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中的時裝幻想，40年代的街頭風尚

葉田田

1939年秋季的巴黎高級定制時裝秀上，腳踝以上十五英寸的A型裙成了風潮，花呢套裝成了日裝設計的新進展，而晚裝部分，沙漏型的女性輪廓被進一步地頌揚。巴黎時裝依舊歌舞升平。但隨著英法兩國與1939年9月1日正式向德國宣戰，歐洲時裝的下一個十年，也徹底與這喧囂的戰火所捆綁在一起。

七十五年前，英國宣布于全國進行服裝的定量配給，而今天，名為”Fashionon the Ration：1940s Street Style”的展覽，于英國lmperial War MuseumNorth開幕。展覽呈現了時尚如何在戰爭年代的嚴苛配給制度下進一步地發展。

在戰爭面前談論時尚似乎是道德上的一種政治不正確。的確，在前線的戰火下，不可能存留著時裝的幻想，但對于后方的歐洲人民，生活依舊在空襲警報間繼續。而愈加稀有的“時尚”，也或許是人們對物質世界美好的最后一息念想。而對于時裝而言，不論是最為樸素的日常衣物，還是精英的高級時裝，似乎都是軍事戰爭策略的縮影，時裝設計在面料短缺和政府管控下，不得不遵照著一種實用主義美學。而戰爭所攪亂的國際局勢，也讓時裝世界的格局大變，并形成了今天時裝領域產業的格局。

英國時裝與稀薄的民主

隨著1931年日軍侵華和1936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遠方的戰事已經讓英國政府開始對一觸即發的全面戰爭著手進行準備。1938年，英國政府向國民派發防毒面具，但似乎大部分的居民還依舊沉浸在大蕭條之后難得的物質歡愉之中。彼時倫敦街頭人們曾戲謔地說到：唯一在倫敦隨身攜帶著防毒面具的，只有德國間諜。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這也使得英法兩國正式加入戰局。彼時的倫敦西區，名為“Gas Mask Curl”的新發型被媒體所報道。這款中分而在兩側束起的發髻讓英國女性不會因佩戴防毒面具而破化雅致風貌。同時，女士手袋造型也為容納防毒面具而加寬的包身寬度。

時裝設計也出乎意料地對戰爭的爆發做出快速反應。在英國正式宣戰后的一個月后，十月英國百貨公司的櫥窗中展示出了名為Siren Suit（警報套裝）的新設計。這種可以在防空警報鳴響時穿著的衣物為一件有前側拉鏈的帶帽連褲裝，或者是易于穿戴的連帽斗篷.以便民眾可在危急時刻快速和方便地行動。而褲裝在女性中的廣泛穿著也是彼時英國時尚的最顯著的現象，倫敦時髦的女性學會用會用深藍色的長褲來配刺繡裝飾的針織套衫。

為了管控戰時的國家物資，一向全國性的配給制度方案于1939年9月29日被起草。1940年1月，食品率先被實施以全民配額供給。而自1941年起，原料緊缺和勞動力的缺失使衣物的供給出現了困難，國家不得不禁止絲綢這種奢侈物料在制衣行業中實用。同時，棉毛原料的供給量已不及戰前水平的四分之一，全國范圍的貨品庫存基本清空，一定范圍中出現了短缺。政府擔心供給下降所導致的通貨膨脹將影響下層人民的生活，1941年6月1日，憑票供給制度正式推行，民眾在購買每件衣物時，需同時支付貨價和相應的物資券。每件產品所需的物資券依照其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而定。對于女性而言，一雙鞋所需五張券，短裙為七張，長大衣需要十四張。第一年，整年一位居民只有六十張衣物券，而在第二年，這一數字減至四十八張。這一制度一直持續到戰爭勝利后的1949年3月，在這近十年中，唯有在1945年5月8日，為了慶祝歐洲戰區的勝利，英國在全國放開了對紅白藍彩旗的配給一個月。

這一制度的確有助對整體產出進行控制，但卻并不能確保其衣物制品的價格和質量。1941年5月，服裝價格已經是前一年九月的兩倍。富裕人士可以花更多錢買到上乘品，而在同樣的配給制度下，貧民的選擇則即為有限。為了解決服裝價格的持續上揚，英國貿易局規定產品售價不得超過成本溢價的百分之五，而在次年二月，The Utility Apparel Order宣布生效，這標志著了國家統一進行服裝標準化生產的開始。1942年，一半的服裝歸于這一生產制度中，而在戰爭后期，這一比例升至超過八成。

這一制度似乎并未得到公眾的積極響應，美國《The Times》報道到大量消費者抱怨標準化衣物（Utility Clothes）其品質。1942年4月，英國貿易局與先前為推廣英國服裝出口而所成立的lncorporated Society of LondonFashion Designers合作，改進標準化服裝的品質，英國貿易部委托這一包括Peter Russell.Elspeth Champcommunal of Worth.Hardy Amies以及從巴黎歸來的Edward Molyneux與Charles Creed的組織設計一系列符合物資管控規范的相對時髦的設計。為了控制成本，這一系列中所有外套設計的物料不能超過2.5米，而裙裝的標準為不多余1.8米。最終，二十二件單品以集體冠名的方式推向市場，彼時的媒體也做出積極的相應。英國Vogue在十月刊載文盛贊這一系列”有著優雅的簡約，并極具實穿性?！倍@一標準化生產的體系，也被媒體描繪為一種民主制度的應用。

