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與資本二分視野下新型政商關系之構建

摘要：“親”“清”兩字是新型政商關系的核心。構建新型政商關系有利于克服權力與資本固有的缺陷、發揮各自的積極性?；握剃P系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其背后的原因也非常復雜，但是從本質上來看，畸形政商關系的形成是權力與資本異化的必然結果。構建新型政商關系，關鍵在于促使權力與資本各行其道，具體包括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重構新型政商文化、為政商交往提供法治保障、完善政商交往平臺機制。

關鍵詞：政商關系；新型政商關系；權力；資本；法治保障

中圖分類號：F123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17）08-0013-05

基金項目：湖南省社會主義學院2016年招標課題“政黨協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研究”（XTKT201610）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資金議（1980-），男，湖南衡陽人，法學碩士，中共湘潭市委黨校黨建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黨史黨建。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談及政商關系問題，特別是在2016年兩會習近平參加政協民建、工商聯界別討論時明確指出“親”和“清”是新型政商關系的核心。他指出：對領導干部而言，所謂“親”，就是要坦蕩真誠同民營企業接觸交往，特別是在民營企業遇到困難和問題情況下更要積極作為、靠前服務，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多關注、多談心、多引導，幫助解決實際困難，真心實意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所謂“清”，就是同民營企業家的關系要清白、純潔，不能有貪心私心，不能以權謀私，不能搞權錢交易。對民營企業家而言，所謂“親”，就是積極主動同各級黨委和政府及部門多溝通多交流，講真話，說實情，建諍言，滿腔熱情支持地方發展。所謂“清”，就是要潔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紀守法辦企業、光明正大搞經營。[1]習近平關于“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論述切中時弊、激濁揚清，為我們構建新型政商關系指明了方向。眾所周知，古今中外都存在政商關系，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國家，政商關系的具體內涵與表現形式則是不一樣的。今天我們要探討的政商關系是改革開放以來，政商在履行各自社會職能時所形成的關系，它由表及里含三層意思，分別是官員與商人（企業）、政府與市場、權力與資本之間的關系。而權力與資本的關系是政商關系當中最為本質的關系。

一、構建新型政商關系：克服權力與資本固有缺陷的有益嘗試

政商關系的本質是權力與資本的關系。而無論是權力還是資本都具有天然的二重性。權力的二重性體現為，權力善良的一面可以為社會個體提供公共服務，而邪惡的一面則可能造成公權私用，滿足極少部分權力使用者的私欲而損害絕大部分社會公眾的利益。資本的善良一面可以為社會的發展提供動力、為社會發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質支持、承擔社會責任，而資本的過度擴張則會帶來貧富差距、無序競爭、權錢交易，造成社會各階層關系的緊張。新型政商關系的提出契合了時代的要求，抓住了政商關系的關鍵。無論是對于規范政府權力的運行，還是約束資本的過度擴張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一）克服資本固有的缺陷，發揮資本的積極性

十八大以來，中央狠抓黨風廉政建設，成效顯著。而從已經查處的案例來看，背后大都存在官商勾結的問題，都存在資本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與權力非法勾結的事實。一個落馬官員背后甚至涉及到數百名的商人。在周永康案中，就有300多人被列入調查名單，這里面就包括許多民營企業家，如四川漢龍集團董事長劉漢、郎酒集團董事長汪俊林等。大量官商勾結腐敗案件的出現，其本質是資本固有的缺陷與權力固有缺陷疊加的結果。而新型政商關系首要的任務就是要克服資本的缺陷，發揮其優勢、調動其積極性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動力。

中央重拳反腐是我們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的選擇，對腐敗分子起到了震懾的效果。與此同時，也引起民營企業家群體的集體焦慮，影響到資本和民營企業家的積極性。有些民營企業家為了規避風險，把親屬和財產逐漸地向海外轉移，成為一名裸商。有的甚至加入其它國家國籍，成為海外公民。這些行為一方面是民營企業家對政治生態變化作出的客觀反應，另一面這些行為又加重了社會對民營企業家的質疑。在這種環境下，民營企業家越來越缺乏安全感，缺乏對良好政商關系的穩定預期。新型政商關系用“親”商來闡述政商關系，要求官員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多關注、多談心、多引導，真心實意支持民營經濟發展，體現了中央對民營企業的鮮明態度，有利于發揮資本的積極作用、調動民營企業的積極性、穩定其預期。新型政商關系的“清”對資本來說，就是要克服資本無原則逐利的固有缺陷，發揮其積極性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進步做出貢獻。具體來說，企業必須遵守法律法規，在規范有序的市場環境中實現公平競爭，使“不行賄”成為企業經營發展的基本底線。

