治政府構建的路徑。

關鍵詞：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民族地區

中圖分類號：D9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379-（2017）14-0094-02

作者簡介：高陽陽（1990-），女，漢族，山東聊城人，西藏民族大學管理學院，碩士。

一、引言

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有155個民族區域自治地方（包括5個自治區，30個自治州，120個自治縣（旗）），1159個民族鄉（鎮）。民族自治地方的總面積占國土面積的64%，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14%，地廣人稀，資源豐富。但民族地區多位于我國邊疆地區，處于我國與周邊國家的地緣分界區，是國與國之間友好合作與戰略博弈的匯集區，也是我國反分裂、反滲透斗爭的前沿地區。同時，民族地區地處偏遠，在國家由沿海向內陸經濟發展戰略格局中處于非核心區，資源優勢難以轉化為經濟優勢，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社會轉型期所聚集的各種矛盾在民族地區呈現出錯綜復雜的表現形式，增加了民族地區政府社會治理風險和成本。因此，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始終是民族地區政府工作的核心目標，而堅持依法行政、建設民族地區法治政府是實現該目標的重要手段。

二、民族地區法制政府建設的必要性

（一）基于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民族地區多處于我國內陸和邊疆地區，由于其資源稟賦、歷史基礎、人口結構等經濟社會發展要素不足，導致民族地區經濟落后于內地，且發展差距呈不斷擴大趨勢。民族地區與內地之間及民族地區之間發展差距的拉大會在群體和族群間產生相對剝奪感，而相對剝奪感容易產生消極情緒，引發對他人和社會的不滿與怨恨，累積社會矛盾，加劇社會風險。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讓各族人民感受到統一多民族祖國大家庭的溫暖。通過特殊援助政策和民族地區自我發展能力的提升，不斷縮小地區間和地區內部的發展差距，千方百計擴大和改善民生，增進社會福祉。民族地區各級政府肩負著維護地區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重任，肩負著服務和造福的艱巨使命，代表中央政府治理地方的政權機關。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要求民族地區政府不斷加強依法行政能力，建設高效透明的政府決策體系，提供高質、充足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適應民族地區市場經濟發展和深化改革對政府服務的多元、高質、充足供應要求。

（二）維護民族地區社會和諧穩定的必然要求

法制是一個地域或國家走向現代文明的必然選擇，也是我國當今社會依法治理的核心價值。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民族地方各民族之間交往日益頻繁，但由于相互了解與尊重不夠，所造成的隔閡、誤會及不尊重民族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所引發的沖突事件時有發生。同時，受境外“三股勢力”和國外反華勢力的挑唆，在一些民族地區發生非常嚴重的暴力犯罪活動。而民族地方政府作為權利的維護者和政策的執行者，必須毫不動搖的執行國家法律法規，依法維護各少數民族的合法權益，堅決打擊破壞民族團結、制造民族分裂、危害國家安全的各類違法犯罪活動。通過加強對于各民族群眾的法制宣傳和教育，妥善處理各種因民族信仰等因素所引起的各類社會矛盾和沖突事件，保持社會的穩定以及國家安全和民族團結。

（三）是實現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必然要求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全面正確貫徹落實黨的民族政策，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深入開展民族團結的進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區發展，促進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我國現代化發展的階段性目標是要在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與此同時，就要求我國的各地區、各民族都要享有小康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生活的水平。但由于各民族地區地域、歷史發展、受教育程度等差異，導致目前我國絕大多數民族自治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遠遠落后于非民族地區。所以，要實現我國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當務之急便是縮短地區間的發展差距。而這一目標的實現必須通過民族地區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的建設，引領帶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加快落后地區經濟發展，尤其是民族地區的發展速度，提高發展的質量，縮小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差距，從而使得全國各族人民共同步入全面發展的小康社會。