美國從生產到產業

1939年8月21日美國《The Times》對巴黎秋季系列的報道中，除了描繪到寬肩、羊腿袖、窄腰長裙的趨勢之外，也留下了這樣的注腳：“不論是誰統治這個世界，她妻子的衣櫥依舊來自巴黎?！钡聦嵣?，在戰爭中的歐洲，無論是倫敦、都靈、柏林或者時裝之都的巴黎，他們都不再有資源與環境扮演這一角色，而依舊擁有勞動力和原料供應的美國，恰巧在此時撬動了時裝世界的格局。

對于美國而言，批量生產是其曾經紡織服裝產業的注腳。美國并不關注設計師的個人的品牌價值，大部分設計師直接為百貨公司與生產商工作。這樣的傳統導致1939年，美國《New York Times》甚至無法標識出在New York Worlds Fair上所展示設計的美國設計師名稱。作為巴黎時裝最大國際買家的美國，自四十年代起開始大力推廣美國設計師這一概念。1940年，New York Dress lnstltute成立，同時The Museum of Costume（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Costume lnsitute的前身）作為研究中心為產業提供輔助資源。New York Dress institute為城中社交圈中建立了一份Best-Dressed list，在上流階級推廣其設計師的聲望。而1943年，NewYork Press Week成立，作為紐約時裝周的前身，這一整合媒體資源的活動向全國媒體集中展示美國、特別是紐約設計師的作品。

Etsa Schiaparelli在旅居美國的數月中，曾向媒體表示“美國的時裝產業不過是單純金錢的驅動，而即便是納粹掌權的巴黎，依舊是世界時裝的中心”。但紐約、包括整個美國時裝產業最終走出對巴黎時裝的復制，Vogue和Harpers Bazaar中也出現了包括Httie Carnegie.Claire McCardell與Gilbert Adrian這些美國設計師的名字。而除紐約之外，加州時裝產業在四十年代得到了高速發展。其宜人的氣候使當地民眾慣于享受一種戶外式的生活方式，也一同產生對運動服裝的大量需求。而加州服裝產業則將運動服裝的生產潤色為“休閑服飾（Casual Wear）”進行推p-o裹身裙、襯衫裙、無領外套、寬松長褲、和又加州設計師Lvnn Eecleston發明的七分褲成了加州風格的標志。

法國不聞戰事的沙龍

當6月14日納粹入侵巴黎時，巴黎以近乎一座空城。大多是巴黎高級定制時裝屋已在入侵前關閉其業務。八月，隨著納粹明令要求所有商業必須即時復業，時裝業才在面料短缺和強制的管控體系中重新起步，而只有巴黎社交圈的貴婦與影視演員能支付起膨脹的售價，少數國外買家為中立國外交官的親眷。而法國合作派企業家與在黑市中謀得暴利的商人，成了高級時裝屋粗鄙卻能維系其生存的新客人。即便失去了大量戰前客人，管控中的高級時裝行業卻繼續發展，其1943年的銷售額為占領后第一年的六倍。

最為法國經濟的核心，巴黎高級時裝行業在解放后迅速地重建其奢侈品貿易。而帶領主流高級時裝領域走進“當代”這一新時期的，無疑是1947年12月12日，巴黎新時裝屋Christian Dior的首秀。對奢華面料與繁復工藝的大量運用在暮氣沉沉的戰后時裝世界中脫穎而出。而這一系列中令人著迷的女性化輪廓來自與胸部與臀部的襯墊設計。媒體對ChristianDior作品“New Look”的稱贊也成為了Christian Dior風格的標簽。Dior將這種夸張的戰前風格以更加極致的風格展示給世界女性?；蛟S如同時裝史學家Jonathan Walford在其論著中所指，巴黎的高級時裝領域似乎“忽略”了這一場戰爭，也或許是高級時裝其對美學的執著，超越了利益與立場的爭奪。

結語

從倫敦的Siren Suits到巴黎的New Look，四十年代的時尚產業最終在戰爭的陰霾下出乎意料地向前發展。軍裝、實用主義的設計在這十年中成為了時裝設計的新的語匯。但對于整個產業而言，所革新的不僅是時裝設計本身。稀缺的原材料與物資管控讓人們開始妥協于時裝的品質，而這也為五十年代大規模生產的商業時裝乃至六十年代興起的快時尚的某種緣起。對于高級時裝而言，曾經貴族式的傲慢開始向商業式的運營傾斜，對于Christian Dior而言，他也買走其首秀六成時裝的美國客人推出具有更為柔和肩部輪廓的兩件式套裝。而那些從前線歸來的士兵而言，他們第一次開始享受購物的樂趣。百貨公司里那些帶著花紋的襪子和彩色領帶，或許并非式最為陽剛的選擇，但卻是物質世界的歡愉，一個和平世界的歡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