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特征、非標準審計意見與商業信用融資

河北大學管理學院 劉翠英 解 媛 孔維偉

企業特征、非標準審計意見與商業信用融資

河北大學管理學院 劉翠英 解 媛 孔維偉

本文選取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2012-2015年數據為數據，分析不同企業特征背景下非標準審計意見與企業商業信用融資存在的關系，本文所指的企業特征均為企業的產權性質特征，還表示其市場地位特征。通過查閱研究資料發現：非標審計意見與企業下年度的商業信用融資水平呈負相關關系。非標審計意見與商業信用融資的負相關關系，能因國有產權性質而明顯的減弱，他們之前具備替代性。而在更深入的研究中，于非國有企業而言，非標審計意見與商業信用融資的負相關關系，也能因市場地位表征的企業地位特征而得到有效的減弱。從中可看出，企業被出具的審計報告及意見類型、企業的產權性質，皆屬于上游供應商制定商業信用政策的考慮范疇。對非國有企業來說，企業獨立審計意見的發揮效率受其的市場地位一定的影響。

商業信用融資 審計意見 企業特征

一、引言

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我國的金融體系尚不健全，為了使企業的融資約束得到有效緩解，商業信用成為眾多企業替代性融資的重要手段。獨立審計具有信號傳遞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能有效的預警債務人的違約風險。處于這樣的金融環境中，于商業信用而言，能科學地、全面地認識獨立審計意見，對其治理效用和作用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除此之外，企業的獨立審計意見和商業信用融資水平的關系，受到其內外部因素的不同程度影響。我國的經濟制度環境比較特殊，國有企業與政府的關系相對于其他國家，比較密切，我國政府雖然推行國有企業進行改革，但實際上，我國的政企并沒有從根本上分離，致使政府在對國有企業的擔保中，存在隱性擔保作用。所以，“金融歧視”現象普遍出現在我國的銀行信貸體系中，且較為嚴重。而這種現象，是否也存在以替代性融資方式的商業信用融資過程中？除此之外，企業的市場地位也異常重要，不僅是企業的重要特征之一，還能體現企業競爭力的強弱。有關研究指出，在商業信用上具備強大的優勢的，往往是一些市場地位相對較高的企業，可針對非國有企業來說，對于非標審計意見與商業信用融資的關系，非國有企業的市場地位是否能對其有一定的影響，還需要進行探討。針對上述緣由，本文對審計意見與商業信用融資水平的關系進行探討，且對企業特征是否能影響這種關系進行深入研究，以及研究其影響程度。準確的解答這些問題，不僅利于了解審計報告、意見以及企業特征，而且這些意見、特征對于商業信用融資政策的制定有積極意義和作用，為審計意見質量的提高、國有產權制度改革進程的進一步推進、以及企業商業信用融資應用水平和效益的有效提升，提供理論支持和數據支撐。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非標審計意見對商業信用融資的影響 據上述的研究可看出，審計意見的信息含量較大，因此，商業信用債權人往往會在參考企業的審計意見后，再做出授信政策決定。注冊會計師對被審計單位出具的審計意見，傳遞了一些關于其內部的隱含信息，在一定小程度上減輕了企業上下存在的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與此同時，對企業經營風險頁有預示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審計意見表現出兩面性：第一，注冊會計師出具的標準的審計意見，是對企業報表的真實和其經營情況的肯定，不僅使得供應商更加的信任企業，其違約風險得到降低，還使得企業增加融資，并使得融資渠道擴展。這于企業而言，能因對比之下較低的風險溢價取得商業信用融資；反之，注冊會計師出具的了非標準的審計意見，便表示企業財務報表的真實性，或者是其經營情況存在一點的不足。照目前研究來看，當企業存在債務違約、財務風險大、以及遭遇法律訴訟等現象，其產生非標審計意見的機率越高。此外，非標審計意見也表明企業經營者存在違背會計準則的現象，高層可能存在一些虛增企業的盈利，或是企業資產的流失受到了掩飾等現象。因為這些問題，企業的風險評估會被提高，供應商因此會從減少對其已提供的商業信用，嚴重的會出現，不再提供的狀況。針對以上的現象，本文提出第一個假設，如下：

