熵變中的“走出去”

沈偉民

中國企業走出去，也是對全球資源的重新整合和利用，但依靠粗放式的資本并購，以及只是單向度地將海外技術拿回來，而不對別國市場提供就業崗位、進行技術反哺，會讓中國企業的海外形象受損，也會影響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布局。

中國企業的海外資本規?；?，與其最終獲得的收益不相匹配。

先看規模。根據美國華盛頓兩大保守派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和傳統基金會在1月共同發布中國海外投資情況最新報告：2016年，中國在全球范圍內的投資增長將近50%，達到大約 1750億美元，刷新歷史紀錄。該報告還指出，在這股對外投資浪潮中，美國市場繼續位居榜首，成為最受中國企業青睞的海外投資目的地，投資規模超過500億美元。

而根據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此前表示，僅2016年前9個月內，中國企業共實施海外并購項目521個，實際交易金額674.4億美元，涉及67個國家和地區的18個行業大類，已經超過2015年全年的并購金額544.4億美元。這樣看來，有關中國企業的海外資本規?；臄祿?，中外統計的數據基本接近。

然而，在如此之大的海外擴張中，中國企業到底收益如何呢？根據普華永道相關統計，至今為止，有超過50%的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都不成功，普華永道的結論和商務部的相關報告也基本相似，在商務部最新的統計中國企業的海外項目中，只有13%處于盈利可觀狀態，而63%則處于非盈利或虧損。

一邊是海外規模持續擴張，一邊是收益慘淡，中國企業的海外步伐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又將怎樣重新調整思路和戰略？

海外戰略，主打“買資產”

大部分中國企業制定海外戰略主要集中在兩個方向：第一、以企業全球化為目標，通過對海外資產并購方式來實現；第二、以“技術引進”為目標，通過對海外資產并購之后，再引進先進產品、技術、商業模式及管理體系，最終在國內進行落地實現。比較兩者，后者更為廣泛。

根據以往歷史經驗，“技術引進”主要有四種方式：一是外資和我們共同生產，用中國的市場換技術；第二是外資企業直接來中國投資；第三是我們向國外買技術；第四是中國企業買了國外企業，再將技術轉過來。相比前三種方式，透過直接向海外企業的并購，容易在短時間內更快速、更全面地掌握海外技術，因此成了當下很多中國企業的行動選項。

從美的收購德國機器人企業KUKA集團的案例中就可以看出，對于美的，KUKA的核心優勢在于機器人綜合制造實力強、下游應用經驗豐富，在美的要約收購KUKA的報告書中，就直接提到美的可憑借KUKA在工業機器人和自動化生產領域的技術優勢，提升公司生產效率，推動公司制造升級。這也是美的積極收購庫卡的因素之一。

中國目前已由國際資本的凈進口國轉變為大規模的資本外流國，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一股獨特的中國力量，并在投資界出現了“Buy what china buys（中國買什么，你就買什么）”的投資現象。中國的投資，初從以央企為主的能源類企業購買能源資產，投資遍布中亞、中東、北非、南部非洲、拉美等地，先后修建了連通中俄的北部、中哈的西部、中緬的西南部等輸油管道。并在澳洲、拉美、非洲投資購買鐵銅礦等資產，豐富了中國的資源供給。

從2016年海外投資并購呈現的特點來看，國有企業依然占投資主體，統計數據表明，地方國企占48.6%，央企占27.6%，國有企業在海外形成的資產仍在國資委監管下。海外優質的戰略性資產或重要的資源類資產，有利于提高中國國有企業的全球競爭力，助力國內經濟轉型升級。

但是，隨著中國企業大規?！俺龊！?，折戟沉沙的投資事件也越來越多。

“買買買”，阻力正在增多

“賺快錢、炒短線、盲目追逐高利潤的思維主導著企業的投資行為，總是把別人的危機當作時機?！敝袊鈪R投資研究院院長譚雅玲稱，所謂“抄底”，這是像索羅斯這樣玩金融的資本巨鱷玩的投機游戲，而任何一個干實業的企業都不應該有這種投機思維及心理。

自2015年年中以來，近400億美元的中資擬議海外并購告吹—究其原因多數是因為各國政府日益擔憂安全和競爭問題。

日前，德國政府剛剛撤銷了我國對德國芯片設備制造商愛思強（Aixtron）6.7億歐元擬議收購的批準，原因是收到了“先前未知的安全相關信息”。此后不久又宣布將對歐司朗的子公司被賣給中國進行審查。

