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并購與媒體監督對高管薪酬的影響研究

南京師范大學商學院 王寶軍 傅明華

企業并購與媒體監督對高管薪酬的影響研究

南京師范大學商學院 王寶軍 傅明華

本文利用2010-2014年中國滬深A股的并購樣本數據，引入媒體監督這一社會治理變量，來研究媒體監督對并購后高管薪酬變化的影響。研究表明：并購行為發生之后高管薪酬會出現一個明顯的增長；媒體監督由于其外部性，能夠對并購后高管薪酬的上升起到負向的調節作用。

并購 高管薪酬 媒體監督

一、引言

2015年12月，寶能系與萬科的控制權之爭使得企業并購問題引發了社會極大的關注，也再一次使企業并購成為學術界的研究熱點。企業并購由于其能夠促進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改善企業的公司治理環境、提高企業的價值等，而受到眾多企業的青睞。我國自1993年的“寶延風波”拉開了上市公司兼并收購的序幕以來，越來越多的企業投入到并購的洪流中。據統計資料顯示，2015年中國上市公司共發生并購案例2692起，同比增長了39.6%，而在披露金額的2318起并購案例中，交易金額達1.04萬億人民幣，同比增長了44.0%。這么多數量的企業進行并購行為，除了有為企業發展考慮的動機之外，或許還有公司高管出于自身利益考慮而進行的并購。因為處于決策層的高層管理者因其與股東之間的信息不對等，往往能夠利用一些股東不知情的信息而進行并購行為，獲取業績收益或控制權收益。企業高管在企業實施并購戰略時，往往在權力行使上擁有很大的操縱優勢。自企業中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引發代理理論以來，企業的高層管理者作為股東權益的代理人就漸漸在利益分配上與股東產生沖突，使得高管在做決策行為時往往不是以股東的利益最大化為目標，企業高管為了替自己謀取更多的財富，往往有動機去通過并購行為提升財務業績從而增加自己的薪酬。而媒體作為一個外部力量，其對上市公司的報道很大程度上能夠增加公眾對公司的了解，那么媒體監督是否能能夠在并購后高管薪酬的變化中起到作用？這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而目前對這一問題進行的相關研究十分有限。為此，本文將從這一方面入手，研究媒體監督對并購后高管薪酬的影響。

二、文獻綜述

（一）并購動機 國內外許多學者都對企業并購以及高管薪酬的相關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目前關于主并企業并購動機的研究是研究并購行為的一個重點。Cording et al.（2002）從資源基礎觀的角度對企業并購行為進行了分析，提出的著名的“成功悖論”認為主并企業進行的并購行為并不能為企業的股東創造價值，也并不能提升并購績效，企業進行并購主要是為了進行資源整合。Malmendier&Tate（2008）研究發現企業高管由于對自己的能力過于自信而進行并購，雖然并購行為并不能為企業創造太多的價值。Anand&Singh（1997）發現當企業受到外部沖擊面臨風險時，企業就會通過多元化并購或整合型并購對企業進行調整以應對風險。傅頎等（2014）發現管理層權力大的高管更有動機進行并購行為。陳仕華等（2015）發現國企高管出于政治晉升的目的會進行并購。張雯等（2013）研究了政治關聯與企業并購之間的關系發現，有政治關聯的企業會限于政府配置資源的目的而進行并購。