H1：企業下年度商業信用融資水平，受到被出具的非標審計意見的影響，會顯著出下降的趨勢，且二者呈現反比關系

（二）產權特征與非標審計意見的交互作用 我國的經濟制度環境存在特殊性，在融資、經營等方面，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存在明顯的區別。原因如下，一是規模越大的國有企業越容易使債權人產生信任基礎。第二是，因我國絕大多數的銀行皆屬于國有控制性質，受到本國政府的干預較大，多數商業銀行相比較之下，出現偏向對于國有企業提供授信的現象，即“金融歧視”。這種對非國有企業不公平的現象，常常存在于商業信用融資過程之中。第三，因存在預約軟約束的現象，我國的國有企業在經營過程中，若出現了經營風險和負債問題，或是產生財務危機的狀況，為了保持社會的就業情況，維持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政府常常會對國有企業提供補貼，以及實行一系列的優惠政策，甚至進一步增加投資，針對這一現象，于債權人而言，國有企業相對于非國有企業的違約風險低。從上述種種現象看，國有企業明顯在獲取信用能力上比非國有企業更具有優勢，表現在其規模上的優勢、以及銀行融資、政策優勢。因此，針對國有企業來來說，其商業信用并不會受到非標審計意見的影響。所有，若想正確分析把握我國企業的商業信用融資的發展水平，和其影響的因素，則需要對企業的產權特征進行區分后在進行研討。針對以上的闡述，本文提出第二個假設：

H2：非標審計意見和商業信用融資的負相關關系，會因企業的國有產權性質而得到減弱，且二者之間具備替代性

（三）市場地位與非標審計意見的交互作用 企業的融資和經營行為也會受到其地位特征一定程度上的影響。具備自身規模相對較大、議價的能力相對較強、供銷業務相對頻繁等優勢的企業，常常是一些市場地位相對較高的企業。從另一方面來說，存在自身談判能力相對較弱、市場占有率相對較低份額低、且市場競爭力不強等劣勢的企業，其市場地位相對較低，與此同時，這些供應商常常以財務報表和審計意見對自身企業進行風險評估及判斷。從中可看出，若企業市場地位相對較低，那么商業信用融資水平受到審計意見的作業很明顯。依據以上文字的假設，如果國有產權性質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弱非標審計意見與商業信用的負相關關系，則以國有企業的角度，對企業的市場地位進行研究，是否具有削弱的作用便無多大的意義。所以，此文的第三個假設單單在非國有企業的角度中成立：

H3：于非國有企業來說，若想減弱非標審計意見和商業信用融資水平的反比關系，提高企業的市場地位有積極作用，企業的市場地位愈來愈高，減弱作用愈來愈強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為了保障整個研究的有效性和科學性，本文將采取樣本研究的方式對深圳和上海的兩所交易所的樣本進行具體地分析，其中所有的樣本均為2012年到2015年這個時間段的數據，因為不同的樣本有著一定的屬性，因此在進行樣本的收集時還會進行一定的篩選，首先篩選一些屬于金融行業的樣本，另外，因為有些樣本年代久遠，所以有一些數據的缺失因此會對其進行一定的補充，數據之中對于一些經常受其他變量影響的樣本或進行相應的剔除，本篇文章在進行數據分析時主要的數據全部自于國家權威的數據庫，包括國泰安數據庫以及多家上市公司所收集的數據，因此能夠保證本文研究效果的精確性和有效性，另外也有部分的樣本選自于我國的統計信息網。

（二）變量定義

（1）商業信用融資水平的衡量。因為本文所采取的樣本會受到多種變量的影響，因此，本文將采取解釋變量的分析方式來對多種樣本的屬性進行具體的研究和分析，另外在不同的指標之中也會采取相應的數據分析的方式對指標的類型進行一定的分類，對于應付賬款以及預收賬款等分類模式都會進行相應的處理。在這個方面的研究我國學者在之前都有一定的著作和自己的研究結果，因此本文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進行進一步的深入，相關的部門在進行財務的報表以及相應的意見統計時存在一定的落后性，但是在方法的采取以及意見的收集上面卻能夠做到公平公正和公開，另外采取跨時段的方式進行數據的搜集不僅能夠有效地控制變量對相應數據的影響還能有效的保證整個研究結果的有效性和精確性。

