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的象征主義詩論述評

陳淑彬

汕頭廣播電視大學教務處

摘要：梁宗岱的研究大體分為生平研究、詩歌創作研究、翻譯研究、詩學理論研究四個方面，對梁宗岱的詩學理論研究的成果是最為豐富的，受到關注最多的自然是象征主義詩學。然而在眾多的象征主義詩學研究成果中，卻沒有對這些成果進行較為完整的整理與梳理，本文的出發點就是對已經取得顯著成績的梁宗岱的象征主義詩學的研究成果，進行一個綜述式的羅列。

關鍵詞：梁宗岱；象征主義；純詩；詩學意義；宇宙意識；本土化思

“五四”是新舊文學轉型的時期，新文學在與傳統決裂的同時缺乏自身發展所需要的內在資源，于是“求知識于異邦”成為當時的時代潮流，在19世紀末產生于法國的象征主義與其他思潮一起涌入中國，20世紀20年代，象征理論已經在中國有所傳播，穆木天和王獨清的詩論標志著中國象征主義詩論的發軔，戴望舒的詩論則是中國象征主義詩論發展的標志，而成熟的標志就應當是梁宗岱的象征主義詩論。

1926年，留學在法國的梁宗岱在法國巴黎大學結識了法國后期象征派詩人保爾·瓦雷里，他對瓦雷里很是推崇與崇拜，自己的詩學理論是深深的受到瓦雷里的影響，他傳承著瓦雷里的象征主義理論在中國的發展。在與對梁宗岱的生平研究、詩歌創作研究、翻譯研究，這幾個方面的對比之下，梁宗岱的詩學理論研究的成果是最為豐富的，受到關注最多的自然是象征主義詩學。然而在眾多的研究成果中，卻沒有對這些成果進行較為完整的整理與梳理，本文的出發點就是對已經取得顯著成績的梁宗岱的象征主義詩學的研究成果，進行一個綜述式的羅列。

1984年，外國文學出版社將梁宗岱在30年代研究外國文學藝術的兩本論著《詩與真》和《詩與真二集》合并一冊出版。這兩本分別出版在1935年和1937年的論著，收集了他的新詩批評文章，是他的代表性的批評論集，《詩與真》和《詩與真二集》一共15篇評論（另有瓦雷里的3篇論文中譯），大都是評說外國文學（主要是法、德文學及其代表作家、如瓦雷里、歌德、羅曼·羅蘭、波特萊爾、韓波、馬拉美等等），或者作中西文論比較的，而且偏重學術性。這些文章常被劃入外國文學研究范圍。然而不容忽視的是，梁宗岱在對外國文學進行學術探討時，或隱或顯地總是連帶作中國新詩的；他孜孜以求討論的“純詩”理論，也是從外國文學中襲取，以針對中國新詩的狀況，再作出獨特的理論闡發。梁宗岱的新詩理論是對中國新詩發展流弊——反詩傾向的反撥，對今天仍具有諸多的啟示意義。

梁宗岱的象征主義詩學的研究，是卞之琳率先對梁宗岱的現代詩學的意義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梁宗岱30年代的譯述論評對中國新詩的現代化發展作出應有貢獻：“譯述論評無形中配合了戴望舒二三十年代已屆成熟時期的一些詩創作實驗，共為中國新詩通向現代化的正道推進了一步?！薄拜^早參與引進法國為主的文藝新潮而促使新詩向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純正方向的邁進，作出過應有的貢獻?！盵1]近年來，對梁宗岱的象征主義詩學更多的集中在“純詩”論、象征說、契合說，這三個方面也是構成梁宗岱象征主義詩學體系的最重要的部分。這些方面的論著也相對比較多，代表性的人物有：溫儒敏、龍泉明、潘頌德、吳曉東、許霆、王澤龍、楊思聰、廖四平、段美喬、曹萬生等的研究取得一定的學術成果。