（二）企業并購與高管薪酬 近年來，學術界關于高管薪酬問題的研究越來越多，例如：高管內部薪酬差距、公司治理與高管薪酬、高管薪酬與盈余管理等。也有很多學者從企業并購的角度研究了并購與高管薪酬的關系。Bliss& Rosen（2001）通過對銀行業的并購案例進行分析發現，并購通過增加企業規模從而提高了高管薪酬。Grinstein&Hribar（2004）從管理層權力的角度對美國327家實施并購的企業的研究發現，并購完成后39%的企業高管薪酬都會得到提升。而Bugeja et al.（2012）對澳大利亞的并購研究發現并購完成后高管薪酬雖然會增加，但是與Grinstein和Hribar得出的符合管理層權力理論相反，他們發現并購后高管薪酬的增加更符合激勵理論，企業所有者出于對高管付出努力的獎勵而對其增加薪酬。Guest（2007）通過對英國的并購案例分析發現，企業并購雖然會增加高管薪酬，但不良并購行為不會增加高管薪酬。國內學者的研究也發現并購完成后高管薪酬會得到增加（傅頎等，2014；陳震和甘念，2014）。雖然關于并購后高管薪酬的變動的研究路徑不同（陳震和甘念，2014），但研究學者們都認為并購發生后高管薪酬會得到提升。

（三）媒體監督 社會媒體作為一個外部力量，已經有很多學者研究了證實媒體監督能夠對公司治理產生影響（李培功和沈藝峰，2013；鄭志剛等，2011）。在以往研究中，有學者（吳超鵬等，2012）發現媒體監督影響公司治理行為的作用機制主要有三種：一是將企業經營信息與欺詐行為積極的報道給公眾，減少信息不對稱行為（Miller，2006）；二是通過信息報道引起行政部門的介入進行管理（李培功和沈藝峰，2013）；三是通過媒體負面報道影響高管的社會聲譽，逼迫高管自身進行調整（吳超鵬等，2012；李培功和沈藝峰，2013）。Joe et al.（2009）采用BW的75個董事會樣本數據來研究在媒體報道了低效率的董事會之后作為資本市場參與者的經濟主體的行為，研究發現低效率的董事會在媒體曝光之后會采取糾正行為和增加股東財富。姚益龍等（2011）選取106家快速消費品企業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媒體監督與企業績效之間呈現一個U形的關系。羅進輝（2012）研究發現高水平的媒體報道能夠降低雙重代理成本，且對股東與管理者間的代理問題更有成效。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般而言，企業高管作為管理層的一部分，隨著其自身管理權力的增加，就會擁有更多的信息。根據管理層權力理論的觀點，企業高管有能力運用自己手中的權力，采用一定的方法及手段影響董事會的決定，從而增加自己的薪酬。企業高管還可以有意識的決定在董事會的日程安排以及在董事會上發布信息的多少，來控制企業的董事會對信息的了解。根據Bebchuk et al.（2002）對管理層權力的理解，企業高管通過對董事會或薪酬委員會的決策產生影響，從而將高管權力與薪酬決定聯系起來，高管擁有的權力越大，其對薪酬決策產生的影響、施加的作用也就越大，就越能夠決定薪酬水平。

企業并購作為企業一項重要的戰略決策，其實施需要經過股東大會或董事會的通過，而由于企業高管層存在很強的自利動機（白俊和連立帥，2014；吳育輝和吳玉農，2011），加上企業高管擁有比股東更多的信息，往往就能夠夠在股東決策過程中施加更大的影響，推動并購行為的實施，從而有動機利用自身的權力為自己謀取更多的利益?；诖颂岢鋈缦录僭O：

H1：高管出于增加私人收益的目的推動企業開展并購活動，并購之后高管薪酬會出現一個明顯的增長

目前關于媒體監督的研究中大多是關于媒體監督對公司的治理行為的影響，很少有研究研究媒體監督對企業并購后高管薪酬的影響。張瑋倩等（2015）以2007-2009年的4019個樣本對媒體監督與高管薪酬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發現媒體負面報道行為會促使高管貨幣性薪酬的降低，但對總薪酬的影響有限。醋衛華和夏云峰（2014）率先對媒體報道與公司并購進行了研究，但是傾向于研究媒體報道傾向對公司并購決策影響，而沒有涉及高管薪酬問題。那么媒體監督在企業并購后高管薪酬的變化是否能夠起到作用？又會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本文提出了如下假設：