在美國，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的審核通常起著關鍵作用，安全審查的重點是“關鍵資源”與“關鍵性行業”。該委員會發布的報告顯示，在所有海外投資者中，中國投資者主導的交易仍然是CFIUS最主要的審查對象。除了CFIUS這類掌握安全審查的機構外，還有諸如反壟斷等機構會對并購交易是否成功起到作用。

除歐美之外，最近澳大利亞對中國企業收購澳企，也出現了審查和否決的情況。中國在全球投資的擴展速度已經在澳大利亞引起了擔憂，比如，澳大利亞社會上存在對“農場變賣”和利潤轉移到海外的擔憂。澳大利亞同樣有個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FIRB），使外企對澳大利亞企業的并購會變得高度政治化，因為澳大利亞財長具有自由裁量權，可以以國家利益為由阻止若干交易。

“七問”中國企業海外戰略

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的除了傳統意義上的法律、文化以及市場等風險之外，今后要更加重視政治風險。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帶來門戶開放與抄底的機遇，我們中國企業需要把握這樣的機遇。但是在把握這樣機遇的同時，中國企業又需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不要犯冒進翻車的風險?！鄙虅詹繃H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中貿研究部研究員梅新育提醒投資者。

2017年是全球政治超級特殊的年份，部分國家政權變更正在加大當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戰亂風險。即使是從經濟方面看，新世紀以來這10多年，除了中國之外的其他所有的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其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初級產品產業增長所驅動的。這種初級產品產業增長所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在熊市到來時會面臨轉折。

不過，這并非是說，中國企業走出去就要停止，而是需要重新思考走出去的戰略和方式。從《經理人》理解的角度認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沒有錯，也是對全球資源的重新整合和利用，但依靠粗放式的資本并購，以及只是單向度的將海外技術拿回來，而不對別國市場提供就業崗位、進行技術反哺等，勢必會讓中國企業的海外形象受損，也會影響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布局。

為此，《經理人》調取了部分在海外成功的中國企業案例，試圖給中國企業實施海外戰略進行總結，然而在梳理、總結之中，我們最終唯一的選案是華為，我們發現，這家中國企業是眾多走出去的企業中，難得的一家不依靠資本輸出而實現國際化的企業 （詳見本期《華為國際化熵變史》。尤其是該企業還借用物理學的“熵定律”，轉為其跨國戰略管理思維。因此，我們就華為的歷史經驗，給中國企業實施海外戰略，總結了一個“七問”的問題：

第一問：海外戰略的理由是什么？企業需要問清自己—實施海外戰略是出于市場原因、政治原因、金融原因、戰略原因、資本原因？是沒有原因，還是都有這些方面的原因？

第二問，在戰略目標、戰略理由制定之后，如何鎖定戰略目標？在戰略目標鎖定過程之中，是否了解戰略內容、內外部的資源以及供應商？在戰略實施過程中，是主動出擊還是消極被動等待？

第三問，對方市場能讓我們得到什么？是否達到了市場準入標準？自己是否有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管理知識、品牌效應？

第四問，有沒有事前做盡職調查？盡職調查分兩部分，一是財務部分，二是非財務部分。其中，非財務部分的當地的法律環境、企業的文化環境、利益相關方的特質和特點，包括人力資源管理問題、勞工問題、工會問題等細節，是否完全掌握信息？

第五問，如何接觸海外市場？是否具備和了解當地市場的要素、市場運營的整個流程，包括自己的團隊組建、要約問題的設計、相關的法務，以及進入海外市場之后的管理和運營等。

第六問，是否具有雙贏？如果在海外戰略中，只想自己獲得最大的利益，不對海外、合協作伙伴留有余地，不讓對方得到任何好處，那么就算進入當地市場，最終的結局也會遭到惡意競爭，甚至當地企業動用法律手段對我們進行制約。

第七問，在海外成功的標準是什么？什么是成功的實踐？如何評價這個海外戰略是否成功？是指銷售額，還是市場份額、產品創新、市盈率、利潤或是資本回報率？這些問題都要思考。

“七問”只是核心問題，不涵蓋中國企業海外戰略遇到的所有問題。問題背后的真正原因就是，一個企業一定要有健康的國際思維，有清晰的戰略目標和明晰的企業經營文化和價值觀，這樣，我們企業在海外經營才會取得更高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