三、民族地區法治政府建設的問題

（一）依法管理宗教與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不相適應

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十八屆四中全會分別對全面深化改革和推進依法治國進行了頂層設計，對我國社會轉型期所面臨的風險進行政策回應，為我國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布局。民族地區宗教管理始終是地方政府開展民族工作的重要著力點，積極引導宗教界在愛國、愛教、守法的前提下正常宗教活動，引導信教群眾守法、誠信，促進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在新形勢下，地方政府依法管理宗教的能力亟需提高，地方政府在同宗教人士的交流技巧、宗教活動突發事件應急管理、宗教經典解釋等制度設計工作方面需要更具創造性，對宗教的管理更多地依法管理，而不是靠政策管理，以適應宗教工作服務于經濟社會改革發展大局。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建設法治政府的大背景下，民族地區法治政府建設對依法管理宗家，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權利，維護宗教和諧穩定具有重大意義。

（二）依法保護民族習俗與民族現代化結合不夠緊密

民族習俗體現于婚、喪、嫁、娶及衣、食、住、行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同一民族內部也有不同。民族地區習俗的揚棄，需要政府發揮基礎作用，引導和教化民族地區群眾實現自我習俗革新，適應不斷發展的新社會。傳統的依靠行政命令和政策指令的方式來指導民族地區習俗革新的方式已難以為繼，法治政府要求政府的一切行為要有法可依，一切行政活動要以法律為準繩，同時民族地區公民意識和權利意識的不斷提高，使政府活動更多地受到群眾監督和制約，因此這要求民族地區政府不斷加強依法行政能力建設，提高行政工作的法治化水平，積極根據法律法規引導和管理民族地區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和觀念的更新，促進民族地區習俗的革新。

（三）政府官員依法行政的理念有待提高

由于地域、風俗習慣以及受教育水平等諸多因素的長期制約，民族地區的法律普及程度遠遠滯后于非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而他們之中的一些干部在潛意識之中依然保留有“官本位”的思想，對于民主法治的重要性認識嚴重不足，更是忽視用法治的措施來解決問題。更有甚者認為人民群眾的法律意識增強了，政府的工作便難以展開。這些法制意識單薄的政府官員習慣以一種管制者的身份出現。最終導致地區群眾缺乏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現代法律的價值觀。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導致政府的決策科學民主化程度低下，執法水平參差不齊，社會的整體法制化程度不高。法治政府是堅持和群眾良好互動、互相尊重、堅持科學民主決策的政府。在民族地區建設法治政府，最主要的就是要提高民族地區政府官員的依法執政理念，鞏固依法執政地位。而這些都依賴于民族地區官員在本地區提高依法行政過程之中的自覺性和主動性。

四、推進民族地區政府依法行政建設的對策與思考

（一）深化行政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明確要求政府轉變職能，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精簡機構，調整編制，要求政府退出那些“不該管”和“管不好”的領域，將權力還給社會和市場，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激發市場主體參與創造社會財富的活動。因此，民族地區政府應逐漸從“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轉變，從“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是政府對社會的管理納入法治化軌道。政府職能轉變，要求政府明晰權力邊界，實行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充分發揮其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為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提供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提供高質、高效、充足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使民族地區社會各管理主體充分行使自身職責，促進當地社會在法治化軌道上有序運行。

（二）開展普法宣傳，完善普法機制

積極地構筑普法平臺，結合民族地區特點，在民族地區人口比較密集的地方開設法制宣傳專欄，并采用漢語和本地民族語言兩種形式，針對于本地區群眾關系密切的相關法律法規進行宣傳。對于民族地區的領導干部要求重點學法，帶動少數民族帶頭人及青少年學習法律法規政策。

（三）創新執法方式，積極引導群眾訴求依法解決

強化引導少數民族地區群眾了解和學習各種法律法規，使得廣大的少數民族群眾牢固樹立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觀念，學會依法按照法律程序來表達利益訴求，進行合法的維權，讓廣大的人民群眾在嚴格規范、公正廉潔的執法過程之中感受到法律的尊嚴與權威，體現出社會的公平正義。完善建立各種機制制度，全面覆蓋各個區域，依法解決群眾的合理訴求，確保矛盾糾紛在民族地區的基層得到化解，群眾的積怨得以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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