H2：媒體監督能夠對并購高管薪酬的增長起到一個抑制作用

H3：企業并購之后高管薪酬會增加，但是媒體監督能夠對高管薪酬的增長起到一個負向的調節作用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0-2014年中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為消除異常樣本對實證結果的影響，本文按照以下標準對原始樣本進行篩選：由于金融保險類行業的特殊性，本研究在實證研究中剔除了金融保險類公司樣本；剔除ST公司；剔除關聯并購樣本；對部分數據進行手動補齊，對于難以補齊的樣本進行刪除；對于同一年度內發生多次并購的樣本只選擇披露金額最大的那筆。本文中選擇的并購樣本是以買方主并公司為研究對象，主要考察買方并購行為對高管薪酬的影響，另外本文中采用的并購行為為資產收購和股權收購，而不包括資產剝離、資產置換、債務重組等廣義的并購重組。為消除異常值的影響，本文對主要的連續變量進行了0-1%和99% -100%區間內的winsor縮尾處理。最后共選取了2354家公司的10489個樣本，其中并購樣本數為2223個。本文中選取的并購數據及財務數據主要來源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及部分手工整理補齊的數據；關于媒體監督數據則全部由手工收集獲得，來自于CNKI的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主要根據第一財經日報、21世紀經濟報道、證券時報、中國證券報、證券日報、證券時報、中國經營報等幾家主要的財經類報紙每年對上市公司作出的財經報道并根據一定的標準進行收集整理而得。本研究中采用的統計分析軟件為Stata12.0。

（二）變量定義 （1）高管薪酬。目前關于高管薪酬的衡量包含貨幣性薪酬、持股收益和在職消費，由于CSMAR數據庫中可獲得的高管持股樣本數遠低于貨幣性薪酬樣本，所以本文選取的高管薪酬主要就是貨幣性薪酬。在現有文獻中，學者們采取的高管貨幣性薪酬變量主要根據CSMAR數據庫中公布的高管薪酬總額、高管前三名薪酬總額及總經理薪酬，本文采用的是高管前三名薪酬總額的對數作為高管薪酬。（2）企業并購。關于企業并購變量主要衡量的是上一年度是否發生并購行為，如果樣本公司上一年度發生了并購活動，則取值為1，否則為0。（3）媒體監督。目前衡量媒體監督的變量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媒體每年度對該公司的總報道量，另一個是年度總負面報道量。由于衡量媒體負面報道量的主觀性較強，本文依據學者（江凌和許潤發，2014；李培功和沈藝峰，2010）對此制定的選擇標準進行收集，將那些含有“減持”、“下降”、“黑幕”、“人事變動”、“產品質量”、“股權調整”、“財務問題”、“亮紅燈”等等有負面消極含義的詞語的新聞報道，將其列為負面報道。由于存在部分年份媒體對企業報道量為零的情況，本文采用的媒體監督變量用媒體負面報道量占總報道量加上0.01的比例來衡量。（4）控制變量。本文將兩職合一、董事會規模、前十大股東持股、凈資產收益率、凈資產收益率增長率、總資產收益率、公司規模等七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選擇兩職合一、董事會規模、前十大股東持股這三個公司治理變量，控制凈資產收益率、總資產收益率、凈資產收益率增長率等財務因素的影響，由于大量研究表明企業規模對高管薪酬存在影響，本文也將企業規模作為控制變量。本文變量定義見表1所示。

（三）模型構建 為驗證高管薪酬變化是否與企業并購行為有關，我們借鑒傅頎等（2014）的做法，建立了如下的回歸模型進行檢驗：

表1 變量界定及計算方法

在模型1中，i表示公司，t表示時間。在模型中為減輕內生性問題的影響，對并購、凈資產收益率、凈資產收益率增長率、公司規模和總資產收益率采用滯后一期的數據，其余變量均采用當年度數據。關于變量解釋與上同。

