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作品譯本中的“譯者隱形”與“作者抵抗”

張苧月+文星

成都東軟學院

摘要：捷裔法籍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 - ）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爾諾，自1975年起，在法國定居。他的諸多作品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玩笑》曾先后出現多個譯本，但都先后被昆德拉本人否決了[8]。本文擬從“譯者隱形”“作者抵抗”兩個方面分析闡述和分析米蘭·昆德拉作品譯本背后的深層文化沖突。通過研究，本文的結論是：在“譯本完美主義”的驅使下，昆德拉追求譯文與原文的完全一致性，否定翻譯過程中“譯者隱形”條件下的創造性權利并以“作者抵抗（源自韋努蒂的抵抗式翻譯）”的方式追求絕對的忠實，這其實是一種文學翻譯的烏托邦狂想。在“譯者隱形”與“作者抵抗”的斗爭中，昆德拉從對翻譯質量的必要警惕開始，最后發展成對已經進入目的語文化傳播和接受流程的文本之權力欲的無限膨脹，甚至對翻譯主體之創造性的無條件褫奪，其實是一個來自弱勢民族的流散作家在作品或譯作中構建屬于自我身份認同的渴望，是一種在民族文化身份搖擺狀態中的跨文化飄泊焦慮。

關鍵詞：歸化；異化；譯者隱形；作者抵抗

傳統翻譯理論認為，翻譯是一種語際轉換活動，因此翻譯的目的就是要譯出原文話語的所指意義；但在后結構主義的視閾里，翻譯并不僅僅是一種語言活動，它還是一種文化政治實踐，是社會精英層的一種有目的的行為，而這一目的本身往往會超越技術層面上的所指意義傳遞。面對著充滿異國情調的他者，譯者面臨著自己角色的選擇：是站在原作的立場上，盡可能如實地再現其對世界的認識和美的塑造，還是站在本土文化的立場上，對原作進行改寫，以迎合譯文讀者的審美理想？兩種不同的立場會讓譯者選擇兩種不同的翻譯策略，從而生成兩種不同的言語表達，建構兩種不同的文化身份[9]。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 - ）就是一位有著雙重文化身份的流散作家，正是這種異質文化下的生存經歷使得米蘭·昆德拉不斷地去面對其作品譯本中的“譯者隱形”與“作者抵抗”斗爭。

一、譯者的隱形

（一）譯者隱形的定義

隨著美國著名翻譯研究學者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譯者的隱形-一部翻譯史》的出版，譯者的“隱形”（ invisibility）這一概念也成為國際譯學研究的熱門話題。韋努蒂在《譯者的隱形──一部翻譯史》一書中開篇即引用了諾曼·夏皮羅（Norman Shapiro）的話：“我認為，翻譯的目標就在于生產出透明的譯文，最好就像沒有翻譯過的譯語原文一樣。好的翻譯就像一塊玻璃。只有在玻璃上出現一些小小的瑕疵-擦痕和氣泡的時候，你才會注意到它的存在。當然，理想的情況是：任何瑕疵也不該有。譯文應該永遠不會引起讀者感到他們是在讀譯作[1]?！毕钠ち_所說的“透明”（transparent），就是韋努蒂所指的“隱形”，即譯文看不見譯者的存在，讀者就像在讀原文意義。韋努蒂指出，這種使譯文透明的幻想，就是要求譯者努力保證譯文通順易懂-使用當代的用語，保持句法的連貫性，并確定一種確切的意義。在通順易懂的翻譯策略下，抹殺了譯者是在什么條件下進行翻譯的這一事實，其中包括譯者對原文的干預。譯文越透明，就越看不見譯者的存在，原文作者和意義就被認為越可見。造成譯者隱形的原因有兩個：譯者英譯時喜歡使用可讀性很強的譯語；譯語文化的讀者總是把譯作當作原作看待。韋努蒂認為，歐美翻譯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歸化”策略蘊藏著一種透明、流利和“隱形”的翻譯風格，其目的就是盡量減少譯語的外來成分。

（二）“歸化”與“隱形”

所謂的“透明”只是“歸化”翻譯帶來的一種錯覺，“歸化”翻譯似乎才是譯者“隱形”的深層原因。在韋努蒂看來，“歸化”翻譯就是一種“采用透明、流暢的風格，使譯文讀者的陌生感最小化的翻譯策略”[2]。通俗的來說，“歸化”翻譯也就是盡量減少外來文本中的民族文化特性從而適應目的語文化的價值觀，讓文本被目的語文化的讀者讀起來通俗易懂。它之所以能使譯者“隱形”，是因為它使譯作淪為了千篇一律的翻譯腔：譯者不用仔細琢磨原作的語言特色，也不用考慮原作的獨特風格[10]?！皻w化”翻譯產生“通順”的譯文，而“通順”的譯文具有較強的可讀性，易于為出版商、評論家和讀者所接受，因而“歸化”翻譯在歐美翻譯界長期以來一直占據著主流地位。在實踐中，“歸化”翻譯大行其道，成為絕大部分譯者的首選翻譯策略；而在理論上，“歸化”翻譯目前又飽受詬病，被視為譯者“隱形”的罪魁禍首?！皻w化”翻譯是譯者自覺的選擇，而“隱形”似乎也就成了譯者的“自我消亡”行為[5]。