（2）審計意見與企業特征的衡量。數據的搜集則主要采取我國著名學者王紹飛的資料搜集法，并根據相應的審計意見來進行一定的數據刪除與保留，為了對不同數據的屬性進行一定的分析還會對數據進行一定的賦值，以此來保證數據的精確有效性，同時還能對量化分析的結果進行進一步的精確。

在進行整個研究結果的分析，企業自身的特征最為重要并且影響著其他變量的變化，因此本文的研究不僅會對大體的數據環境進行一定的分析，還會結合內部和外部的多種因素進行宏觀和微觀的雙重研究，特別是對企業自身的內部環境以及管理制度和人力資源的使用情況進行綜合的考量，其中企業自身所擁有的產權的屬性以及與國內外水平之間的差距是影響整個研究結果最重要的因素，因此為了保證整個結果的科學有效性，在對資料進行全面搜集時還會對這些相應的資料進行一定的篩選，并以時間為對照點，對不同時間段的數據進行一定的分析和分類。另外本文在研究時將整個企業的總收入與企業自身的營業情況進行綜合的考量，并將指標進行一定的分類，以此來對企業的市場范圍以及自身的經營情況進行綜合的分析。

（3）控制變量。地區經濟水平（LnGDP）：企業所在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會在一定程度上構成整個企業發展的外部環境同時還會影響到企業自身的綜合實力的提高，因此本文在進行數據分析時，選取企業所屬地區的GDP的自然對數作為控制變量。

銀行貸款（Bank）：我國的青年學者以及著名的金融學家譚偉強也曾指出，一個企業自身發展的水平也會受到國家銀行的貸款政策，不同的政策會影響到企業的貸款選擇，因此在進行控制變量的選擇時也會綜合考量這些因素，同時加入更多的變量以此來保證整個研究結果的科學有效性。

此外，本文還選取了企業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短期償債能力（Quick）、固定資產比例（Captial）、成立時間（Age）、年度虛擬變量（Year）以及行業虛擬變量（Industry）作為控制變量。

主要變量定義，TCF1即t+1年末商業信用融資水平=（t+1年末應付賬+應付票據+預收賬款）/t+1年末總資產；TCF2=（t+1年末應付賬款）/t+1末總資產。Lev，t年末總負債/t年末總資產。Audit、State同為虛擬變量，前者表示，若企業t年被出具了非標審計意見則1，否則為0；后者表示，企業產權性質為國有時取值1，否則為0。Audit*State，交乘項，用來考察審計意見與產權性質共同作用下對商業信用融資的影響。MP，t年企業總營業收入/t年行業內所有企業總營業收入。Audit*MP，交乘項，用來考察審計意見與市場地位共同作用下商業信用融資的影響。LnGDP，t年上市公司注冊地年人均GDP的自然對數。Age，企業成立年限的自然對數。Size，t年總資產的自然對數。

（三）模型構建 在進行什么研究分析時，為了考慮到審計意見對整個分析以及金融水平的控制和影響，研究將在我國經濟學家王紹飛研究的基礎之上進行深入，并對上文之中所做出的相應假設進行進一步的驗證和回歸分析。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文章中各個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本篇文章對總體樣本進行了統計，通過具體分析后，對不同產權性質的樣本進行區分，從列表（1）可看出，于2012至2014年間，我國的上市企業商業信用融資比重均值達0.1688，其中存在一些企業為0.0000，這些數據表明了，一些企業在商業信用融資的活動中并未參與，而應付賬款和應付票據以及預收賬款的和值是0.0000，最大值是0.7003，這些數據表現出，不同類別的上市企業，他們的商業信用融資水平差距十分大。我國企業市場地位與之相符：MP的值最小時0，最大值是0.76841，均值是0.01151，從中可看出，各個企業的市場占有比例呈現出嚴重的兩極化，當然，這些為本文研究企業的地位，以及非標審計意見對商業信用融資水平產生的影響提供極大的可能性。而又從別的控制變量可知，LEV最小值即0.00662，最大值即10.08342，都表明了多數企業存在收入不夠開支的現象，其財務風險較高，企業極大可能會出現因資金緊張而導致的資金流斷裂，致使企業無法繼續經營下去，應該引起各個方面的重視。