（二）克服權力的擴張性，發揮權力的利民性

從公共權力產生的歷史來看，人類社會產生之初并沒有國家、也沒有公共權力，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人類社會規模不斷的增大、管理更加的復雜，人民才讓渡自己的部分權利產生國家、政府和公共權力。由此可見，公共權力產生的根源是人民為了更方便有效地管理自己的事務，人民才是權力的所有者，政府不過是代理人罷了。但是權力天然具有擴張性，官員這一代理人在獲得權力的授權后并不必然按照權力所有者——人民的意志行事，而是竭盡所能地謀取私利，這就產生了公共權力的尋租。在政商關系中，商是人民的一部分，理所當然的是權力的主人，而政府是權力的代理人、是服務者。理想中的政商關系應該是政府為企業和市場提供宏觀指導、制定規則、調節收入差距、提供糾紛解決機制，企業為政府的常效運轉提供稅收、為社會的發展提供動力、為人民的生活提供物質保障。至此，權力運行規范有序，實現了利民的根本目的。而在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由于制度欠完善以及對權力監督的不到位，權力的擴張性沒有得到約束，反而樹立了權力在資源配置中的權威，權力通過層出不窮的審批和無窮無盡的程序迫使資本屈服，企業只能通過非法的手段向政府要政策、要資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企業一方面是畸形政商關系的受害者，一方面又是畸形政商關系的助推者，是權力任性妄為的幫兇。而從理性的角度思考，民營企業最不該做的是權錢交易，權錢交易風險太大，一旦出事對民營企業來說就是毀滅性的，他們更需要公平公正的發展環境。而新型政商關系正有利于營造公平公正的發展環境。新型政商關系有利于克服權力的擴張性、發揮權力的利民性。新型政商關系的“親”字強調的就是領導干部要主動服務民營企業、多關心非公經濟人士，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促進非公經濟的健康發展?！扒濉弊謩t強調要構建清清爽爽的政商關系。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推動構建良好的市場環境。新型政商關系也有利于促使企業賺錢從“靠關系”到“靠本領”轉變，這樣就減少了企業迎來送往、打通關系的時間和金錢，使企業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費用放在產品研發、市場營銷、技術創新上面。

（三）劃定權力和資本的界限，明確官商交往的標準

權力和資本有沒有邊界？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公權為公，資本為私，兩者的界限是非常分明的。二者一旦逾越界限，糅合在一起，就會產生權力與資本的異化。這種異化會帶來兩種結果，一種是以權力尋租為特征的“親而不清”，一種是以庸官懶政為特征的“清而不親”。這兩種情況又與“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相對應。以政府最小干預和不作為為特征的“清而不親”放縱了資本的任性。而資本從來不以道德理性作為邏輯起點，利益最大化是資本固有的邏輯。而由“政府失靈”帶來監管和約束的缺位，則會導致資本跨出私人領域，滲透到公共權力領域，尋求與權力的結合，進而導致權錢交易、無序競爭、壟斷經營。以政府的全能干預為特征“親而不清”則忽略了權力的擴張性。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權力本身是不分善惡的，它只是人民為實現自己目的的工具。但是承載權力的官員，他是能動的、有價值偏好的，會產生價值理性。當有利可圖時，則可能混淆公私的界限與資本爭利或者與資本達成共識謀取私利，進而導致權無所管、利競相爭、政策失效。

