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期共青團職能定位和有效實現

沈在蓉

隨著社會轉型步伐的推進，使得些許人產生了對共青團職能定位的模糊認識，其中最為主要且最具典型性的有兩種傾向，即“共青團NGO化”與“共青團純政府部門化”。為了更好的順當今社會發展需要，有效規避與克服在認識方面的錯誤傾向，共青團需站在社會大發展的軌跡上，與現代政治發展的客觀規律相結合，采取有利于推進自身發展與組織形態有益轉變的創新舉措，充分發揮共青團所持有職能，實現其歷史使命。

基于社會轉型的社會大背景下，無論是何種類型、何種架構的政治組織，均會形成與之相對應、符合自身職能發揮的應對措施。推進自身組織形態發展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環。針對此類政治組織而言，要想切實促進組織發展，首要前提便是對自身職能定位予以明確，不然會遭受挫折打擊，更甚者還會改變組織性質，造成組織衰亡或者易便為它類性質的組織；輕則會導致自身組織發展，脫離實際，組織所持有的對應功能也就難以發揮。伴隨我國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化以及日益穩健的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社會在此背景下，同樣處于關鍵而又深刻的轉型期，同樣需共青團在特定環境下對此作出明確回應，以此實現自身深層次發展。至此，在社會大幅轉型的歷史驅動下，明確各自職能定位，制定切實可用的具體途徑，乃是當前共青團急需深入探討與解決的一項重難點任務。

共青團職能定位的基本依據即中國共產黨雙重身份

服務于中國共產黨職能落實與發展，乃是中國共青團的重要職責與內在使命。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其在自身職能定位過程中，需要始終將此使命為其中心，并由此而均開展。這在某種程度上，便意味著共青團所持有的根本屬性，對其職能定位而言，決定性作用凸顯，也就是不管在任何歷史階段或時期，中國共產黨均發揮著職能作用。所以，要想更為準確而又全面的明確共青團職能，首先要做的便是，對中國共產黨在各歷史時期，即對應制定的職能給予定位與明確。此乃在社會大幅轉型的時代基調下，對共青團職能進行準確判斷，以及確定其根本方法的基礎依據?；仡櫄v史，當中國社會主義初級改造大體完成之后，黨在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時，明確提出，黨的工作重心，需從革命為起點，向社會經濟建設全速轉換，另外，會議還指出：中國共產黨作為唯一的執政黨，在各項工作職能當中，處于始終且絕對的領導地位，乃是執政之基礎，其在較大程度上，使我們黨在諸多問題上，面臨著諸多現實考驗。但八大后，黨在政治路線上，已經不再秉持原有路線，而是發生了大幅轉變，積極開展并深入落實了無產階級一黨專政的大體制下，持續開展階級斗爭，以及與革命為綱領的總體性政治路線，持續落實了革命的未來發展方向與要求。所以，在定位政黨職能上，中國共產黨乃是執政領導的仍然是唯一合法者，在具體的定位上，執政黨童同樣有所抑制。伴隨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黨的工作重心也隨之發生轉移，開始落實“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政治路線，中國無論是經濟還是社會，均由此而出現了大幅改變。為適應于不斷發展的經濟與社會狀況，在十六大上，重申了執政黨未來建設的必要性與緊迫性，這便使得中國共產黨獲取執政黨地位，以及絕對領導，帶來了充足的理論依據，具有雙重身份。

黨的雙重身份，在較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共青團在自身定位上，需始終將執政與黨的領導為依據?；趶V義角度來考量，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實質上，即為維持黨在執政領域的絕對領導地位，運用所持有的政治力量，對社會進行深層次的改造，以此來推進人的解放，以及促進社會的發展，實現共產。從狹義的角度來分析，中國共產黨領導，實際就是黨對社會，以及黨對國家所持有的各方面領導，國家領導層面上，中國共產黨多利用國家政權來實現，而在領導社會方面，多經社會整合而達成，以此獲取執政與領導地位。至此，對于中國共青團而言，在定位職能方面，不管是為黨提供服務，還是執政領域，均需將目標劃定為對政權領導與掌握的鞏固。需要結合黨執政與領導的內在規律與內容，劃定自身職能。