在1995年溫儒敏的《梁宗岱的“純詩”理論》[2]則是專篇論述梁宗岱的“純詩”說，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象征主義不足以概括梁宗岱的批評，貫穿于他的代表性批評論集《詩與真》和《詩與真二集》的，是“純詩”理論，這是更能體現梁宗岱的理論批評特色的。從批評史上考察，與其把梁宗岱視為象征主義詩論的譯介者，不如說他是“純詩”理論的探求者。他聯系了新詩的歷史發展，重新審視梁宗岱“純詩”理論的價值。吳曉東在《象征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3]、許霆的《梁宗岱：純詩理論的探求者》[4]都對梁宗岱契合論和純詩說的論析具體深入，認為中國新詩史上梁宗岱對象征主義闡釋最精到。吳曉東談到了梁宗岱對中國象征主義詩學的貢獻“只有借助于另一個異質的文學傳統的參照，民族自身所獨具的文學特征才可能更清晰地呈現出來。異質的文學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對自身文學傳統的重新觀照和體認。中國新世紀的現代文學對西方象征主義詩學的引進和接受，走的正是這一條路徑。它不僅引入異域文明的詩學之花，更重要的是它把異質的根芽嫁接在自身的文學之樹上，從而打破了中國古典文學近親繁殖的生長格局，使兩種詩學在互相融合中結出了新的果實?！痹S霆從梁宗岱倡導純詩理論的原點是在于中國的新詩壇，是為了救治詩壇弊端和糾正主流詩學偏頗的現實動機而論開，揭示了梁宗岱純詩理論提出的現實原因，純詩審美發生的機制，純詩追求的審美境界；接著他談到了梁宗岱基于對純詩的理解，在一系列詩學理論和批評文章中，從中外詩學中咀華掇英，重點探討了象征主義，成為現代新詩史上對象征主義闡釋最精到的詩人，而且這種闡釋又是同具體的創作同我國傳統詩歌理論結合著的，所以又是最切實的。段美喬《實踐意義上的梁宗岱“純詩”論》[5]，從梁宗岱結合中國二三十年代新詩創作現狀，對純詩理論作重大的調整和發揮，以強烈的針對性而使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來論述梁氏的純詩并不是純粹詩學理論，而是建立于一定的實踐意義之上的。梁宗岱的“純詩”理論的提出，實質上是對二三十年代中國詩壇風氣的反駁，這種反駁是在胡適一代新詩創建和先驅者對舊詩的整體性的反駁基礎之上進行的。為詩與散文勾畫具體的界限，強調生命哲學與宇宙意識，要求觀念的具象化和戲劇化以及現實生活的背景化都是針對中國新詩壇的種種問題和弊端提出的，是對新詩內在藝術結構的調整。

潘頌德較早論述梁宗岱的象征詩學意義。潘頌德在《中國現代詩論40家》[6]中的《梁宗岱的詩論》一文中從梁宗岱對象征主義的象征意義和特性的解說，象征主義追求的境界，同時也提出了梁宗岱的詩論跟象征派的詩論之間也是有明顯的不同之處，它跳出了象征主義強調表現“內心夢幻”的藩籬，提出了觀察生活的現實主義的詩論命題；通過外國詩人格的與瓦雷里的比較中引申出了最高的智慧，也就是真正掌握真理，在于從一件特殊的事物或現象中找出它所蘊蓄的那把它連系于其他事物或現象的普通觀念或法則。對梁宗岱提出的“詩人是兩重觀察者”的主張，對于糾正詩壇的偏頗是有益的。

龍泉明則將梁宗岱的詩論納入中國現代詩學發展維度進行歷史觀照，認為梁宗岱是現代派詩學代表，在《中國現代詩學歷史發展論》[7]一文中：“梁宗岱的詩論不僅在理論上較系統全面，而且結合詩歌創作實際深入闡發象征主義的本質特征，較李金發、穆木天等人的理論基本停留于介紹階段是一個突破”；他關于“象征即興”，“純詩”論和“契合”論等的提出，為現代派詩藝建設提供有益的啟示。

另外有一些論者將梁宗岱象征詩學建構的觸角不僅深入到民族傳統詩學資源探究，而且從世界文學視野審視其中透出的宇宙意識，閻玉清在《鄭州大學學報》上發表的《梁宗岱詩論的宇宙意識初探》[8]一文中，認為梁宗岱的詩學理論的核心是宇宙意識，這種宇宙意識的生發，是從“心齋”狀態進入“陶醉”狀態，進而達到形神兩忘，最后完成與宇宙大靈的“契合”的。宇宙意識淵源既有莊學、玄學的余續，又有對西方象征主義的接納，是中西合璧的體現。范勁《中國現代新詩中的宇宙意識的嬗變》[9]，此文從梁宗岱在《詩與真》中將宇宙意識的確立，作為他所倡導的“純詩”創作的最高標準，希望中國新詩人在詩中表現出浩蕩蒼涼的宇宙精神出發，對這種宇宙意識的表現形態及嬗變線索進行梳理、闡發，探究中國新詩中有沒有這種超越性的宇宙意識表現。從比較文學的主題角度入手，董強的《梁宗岱穿越象征主義》[10]將梁宗岱的創作、批評和翻譯活動放置到法國乃至世界性的象征主義大視野中，從而對梁宗岱的象征主義詩學進行整體評價，將梁宗岱象征主義的一些重要主題進行了溯源整理。

