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國留學生聲調習得偏誤研究綜述

陶晨

摘 要：漢語作為一種聲調語言，聲調在其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同于非聲調語言，在漢語中聲調最重要的作用是區別意義。對于來自非聲調語國家的蒙古國留學生，在漢語語音的學習上，普遍反映出聲調習得是一大難關。本文對“蒙古國學生”和“聲調習得偏誤”為主題詞的文獻進行分析和總結，對其分析做綜述分析。

關鍵詞：蒙古國留學生；聲調習得；研究綜述

一、漢語聲調研究

中國古代已經發現聲調具有辨義的作用，但對物理聲學認識的模糊，沒有形成科學的理論。上世紀20年代，由劉復和趙元任等語言學家引進西方語音儀器，證明聲調的高低是由聲帶振動頻率的快慢決定的。劉復（1924）用從法國帶來的浪紋針測量音高頻率，創制“劉氏聲調推斷尺”，測得包括北京在內的12個方言點的音高數據。趙元任（1930）創制“五度標記法”標記聲調，不僅可以運用于普通話聲調研究，也可以進行方言聲調和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研究。隨后，白滌洲（1934）依循劉復的方法也對北京話的聲調做了較為精細的研究。

趙元任用五度制表示聲調基頻變化，羅常培和王均（1957）對調值的認知是：陰平高平[55]，陽平中升[35]，上聲低降升[214]，去聲高降[51]。吳宗濟和林茂燦（1989）運用語音實驗法對普通話四聲的基頻、時長和強度進行了考察，實驗結果發現陰平調調值和去聲調調值仍為[55]和[51]，陽平有[25]、[35]、[325]和[425]四個調值，上聲有[214]和[212]兩個調值。

林茂燦（1965）通過語音實驗發現由于聲帶運動的慣性和讀音時強調等因素的影響，聲調在起始上升會產生“彎頭段”，在末尾下降會產生“降尾段”，負載聲調音高信息的是“調型段”。Howie（1974）指出字音中的聲調部分，主要負載在元音和韻尾上。朱曉農（2010）認為聲調時長的確定是一個關鍵性的技術，聲調的起點不是整個音節的起點，而應該從韻腹的起點算起。

石峰（1991）認為每種語言或方言都有其特定的聲調格局。聲調格局是由某一語言或方言中全部單字調構成的。他依照了劉復（1924）、白滌洲（1934）、羅常培和王均（1957）的實驗數據，按照T值公式進行數據歸一化處理，并加入了自己研究的數據，做出北京話聲調格局。

二、蒙古國漢語學習者聲調習得的研究現狀

現階段，對外漢語教學視野下的聲調研究范圍不斷擴大，從單字聲調到兩字組乃至三字組以上的研究。目前對蒙古國漢語學習者聲調偏誤的研究較少，主要集中在對蒙古國漢語學習者聲調偏誤的研究。

張金梅（2006）運用對比分析的方法，從聲韻調分析了蒙古國學生的“洋腔洋調”，她指出蒙古國學生在學習漢語時，最難掌握的單字調是陰平和去聲，在兩字組的發音上，前字的調長長于后字，并認為這是由兩種語言的差別造成的。

包雙喜（2007）提出蒙古國漢語學習者往往把漢語的聲調與蒙語的語調混淆，認為出現語音這種語音偏誤的原因是母語負遷移。他還提出了針對語音教學的建議，“用具體的例子和五度豎標圖反復練習‘四聲，體會聲調‘高低升降的變化，提高辨別‘四聲的能力?！?/p>

張瑞芳（2008）運用感知和經驗總結的方法指出蒙古國留學生習得漢語過程中，聲調方面的偏誤最為嚴重。具體地，單字調陰平調值在[44]甚至更低；陽平調值起點低于3度，終點達不到5度；很難掌握上聲高降升的發音特點；去聲調值起點偏低，調長偏短，發音短促。徐劍（2008）采用聽辨的方法發現蒙古國學生單字調調值偏低，去聲發音短促，這與張瑞芳的研究結果相似；陽平發成低降升的曲折調；部分學生把上聲調讀成[324]或者陽平。她對聲調教學提出了應該注重培養學生的聽辨能力，設計聽辨發音組合的建議。

陳金香（2009）通過教學經驗總結和對比研究發現蒙古國留學生輕聲掌握較差，往往讀成去聲；陰平讀作高升或低降；上聲變調時，上聲和非上聲相連，前字讀陽平，這是對上上相連規律的泛化；在語流中發音更為困難。她也對蒙古國留學生形成語音偏誤的原因進行闡釋。

烏仁賽罕（2011）在教學實地調查中發現蒙古國學生陽平和上聲發音偏誤較為嚴重，容易用陰平和去聲代替陽平和上聲。她指出由于蒙語長元音造成的母語負遷移，學習者容易把陰平誤解為蒙語的長元音。

焦琪（2012）基于教學的總結指出蒙古國學生在學習習得漢語聲調時，把陽平字讀作陰平字，去聲的調域低于普通話標準音的調域。孟和圖拉（2012）通過聽辨方法，指出蒙古國學生調域存在偏誤，并提出加強學生聲調聽辨能力培養的教學建議。劉麗穎（2012）認為蒙古國學生學習漢語陰平和去聲的難度大于陽平、上聲和輕聲，也會出現四個聲調混淆的情況。

王琳（2014）運用實地調查的研究方法，指出初級蒙古學生聲調偏誤率陽平上聲>去聲>陰平，并認為母語負遷移是造成聲調習得偏誤的主要原因。烏仁高（2014）通過問卷調查和聽辨的研究方法，總結了蒙古國留學生在語音上的偏誤主要表現為：陰平調調值是[44]，陽平調調值終點達不到5度，去聲短促。

丁艷（2015）在基于蒙古蒙古國留學生的語音偏誤，認為蒙古國學生的漢語聲調發音的隨意性大，用重音代替聲調，并強調教學中要先從單字調入手，聲調教學要依從陰平、去聲、陽平和上聲的順序。

竇荔（2016）對蒙古國留學生進行元音、輔音和聲調的調查，指出學習者陰平和去聲偏誤率較低，陽平和上聲偏誤率較高。

綜上，普通話聲調研究趨于完善，研究內容也從單字調向兩字組乃至三字組連續變調的方向擴展，多采用語音實驗的研究方法。但對于蒙古國漢語學習者聲調偏誤的研究，研究不夠深刻，多采用聽辨和實驗中介的方法，缺乏一定的科學性。對聲調教學策略的研究成果強調對比教學，但對蒙古國學生學習特點分析不足，產生偏誤的原因研究不夠深入，因此還需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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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孟和圖拉.蒙古學生漢語習得中的語音偏誤及教學對策[D].哈爾濱：黑龍江大學碩士論文，2012.

[4] 林茂燦.普通話兩音節間 F0 過渡及其感知[J].中國社會科學，19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