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節目泛娛樂化對價值取向負面影響之探析

陳文琳

河北農業大學，河北保定 071001

摘 要 在國內電視屏幕上，電視綜藝節目中各類真人秀節目收視率可圈可點。但是，《人民日報》2013年10月刊發的文章《<爸爸>：“拿來”可暫保收視》，對《爸爸去哪兒》拿來主義抹殺本土節目創新能力和動力表示了擔憂。的確，韓國親子節目對中國親子節目創意的負面影響又何止一點。

關鍵詞 泛娛樂化；親子類電視節目；價值取向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17）11-0071-02

1 過度娛樂化導致節目價值貶值

Neil·Postman在《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中形象的表述過如今社會的娛樂化程度“一切公共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而且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1]。泛娛樂化依然是這個時代電視節目市場的一個重要趨勢，盡管許多學者對這一媒介發展傾向提出批判，但是從最后具有決定權的媒介消費受眾看來，并兼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娛樂性是電視節目始終無法拋棄的重要指標。毋庸置疑，《爸爸去哪兒》再標榜其是一檔突出親子互動的真人秀節目也無法改變其娛樂至上的內核。

同樣作為戶外旅游類的親子真人秀節目，意外性可以說是戶外綜藝的看點所在，通過這些意外引發“笑果”、沉思等。湖南衛視的《爸爸去哪兒》20131102引起廣泛爭議的“護蛋任務”：節目組讓孩子們看護雞蛋不被打破，隨后又安排別的明星爸爸打碎雞蛋來觀察孩子們不同的反應。結果，孩子們因為失去雞蛋而大哭，這一環節的設置無非是想以孩子的天真而產生噱頭，制造話題、娛樂大眾。而節目中明星爸爸們配合節目組進行的表演、欺騙也引發指責。把節目的娛樂性拉低到低俗的程度上，是《爸爸去哪兒》節目的敗筆之一。這一環節的設置不僅沒有任何積極意義，也是對節目正面意義的消解，同時悖于節目最初的定位。

而2017年在芒果App網播平臺上播出的《爸爸去哪兒》第四季中，中國擊劍隊隊員董力當起了“實習爸爸”與阿拉蕾湊成了所謂的父女。各種交流平臺上對于“假爸爸”爭議較大存在于三個方面：第一，強制性的讓兒童與非親人的成年男性相處，會不會造成兒童對于“親疏關系”的混淆，削減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對于陌生人的警惕性；第二，“實習爸爸”環節本身的倫理偏誤，畢竟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有“實習爸爸”的情況出現，這都涉及到社會倫理、兒童教育倫理和傳播倫理等深度問題；第三，“實習爸爸”中讓小女孩與成年男性共同生活，其中還包括“換褲子”這種較為私密的事情，會不會給孩子造成心理影響。

而眾多為了提高節目娛樂性所設計的賽程任務、親子互動等，都與真人秀節目中的“真”和紀實風格要求是相背離的?！栋职秩ツ膬骸愤@場真人秀盛宴就是在濃妝涂抹、精心裝扮后刻意給觀眾策劃出了一場“賓主盡歡”的虛假真實。

2 不同教育引導導致的偏差

親子類電視節目的初衷為宣傳“父慈子孝”的中國傳統倫理，但節目中不同類型教育引導導致的偏差也不容小覷。

以《爸爸去哪兒》第一季為例，5對父子（女）有明顯不同的教育方式：郭濤的嚴父型、林志穎的束手無策型、張亮的平等交流型、田亮的慈愛型和王岳倫的女兒最大型。

郭濤對石頭明顯是嚴父型，因為在節目中經常出現郭濤教訓他的片段：石頭把床單弄濕了郭濤大聲訓斥、石頭打翻了飯菜又遭教育……郭濤這種強硬派教育引導方式獲得了不少觀眾的認同，尤其在以父系占據家庭權利主導的中國社會，強硬派的教育引導方式是大部分家庭的教育方式?？墒呛唵蔚呢熈R孩子只會傷害他們的自尊心和幼小心靈，長此以往會造成孩子的逆反心理，反而不利于兒童的成長。石頭就曾經在“換爸爸”環節向王岳倫訴說“覺得爸爸不愛我”的委屈。同樣張亮家的天天由于剛到農村進行生活，嫌棄廁居住環境也出現了情緒失控。張亮則采取了安撫勸慰的方式，有教育專家表示，通過溝通和緩沖才不會給兒童的心里留下陰影。由此可見，各位明星爸爸為我們展現的教育引導方式并不是全部正確的。董璐在《傳播學核心理論與概念》中提到“媒介塑造態度、認知與信念：電視能夠影響年輕人對于某些事物的態度”[2]。而大眾傳播的社會化作用、教化作用，在傳播知識、價值和行為方面都會發揮重要作用。各位明星爸爸對于孩子的教育方式，經過媒體節目的渲染傳播，通過媒介的教化作用，對那些初為父母，抱著在節目中尋找育兒經驗的觀眾定會產生極大的影響，而這種影響起消極還是積極作用是有待商榷的。