那么權力和資本有沒有契合的可能，它們的邊界又在哪里呢？在社會主義社會，權力與資本是可能契合實現既“親”又“清”的。因為二者的終極目標是一樣的，都是為了實現社會的持續發展。盡管資本背后的動力是私利，公共權力背后的動力是公義。但是，基于共同目標，產生合乎理性的行為，政府只有激活企業的積極性，才能創造更多物質和精神財富以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因此權力對資本的約束，政府對企業的規范管理，不是壓制資本而是要增進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權力與資本的邊界或者說平衡點在哪里呢？簡而言之，它們的邊界就是法治、制度與道德劃定的框架。這就不難理解，為打擊權力與資本相互勾結的腐敗行為，十八大以來中央堅持制度反腐，強調要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要求民營企業家遵紀守法經營。這些做法都是對權力與資本失范、越位的矯治。

新型政商關系為權力和資本明確了界限，也為實踐中官商交往提供了標準。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狠抓黨風廉政建設的大背景下。一些官員與企業家接觸慎之又慎，害怕引火燒身。企業家也不敢與官員接觸，生怕深陷腐敗泥潭。政商之間好像隔著一扇“玻璃門”，看得見卻摸不著。政商之間忽然從“勾肩搭背”的極端走向了“背靠背”的極端。為什么官商不愿接觸？因為官商交往缺少具體明確的標準。新型政商關系堅持“親”“清”結合為官商交往提供了新標準，這種標準要求官員與商人之間保持科學合理的距離，奉守“臂距原則”，解決了領導干部不敢作為的困惑。對領導干部來說，可以促使其理直氣壯地為民營企業服務，當好企業的“店小二”；對民營企業來說，也不會使其對權力卑躬屈膝。

二、畸形政商關系：權力與資本異化的必然結果

畸形政商關系主要表現為“親”而不“清”、 “清”而不“親”和既不“親”又不“清”三種情況，其本質是權力的異化和資本的異化。追本溯源，政商關系異化既有政商二者主觀方面的原因，也有體制機制、文化傳統等客觀方面的原因。

（一）畸形政商關系的主要表現

一是政商關系“親”而不“清”。一些政府官員確實做到了親商安商富商、積極主動作為、靠前服務、為企業排憂解難，但是“親”得沒有原則、沒有底線，甚至與商人結成了利益共同體。政府官員與私營企業主以利益為紐帶，雙方通過權錢交易達到各自的目的。此外，還有一些民營企業家利用其編織好關系網綁架權力、擾亂市場規則。他們依靠背后的“大老虎”對其他官員的正常履職從政指手畫腳。比如“地下組織部長”就是這種情況的形象反映。這種現象一方面嚴重影響了官員干事創業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也扭曲了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二是政商關系“清”而不“親”。在高壓反腐的背景下，部分政府官員奉行“不干事就不出事”的原則，談商色變、躲商避商。不愿與私人企業主正常接觸，對私營企業主的合理要求“軟拒絕”、踢皮球。有的官員雖然與企業家接觸，但不積極、不情愿、不主動、應付了事。這些干部雖然降低了自己違紀腐敗的風險，但是卻造成了為官不為、庸官懶政的事實，影響了社會的正常運轉，也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形象。三是政商關系既不“親”又不“清”。這種情況主要表現為官員倚權欺商。政府官員通過行政權力非法干擾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活動。有的政府官員甚至故意打壓與自己沒有利益關系的企業主，逼迫其行賄送禮。

以上種種問題帶來不少負面影響。一是破壞了市場秩序。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功能與生俱來，通過公平的競爭保護先進、淘汰落后。在畸形政商關系中，由于權力的不正當介入，使得市場經濟這一功能失效。而權力成了企業是否成功的關鍵，而不是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管理。因此企業把成功的重點放在維系與官員的關系上，而不再是技術創新和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上。二是腐蝕了公共權力。在畸形政商關系中，商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始作俑者。一些民營企業通過錢色等手段圍獵領導干部，為自己帶來豐厚的回報。一些領導干部抵擋不住誘惑，大搞權錢色交易。從這些年查處的腐敗案例來看，權力的不正當運用帶來了畸形的政商關系，畸形的政商關系又進一步侵蝕權力為公的本質。三是損害了公共利益。在畸形政商關系中獲利的是官員和商人，受損的是人民群眾?！皻W盟委員會2013年發布28個成員國狀況報告時，提到了官商勾結是導致腐敗的重要原因，造成高達1200億歐元的經濟損失，相當于歐盟一年的財政預算?！盵2]官商勾結的最終買單者是人民，必將引起他們的不滿。對于守法經營的非公經濟人士和非公經濟企業來說，畸形政商關系破壞了公平有序的市場秩序，他們是直接受害者，會令他們對既有體制和制度失望。