為檢驗媒體監督在企業并購行為中高管薪酬的變化是否有關系，我們將媒體監督變量引入模型中，建立如下回歸模型：

在模型2中，Mon表示媒體監督變量，MonXL表示媒體監督與企業并購行為的交互項。關于變量解釋與同上。

五、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本文研究選取了涉及2010-2014年共5年間的總樣本及并購與非并購兩個子樣本，表2是對研究樣本分布的樣本統計。為進一步描述樣本信息，表3對主要變量的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標準差及分位數進行了統計。從描述性統計中可以發現，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由于采用了對數，其變化較為平穩，50%的上市公司高管前三名薪酬總額的對數高于14.07。大約21.2%的公司在這一時期發生了并購行為，但是凈利潤平均增長率及資產收益率的平均增長率卻呈現出了負增長。從結果中發現，前十大股東的持股比例超過一半的公司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占50%以上，但是最小的僅有3.59%左右，股東持股比例差距較大。作為調節變量的媒體監督變量由于我們采用了去中心化后的樣本進行了描述，所以其最小值小于0。

表2 樣本分布統計

表3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

（二）回歸分析 關于多元回歸分析，本文進行了混合ols回歸、隨機效應回歸、個體固定效應回歸，三種回歸結果呈現在表4中，結果發現對于并購之后高管薪酬的變化基本可以證實并購之后高管的薪酬會呈現一個增長的趨勢，三種回歸結果都證實了這一點，只是在隨機效應之下，顯著性水平要低于ols及固定效應，但是也在10%的水平上顯著。但從結果中看到凈收益增長率對高管薪酬不顯著，這或許可以幫助解釋為什么企業高管熱衷于推動企業并購行為，在主并公司中高管面臨著并購之后薪酬增長的誘惑，代理人會不顧凈收益增長率或利潤增長率的變化而強烈推進企業并購，其背后或許就是高管作為代理人的謀取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動機。由表4的實證分析結果也可以發現與我們一般認為的相反，當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的時候，高管薪酬也會出現上升的趨勢，可能是因為董事長有為高管提升薪酬的動機。前十大股東持股顯著為正，說明股權越集中越不能對高管起到很好的監督作用，從而會給高管利用職位來提升薪酬的機會；凈資產收益率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當公司經營業績上升的時候，高管薪酬也會隨之改善；公司規模也顯著為正，說明隨著公司規模的擴大，高管薪酬也會隨之增加，這或許可以間接說明，高管發動企業并購行為，是借助于公司規模的擴大而增加的薪酬。

在對ols、固定效應、隨機效應進行的似然比檢驗及hausman檢驗發現，固定效應模型明顯優于ols及隨機效應，同時為消除異方差及序列相關，本文進行了穩健型調整，表5是調整后的模型及分組檢驗與加入調節效應的結果。

表5中模型1是對全樣本進行的固定效應回歸結果，模型2、3是對樣本進行的分組檢驗，由模型2、3可以發現，在并購樣本中只有公司規模變量對高管薪酬顯著，這和上文我們的猜測符合，或許高管正是借助于公司規模的擴大而增加的薪酬。在非并購樣本中由于企業業績的上升，高管薪酬會呈現上升趨勢，這可以從凈資產收益率與總資產收益率對高管薪酬的顯著發現；同樣會發現在非并購樣本中公司規模擴大高管薪酬也會增加，說明公司規模是影響高管薪酬的一個重要變量。在模型4中我們加入了媒體監督這一變量來看媒體監督是否會對高管薪酬產生影響，結果發現媒體監督這一變量在5%的水平上顯著且符號為負，說明媒體監督能夠對高管薪酬產生影響。接下來我們為驗證媒體監督是否能夠在企業并購中對高管薪酬的上升中起到調節作用，我們加入了媒體監督與并購的交互項，由回歸結果發現，媒體監督與企業并購的交互項在10%的水平上顯著且系數符號為負，說明媒體監督確實能夠在并購中對高管薪酬的變化起到負向的調節作用。一般來講，如果媒體監督的力度越強，高管薪酬受到輿論影響的可能性也會越大。由表5可以證實媒體監督確實能夠在并購后高管薪酬的變化中起到負向的調節作用。