轉型條件下共青團職能實現的外在背景即現代國家建設與社會成長

無論是現代國家的持續發展，還是社會成長，均需要中國共產黨立足于自身實際，遵照現代國家建設根本宗旨與要求，實施規律化領導，利用執政的針對性與有效性，實現持續性領導；對于社會的領導需要，遵照現代社會框架內所持有的內在機理，然后結合社會實況，開展實效性整合，以此為執政的順利開展以及有效的政黨領導，提供更加充足與全面的社會支持。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其在執政與領導方面，所存在的邏輯改變，使得中國共青團在具體的職能定位相應內容上，同樣需開展細致化調整：將黨的后備軍職能繼續做好，為黨更好地領導，提供切實所需的服務；在新時期、新環境、新階段內，需要自身助手職責充分發揮出來，做好做實，除了要結合政黨在執政過程中所存在的各類需要，依據現代國家建設需要，另外，還需緊密融合現代社會發展的內在需要，為黨能夠更加高效執政，提供具體幫助，協助制定各種政策建議；另外，結合政黨領導社會的要求，依據社會發展架構各類規律，積極支持并輔助政黨，將青年整合職能做好，以此為黨執政，奠定牢固青年基礎。

需防止的兩種傾向

共青團純政府部門化傾向。此種傾向主要涵蓋有四點內容：在開展各項工作時，習慣性采用封閉式或行政化手段，造成共青團在整合青年目標方面難以達成；將協助執政黨執政，單純性、片面性的理解為對政府事務直接參與，更甚者，把共青團以一種片面思維，劃歸至“準政府”的陣營當中，花費大量的精力、時間，用于達成政府其它部門應完成的事務與工作，這樣不僅會造成這些政府職能部門的不滿，而且也會造成共青團無暇顧及青年整合目標；未能著眼于中國共產黨創建共青團的初衷與意圖，另外，也沒有深入思索在新的歷史機遇與條件下，怎樣將共青團在青年政治組織方面所需有的執政黨作用發揮出來，即未能發揮其應有戰略使命與作用，而是單純性、片面化的模仿、照搬一些國家在政府架構中設置青年管理部門的各類做法，在相近職能結構中設立政府青年管理機構，進而從制度安排上及戰略部署上，嚴重剝削了共青團協助政黨領導與執政的作用。

共青團NGO化傾向。針對此種傾向，主要是把共青團，以一種對等的方式來看待，即看看作是一般性的非政府組織。引起此傾向因素如下：與中國自身邏輯存在嚴重脫離情況，單純性無深入思索地借用西方NGO理論，把共青團組織與一般性的社會組織對等看待；僅著眼于推進代社會發展，期望政治對社會較少干預，有目的地把共青團與一般性社會組織對等，而在現實行動方面，則推進此變化；共青團在工作與組織創新中，運用了社會化手段。將共青團進行錯誤的判定，即將其劃定為某種社會組織形式的改變。對于NGO化后果而言，最為嚴重的便是嚴重消弱或喪失了共青團的政治屬性，使其與我黨產生分離，或嚴重降低了關系密切度，進而造成中國共產黨落實自身發展的各類政策方面存在時效風險，在整合社會的各類機制方面出現嚴重受損。在社會轉型的時代背景下，為實現共青團有效、健康發展，需將共青團NGO與行政化傾向予以克服。

轉型條件下共青團職能實現途徑

伴隨我國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化以及日益穩健的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社會在此背景下，同樣有深刻轉型，對于共青團而言，同樣也需對此有所回應，用此方式鞏固自身組織的更好發展。至此，基于社會轉型的時代趨勢與社會大背景下，明確職能定位，找尋切實有效的實現途徑，便可將共青團當前所有問題較好地解決。