（二）畸形政商關系的生成根源審視

1.傳統落后政商文化慣性影響。在封建時代“士農工商”的社會等級序列中，商排在末位。商人長期缺乏主體認同感，他們對官僚體系的依附成為一種下意識的行為?！翱v觀歷史，秦朝以后的歷代中國商人都把鉆研附庸政治權力作為自己存身和發財的門徑。為了保全財富及獲取更大的利益，一些商人紛紛投靠強權人物，爭當紅頂商人。不僅如此，在行政系統里面，伴高官、找靠山的現象也非常嚴重。這導致了整個政治體系盤根錯節、非常復雜?！盵3]現實中，企業家在官員面前總覺得低人一等，認為權力決定一切，不巴結官員企業就會一事無成。因此“中國商人具有與西方企業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國的傳統不是制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4]在種文化的熏陶下，一些民營企業認為經營市場不如經營政商關系。把政商關系看成是投資關系，賄賂是對官員的“投資”，而由此獲得的政策傾斜則是投資收益。

2.市場經濟體制機制還不完善。當前政商關系之所以存在以上一些問題，根本原因在于市場經濟體制機制還不完善，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理念還沒有深入人心。經濟發展仍然是以政府為主導，但政府應該在多大程度上發揮其作用，在哪些領域發揮其作用，一些政府部門和官員并沒有完全認識清楚。一些政府部門和官員還習慣于依靠行政權力直接干涉微觀經濟的發展。一些企業自身可以決定的事情，政府卻越俎代庖，甚至政府直接參與市場活動，自己制定排他性的規則。這些都為官員的權力尋租提供了機會，也使企業失去了平等競爭的機會。既然政府無法為企業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那么政商勾結就在所難免。

3.對權力缺乏有效的制約監督。英國著名政治學家阿克頓在他的《自由與權力》書中寫到“權力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當前，權力過于集中的現象仍未徹底改變，特別是“一把手”權力過于集中，而又缺乏有效的監督。缺乏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就難以抑制權力尋租的沖動。權力本應用來維持公平競爭環境、有序的市場秩序、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但因為缺乏有效的制約和監督，政府的權力往往淪為個別官員牟取私利的工具。一些官員認為“世上萬物，什么最大？權力最大，權力就是生產力”。在“權力就是生產力”的錯誤導向下，權力會竭盡所能的變現，而變現的最便捷的途徑就是官商勾結。一些官員混淆了權力的公私屬性，要求報恩的心理比較突出。他們認為民營企業的發展得益于自己的“幫忙”，自己在企業發展中的作用不能忽視，因此拿企業的錢心安理得。一些官員，特別是基層官員，他們承擔著經濟發展的繁重任務，但是收入卻很低。這些官員與企業家接觸時難免會產生心理落差，認為付出與收益不匹配，也會促使其內心腐敗之種的萌芽。

4.政商交流的正常機制還不完善?！盎趯Y本腐敗性和丑惡性的認識，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相當長時期，權力和資本的關系處于緊張狀態，代表資本一方的各種私有經濟成為社會主義改造的對象；權力處于主導地位，資本成為消極被動的被革命和改造的對象。在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造的年代，權力和資本的界線非常清晰，兩者的關系是一種‘清而不親的關系?！盵5]因此，建國初期并不存在政商之間的交往，只有改造和被改造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非公經濟和非公經濟人士被認可，非公經濟人士規模不斷增大、政治參與熱情不斷高漲，執政黨面臨的非公經濟人士政治參與的壓力與日俱增。如何化解這種壓力？執政黨采取了三種辦法，大體可以歸納為政治吸納、組織嵌入和體制吸納。政治吸納的具體表現就是從2001年開放私營企業主入黨；組織嵌入的具體表現就是從2000年開始中共在私人企業建立黨組織；而體制吸納“即對私營企業主中的代表人士進行政治安排，給予他們工商聯會員、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頭銜，進一步提升他們的政治參與水平”。[6]然而，雖然當前已有人大、政協、工商聯這種正式的政商交往平臺，但是一方面非公經濟人士中只有極少數的人能成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占非公經濟人士總量的比例非常少。另外一方面人大政協平臺每年召開一次，政商交往的機會也有限，難以滿足龐大的非公經濟企業和非公經濟人士與政府溝通的需要，而其他方面的交往平臺機制又嚴重缺乏。在正常交往平臺機制缺乏的情況下，必然產生官商交往的非正常方式。

