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勸人才能獲得最佳效果

張曉政

西漢永光元年（前43）秋天，漢元帝出長安城祭祀宗廟。從長安城便門出來的時候要經過一條河，或許是為了試試新鮮，心血來潮的漢元帝提出換乘樓船。命令傳下去后，御史大夫薛廣德突然上前攔住御駕車馬，一邊摘下帽子，一邊叩首勸漢元帝說：“宜從橋?！币馑际钱攺臉蛏线^而不應乘船。摘帽這個舉動頗不尋常，意在表明進諫心意已決，即使被罷官免職也在所不惜。也因此，漢元帝不禁感到有些驚訝與意外，很不高興地說：“你先把帽子戴好吧?！?/p>

薛廣德沒有理會漢元帝的指示，繼續說：“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話說得很清楚，也更決絕：今天的進諫乃是抱著必死的決心，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甚至不惜自

殺——就讓我的血濺到車輪上吧，您也甭想踏入宗廟了！

說起來，這已經不是薛廣德第一次向漢元帝進諫了。就在這一年的三月，出任御史大夫才十多天的薛廣德就展現出了“直言諫爭”的風格。當時漢元帝也是外出祭祀，事畢后仍然逗留不走，流連游獵。薛廣德為此上書說：“如今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您卻每日醉心于靡靡之音、亡國之樂，怎不令人哀痛？現在護駕士兵風餐露宿，隨從官員勞倦不堪，懇望陛下即刻回程，沉心思考如何才能與百姓同憂共樂，如此，則天下幸甚！”看到薛廣德的奏章，漢元帝當即下令返程回宮。這固然有顯示自己虛心納諫的用意，但應當說，也是給足了薛廣德面子。

不過這一回，漢元帝卻沒有那么大度了，甚至可以說惱怒至極，只不過一時想不出用什么來回應薛廣德。畢竟薛廣德的話義正辭嚴，行為也合乎道義，似乎還真是讓人既惱火又無奈。幸好在這兩相僵持之際，光祿大夫張猛上前說：“我聽說主圣才能臣直。乘船確實危險，不如走橋上安全。圣主趨利避害，御史大夫的建議看來是可以采納的?！庇辛藦埫偷慕鈬?，漢元帝順勢說道：“曉人不當如是邪！”當即改令從橋上通過了。

“曉人不當如是邪”這句話很含糊，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是反問，意思是說服人難道不應像張猛那樣娓娓道來、循循善誘嗎？還有一種是批評，意思是勸諫不應像薛廣德那樣咄咄逼人、簡單粗暴。但不論哪種解釋，褒張抑薛的意思都是一樣的。事實上，這件事也確實使薛廣德在漢元帝心中的印象受到了很大影響。這之后一個多月，漢元帝就以年景欠收、百姓困苦為由，下令免除了薛廣德和丞相于定國、大司馬史高等人的職務，薛廣德就此結束了僅僅十個月的短暫御史大夫生涯。

御史大夫在當時與丞相、大司馬合稱“三公”，是朝廷中最為尊顯的官職。古人認為，“國之存亡，天也”，君主“受天之命”治理國家，故稱為“天子”，將“天命”作為政權合法性的重要來源。因此，一旦天象異常、百姓蒙災，就意味著上天發出警示，皇帝固然要下“罪己詔”，股肱重臣也要分擔責任。薛廣德與于定國、史高等人身為“三公”，其被免職，就是這一情形的適用。但相比于于定國近十年的丞相生涯、史高也有七年的大司馬經歷，出任御史大夫還不滿一年的薛廣德就顯得有些受屈了。

不過，盡管仕途遭到重大打擊，但薛廣德在當時還是受到了人們的贊譽與尊敬。薛廣德罷官后回到沛郡老家時，沛郡太守親自率人到郡界迎接，老家人也都以他為榮，將皇帝賜予他的坐車高高懸掛，傳之后世，以彰其德。

薛廣德進諫漢元帝這件事，一般人都對薛廣德給予肯定。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薛廣德敢于直諫的勇氣，另一方面也是緣于漢元帝在歷史上并不算太正面的形象。漢元帝繼承漢宣帝之位，被認為是西漢由盛入衰的轉折點?！稘h書·元帝紀》載：漢元帝“柔仁好儒”，還在當太子時甚至被漢宣帝當面訓斥“亂我家者，太子也！”由于性格上的優柔寡斷，漢元帝并不能堅定地使用以蕭望之為代表的儒臣，反而因為崇信弘恭、石顯，致使蕭望之被逼自殺，并造成朝政紊亂、吏治腐敗，被司馬光批評“易欺而難悟”。

