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者”坐穩天下有“兩手”

蘇露鋒

1644年，即大明崇禎十七年三月，農民軍攻破北京城，崇禎帝自縊于煤山，按理說李自成應該坐定了江山。誰料半路殺出程咬金，紫禁城的皇帝寶座竟讓“第三者”——清人莫名其妙給奪了過去。長熟的“桃子”被人摘了，李闖王成了最窩囊的起義軍領袖。而“第三者”占據紫禁城竟長達兩個多世紀，其中玄機何在？

清人在入關前后，對漢族王朝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等“合法性資源”一直在努力學習、認真鉆研，很重視發揮漢族知識分子的作用，洪承疇、范文程等漢人為清人入主中原立下汗馬功勞。每次機會到來時，清人能充分運用漢族意識形態資源，收籠人心。在這方面，它比蒙元做得高明。輕視漢文化的蒙元統治中原還不到百年。

古代漢人相信天命，于是，清人在農民軍攻破北京后，馬上打著替明朝報仇的旗號進入山海關。占領北京后，清廷便以帝王之禮隆重改葬已入田貴妃墓的崇禎帝，令臣民服喪。自己儼然就是明朝的繼承者。

清人還緊緊抓住“救民”、“安民”這二條漢族統治的“祖訓”不松口。入關前，即宣稱“此行除暴救民，滅賊安天下，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多爾袞采取洪承疇的建議，嚴令申明軍紀，改變清軍以往搶掠財帛所造成的令人恐怖的形象，以新的面目出現，扭轉“順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賊”的不利清軍狀況，同農民軍在政治與思想上“角逐”。

隨軍大學士范文程在代表多爾袞接受吳三桂投降時，特別強調此次“兵以義動”，是為你們報君父之仇，“國家欲統一區夏，非又安百姓不可”。入京后，立即宣布廢除明末苛捐雜稅，減輕民眾負擔；下令“故明內閣部院諸臣，以原官同滿洲官一體辦理”，對在京明官一攬子包下，概不追究他們“從逆”李自成大順政權的“政治問題”；發現強迫剃發感情上有大阻力，從策略考慮，果斷暫緩剃發，能進又能退。因此清兵在華北、西北的軍事行動，幾乎通行無阻，頗得漢人的協助。

清史學家孟森在《明清史講義》里評論這段歷史時說：“世祖開國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根本外，余皆沿襲明制……順治三年三月，翻譯《明洪武寶訓》成，世祖制序頒行天下，直自認繼明統治，與天下共遵明之祖訓。此古來易代所未有。清以為明復仇號召天下，不以因襲前代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笨芍^點到了要害。

清廷一方面充分“肯定”明朝，把自己說成是它的衣缽傳人，另一方面卻宣稱明朝已經滅亡，完全“否定”它的實際繼承者——南明朝廷，不予以承認，加以征伐。

清軍南進還未到揚子江，清廷就迫不及待地開“明史館”修“前朝”之史。后代王朝修前代史，是歷代中國王朝相沿已久的政治傳統，清廷在正式與南明兵戈相向前，先用修史的方式宣布它的滅亡，為其征討正名。對于明朝滅亡的時間，清朝官方的話語，前后完全一致，并通過撰寫史書、文字獄等形式，不斷加以強化。

明朝滅亡時間如何定，關系到清朝的正統地位，清廷堅定的史觀是：明亡于崇禎帝煤山自吊，滅明者為“賊”（李自成），大清是從“賊”的手中奪的天下。乾隆四年（1739年）定稿頒行的《明史》，就在崇禎帝死后稱“明亡”。整部《明史》，對隆、永等南明之君都無一個字的記載；“一年皇帝”朱由崧則收在《諸王傳》里，且云“自立于南京，偽號弘光”。將爝火不息，奮戰不休，一直到康熙元年（1662年）才最后撲滅的南明事跡一概抹殺。

《明史》的修撰，明確把握并堅持“正統觀”，它以崇禎殉國劃線，之前承認明朝居“天命”與“正統”，明亡后就由清朝繼承其中國王朝的地位，而其它皆為殘渣余孽與僭偽。以此來強調大清統治的合法性。

清廷對明朝采用肯定和否定的“兩手”策略，其統治技巧可謂精巧圓熟。孟森稱贊滿族為“善接受他人知識之靈敏種類，其知識隨勢力而進”，前期諸帝比明中后期都強，可惜末代子孫“死于安樂，以致亡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