追溯至計劃經濟階段，對于當時的社會結構而言，實際就是將單位制作為其內在基礎。單位體制與計劃經濟使得青年與共青團以及政黨與社會成員間，有甚為緊密的內在利益關聯。所以，從基層黨組織的角度來考量，能夠利用傳統形式的權利方式，從中整合并適當性領導社會成員，對于共青團而言，同樣適當用此邏輯，領導青年。但隨著市場化的日益推進與完善，對于各個階層的社會成員，其無論是在利益實現方面，還是與黨團組織間，在關聯度方面存在持續下降狀況，更甚者已接近消失，這便造成黨團組織以往的社會整合方式與手段，所受沖擊與挑戰巨大?；诠睬鄨F角度來思考，在新出現的組織類型當中，揮著在社會領域內，基層團組織邊緣化日趨嚴重，這便使得共青團在青年整合方面的能力，出現逐漸降低情況，在整合程度上出現持續性萎縮。如若長此以往，會對黨的領導以及整個執政綱領的形成造成嚴重干擾與影響，不利于青年的領導。所以需要結合現代社會所持有的基本規律，通過創新共青團整體組織形態，以此實現整合青年能力的提升。著眼于基層，可從如下方面著手：首先，完成基層團組織活力的激活工作，可將推進團內民主作為主要方法；其次，適當調整基層團組織內部設置工作，可將打破團內職能部門分割，并將其當作實用性辦法，依據再造流程，強化領導職能部門與基層之間的溝通與互動，最大化整合組員。最后，擴充團青關系空間，可通過推動創建青年社團及適當整合，擴大青年中心建設工作，實現青年覆蓋面的擴大。

為提出更加有效的贏多措施，在這里，需對如下問題給予深層次明確，其一，對于共青團屬性而言，其對于共青團的存在，存在較大程度的決定作用，其服務于政黨，而對于共產黨而言，其乃是國家框架內的唯一執政黨，所以，對于中國共青團，首先要做的便是為共產黨切實執政，提供充足的支持。其二，共青團支持共產黨執政，需要為共產黨在推行青年事務方面提供幫助，另外，還需提供行之有效、切實可行的政策性建議，所需履行事務，需積極承擔。也就是協助政黨實現執政能力提升，乃是共青團的主要使命。并非協助政府，實現治理能力的提升。不然，作為政府的重要構成，便需為青年事務負起其全部責任，這對于青年認同的獲取會十分不利。其三，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需要切實用其執政黨身份，在各類青年事務工作與問題解決當中，需保證有發言權與提供政策建議權，使共青團以協助執政方式，運用此優勢，不斷壯大自身，從而得到青年的真摯認同。在政府部門當中，如若專門性設置青年事務的職能部門，便會使得共青團優勢內容不斷喪失，進而在內在邏輯上，會嚴重消弱共青團的實際輔助作用。至此，需指出的是，共青團對政黨青年事務予以協助，可通過如下方面來實現：首先，推動深入落實各級的黨政青年工作機制，使之制度化。對于共青團組織而言，可擔任政府職能部門中的秘書處或辦公室等工作，且借助聯席會議，結合青少年當前實際發展狀況，制定指標評價體系，并將其進行分解設立，并實時督促各部門，積極開展并嚴格落實具體工作，推動所制定政策以一種更為高效、順暢的方式來實施。其次，運用各個級別的共青團組織主職能，持續推進立法工作，并借助此平臺，對政府相關部門青年事務落實情況進行監督與推進，使共青團在青年利益方面的代表作用，在國家層面上，得以更為全面、有效的發揮。再次，在各級政協常委會當中，運用共青團組織席位，將政協這一平臺作用充分發揮出來，以此對于青年事務相關工作的落實情況進行監督。最后，利用共青團組間的各類型的青年組織，積極承擔職責范圍內的各政府事務，但基于承接名義框架內，不能單純性地用共青團這一身份。針對上述問題可知，三個機制當中，均相關與青年事務，另外，還與青年事務立法問題相關，所以，建議共青團組織對此進行深入研究，制定有效對策，做好政策監督。

總而言之，為更好的順應社會轉型這一大趨勢，克服傾向錯誤所造成的實質性干擾，共青團需集合現代政治，另外，順應現代社會發展規律，推動自身在組織形態上的有益創新，積極輔助執政黨開展整合青年工作，充分發揮出共青團應有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