三、新型政商關系的構建思路：權力和資本各行其道

構建新型政商關系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統籌思考，需要權力和資本各行其道。在權力和資本各歸其位的總原則下，應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重構新型政商文化，為政商交往提供法治保障，完善政商交往平臺機制。

（一）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1.正確定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商關系的核心問題是定位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要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要求。關鍵是政府要簡政放權，讓市場說了算。政府對市場干涉少了，資本圍獵權力的機會自然就少了。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重點是建立“三單”，即權力清單、負面清單、責任清單。建立權力清單要求政府繪制權力運行流程圖，明確政府有哪些權力，歸屬哪些職能部門，方便民營企業辦事。建立負面清單，要貫徹“法無禁止皆可為”的理念，只要法律法規沒有禁止的行業和領域，民營企業都可以進入，保護民營企業的公平競爭權。建立責任清單，就要明確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包括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等。

2.要引導非公經濟發展從靠權力向靠市場轉變。囿于多種原因，一些民營企業的經營理念還存在問題，企業發展不是在市場上想辦法，而是希望通過官商勾結來獲取非法暴利。這種方式看起來能夠很快獲得收益，實際并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有時候對企業的打擊甚至是毀滅性的。比如，原國美集團董事局主席黃光裕，曾經三度問鼎中國大陸首富，2010年因為賄賂罪等數罪并罰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國美電器也因此一蹶不振。而萬科之所以長期屹立不倒，與其很早之前就建立了面向市場的現代企業制度有關。因此，即使2016年萬科陷入股權之爭，對企業的影響也有限，這充分的說明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面向市場的重要性。

3.要幫助非公經濟增強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實踐證明，核心競爭力強的企業很少陷入畸形政商關系。因為企業核心競爭力強，能夠適應市場，自然不需要依靠畸形政商關系存活。反之，企業缺乏核心競爭力，則會寄望通過不正常的政商關系來獲取市場維持其生存。同時，企業掌握核心競爭力，也把握了處理政商關系的主動權。

（二）重構新型政商文化

1.構筑親商文化。一是要樹立政商平等的觀念。傳統文化觀念中，“商”為“四民”之末，政治上無地位、經濟上缺資源，政商注定不平等，商對政的依附成為不得已的選擇?，F代市場經濟認為，政商只是分工不同，身份地位一律平等。因此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民營企業家都應該樹立政商平等的觀念。二是官員要敢于擔當。在政商關系中，領導干部的擔當主要體現在是否敢于“親”商。只有“親”商能更好地履職盡責，為企業提供優質的服務。特別是在從嚴治黨的大背景下，更需要干部勇于擔當的精神。關鍵是要形成正確的用人導向，建立容錯糾錯機制，解決好干部“為官有為”的后顧之憂。三是要促進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有序政治參與。2015年頒布的《中央統戰工作條例》明確規定，要“暢通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有序政治參與渠道”。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政治參與要抓住三個關鍵詞：有序，適度，標準。第一是要有序。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其他社會成員一樣，都有政治參與的權利，通過他們的有序政治參與，及時反映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意見和利益訴求。第二是要適度。我國的政治制度決定了，不能以權力大小和財富多寡作為分配政治資源的標準。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大多有雄厚經濟實力，占有較多的社會財富，但在政治參與上與其他社會成員是平等的。因此，在人大、政協中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要保持適當的比例。第三是要嚴格標準。真正把那些思想政治強、行業代表性強、參政議政能力強、社會信譽好的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推薦出來擔任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