表4 企業并購與高管薪酬變動檢驗

六、結論

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從媒體監督的視角來看企業并購行為對高管薪酬的影響，雖然目前有很多關于并購與高管薪酬關系的研究，但是還鮮有學者從媒體監督的視角對這一關系進行檢驗，本文從這一視角對其進行檢驗，得出了如下結論：企業的高管有很強的自利動機，往往會通過推動企業并購來增加自身的薪酬，而增加薪酬的路徑很大可能是通過企業規模的擴大。媒體監督在并購與高管薪酬的關系中能夠起到負向的調節作用，社會媒體能夠發揮自身的外部監督功能，這是本文的一大貢獻。這也表明在市場化進程中，新聞媒體通過對企業信息的報道引起人們的關注從而能夠對企業的治理行為產生影響，媒體監督作為外部監督的一部分能夠發揮其社會監督的角色。本文的不足之處在于：關于媒體監督這一變量的數據收集，由于手工收集到的媒體負面報道信息有一定的主觀性，盡管已經有很多學者制定了很多關于媒體監督的標準，但是仍要部分借助于資料收集者的主觀判斷，不可避免的帶有收集者的主觀因素在內，以后的研究中應當努力收集更為權威的研究者標準進行判斷。在企業并購中影響高管薪酬的變量還有很多，本文未能加入這些變量進行考量，例如并購的復雜程度、并購交易規模等，在以后的研究中應該進行考慮。

表5

［1］江凌、許潤發：《媒體監督、董事會結構與高管薪酬》，《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3期。

［2］張瑋倩等：《媒體負面報道能有效監督高管薪酬嗎》，《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5年第6期。

［3］姚益龍等：《媒體監督影響企業績效機制研究》，《中國工業經濟》2011年第9期。

［4］梁紅玉等：《媒體監督、公司治理與代理成本》，《財經研究》2012年第7期。

［5］醋衛華、夏云峰：《媒體報道傾向于公司并購》，《財經科學》2014年第11期。

［6］羅進輝：《媒體報道與公司治理作用》，《金融研究》2012年第10期。

［7］鄭志剛等：《媒體的負面報道、經理人聲譽與企業業績改善》，《金融研究》2011年第12期。

［8］吳超鵬等：《媒體監督、政治關聯與高管變更》，《經濟管理》2012年第2期。

［9］張雯等：《政治關聯、企業并購特征與并購績效》，《南開管理評論》2013年第2期。

［10］陳震、甘念：《企業并購對高管薪酬上升路徑影響研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研究生學報》2014年第2期。

［11］陳仕華等：《國企高管政治晉升對企業并購行為的影響》，《管理世界》2015年第9期。

［12］Gregory S.Miller.The Press as a Watchdog for Accounting Fraud,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6.

［13］Jennifer R.Joe,Henock Louis and Dahlia Robinson. Managers'and Investors'Responses to Media Exposure of Board Ineffectiveness,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09.

［14］Lucian Arye Bebchuk,Jesse M.Fried and David I. Walker.Managerial Power and Rent Extraction in the Design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002.

［15］Jaideep Anand,Harbir Singh.Asset Redeployment, Acquisitions And Corporate Strategy In Declining Industr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7.

［16］Bliss R T,Rosen R J.CEO Compensation and Bank Merger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1.

［17］GrinsteinY,HribarP.CEO Compensationand Incentives:Evidence from M&A Bonuse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4.

［18］Malmendier U,Tate G.Who Makes Acquisitions? CEO Overconfidence and the Market's Reaction,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8.

［19］Cording M,Christmann P,Bourgeois Iii L J.A focus on Resources in M&A Success:a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to Resolve Two Paradoxes,Academy of Management,2002.

［20］Bugeja M,da Silva Rosa R,Duong L,et al.CEO Compensation from M&As in Australia,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Accounting,2012.

（編輯 梁 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