（三）“隱形”的譯者與原作者

在“原作者—原作—譯者—譯作—讀者”這一關系鏈條上，最復雜的關系糾葛恐怕還是在原作者與譯者之間-尤其如果原作者是一位在世作家的話。因為譯者可以不在乎讀者的反映，這倒不是說他們往往被限制在接受語之內，或者對翻譯至多發表一些非專業的意見，更重要的是，讀者往往是一個不確定的人群；而原作者則是唯一的原文本創造者和法律權益所有者；這兩方面同時造就了傳統翻譯觀念中的原作者權威觀念。這樣我們不妨問一句：原作者的認可，真可以作為譯本忠實性的擔保嗎？

二、作者的抵抗

（一）作者抵抗的定義

抵抗式翻譯這一概念，是美國翻譯理論家韋努蒂1992年在他主編的《反思翻譯》（Rethinking Translation）一書的前言中提出來的。韋努蒂認為，翻譯就是在不同語言和文化沖突中尋找相似點。但并非所有的沖突都能找到相似點，因此，通過抵抗式翻譯，可以讓譯文讀者了解翻譯過程中的所得與所失以及難以逾越的文化障礙[4]。

如果作者親自運用這種抵抗的翻譯策略，使譯文在目的語文化中產生一種陌生感和疏遠感，就可以把譯文讀者和譯者從原來支配他們閱讀和寫作的文化緊箍咒中解放出來。這種翻譯實際上是對英語文化中隱形翻譯的霸權地位的抵抗。抵抗式翻譯的根本宗旨是引進差異，反對文化自戀、閉關保守。這種抵抗來自目的語內部，使目的語本身解體，并對中心文化的地位提出質疑；這樣，抵抗式譯文就成為表達英語文化中被排斥的，處于邊緣地位的思想和特殊技巧的載體。如果抵抗的策略產生了使譯文讀者感到生疏的譯文，那么，外國文本也從目的語文化中獲得了一時的解放，至少在符合英語文化占主導地位的美學規范的透明的譯文出現之前獲得了這種解放。當譯文讀者在目的語中領會了文化差異，這就是外國文本得到解放的時刻，“作者抵抗”獲得成功的時刻。作為抵抗的手段，韋努蒂主張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3]。

（二）“異化”與“抵抗”

所謂“異化”，就是保留外語文本中的語言和文化差異，生成陌生的和陌生化的（strange and estranging）譯本[6]，從而標示出目標語言文化主流價值觀的極限，并阻止這些價值觀對文化他者實施帝國主義的歸化。翻譯是一個不同文化交流的過程，在這種文化交流的過程中，霸權主義國家總是想把自身的民族文化特征強加給別人。而“異化”則是對這種民族中心主義的抵抗。

韋努蒂提出的抵抗，就是以異化為特征的抵抗式翻譯。而“異化”翻譯通過接受外來文本的語言和文化的差異，則可以向歐美文化引進他者的種種差異，重構被翻譯文化的文化身份和原型，讓異樣的差異價值觀沖擊歐美的文化自戀，進而扼制翻譯的種族中心主義暴力，建立真正平等的、民主的文化交流，策略性地顛覆歐美的文化和語言霸權。

（三）“抵抗”的原作者與譯者

作為流散作家的昆德拉，特別重視譯本的忠實性有其特殊的道理，因為他深知，捷克語讀者只占其讀者群的極少部分，“我的書是以翻譯形式存在的，這些譯本被閱讀、評論、評價、接受或者拒絕，我怎能不關注翻譯呢？”，不過他也曾意識到，任何翻譯都無法實現完完全全的對等關系，翻譯過程中存在的差異問題是永遠沒有辦法完全消除的。但后來當他發現自己的“不可實現”之說正好成為那些粗陋譯作的托辭時，他被激怒了，進而即便對自己曾經信任的譯者也多疑起來，以至于逐漸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開始否認他作品的譯作，他與他作品的譯者之間的矛盾也愈演愈烈，而海默就是這些譯者中的一個。

作為原作者，昆德拉追求譯本的質量本沒什么錯，甚至強調作者對舊作的修改權及其創造性也無可指責，但他甚至親自出馬，用不同的語言將原作重寫一遍以追求他自己向往的忠實，這其實是一種文學翻譯的烏托邦狂想，同時也是一個來自弱勢民族的流散作家在作品或譯作中構建屬于自我身份認同的渴望，是一種在民族文化身份搖擺狀態中的跨文化飄泊焦慮。這種強勢的“異化”手段客觀上對目標語主流語言文化價值產生了強烈的“抵抗”效果。

三、結語

流散作家的雙重族裔性使他們自身處于一種民族文化身份搖擺的狀態中，在他們的文學創作中，雙重性也不時地出現在文本中，而雙重的文化繼承也形成了作品中的文學張力。具有雙重性的散居族裔自我是一個動態發展的、不穩定的個體，這就使得其身份問題存在著一定的模糊性和無序性。當一個文化主體在強勢與弱勢文化之間進行身份選擇時，他就不得不面臨著“隱形”與“抵抗”的抉擇[9]。

參考文獻：

[1]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2004，1.

[2]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2004，43-44.

[3]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2004，53-54.

[4]陳德鴻.西方翻譯理論精選[D].香港城市大學，2006，235.

[5]方夢之.譯學辭典[M].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3，3.

[6]方夢之.譯學辭典[M].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3，31.

[7]韓少功的翻譯和我們的昆德拉，2008，1.

[8]史瑤瑜，馬瑜.米蘭·昆德拉小說《無知》的去中心身份認同觀解讀[J].名作欣賞，2014（15）：104-105.

[9]石永浩，論譯者的“隱身”[J].山東財政學院，2009，1.

[10]孫藝風，視角闡釋文化-文學翻譯與翻譯理論[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4： 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