表1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二）相關性分析 表2即主要變量的相關性檢驗結果。通過對表2的觀察，可知，各個變量間的相關系數絕對值皆位于0.5之下，這表示絕對的共線性并不存在于變量間。從此表格中又可看出，企業非標審意見與商業信用融資水平間所具備的相關系數低于零，就代表兩者呈現出負相關的關系，也就證明了本文的假設一。而市場地位高于零，結合本文可以得知市場地位與商業信用融資在1%水平之上所具備的關系是正相關，說明企業的市場地位跟商業信用融資水平成正比。此外，國有企業產權性質跟商業信用融資水平也在1%水平基準線上表現出正相關的關系。而對于私營企業來說，想要更為精準的得知市場地位以及非標審計意見對山野信用融資水平所產生的交互影響，還需要展開更為深入的研究。

就其它控制變量而言，商業信用融資水平與銀行融資水平成反比關系，這就代表被融資所限制的私營企業開始開辟另外的融資渠道還獲取資金支持，這就代表商業迅速融資以及銀行信貸間存在明顯的替代關系，此結論和陳運森（2010）、廖義剛（2010）所得出的結論類似。并且，企業固定資產比率（Capital）和短期償債能力（Quick）都在1%的水平上和商業信用融資水平呈現出反比的關系，這就代表企業所具備的短期償債能力越強，其獲取金融融資機構的融資的幾率就越大，所以商業信用融資的依賴就越少。

表2 主要變量相關性檢驗

（三）回歸分析 表3給出了模型1、2、3（列表1、2、3）的回歸結果。通過觀察次表格，可知，R2跟F值較高，表明從整體看，模型相當有效?，F依次分析三個模型的回歸結果，如下：

（1）分析商業信用融資受非標審計意見的影響狀況。表中第一列顯示，在其他變量被控制后，非標審計意見系數降低較快，達-0.0355，即說明了商業信用融資水平以及非標審計意見在1%水平上成反比關系，這表示，在上市企業收到非標審計意見后，其下年度商業信用融資水平明顯呈現下降趨勢，這個現象符合H1的預期。而呈現的反比關系首先說明了供應商在為下游企業提供商業信用融資前對審計師所提供的審計意見進行了有效的參考。第二就是出具非標審意見，也就代表公司所具備的償債能力并不強，并且公司經營管理者的某些行為極易與會計準則相背離等，企業在將來的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經營風險就相對較大。而一旦供應商得知其下游企業被開出了非標審計意見，其就會相應的減小給下游企業所提升的商業信用額度。實證所得出有關數據對H1進行了驗證。就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來看，企業規模與商業信用融資在1%水平上呈現出反比的關系，就代表企業的規模越小其應對風險的能力就越弱，卻更易于被供應商所信賴，進而提供給其的商業信用融資反而更多。固定資產比率（Capital）與短期償債能力（Quick）、銀行貸款（Bank）、和商業信用融資水平在1%基準線上成反比關系。商業信用融資水平跟銀行的融資水平成明顯的反比關系，這個說明了受到融資約束的企業轉而求其次，采用間接的方法尋求供應商的支持，獲得更多的商業信用融資來達成其對于資金的需求，也就代表銀行融資與商業融資間具備非常顯著的替代關系。公司的短期償債能力強，就代表其現金流更為充足，因而就會降低對于供應商所提供商業信用的依賴程度。企業具備相對較高的固定資產比率，就代表企業在向銀行申請貸款時能夠憑借這部分固定資產作為抵押物，因而固定資產的比率高，其可以進行抵押擔保的資產也就越多，商業信用融資需求不大，這就使得商業信用融資水平相對較低。