在對梁宗岱的象征主義本土化的思考中，杜金玲的《象征主義的本土化思考——評梁宗岱象征主義詩論》[11]中，從本土化方面論述梁宗岱象征主義并非只是對西方象征主義詩論的繼承，糾正偏于他對外國文學的評論，因為梁宗岱的象征主義詩學理論，既吸收了中國傳統文論的意象論、意境論，是綜合了中西文論中寓言的思想而形成，分別從三個方面：意象與象征的關系；意境與象征的纏結；寓言與象征的區別，討論了他的詩性智慧和詩化精神在本土化方面的體現。文學武、黃文麗在《梁宗岱詩學與中國藝術精神》[12]中從中國藝術精神方面探討了梁宗岱詩學，在哲學層面他的詩學受莊禪哲學的影響，在文學批評的范疇和概念上受中國傳統文論的影響，在批評話語的選擇上也借助了中國傳統批評話語的形式和方法。

至此，對梁宗岱象征主義方面的研究得到了些許整理，但如上的評述自然并不足以涵蓋這么多年來梁宗岱象征主義理論研究的全部觀點，對與梁宗岱這樣一位有著豐富的精神內涵的詩論家來說，隨著研究的深入展開，可以研究的課題會越來越多，許多我們尚未發現的問題會得以進一步的揭示、討論。全面客觀的評價梁宗岱在象征主義理論方面的成就，以及這種理論的來源與影響仍然有待深入與拓展。除去前文所述，有一些尚未得以重視的角度也是有必要提出。

其一，翻譯的角度。很多學者對梁宗岱的象征主義詩學中的“純詩”理論的看法都是，梁宗岱吸收了法國后期象征主義詩人瓦雷里的純詩理論后，結合中國的實際狀況或者是結合中國的傳統后自己的發揮，但是是否有從翻譯的角度進行思考。雖然梁宗岱跟瓦雷里私交甚好，也頗受瓦雷里的教誨，然而梁宗岱是一個翻譯家，他具備著能夠融貫中西的知識，他對象征主義詩歌的翻譯過程或者翻譯詩歌本身也是能夠對他的詩歌理論產生影響，而且看其理論的代表作《詩與真》這一書名與歌德的自傳《詩與真》的書名是一樣的，這也應該從翻譯的角度去加以解釋。對于翻譯過程或者譯詩本身對梁宗岱的象征主義理論的影響這一方面的研究尚屬缺乏。

其二、從傳播學、讀者接受等角度的關注還不夠。這些是影響中國20世紀三四十年代象征主義詩歌發展的因素，同時也是對象征主義詩歌在新時期的發展的重要條件。在對梁宗岱的象征主義詩學的研究中，這方面的論述相對是很少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象征主義是以何種傳播媒介傳播，讀者對這種理論的接受情況如何等等，這些能更好的讓讀者對象征主義理論在中國的發展有進一步的了解。

在一個對詩歌這種貴族式的文體任意“踐踏”的時代，口水詩、梨花體的濫觴到詩歌成為一種最簡單的文體，在需要提高寫作的難度，鑒賞的深度的時代，梁宗岱的“純詩”理論或許正好是這種良方妙藥，象征主義的優點會更多的體現出來，也會有更多的研究者對梁宗岱的象征主義理論進行闡析，將來一定有更多的成功問諸于世。

參考文獻：

[1]卞之琳.人事固多乖[J].紀念梁宗岱.新文學史料，1990：01.

[2]溫儒敏.梁宗岱的“純詩”理論[J].文學研究，1995.

[3]吳曉東.象征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A].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叢書[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59.

[4]許霆，梁宗岱.純詩理論的探求者[J].常熟高專學報，2001：01.

[5]段美喬.實踐意義上的梁宗岱“純詩”論[J].北京大學學報，2001：02.

[6]潘頌德.中國現代詩論40家[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

[7]龍泉明.中國現代詩學歷史發展論[J].文學評論，2002：0l.

[8]閻玉清.梁宗岱詩論的宇宙意識初探[J].鄭州大學學報，1996：06.

[9]范勁.中國現代新詩中的宇宙意識的嫂變[J].求索，20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