2.構筑清正文化。一是要樹立清廉正派的價值觀。重構清廉正派文化，官員要做到不貪不腐；民營企家要做到合法經營；對觸犯廉潔底線的官員、民營企業家實施嚴厲懲處，在全社會形成廉潔光榮、貪腐可恥的氛圍。同時，官員要抵制誘惑，避免不“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的社會，誘惑太多，圍繞權力的陷阱太多”。官員如果抵制不住誘惑，紀律的底線一旦被突破，違法犯罪就在所難免。二是要倡導正確的價值道德導向。從各國發展的實踐來看，商業道德的約束在處理政商關系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芬蘭都有關于公務員和商業道德的法律。在我國，民營企業家一方面對官員的權力尋租行為深惡痛絕，另一反面又拉攏、腐蝕、圍獵有關領導干部。民營企業家之所以出現這種“人格分裂”現象，就是沒有恪守基本的商業道德。為了追求更多的金錢，不惜鋌而走險，以身試法。構建新型政商關系，必須同時推進商業道德體系建設?！耙晟粕虡I倫理訓誡制度，把企業家、商人文明從業、守法經營的商業倫理教育培訓強制化、長期化，對違背商業道德的商人與商業行為予以堅決的懲戒。與此同時，要加強黨員領導干部的自身道德觀、價值觀和從政觀的修養和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改造?！盵7]

（三）為政商交往提供法治保障

法治是國家治理現代化最有效的方式，隨著我國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構建新型政商關系迫切需要完善的法治來保障。

1.要為政商交往提供法制基礎。在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當中，一方面要弘揚高尚的道德，但是最根本的還是對政商交往進行法制上的規范，而且依據的是科學有效的良法，這樣才能實現良法善治。道德是升華了的法律，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要通過國家立法明確政商交往的規則。此外，完善法規制度還包括完善黨內法規體系建設。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黨內法規體系是否完善直接關系到權力能否得到有效的約束。要按照整體協調、規范有效的思路，不斷完善黨內法規體系。根據客觀情況不斷修改相關的黨內法規制度，同時廢除不合時宜的規章制度，充分發揮黨內法規體系的示范作用。

2.對法律和制度的落實進行有效的監督。亞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學》一書中指出：“我們應該注意到邦國雖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實現法治。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盵8]因此在構建新型政商關系中，要對官員和商人是否依法辦事進行有效的監督和評價。建立完善對官員的監督考核機制，把上級監督和企業評價結合起來，獎勵為官有為、親商富商的干部，懲罰為官不為、明哲保身的干部。建立完善對民營企業的監督考核機制，鼓勵誠信經營、守法干事、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對違法亂紀的民營企業依法進行的處理。

（四）完善政商交往平臺機制

1.要盤活政商交往平臺的存量。各級人大和政協，是領導干部與民營企業家光明正大、合作交流的政治舞臺。構建新型政商關系，要盤活這些存量制度，充分發揮這些基本制度在構建新型政商關系中的主渠道作用。政府和相關部門可以利用這種權威平臺發布信息，解讀政策，解答企業家的疑惑等。

2.優化政商交往平臺的增量。一是要構建政府與民營企業之間正式與非正式、定期與不定期相結合的會議、座談、調研等溝通機制。二是不斷完善新媒體溝通平臺，如微博、微信、APP和網絡問政等，通過這些新型方式加強政商之間的溝通和交流。這一方面有利于官員主動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另外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企業的辦事效率、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

3.把握政商交往平臺建設的重點。工商聯在構建新型政商關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要加強工商聯與基層商會的聯系。據統計，“截止到2014年底，全國有工商聯會員396萬多個，其中縣級以下的會員占了55%點多?！盵9]這就要求工商聯加強與基層商會的聯系。二是工商聯要引導會員健康發展。引導會員堅守法律與道德的底線，對會員中的丑陋現象予以揭發和批評。三是強化工商聯對商會的指導和服務。關鍵是促使商會發揮四種作用，即自律作用、制定規則作用、風險預警作用、行為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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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宇輝】