（2）產權特征和非標審意見交互分析。依照表2中第（2）列數據能夠得知企業國有產權性質可顯著削減商業信用融資跟非標審計意見之間存在的負相關關系，且兩者存在可替代性。模型2里的α1Audit的系數α1能夠展現出非標審計意見對商業信用融資水平所產生的單一化影響；α3Audit*State的系數α3能夠表現出企業本身的產權性質與非標審計意見這二者間所具備的相互作用對于商業信用融資水平所產生的影響，具體，而基于Audit為虛擬變量，因而（α1+α3State）能夠反映出非標審計意見對于商業信用融資水平所產生的整體影響。依照回歸結果能夠得知，α1為-0.0497，在1%水平上顯著，α3為0.0358，在5%水平上顯著。在這一條件下，State值屬于0或是1，α3State＞0，因而α1+α3State＞α1，可以得知：企業所具備的國有產權性質能夠明顯的削減商業信用融資水平跟非標審計意見間所具備的負相關關系，并且二者間具備可替代性。H2得以證明。主要原因就于當前我國所實行的制度，一般情況下，政府屬于國有企業背后的擔保力量，若是國有企業經營面臨分析或是償債能力無法滿足融資需求，政府就會結合社會秩序以及就業率等多方面的影響而針對國有企業采取追加投資并出臺相關優惠政策。立足于債權人自身考慮，國有企業可能引起的違約風險不大，因而企業所具備的國有產權性質能夠有效的降低非標審計意見對于商業信用融資所產生的負向影響，并且二者具備替代關系。依照控制變量的具體回歸結果能夠得知，企業的成立時間長也能夠對商業信用融資產生負一定程度的負向影響，其和鄔樹波（2009）所得出的結論基本一致。原因就在于企業成立時間長，在其實際發展過程中所累積的融資渠道也就相對多樣，進而對商業信用的依賴程度并不算特別大。除此之外，中小企業長時間發展所具備的信譽使得其利用各種融資渠道獲取融資都變得更為融資，因而企業憑借商業欣榮渠道獲取融資的水平與企業實際成立時間具備明顯的負相關關系。

（3）地位特征與非標審計意見交互分析。依照表2中第（3）列數據能夠得知，就非國有企業而言，其市場地位能夠明顯的降低商業信用融資和非標審計意見間所具備的負相關關系。由模型3里的α1Audit的系數α1能夠獲取到非標審計意見對商業欣榮融資水平所產生的單一性影響，α3Audit*MP的系數α3能夠表現出企業市場地位和非標審計意見所具備的交互作用對商業信用融資水平的影響，基于Audit為虛擬變量，因而（α1+α3MP）所代表的是非標審計意見對商業新融資水平的整體影響，依照回歸結果能夠得知，α1為-0.029，在1%水平上顯著，α3為8.530，在5%水平上顯著。由于MP的取值處于0到0.399間，因而α3MP＞0，所以α1+α3MP＞α1，得知：就非國有企業而言，企業市場地位可顯著削減商業信用融資水平跟非標審計意見之間存在的負相關關系，同時市場地位越高，其削弱作用就會愈顯著。這是由于企業的市場地位從根本上反映了企業在產業價值鏈中所表現的競爭力大小，而從中可知，若企業償債能力方面的風險的可能性較低，那么其市場地位一般情況下都較高。且企業的場占有率比較大也意味著企業跟供應商的來往業務較為頻繁，這讓供應商在監督企業和企業信息的獲取優勢非常明顯。因而在通過較長時間博弈的條件下，供應商對于企業信任感大大增加，這能夠使得上下游企業間所具備的信息不對稱所產生的影響被削弱。因而，企業的市場地位越高，在商業信用融資過程中受非標審計意見所產生的影響就越小。而對于市場地位低的企業來說，其一般規模都不大，產品類型也相對單一，判斷能力不足，因而對這部分企業來說，非標審計意見與企業地位特點相比其所具備的信息量更多。所以，本文H3成立。依照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得知，對于非國有企業來說，企業市場地位與商業融資在5%水平上呈現出明顯的正相關關系，這和Raturi與Fisman（2004），Giannetti（2006），Fabbri與Klapper（2008），應千偉（2012）等所得出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也就代表非國有企業所具備的市場地位高，其所具備的信用融資水平也就越高。關鍵就是其在相同行業企業中獲取的市場份額也就越大，那么在跟上下游企業談判過程中就可突顯企業的優勢地位，進而可獲取商業信用融資就會更多。對于其他控制變量來說，企業資產負債率（Lev）、企業規模（Size）跟商業信用融資水平表現為顯著正相關，而表現顯著負相關的即，其與銀行貸款（Bank）、固定資產比率（Capital）、短期償債能力（Quick），根本原因與總體樣本回歸結果分析大致同，因此，此處不再復述。