但細細想來，至少在薛廣德進諫這件事上，應當說，很難就此對漢元帝提出批評。

首先，在對待薛廣德的態度上，漢元帝并非始終拒諫飾非。如前所說，在這之前，對薛廣德向他進諫不可沉迷游獵一事，漢元帝也確實做到了聞過則改、毫不遲疑，用從善如流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事實上，薛廣德升任御史大夫之前即為諫大夫，應當已有過多次進諫，如果不是出于對他的了解、信任與欣賞，漢元帝是斷然不會將他提拔到如此重要的崗位的。任其為御史大夫，自然也是希望他繼續發揚“直言諫爭”的作風，上以匡佐皇帝，下以糾劾百官。從這點上說，漢元帝并非“不明”。

其次，盡管對薛廣德激烈的進諫方式表示憤怒與反感，但漢元帝最終還是聽從了勸告，沒有堅持乘坐樓船，也沒有當場對薛廣德發飆或進行報復。盡管薛廣德最后仍被罷官，但漢元帝還是給予了他一定的禮遇，并默許了地方官民對他的尊崇。從這點上說，漢元帝也并非睚眥必報的暴君。

再次，從漢元帝“曉人不當如是邪”的抱怨與牢騷中，不難看出，他內心其實是很受屈的。在他看來，提出乘船或許有不對不妥之處，但也不是說就必須如此、不容分辯，做臣下的有不同意見，自然可以提出，若是言之成理，當然也可以改正；然而薛廣德的進諫卻是如此決絕，似乎抱定了皇帝說什么也不會聽從勸告，因此只能以辭官自刎相逼迫。作為皇帝，他難免感到尊嚴受到了傷害。事實上，從張猛甫一解圍、漢元帝隨即改令的表現可以看出，漢元帝還是希望事情以平和的結局收場，并不想搞得兩敗俱傷。從這點上說，漢元帝亦并非剛愎自用、一意孤行。

古人說，“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圣”，“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一個人的成長、進步及至領悟、痛醒，常常是通過別人的提醒、忠告、勸誡而獲得，所以又有“難得是諍友，當面敢批評”的說法。歷史上，關于進諫、納諫的格言警句數不勝數，人們也常津津樂道于君明臣賢、從諫如流的美談樂事。理想狀態下，進諫者固然要直面矛盾、敢于直言，而不可瞻前顧后、拈輕怕重，受諫者也應當虛懷若谷、聞過則喜，而不可諱疾忌醫、文過飾非。但現實情況中，還應當考慮當時的情勢狀況、受諫者的個性特征、事情的輕重緩急等種種因素，從而達到進諫者成其功、受諫者得其益的皆大歡喜的局面，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語言的藝術、說服的技巧。

由此，再回到薛廣德進諫這件事上，應當說，薛廣德這一次的表現，很難說是一個合格的進諫者。一是他的進諫太過簡單，只有“宜從橋”三個字，至于為什么“宜從橋”卻一句話也沒說。二是過于粗暴，罷官也好，自刎也好，都是將漢元帝置于沒有退路的不義之地，不管聽不聽從進諫，都是成全了他的名聲，而皇帝不但損傷了臉面，還落下了嬉游縱樂的惡名。相比之下，張猛的進諫就高出一籌。首先，他以一句“主圣臣直”化解了尷尬，不露聲色地表明，出現這樣的局面，不是漢元帝的難堪，反而是因為他的圣明才能使臣下敢于直言。其次，他解釋了為何不能乘船的原因，畢竟圣體隆重，出于安全考慮，確實不可冒險。當然，過橋而不乘船，或許還有花費上的因素，畢竟乘船又是一番折騰，成本巨大，不過這個理由彼此心知肚明就行，也不宜說出來，這也再次說明了張猛的聰明。最后，他強調了過橋而不乘船乃是圣主趨利避害的選擇，又給了漢元帝得體的臺階，使其欣然接受了進諫，并發出了“曉人不當如是邪”的感嘆。由此再進一步引申，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漢元帝并非不明、不聽之人，其之所以被認為“易欺而難悟”，是否跟進諫之人用意雖好，卻不辨情由、不分皂白也有一定關系？

孔子曾說，“巧言令色，鮮矣仁”，“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顯然，在他心中，對那些巧舌如簧、只會夸夸其談之輩是十分鄙視的。但這并不代表他就排斥語言的藝術、說服的技巧，畢竟他還說過，“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甚至強調不分場合、不察言觀色的開口就是一種莽撞和“睜眼瞎”。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這里指出薛廣德進諫的不足，并非是為了對他進行指責，或是給漢元帝開脫，更不是標榜鄉愿式的虛偽，而只是指出，不論是溝通交流，還是對話交談，注意一定藝術和技巧，或許能夠取得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