3 全媒體導致的輿論放大性思考

湖南衛視宣傳其節目不遺余力：節目官微的成立，幾位明星爸爸在網絡平臺頻繁互動；同名手游的熱力推出等。但是全媒體的大力宣傳、輿論的風口浪尖并不等同收視率和口碑的良好，而是把參與的明星和孩子完全暴露在了大眾的審視目光之下。

在節目播出期間，關于Grace退出節目引發的“網絡罵戰”以及各種嘉賓的負面消息在網絡甚囂塵上。還有在節目中經常性的孩子情緒失控情況，這本是人之常情，但媒體迎合受眾對節目中兒童的負面情緒大肆渲染報道，從而娛樂他人。每個孩子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不希望負面的形象展現在公眾面前。但通過輿論的放大作用，這些本不該成為別人談資的話題卻變成了“全民的娛樂狂歡”。

除了這些節目曝光所必然引起的非議，其他的曝光也引起了網友的爭論。王詩齡受某飲料商的邀請代言，其全家代言費高達1 500萬元。網友對此的評論大多是“這是讓印鈔機卡殼的節奏”等調侃話語。但讓一個不滿5歲的孩子，走穴掙錢，在應該學習知識、樹立良好價值觀的時候浸淫在商業社會的天價代言中，這對一個孩子的健康成長未必是件好事。同時，在沒有分級制度的大陸，《爸爸去哪兒》擁有一大批低齡受眾難免會引起他們的心里落差、疑惑和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從而扭曲甚至破壞了這些普通兒童觀眾的價值取向。

4 對節目價值觀（道德觀）的負面思考

鐘新和劉丫的《社會示范：<爸爸去哪兒>節目的核心價值》中提出“該節目的社會示范意義才是其核心價值所在和出發熱議的重要原因”。[3]我們不否認節目中孩子們的天真活潑為我們喧囂的綜藝節目圈帶來一絲清風，也認可節目播出為父親角色在家庭教育中缺失所起到的反省作用。但是，節目中所表現出的價值觀的偏差、價值取向的失衡也無法忽視。

《爸爸去哪兒》中讓觀眾印象深刻的一個環節就是每站節目開始的“選房子”，幾位爸爸在參觀住處時對“豪宅”贊不絕口，林志穎信誓旦旦要為兒子搶下所謂的“豪宅”。而當Kimi因為沒有住上“豪宅”而嚎啕大哭的時候，不禁要反思家長為孩子樹立的“享樂主義”思想是否是自食惡果？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衛視推出的親子類節目《媽媽聽我說》中，王艷與兒子“球球”參加節目時，球球聲稱不喜歡媽媽因為媽媽一次只給2 000元零花，而喜歡的爸爸一次能給3萬元。正是因為孩子的童言無忌，沒有樹立完整的價值觀才會對金錢有如此扭曲的價值評判，而孩子從金錢的角度評判人際關系的親疏，這樣的論調竟然能通過媒介讓廣大受眾收看，也是媒體工作者的失職。電視媒介有把熒屏世界轉構為現實世界的能力，讓受眾誤以為熒屏世界就等同于現實世界。如果電視媒介傳達的價值取向存在偏差，長此以往必將改變我們現實的傳統倫理世界的生活方式，從而改變“社會教育、生活習養以及多年文化積淀才得以形成的‘倫理風尚”[4]。

參考文獻：

[1]Neil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M].London： Penguin Group，2006.6.

[2]董璐.傳播學核心理論與概念[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166.

[3]鐘新，劉丫.社會示范：《爸爸去哪兒》節目的核心價值[J].新聞與寫作，2013（12）：19.

[4]歐陽宏生.電視傳播核心價值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