表3 各模型的回歸結果

（四）穩健性檢驗 為對研究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本文使用了TCF2=應付賬款/總資產來替換了商業融資水平所代表的，把TCF1=（應付賬款+應付票據+預收賬款）/總資產，以此檢驗本文的研究結果是否會受到商業信用融資水平的指標選取的影響。根據多元回歸得出，各個主要變量所得到的回歸結果和原模型基本一致，也是被開出了非標審計意見與其下一年的商業融資水平間呈現出負相關的關系；企業所具備的國有產權性質能夠使得非標審計意見與商業信用融資間所具備的負相關關系被有效削弱；對于非國有企業而言，企業良好的市場地位，對減弱非標審計意見給商業信用融資水平產生的弊端起積極作用，且當市場地位愈來愈高時，作用就會越佳。H1、H2、H3依然驗證成立。

五、結論

為了保障整個結果的科學有效性，本文對不同企業進行了一定的篩選，對一些商業信用不良好的企業的數據進行剔除，同時對深圳和上海的兩所上市公司的交易所所提供的數據進行一定的量本分析，對整個市場的特征以及審計意見的出具進行一定的分類，并加入了諸多的虛擬變量，對整個企業所出具的審計意見以及商業性融資進行一定的分析，通過具體的分析可以得出，所收集的樣本之中諸多的企業在下半年的企業信用以及融資渠道的獲取上面會存在著一定的阻礙而且信用不斷的下降，同時融資渠道也越來越窄。在市場之中所占有的市場份額以及市場地位也會影響到企業所出具的審計意見和企業所獲得的商業信用融資的渠道和資金多少，企業的市場地位越高占有的市場份額越多，那么企業會獲得越多的融資渠道和上升空間。根據結論本文提出以下修改建議：第一，加強相應專業知識的積累以及專業人才的培養，以此來提高整個審計意見出具的真實有效度。第二，政府需要轉變自身的職能，從管控到服務，以此來為我國的國有型企業和非國有型企業提供公平的競爭平臺以及大體的發展環境。企業也需通過提高自身的綜合實力來拓展自身的經濟利潤的上升空間，需要進行資源的優化配置，政府則需要進一步地推動相應的政策改革，以此來促進經濟的公平發展以及長遠的進步。第三，完善市場機制建立健全相應的規章制度，以此來保障債權人的權益。我國的相應監管部門以及政府部門需要加強相應制度以及體系的完善，需要對債權人進行保護，完善相應的保護制度。同時還需要進行嚴格的規章制度的完善，以此來規范整個市場經濟的經營行為，從而有效地推動我國市場經濟環境的長足性發展。

［1］石曉軍、張順明：《經濟周期中商業信用與銀行借款替代行為研究》，《管理科學學報》2010年第12期。

［2］張捷、王霄：《中小企業融資成長周期與融資結構變化》，《世界經濟》2002年第9期。

［3］張勇：《內部控制質量、市場地位與商業信用融資》，《商業研究》2014年第10期。

［4］Love,L.A.,Preve.V.,Sarria-Allende.Trade Credit and Bank Credit:Evidence from Recent Financial Cris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7.

［5］Bastos and Pindado.Trade Credit During a Financial Crisis.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2.

［6］Summers,B.,Wilson,N.Trade Credit Terms Offered by Small Firms:Survey Evidence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Business.Journal of Financing and Accounting,2002.

（編輯 梁 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